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石崇与王羲之这两个绝对不相同的人物合而叙之，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园林情结。在石崇曰金谷，在王羲之曰兰亭。而金谷与兰亭则纠缠着太多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是是非非。
中国古典园林是饶有书卷气的“文人园”，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艺术。近代，将园林之盛与六朝风流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仅见吴世昌先生《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义理兼赅，一新耳目。当然，如吴先生“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诸说，我不敢苟同。但吴先生提出了这一命题，是极富创见的。杜牧之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现在，让我们透过这烟渚月廊、朱阁花径，去领略六朝“旷达”“风流”之致及隐藏于其中的深刻内涵，从园林这个独特的角度去解读石崇和王羲之。
我国园林历史悠久，古代所谓圃、囿、园、苑为其滥觞。秦汉以后，园林渐渐讲究藻饰华丽，飞檐斗拱，变为统治者的“专利”了。如秦始皇筑秦宫，跨渭水南北，覆压三百里。汉武帝营上林苑、甘泉苑，溢彩流丹，飞泉急湍。梁孝王建兔园，开叠山之先河。魏曹丕造芳林园，台馆富丽。这都是宫廷园林之荦荦大者。
在汉代，由于士大夫阶层对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一些大官僚家出现了私家园林。把山水林壑移到居处来，便可以朝夕晤对。泉石置于眉睫，溪流绕乎阶除，并且时时觉得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如巨富袁广汉于洛阳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养禽兽其间。又司农张伦造景阳山，吴人茹皓叠南山佳石，引泉莳花，均为园林史上之佳构。最著者为梁冀，他多拓林苑，西至弘农，东至荥阳，南入鲁阳，北到河淇，周围千里。《后汉书·梁统（附梁冀）传》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后汉书》载，梁冀是“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的。这当然需要“富可敌国”的本钱和呼风唤雨的权势，在建筑艺术上则继承了宫廷园林的风格。汉末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隐逸之士，或修禅大壑，或采药深山，青山白云，一庵翼然。这却是另一类风格的私家园林了。在这样两种渊源分流的背景下，产生了千古名园金谷和兰亭。吴世昌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所习知的（私家园林），在北部有河南的金谷园，在江南有会稽的兰亭。假使就拿这两处为中心，我们可以把洛阳的寺宇，归于金谷园系统之下，因为北魏洛阳的寺宇有许多是当时的权贵舍宅所立，而那些所舍住宅里面的楼亭布置，当然要受洛阳附近的金谷园的影响的。在南边，我们可以把东晋名流的别墅归于兰亭这一系统之下，因为参与兰亭盛会的，在财力上，在知识上，在趣味上，都是有资格自筑园林的。”我以为，吴先生所举虽稍嫌截然，（其实，从金谷到兰亭，是园林嬗变的一个过程，下文将要论及。）但切中肯綮，金谷、兰亭实在是两类不同风格之典型园林。而这种不同，有地域的因素，也有社会和思想的因素。
与金谷园联系在一起的是石崇的《金谷诗序》，与兰亭联系在一起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两序都是三百余字，平心而论，都不失为骈散结合，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金谷诗序》较之《兰亭集序》也毫不逊色。但是现在石崇《金谷诗序》已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而王羲之《兰亭集序》却以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一件带神奇色彩的作品而使人津津乐道，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代还引起了一场热烈得连“伟大领袖”都参与进来的“兰亭论辩”，尽管兰亭真迹早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在扑朔迷离之中，流传的都是摹本和碑刻拓本。当然，金谷的名气也就远逊兰亭了。追溯其原因，除了王羲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宜乎《兰亭集序》流传千古，使兰亭增色，还有别的因素吗？
