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运动在意大利未获得成功，也不可能获得成功。首先，南方的人们不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愿为之奋斗。其次，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罗马，是宗教法庭的中心，戒备森严，随便发表意见比较危险，而且代价高昂。
当然，在意大利半岛成千上万的人文主义者中，必定会有一些“害群之马”，他们非常注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不关注圣徒奎实顿。这些善良的人们有很多机会用掉他们多余的精神能量。有很多的俱乐部、咖啡厅、沙龙，人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发泄自己理性的热情，而不惹恼帝国。这些活动非常令人愉快和悠闲。而且，生活不就是一种妥协吗？难道过去不一直是这样吗？直到世界末日，生活不仍将会妥协吗？
对个人信仰这样的小事，何必如此认真呢？
在做了这么多介绍之后，在下面两个英雄出场的时候，读者可别指望听到夸夸其谈声，或者枪声。因为他们是说话温和的绅士，做事情非常讲究尊严和体面。
但最终看来，在试图推翻让世界长期遭受苦难的教条专制方面，他们的贡献比那些吵吵嚷嚷的改革者们还要多。这样的奇怪事情，谁也无法预见。可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很感激，但是怎么发生的呢？哎呀！真遗憾！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这两个在理性葡萄园里安静干活的人叫苏西尼。
他们二人是叔侄关系。
不知什么原因，莱里欧·弗朗西斯科这位老者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母Z，年轻的福斯托·保罗的名字里有两个字母Z。不过，他们的拉丁语名字----苏西尼厄斯，比意大利语的苏西尼更有名气，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研究。
至于他们的影响，叔叔远没有他的侄儿重要。因此，我们先说说这位叔叔，之后再介绍他的侄儿。
莱里欧·苏西尼是锡耶纳人，他是银行家和法官世家的的后裔，他本人希望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神学领域，中止了法律学习，和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阿拉伯语打起了交道，成了纯理性神秘主义者。他属于这个世界，好像又不太属于这个世界。这听起来很复杂，然而，能够理解我意思的人不需要多解释，不明白我的意思的人，我说什么他们也理解不了。
但是，他的父亲似乎觉得儿子能够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于是，就给了他一张支票，让他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样，莱里欧离开了锡耶纳，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腾堡的土地。之后，他又先后到了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格拉斯哥，在一些小镇和村庄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希望借此找到志同道合者，可以学到一些新鲜有趣的知识。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谈论起宗教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谈论生意一样滔滔不绝。莱里欧收集了很多怪异的思想，他很快就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地海的各种异端邪说。
然而，当博学的他来到日内瓦，他受到了友好但并没有什么热诚的接待。加尔文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这个来自意大利的造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像塞维图斯那样穷困无助。但是，据说他有塞维图斯思想的倾向。这一点有些让人恼火。加尔文认为，既然那个西班牙异端已经被烧死了，支持还是反对三位一体的事情也就解决了。恰恰相反！塞维图斯的命运成了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的主要话题，全世界思想严肃的人们已经开始支持对三位一体的反对。而且还不于此，他们还利用古腾堡的邪恶发明，传播他们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比较远，比较安全，因此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不久前，一本内容丰富的小册子出现了。它收集了教堂的神父们在惩罚和迫害异端时曾经说过和写过的一切。这本小册子在很短时间里就卖出了很多本，就像加尔文所说的，读者主要是那些“仇视上帝的人”，或者是那些“憎恨加尔文的人”。加尔文放出消息，说要想和这本珍贵小册子的作者见个面，但是，作者似乎早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他很明智地在书中隐去了自己的姓名。
据说，作者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高中学校的老师。他对各种各样的宗教罪孽的观点比较温和，但是，还是受到了加尔文的仇视，不过受到了蒙田的赞赏。然而，这一点却无从考证，只是有此一说，但只要有人领头，就会有人跟上来的。
加尔文对苏西尼很礼貌但也很疏远。他建议这位锡耶纳来的朋友去巴塞尔，也许那里的湿润气候比萨沃伊的阴霾天气更宜人一些。当苏西尼启程前往著名的伊斯拉莫斯古城堡的时候，加尔文真诚祝愿他一路平安。
让加尔文庆幸的是，这位苏西尼家族的儿子后来受到了宗教法庭的怀疑。莱里欧被没收了财产，一病不起，最终死于苏黎世，年仅三十七岁。
他的死去在日内瓦引起了欢呼，但时间并不长。
因为，莱里欧留下的除了他的遗孀和几箱子笔记之外，还有一个侄儿。侄儿不仅继承了叔叔没有出版的手稿，而且，很快就成了比他的叔叔更有名声的塞维图斯热衷支持者。
福斯图斯年轻的时候，就和他叔叔莱里欧一样在各地游历。他的祖父曾经给他留下一处小房产。他快到五十岁才结婚，因此，他得以将自己的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理论上。
