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产生了奇特的同路人。
伊斯拉莫斯的名字，可以印在一本受人尊敬的书上，让所有人去阅读。然而，在公开场合提到拉伯雷，似乎就不太妥当。确实，这个家伙很危险，以至于我们国家通过了一部法律，防止天真儿童接触到他的邪恶作品。在很多国家，他的书只能从胆子比较大的书贩那儿弄到。
这当然是骗人的统治者用恐怖方式强加于民众的有悖常理的事情之一。
首先，拉伯雷的作品对于二十世纪的普通公民而言，差不多跟《汤姆·琼斯》和《有七个尖角阁楼的房子》一样晦涩枯燥，很少有人能连贯地读完冗长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书也没有什么有明显启发性的内容。拉伯雷仅仅使用了当时很普通的词语，但是，可不是今天的普通白话文。在那个田园牧歌的年代里，百分之九十的人以土地为生，铁锹就是铁锹，母狗怎么也成不了贵夫人的狗。
不！如今人们反对这位著名外科医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不喜欢他那丰富但太直露的俗语。而是因为很多自认优秀的人，在面对一个坚决拒绝被生活打败的人，感到十分恐惧。
就我看来，人应该分成两类，即肯定生活的人和否定生活的人。前者接纳生活，并勇敢而努力地充分利用命运所赋予自己的一切。
后者也接受生活，但是，他们非常藐视命运赋予的礼物，还要为之烦恼。像孩子一样，他们想要一个玩偶或者小火车，结果却给了他一个新生的小弟弟。
但是，那些快乐地接受生活的人们，愿意接受周围闷闷不乐的人们，并容忍他们，即使他们在大地上撒满悲伤，在绝望中堆满令人惊骇的石碑，也不会去阻碍他们。而否定生活的人们则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那些肯定生活的人们。
确实，假如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否定生活者就会立即让肯定生活的人们消失。
这一点做起来也不容易。于是，他们无休止地迫害那些认为世界是属于有生生命的，而不是属于什么神灵的人，以此满足自己嫉妒的灵魂。
拉伯雷医生属于前者。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走向死亡，无疑，这在当时很遗憾。但是，我们也不能都去做掘墓人，也必须要有一些波罗尼厄斯。如果世界上仅有哈姆雷特，那该是多恐怖的地方。
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他的一些生平细节，在其朋友撰写的书中被漏掉了，但在其反对者的作品中都补上了。因此，我们可以对他的一生有较为确切的认识。
拉伯雷属于追随伊斯拉莫斯的那代人，但是，他生活的世界却是完全被僧侣、修女、执事以及无数的托钵僧人所主宰。他出生在希农，他的父亲是个药剂师，或者酒贩一类，家境富裕，父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一所好学校读书。在学校，年轻的弗朗西斯结识了有名的贝莱朗格家族后裔，这些孩子们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天资聪颖，善于写作，偶尔也能打仗。他们精于世故，他们是国王的忠实侍从，担任过众多公职，当过主教、红衣主教和各类使节，翻译过经典著作，编辑过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各种任务。但他们却过着承担众多责任和义务、缺乏乐趣的生活。
和贝莱家族的友谊表明，拉伯雷不是什么玩乐的朋友。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起起落落，他总是能得到这些同学们的协助和支持。每当他和上级出现麻烦，贝莱家族城堡的大门总是向他敞开着，一旦法国出现什么对这个直言的年轻道德主义者危险的情况，便总有一位贝莱家族的人要出国，非常需要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应该是个文雅的拉丁学者，而且还要懂医术。
这可不是小细节。不止一次，这个有学问的医生的事业遭遇险境，又是他的老朋友施加影响，把他从索邦神学院或者加尔文主义者的愤怒中救了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曾经把他当做志同道合者，他却无情嘲讽那些加尔文教派大师们偏见十足的野心，就像他在梵特耐和马耶赛嘲讽从前的同事一样，这就激怒了加尔文教派。
在这两类敌人中，当然还是前者更危险。加尔文可以大发雷霆，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小小的瑞士的疆界，他发的雷霆就像爆竹一样没有什么威力了。
另一方面，索邦神学院和剑桥大学一起坚定地支持正统观念和旧学。一旦他们的权威受到怀疑和挑战，他们就会毫不仁慈，总会和法兰西国王及其刽子手之间有着默契的合作。
哎呀！这个拉伯雷一离开学校，就成了有名的人物。倒不是因为他喜欢喝酒，或者讲述他的同伴僧人的故事。他做得很糟糕，屈从了邪恶的希腊语的**。
当谣言刚一传到修道院院长那里，他的小房间就遭到了搜查，结果发现了大量违禁文学作品，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全书》，一本希罗多德的书。
这可是挺可怕的发现，他那些有影响的朋友费了很大周折才让他摆脱困境。
