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写于20世纪末的文字——《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在今天看来还有再版的必要，这使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当年鲁迅先生批判国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认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书了，中国就有救了。但时至今日，鲁迅的书还是畅销书，未听说卖不掉的，先生应该感到无比失望了。我当然不敢自比鲁迅，但至少同样在批判国民性，却并没有当年先生的那种期望，反而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终于有更多的人关注我说的那些事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想也许是我和先生的立足点已经不同了。先生当年是想在一代或两代中国人之间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当然会认为两代人之后如果还有人热衷于读他的书，就说明他的计划的失败；而我的立场已从“国民性批判”转移到了“人性批判”，认为我写书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植入更高层次的人性的素质，这种植入是不能通过遗传固定下来的，也不能搞一场运动来普及，而必须每一代人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断争取。我不过是以我的经历和体验，为这种努力做一种实验，以对得起我的时代。当然如果这种实验对旁人也有启发，我会十分高兴，并且我坚信，凡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必定会给人带来启发，不仅是给中国人，而且是给一切人。但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拯救别人，而是为了拯救自己。
邓晓芒
二○○九年七月十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