消费时代最终的结果便是幽默进程浸染到社会意识层面，那些堂皇的价值观也成为戏谑的对象，使其不再能够作为某种深情厚感的载体而存在。在享乐主义以及自恋主义价值观盛行之下，高尚的评判体系也变得空洞无物，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曾作为社会框架的价值观（节约、贞节、职业良知、奉献、勤奋、一丝不苟以及威望等）也不再受到人们的敬仰，它们受到的只是嘲弄而非崇拜，虽然情非所愿，但我们仍认为这种嘲弄包含有某种隐约有些搞笑的或者腐朽的成分在内，闹剧还是阴魂不散。在对民主国家制度进行波澜壮阔的确认阶段，意识形态符号（如平等、祖国、社会主义、艺术的艺术）的浮夸程度堪比那风光不再的等级言论。这个阶段之后，人们便进入了后现代的民主时代，该时代成形的标志便是主要的社会标准被幽默非实体化了。
幽默进程不仅意味着要刻意创造“可笑的”符号，也意味着我们的表述出现谐趣模仿上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在群体及个人的主观掌控之下，因为如今连最为严肃规矩之人、最为冠冕堂皇之人都反其道采用了喜剧的语调。那么有谁还能够独善其身呢？在电视辩论赛所模拟的那种一较高低的氛围中，在极为生动有趣的新场景下，左右派之间的政治矛盾被化解了。越没有重大分歧，政治双方或四方公开的权力角逐也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政治的非理据性越强，政坛则越像是展现善意、诚实以及责任感的“**会”，或干脆就是滑稽可笑的假面舞会。由此可见，通过个性化，政治现状也变得普遍幽默起来。政治独立的高级阶段不是极端的大众非政治化，而是戏剧化，进一步便是荒诞化，当党派对立有了闹剧色彩，它也就越发被当作闹剧了，政治阶层可以自成封闭的一体，精通于在电视上展现自己，执行高参们的策划以及行政官僚的战术，并且乐此不疲。令人不解的是，面对怀着取乐心态的、麻木的全体选民，他们却仍能坦然玩弄着民主游戏。幽默进程作为政治机构和体制独立化的工具，本身也进入了独立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幽默集中出现在一些最为“庄重的”领域，且不以历史人物的意图与目的为转移而蔓延开来。幽默成了一种宿命。
1980年的11月，作为总统选举候选人，克吕施受到巨大的欢迎，一个“严肃的”助选委员会由此也组建起来。就此人们可以想象一下，政治幽默化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于出现一个小丑般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除政治阶层自身，尤其是除了左派阶层之外，不会再有人感到诧异。事实上，由于政治舞台已经蜕变成为一个趣味的场所，所有人都乐于见到一个专司插科打诨的人能够进入其中，而克吕施的加入，也只是使得这类政治假面舞会锦上添花而已。在政治不再高高在上而且被个性化之际，一位文艺工作者能够夺取相当比例的原本应归属于党派领袖们的选票实在不足为奇，对于这种二流的喜剧，人们则是抱以“会心”的一笑。克吕施效应既非源自对狂欢的怀念，也非逆反逻辑在作祟（这种逻辑要以一个极端严肃的秩序为前提）。这其中，是一种针对民主制度的纯粹的滑稽模仿，一种加剧了政治闹剧化的滑稽模仿。
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贬黜活动中，价值观、政治、艺术等自身也得到发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段美好日子里，艺术遭人诟病的日子结束了，因为连那些最为朴实无华、最容易引发议论的、最“不起眼的”作品都笼罩上了一层与其内容无关的幽默色彩。人们经常对流行艺术家的幽默、对其所从事的返璞归真的艺术进行恶评，但深层次的原因便是当代艺术整体上都或多或少有些幽默的色调。鉴于立体派的全面解构，也由于极富想象力的超现实主义、抽象的表现主义或几何学、时尚流行、新现实主义、大地艺术[124]、身体艺术、机遇剧[125]、表现力、造型的出现，在后现代的今天，艺术已不再是“严肃的创作”了。在创新的狂热中，艺术让一切经典的标准尺度都失灵了，它厌弃了对艺术才华和美的追求，也不再以表现为目的，艺术自绝于一个崇高的领域，并由此进入了幽默时代，艺术作品世俗化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艺术失去了阳春白雪的荣耀，并近乎演变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为所欲为”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欺世盗名之举。艺术变得荒谬起来，它瞄向的是不入流的素材、“行为”、边角料以及新举措，为的是简单朴素、自我否定、逃避艺术宿命、创新和“革命”。艺术品的幽默不再取决于固有的内涵，而在于艺术手法的极端化，在于有限的非领域化。在公众看来，艺术显得廉价而又怪诞。顽固到底的先锋派践踏了主要的美学法则，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的感悟，这类作品由此也变成了荒诞离奇的奢侈品的代名词。