起初，就像我此前说的，修道院是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们为了促进教会事业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预见到了，修道院发展过于庞大是很危险的。但是，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大家都清楚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可谁也是无计可施。
在新教徒看来，天主教会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组织，几乎无声无息、不自觉地由一小撮傲慢的独断专行者把持着，不会有什么内部的动**不安。而其他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组织，动**混乱就像家常便饭。
一切离真理都很遥远。
或许，这种思想是由于对一个词语的误解而引起的，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一个充满民主理想的世界一听说有“不会犯错的”人，着实吓了一跳。
一般都认为，对一个大型组织，只要一个人说怎样怎样，其他所有人都跪下高呼阿门，那么管理这样的大机构应该再容易不过。
对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而言，要公正、正确地理解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搞错，教皇说出的“绝对正确”的话，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中也极其罕见。
而且，这些决定要经过充分讨论后才会做出。最后宣布之前的争论常常会动摇整个教会组织。因此，这种宣布“绝对正确”，就像我们的宪法修正案“绝对正确”一样，因为这是最终的决定，一旦被确定为最高法律，所有的进一步争论都暂告一段落。
如果有谁说，在紧急情况下人们都会支持宪法，因而，管理美国的这些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话，就完全错了。同样，要是认为在宗教信仰这样至高无上的问题上，所有天主教徒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像绵羊一样温顺，放弃他们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是非常错误的。
假如真是如此，那么，生活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们可就生活安逸了。但是，哪怕最肤浅地研究一下过去十五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情况完全相反。那些宗教改革家有时写道，罗马帝国对于路德、加尔文和慈运理等曾经愤怒指责的众多邪恶全然不知。他们这么写，要么是因为对事实不了解，要么是因为他们对正义事业不是那么真诚。
阿德里安六世和克莱门特七世非常清楚，在有些很严肃的事情上教会是错误的。但是，承认丹麦这个国家有问题是一回事，改正这个邪恶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都知道这一点。
那位不幸的王子也不是那个黄粱美梦的唯一受害者，以为一个诚实的人靠着无私的努力就能打破几百年的恶政。很多明智的俄国人明白，主宰着俄国的旧官僚体系已经腐败到底，毫无效率可言，已经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安全。
他们花费巨大努力去进行改革，还是失败了。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我们就会明白，民主政体最终会导致大混乱。
然而，他们又能如何呢？
这些问题引起公众注意时，已成定局。如果不经历一场社会动**，恐怕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而社会动**又是多数人想避之惟恐不及的可怕事情。他们总是试图修补一下破旧的机器，而不愿意经历这样的极端事件，同时，他们企盼着当这些机器重新开始工作时，能发生某些奇迹。
中世纪最可恶的恶性之一，就是多种宗教派别建立并维持的宗教专制和社会专制。
在很多历史情形下，军队总是跟着总司令的一起逃跑。通俗地说，形势发展到完全不受教皇控制时，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安静地坐着，改进自己的教会组织，同时，努力安抚那些惹起托钵僧怒火的人，因为托钵僧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伊斯拉莫斯是受到教皇保护的众多学者之一。不管是卢万的狂风暴雨，还是多名我会的咆哮愤怒，罗马总是稳如磐石，并宣称“不许动这老人！”
在介绍这些之后，我们毫不奇怪，具有反抗精神、头脑又敏捷的拉伯雷，在他的上司想惩罚他的时候，他常常可以得到教皇的。在总是被打扰，无法进行研究，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他被欣然地允许离开了修道院。
他叹了口气，跺了跺脚上的尘土，先后去了蒙彼利埃和里昂，学起了医学。