金谷聚会前于兰亭聚会五十年。其实，在当时，金谷的声名远较兰亭为大。关于《昭明文选》未曾收入《兰亭集序》，古来曾有种种臆测，我以为并不能摒弃兰亭集会的影响在当时并不太大这一原因。支持我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是《世说新语·企羡》所载：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的确，《兰亭集序》从布局上先点明时、地，再铺叙景物，兼及人事，最后以感叹作结，以《金谷诗序》为范本的痕迹极为明显。我以为，王羲之不但欣喜自己的文章能比美前人，而且宴集盛事能踵武金谷遗踪，这实在也是他所神往的。“欣色”二字就表明了书圣的心声。而王羲之的这一心理状况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金谷宴集的显赫声名了。
地以文传，这是中国这个爱好人文艺术的国度的一个带普遍性规律的现象。岳阳楼然，滕王阁然，兰亭亦然。而对于现在金谷和兰亭声名的变换和倒置，我总不满足归之于“地以文传”这一普遍规律。况且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将冷峻地发现，在金谷和兰亭的背后还存在着人格的园林艺术本体的较量。而正是这些内涵引导着我们向极富魅力的历史问号中探寻。
金谷涧，一名梓泽，位于西晋都城洛阳北郊。发源于黄河南岸的金水蜿蜒而过，在洛阳附近注入谷水。就在这金水和谷水的交汇处，石崇营建了他的别墅金谷园。
据石崇自己在《思归引序》中描写，“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真是人间仙境！需要指出的是，自石崇败亡后，金谷园即荒芜，至唐代已**然无存，故正面描述金谷的文字是阙如的。但《晋书·石崇传》有“登凉台，临清泉”语；干宝《晋纪》有“绿珠楼”的记载；石崇的朋友如枣腆《赠石季伦诗》云：“朝游清渠侧，日夕登高馆。”曹摅《赠石崇诗》：“美兹高会，凭城临川。峻墉亢阁，层楼辟轩。远望长洲，近察重泉。”可知金谷园画栋雕梁，层楼高馆，是典型的宫廷建筑风格。我们从园林建筑史的角度考察，古典园林分宫廷和私家两大类型，又分北部和南部两大风格。实际上，北部园林多仿宫廷园林，费资巨万，富丽堂皇。如石崇以前的私家名园中梁冀园和袁广汉园，二园都在洛阳，与金谷毗邻，必然在建筑风格上对金谷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上对金谷建筑风格的揣想还是合理的。石崇就是在这宏丽的庄园里举行了文酒之会，留下了《金谷诗序》。
《金谷诗序》存于《世说新语·品藻》注、文选李善注及《水经注》，其中以《世说新语》注所收最长而又较完整，其全文如下：
余以元康六年，为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为其备娱目欢心之物。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往送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具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序文记载了金谷宴集。元康六年，四十八岁的石崇以征虏将军持节监青、徐诸军事衔出镇下邳，在赴任之前，友人齐集为其盛宴饯别，同时兼为将以国子祭酒赴长安的王诩送别。王诩是清谈家王衍之弟，亦系名门望族。《晋书·石崇传》说这次送别宴集“送者倾都畅饮于此”。宾从应该是很盛的，但现在可考者只有苏绍、潘岳及曹摅了。
金谷之宴是为了送别，然而究其本质是统治阶级寻欢逐乐。观其序文，一则曰“备娱目欢心之物”，当然指水陆珍馐，声色歌舞；二则曰“昼夜游宴，屡迁其坐”，亦即宴会接连几天，换了好几个楼馆，胡天胡地；三则曰“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简直是歌吹沸天了。参证以潘岳《金谷集作诗》：“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欧阳建《答石崇赠》：“纵酒嘉宴，自明及昏。”当年，金谷园中那种醉生梦死的饮宴可以想见，不独此次饯别石崇为然。
魏晋六朝是统治阶级豪贵日益腐化的时代，他们贪鄙成风，豪侈成性，穷奢极欲，荒**无耻。他们的所谓庄园，所谓文酒之会，常常就是其挥霍无度的场所。曹丕《芙蓉池作诗》云“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最后写出游园目的“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已透露出个中消息。西晋建立以后，司马氏集团“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在物质享受方面更是“前无古人”。如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性豪侈，丽服玉食”，他嗜吃“蒸豕”。这种食物“肥美异于常味”，连司马炎吃了也称羡不已。其实王济是叫奴婢们用人奶喂养小猪，杀了吃时又用人奶来蒸煮。他的饮食器皿一般都用珍贵如玉的“琉璃器”，称为“玉食”。又如“身兼三公之位”的何曾，在食用方面“务在华侈”，“日食一万，犹曰无下箸处”。他甚至与帝王争豪，当司马炎赐宴时，他不吃御膳，而是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佳肴来“招待”皇帝。他的儿子何劭，在这方面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用度较老子翻番了。