坦诚地说，由于这种文化特性的蔓延以及一些组织、协会在局部的走俏（如单身父亲、吸毒女同性恋、广场恐怖症或者幽闭恐怖症、肥胖症、秃顶、丑人等协会组织，洛扎克统称为“情景网络”），社会诉求本身也披上了一层幽默的色彩。谐趣旨在缓减，旨在无限微化，旨在求同存异；如某些幽默集合体，其中还包含有更小单元的集合，也即在同一之中也有差异，就这样，一些团体被不断地分类、细化，但同时彼此间的一些微观的关联性也在被不断地证实，由此一些新的独特性被从微观领域中分离出来。幽默的呈现与对社会现实过度细微的分解、分化是相辅相成的。如今出现了“肥胖是美的，秃顶是美的”等一类新口号，以及“犹太女同性恋”“更年期男性”“无父母组织”等一类新团体。这些现象表明在后现代的社会关系准则上、在对自我的认识上所呈现出来的幽默特征，该幽默源于历史的需要以及猎奇心理。要补充的是，这类幽默来得快，去得也快，无论什么协会都可以被时俗快速接受。固化的社会分工丢掉了鲜明的悲剧色彩，失去了先前悲怆感人的内容，在异彩纷呈、魅力尽显的情况下，它也焕发了新貌。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分化均未出现在围绕着生产、分配及环境而产生的严肃的冲突之中。随着革命意识理念的消散，各类社会运动甚至在面对官僚机构压制的情况下，依然能采用让人无比惬意的语言或口号；招贴、标语、自粘胶等都不假思索地采用了一种幽默风格，它们多少有些嘲讽性质，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味道（如反核子者、环保主义者等）；而一些旨在“决裂”的运动，它们常色彩鲜明，配以扮装，并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中结束，随后，便是积极分子们对此的褒赞。特别是一些新社会运动，它们意图让斗争多少带有个性化的味道，让战斗精神也来“换换气”，这些新运动不再将政治与生活方式完全割裂开来，它们意图获得一种更为全面的、请愿的、团体的有时也是“谐趣的”经历。认真对待问题，或许也要战斗，虽非像从前那样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不要失去幽默感；松弛的享乐主义及心理主义的风气虽然浸染到了社会运动层面，但这些运动并不排除随时开展一些强硬的对抗。
多态发散的团体让社会差异也幽默化了，与此同时，当今时代的超级个人主义也在致力于激发他者的幽默感。由于个性化，每个人都略显怪异，但却没有令人难耐的神秘感，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对他者感到好奇的动物，因为他者就像是那荒诞剧场。我们都置身于这种共生的幽默之中，这也是一个个性化世界所必需的；他者不再能够吃惊，新颖也失去蛊惑性的力量，在一个什么都允许、什么都可以示人、只为博得一笑的世界里，新颖只是一朵嘲弄人的奇葩。如今的成年人在假期时像牛仔、像繁盛时期的印第安人那般地生活、穿着与“打斗”，有的人则将玩具娃娃当作孩子加以“领养”和抚育，人们穿着溜冰鞋散步，人们通过电波自然且极详细地讨论着性问题，各教派及其教徒、各种最不可思议的时尚以及做法都可以很快找到大量的拥趸；他者走出荒唐可笑的按部就班的阶段，步入了“奈我何”的阶段。自此，对他人的理解方式是既公平的也是不公平的，这是取乐的好奇心使然，在他人眼中，我们每个人看起来肯定多少有些令人惊奇、怪癖的东西。随着偶像和伟人的陨落，此时的人际关系也最终不再神秘，也不再有永恒的重要性；我们赋予他者的形象最终还是坍塌了，并沦为了笑料。不管在主观层面上，还是在人际层面上，个体表征都遭受到同样的损失，这种坍塌是由抑制和无意识所造成的。无意识使得自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和认识；而幽默进程使得“本我”蜕变成为灵魂的傀儡。在享乐主义时代，同样也不能低估时代的作用和重要性，该时代不仅非实体化了单位的个体，也非实体化了其表征。个性化进程不满足于打破与贬黜，借用尼采的话说，个性化进程在基于精神分析法进行自我表达的同时，还通过将他者看作“第三类型”的生命体，也即一种难以理喻的怪物，从而将人际的表达也加以贬损了。
随着社会意义及生命体的幽默化，民主革命的高级阶段终于成形了。这个阶段旨在逐渐消除各类形式的实质等级，创造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差异的社会，一个既不深奥也不肤浅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以消弭冠冕堂皇的制度、团体及个人为己任的幽默进程继承了已经进行一百多年的现代民主化重任，并不惜采用除均等意识形态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幽默时代减少了距离感，社会现实必然要及时跟进以便相互适应，因而尊崇不见了，高尚情操也消失在普遍的从容放肆之中，社会现实又重新回到完全自立的状态，从而在本质上与民主规划取得了一致。但与此同时，幽默化、个性化的时代给均等主义体制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让人不禁怀疑是否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均等主义”社会。实际上，一个曾力求用平等来自我调整以达到既无混杂也无差异的社会，而如今却正在异化他人以使之成为极端的另类，成为真正离奇的突变体；建立在个人绝对价值观原则之上的社会也即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成为另一些人无意识的、戏弄的对象；在所有人都明确拥有获得社会认可的权利的社会里，过度的个人主义让个体们不再承认有绝对的相同。越要承认均等，也就越要有细微差异，人际交往也就越发古怪滑稽。我们必须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平等，但同时也必须要接受心理上的差异。尽管明显受到阶级差异的制约，但在波澜壮阔的平等阶段之后，民主社会幽默的本位主义阶段还是来临了，其实也就是平等捉弄着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