他曾经一度在里昂做生意。
至于他成为什么样的商人，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在买卖和处理具体商品方面的经验，似乎更加强化了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如果竞争对手在买卖中占据更有利地位，那么即便杀了他或者发脾气也没有什么用。他一生都很清醒，这种清醒常在财务部门看到，但在宗教神学院的日常课程中却很少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重返意大利，途中造访了日内瓦。他好像并不太尊重当地的教会主教，而且，加尔文当时病得很重，苏西尼家族一员的造访只会让其徒增烦恼。
在后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年轻的福斯图斯一直为伊莎贝拉·德·梅迪奇做事。但在1576年，这位夫人刚过了几天幸福的新婚生活，就被他的丈夫保罗·奥尔西尼杀害了。因此，苏西尼就辞职离开了意大利，去了巴塞尔，把《赞美诗》翻译成了意大利方言，并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著作来看，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首先，他的听力不好，一般听力不好的人天生比较谨慎。
其次，他靠阿尔卑斯山脉另一侧的某些房产获得收入。托斯卡纳的地方长官曾经暗示过他，一个被怀疑有“路德知识”的人，在评论宗教法庭不喜欢的问题时，不要过于明显。因此，他使用过很多笔名。他写完一本书，都要让朋友们看，当他们都认为非常安全时，他才出版。
因此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而且，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还被带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并在那里到了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这个人是一些米兰和弗洛伦蒂贵夫人的私人医生，她们嫁给了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
特兰西瓦尼亚就是当时欧洲的“远东地区”。二十世纪早期一直是不毛之地，是德意志安置新增人口的地区。勤劳的萨克森农民把这块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繁荣、秩序良好的小国家，有城市和学校，还曾经有过一所大学。但这里远离交通和贸易要道。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希望远离宗教法庭，最好与它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和山脉，于是，这里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至于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和反动、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我要告诉读者们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在十六世纪上半叶时，对欧洲其他国家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受苦难的人们来说，波兰是一个真正的避难所。
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是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长期以来，这个共和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管理最混乱的国家，这一点众所周知。当时，主教生活**、乡村牧师酗酒，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见之事。因此，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并没有让人觉得特别明显。
到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人们注意到，在很多德国大学里，波兰学生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这引起了维腾堡和莱比锡地方政府的巨大关注，并开始询问原因。他们发现，教会管理的波兰克拉科夫学院已彻底衰败，可怜的波兰人不得不出国寻求教育。过了一段时间，条顿的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来自华沙、拉多姆和琴斯托霍瓦的聪明年轻人自然也纷纷效仿。
当这些学生重返家乡，他们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
在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想消除错误思想还是非常容易的。然而，要这样做，必须把国家的统治者按照明确的共同政策团结起来。这当然和这个国家最神圣的传统背道而驰：在波兰，一张反对票就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便这些法律已经获得国会所有其他成员的支持。
那位著名的维腾堡教授在传播其宗教思想的时候，还附带了一种经济副产品，即没收所有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间的博斯劳斯家族、乌拉蒂劳斯家族、骑士、伯爵、男爵、王族、公爵等都开始偏爱新教，因为新教可以让他们的包里装满钱。
于是人们开始了对教会不动产的邪恶争夺，出现了有名的“过渡时期”。从很久以前起，波兰人就借此避开或拖延最终审判日。在这期间，所有权力处于停顿状态。新教徒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
最终，新牧师们关于神学方面喋喋不休的争吵，又让农民们回到了教会的怀抱，波兰再一次成为最坚定的天主教堡垒之一。但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波兰终于允许各种宗教派别的存在。当西欧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了针对再洗礼教徒的灭绝战争时，幸存下来的再洗礼教徒逃往东方，最终在维斯瓦河沿岸定居下来。而此时，布兰德拉塔医生得到了苏西尼关于耶稣的书，并希望自己能和作者相识。
