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一家住在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
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套两进的四合院，大大小小四十来间，它靠近皇城根，方砖铺地，院子里种着石榴树、槐树还有海棠花和马缨花。里院和外院隔着垂花门廊。
她家的这个里院客厅坐北朝南，窗明几净，午后的阳光可以洒满一地。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手书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显出几分清净恬淡的书卷气息。每个星期六下午，常常有一些客人前来聚在一起，一杯清茶，些微点心，聊文学、聊艺术、聊建筑、聊哲学和人生，说天南地北，谈古今中外。各种跨学科的观点、见解和感悟，都在这个客厅里自由地交流和碰撞，让人不禁想到《诗经》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那种境界。
随着梁林一家的社会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这就是当时被称道的“太太客厅”。当时，一批京城留学海归知识界和名流巨子常聚集在这个“太太客厅”里。他们中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学界的亲朋好友，诸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名满天下的胡适、巴金、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叶公超、朱光潜、常书鸿等人。这是一长串近现代闪闪放光的名字，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风云际会。这些民国时期的知识界精英群体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的了解和掌握。他们所谈的多是学问和艺术，相对那个战乱频仍、风云激**的大时代而言，他们宠辱不惊，淡泊自处，不为俗事物欲所动，坚守内心精神的纯净与旷达，显出几分超然和闲适。
这个“太太客厅”还常常因有一些外国学者如费正清、费慰梅等人前来聚谈而备受瞩目，甚而具有几分国际文化俱乐部的特色。1932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厅”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费正清曾和他们谈起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及展品、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巴格斯校园。由于费慰梅有修复拓片的爱好，因此与林徽因夫妇更有共同的语言了。费正清还常常把他在海外档案中查到的那些清朝官员的笑话念给他们听。
在“太太客厅”里，林徽因自然是客厅里的“女主角”，一直是最活跃的人物，读诗、演讲、辩论、倾诉，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热烈的氛围而兴奋得发亮，她的才思也在这样的交流碰撞中变得敏锐而缜密。“太太客厅”对当时的学界中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林徽因的漂亮和热情，更主要的是女主人知识渊博、思想独特、个性特别、语言幽默。她特别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像一个学术沙龙高明的主持人，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同时，她对人性也有着透彻的了解，对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多有包容，对各种事物有独特的见解。
除了这些客人，还有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忙碌的用人，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她们因仰慕林徽因的作品而来，更因为着迷林徽因个人的魅力，而流连忘返。
“太太客厅”还曾引起过许多诗人、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幸事。除了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当时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就常常到林徽因家去。沈从文从小在湘西长大，熟悉湘西风土人情，小说中有着非常深厚浓郁的湘西风情，林徽因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后来沈从文生活上碰到一些难事，也会跑到林徽因家去寻求安慰。
那时沈从文与诗人高青子产生了婚外情。高青子是福建人，当时只是高中毕业，她爱好文艺，对沈从文的作品十分喜爱，与沈从文见面时，她有意模仿沈从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让沈从文很快产生了好感。高青子以衣妆传情，如同拈花微笑一样，神秘而且奇异，在沈从文内心激**起了波澜。后来她的写作与沈从文的鼓励和提携有极大关系。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将自己与高青子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于是，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年轻女作家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他在寒冷的风中落泪，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林徽因表示了理解，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那一天，沈从文和林徽因长谈许久。林徽因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并且和他探讨人性和文学，她理解他的心灵承受怎样的痛苦。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她说：“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后来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表示：“你希望抓住自己的理性，也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
林徽因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她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后来，青年作家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处女作《蚕》，受到了林徽因赏识，并在沈从文的介绍下，也走进了“太太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他回忆对林徽因的印象时说：“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那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
抗战胜利后，“太太客厅”由北总布胡同3号又移到了清华大学校园宿舍内。
林徽因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十分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洙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着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口罗(原来她是云南人口罗)。”逗得大家都笑了。
林徽因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一天，林徽因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又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思成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人们听了不禁扑哧一笑。
这时梁思成也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云南楚雄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
林徽因有一天和客人们谈起天府之国的文化。林徽因说梁思成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上，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已记录了厚厚的一本。梁思成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出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立刻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有时高兴了前后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山歌，词汇丰富语言优美。梁思成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的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林徽因接上来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说完，大家都笑了。林徽因又说：“四川的谚语和民谣真是美呀！只要略加整理就能成为很好的诗歌与民谣，可以把它编一本《滑竿曲》。”
他们的老朋友费正清曾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是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的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她穿一身合体的旗袍，既朴素又高雅，自从结婚以后，她就这样打扮。质量上好、做工精细的旗袍穿在她均匀高挑的身上，别有一番韵味，东方美的娴雅、端庄、轻巧、魔力全在里头了。”
费正清先生的夫人费慰梅认为林徽因敏锐而复杂：“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者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个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
作家萧乾也感叹说：“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30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充分的条件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与才华。”“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的国内出现了一个学贯中西、思想开明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社会中的少数知识精英、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林徽因是美丽的，她的永恒之美在于她的精神世界。她曾经承认自己是受着中西方双文化教育长大的。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
她的才情和气质，她的素养与襟怀，出众的才华和丰富的阅历，凝聚成一种大度、从容、经得起岁月淘淬的内在气质，在那个时代焕发出美丽的光辉。也为女性从传统社会走进现代，树立了不灭的灯标，照射出一条真正的人生之路。
午后的阳光照进客厅，一切都灿然若新。那位优雅浪漫、侃侃而谈的美丽女主人呢？客厅情景剧中那些扮演着各类角色的人物呢？
这个群星璀璨、风云际会的“太太客厅”，总是让那些后来的人悠然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