这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不到两年时间，这个曾经的僧人成了里昂医院的主治医生。他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他不安定的灵魂开始去探寻新的发展机遇。他没有放弃医学，还研究起了解剖学，还从事起了文学创作。
里昂位于罗纳河谷的中心地带，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个非常理想的地方，意大利近在咫尺。只需几天轻松的旅途就到了普罗旺斯，那里是古代游吟诗人的天堂。尽管普罗旺斯惨遭宗教裁判所**，伟大的古老文学传统也并没有完全失传。而且，里昂的印刷业非常发达，技术精湛，里昂的书店里总是堆满了各种最新的出版物。
有一位印刷大师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菲乌斯，他想找一些人编辑中世纪的作品，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位有名的新医生兼学者，于是，雇用了拉伯雷为其工作。很快，就接连出版了有关加朗和希波克拉底的书籍，以及历法和民谣故事书，让作者一举成名的巨著也就从这些不太显眼的作品开始了。
追求新奇的天分让拉伯雷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也让其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来写小说，打破了有学问的书籍必须用晦涩语言来写的千年传统。他使用法语写作，而且，他在1532年使用的口语。这着实让人感到非常高兴。关于拉伯雷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现了他的两个可爱的主人公：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就让文学教授们来研究吧。或许，他们是古代异教的神灵，在基督教迫害下活了一千五百年。
也有可能，拉伯雷在一次盛大的狂欢后，创造出了这两个人物。
不论如何，拉伯雷为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呢？但同时，他的作品从现代意义上来说，算不上是趣味书，它们有严肃的一面。它们描绘了宗教恐怖统治在十六世纪前五十年里造成的无数苦难，这样的描述，为宽容事业打出了重拳。
拉伯雷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神学家，能够避开一切能直接给自己造成麻烦的论述。他遵循这样的原则，即监狱外边的快乐幽默作家，要比一打关在监狱里的沉闷改革者要更好。因此，他极力克制自己太过张扬地表露一些不正统的思想。
可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索邦神学院毫不隐晦地谴责他的书籍，巴黎议会把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没收并烧毁了其管辖内他所写的各类书籍。尽管有书籍销毁官员，《巨人传》仍然是很受欢迎的经典作品。将近四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启发着那些从善意笑声汲取智慧的人们。但有些人认为嘴角总是挂着微笑的真理女神不是好女人，因此，《巨人传》总是让他们感到愤怒。
至于该书作者，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一本书主义者”。他的朋友贝莱家族到最后也一直相信他。但是，在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拉伯雷一直践行谨慎的道德思想，虽然他的作品是因为得到了这个大人物的支持才得以出版，但他却和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他还是冒险去了一次罗马，竟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相反，却受到了真诚欢迎。公元1550年，他返回了法兰西，继续生活在默东，三年以后，离开了尘世。
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精确衡量他的积极影响，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电流或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具有破坏性。
情况或许如此。
但是，具有破坏性的拉伯雷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急需大量的旧房拆除人员，领头的就是像伊斯拉莫斯和拉伯雷这样的人物。
本该取代旧房的新建筑，后来像旧房子一样不舒适，但是，这谁也无法预见。
不论如何，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他们才是我们要责备的。
他们本来拥有别人没有的机会，东山再起，却错过了。
愿上帝可怜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失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