乔吉奥·布兰德拉塔是一位意大利医生，很有才能。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一位著名的妇科专家。他有些桀骜不驯，但他非常聪明。和同时代的很多医生一样，他又是神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例如，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斯福撒皇后的疾病。这位皇后固执地认为，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是错误的。病愈之后，她非常懊悔，从此以后，就只杀那些相信三位一体的人。
这位皇后死后，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作为他们的私人医生，布兰德拉塔对波兰政治发挥了巨大影响。他知道，波兰内战随时可能爆发，除非采取措施结束长期以来的宗教争端。为此，他着手实现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和解。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一位在宗教争端的复杂事务方面能力强于自己的人，他认为耶稣生平的作者就是他需要的那个人。
他给苏西尼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不幸的是，当苏西尼到达特兰西瓦尼亚时，布兰德拉塔因为私生活问题而陷入了严重的丑闻之中。然后布兰德拉塔不得不辞职，不知去向。可是，苏西尼却流在了这里，后来他娶了一位波兰姑娘，死于1604年。
他生命的后二十年是他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宽容这一主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
这些思想可以在《拉科教义问答手册》中找到。苏西尼写这本书，是把它作为通用法典，写给那些对世界怀有善意、希望结束宗教教派纷争的人们。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教义问答、信仰表白、信条、教条的年代。日耳曼、瑞典、法兰西、荷兰和丹麦等国的人们热衷写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印制粗糙的小册子都表明了一个可怕的信念：这些书包含着真理，所有政府都要庄严地保证他们支持这种特殊形式的真理，并用宝剑、绞刑架、火刑柱来惩罚那些坚信其他真理的人，这是他们的职责。
苏西尼的信仰却表达了和它们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一开始就用清楚的语言申明，自己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和他人争吵。
他继续说道：“很多虔诚的人们抱怨，迄今为止出版的，以及即将出版的各种宗教忏悔和教义问答，是基督教徒之间不和的祸根，因为它们都想把某些原则强加于人的良知上，都认为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是宗教异端。”
这样，苏西尼用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表明自己并不想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压制和排斥别人。他诉诸于普遍人性，做出了如下呼吁：
“要让每个人自由地判断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是《新约》和早期教会早已定下的规则。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是谁？我们有什么权利抑制和扑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内心点燃的神圣精神烈火？我们谁能独霸《圣经》的含义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记住，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兄弟，没有谁可以凌驾于他人灵魂之上呢？或许，我们的某个兄弟比其他人更有学问，但是，就自由和跟基督的关系上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有这一切说得好极了，只是早了三百年。不论是苏西尼派还是其他新教教派都别想永远控制这个世界。反宗教改革的运动已真正开始了。真正的耶稣会神父们开始对那些失去的领地指手划脚，新教徒边工作边争吵。不久，东部边境的人们又回到了罗马这边。今天，去这些欧洲偏远地区的旅行者可能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思想的坚强堡垒；他们也不会想到，在这些深受路德思想影响的阴郁山脉之间，有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建立实际的宽容体制而制定的明确计划。
出于好奇，我最近花了一上午时间，在图书馆读了一份书目，书目列出了我国青年了解历史的全部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提到苏西尼派或者苏西尼叔侄。这些书都从社会民主派直接跳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索比斯基跳到萨拉森。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都在其中，包括欧哥朗柏迪和一些次要人物。
其中一本仅提到了两个伟大的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但他们似乎只在路德或加尔文言行记录的含混附录中出现过。
预言是危险的。然而，我觉得，在此后三百年的历史中，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苏西尼叔侄也会占据他们光辉的一小章，历史上宗教改革的英雄们只能放到篇尾的次要位置。
这些英雄的名字要是放在脚注的位置，会非常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