石崇在这方面较之王济、何曾辈丝毫也不逊色。现在虽然已找不到客观地描述金谷酒会的文字，但从石崇《思归引》中可见一斑。石崇一方面在序中装模作样地说“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似乎不留恋利禄富贵，然而又诗云：
思归引，归河阳，假余翼鸿鹤高飞翔。经芒阜，济河梁，望我旧馆心悦康。清渠激，鱼彷徨，雁惊溯波群相将。终日周览乐无方：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
《思归引》是石崇“五十以事去官”之作，诗中的“旧馆”即指金谷园，所以完全可以据此揣测金谷盛况，他在庄园的乐事就是“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世说新语·汰侈》有些记载，可作“列姬姜”的注脚。石崇拥有成百的婢女，他家的厕所里放着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和新衣，经常令十几个衣着华丽的美女为客端香持服。有次刘寔来作客，要上厕所，见有绛纱帐大版，铺陈锦绣，又有婢女拿着香囊侍候，刘寔反身就走，对石崇道歉说：“误入卿室内。”石崇却不介意地说：“是厕耳！”婢女侍厕，这是日常生活；逢到宴集，婢女的命运更悲惨，前述因客人不肯饮酒，而斩杀劝酒的美女，杀婢取乐，真是荒**残暴到令人发指！当然以上并不是指金谷之宴，但是，我们从石崇的做派，从石崇的家常酒宴行事，完全可以揣想到金谷之宴的情况。
金谷园在当时确实是影响极大的，效尤者也不少。陆翽《邺中记》所载石虎的园林，其奢侈更甚于金谷。《洛阳伽蓝记》卷四云：“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其中河间王琛修建了一座迎风馆，亭台高耸，金雕玉饰。王琛对人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繁华事散逐香尘”。石崇在华丽的庄园里纵欲荒燕，尽管当时声名显赫，尽管《金谷诗序》也写得声调铿锵，后世总还是不齿于口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谷之会和《金谷诗序》遭到历史冷落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后于金谷之会半个世纪的兰亭之会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恰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轼曾以冷峻的眼光，评判了历史上这两个著名的文酒之会，说：“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东坡题跋·右军进斫脍图》）一个如鸱鸢扑于草丛，一个如鸿鹄高翔入云，高下判然，发人深省。
如果说金谷富贵典雅，是北部中国古典园林的典型，那么灵秀自然的兰亭则是南部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吴世昌先生曾精审地论断：“中国江南的园林，起始应推至魏晋六朝。”
无疑，魏晋六朝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上层建筑（特别是各种艺术）收获五光十色的时代。随着北部园林富贵典雅的风格成熟，江南私家园林也起来了。《说文》本无“墅”字，而在《世说新语》中“墅”却出现次数颇多，名士们甚至动辄以“墅”为赌，尤可想见有“墅”的人家不会太少。如钱塘朱异“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南史·朱异传》）；徐勉之园林“为培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华楼回榭，颇有临眺之美”（《南史·徐勉传》）；谢安“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晋书·谢安传》）。约略而论，北部园林雕栏玉砌亭台楼阁，以富贵气慑人；而江南园林则借山偎水，粉墙竹篱，以书卷气处世。在北方，只有王侯巨富才有资本建造园宅，而江南则一般士人均有园林，因为“清风明月不用买”，乐得享受四时清景。如陶渊明穷到“寒馁常糟糠”（《杂诗》），有时甚至乞食为生，但他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因为五柳先生追求的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是一种建筑艺术上的“遗形取神”，也是一场园林史上真正的革命。
江南园林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的影响。魏晋六朝时，佛教、道教都很炽盛。道教主张居住山林，道士们信奉的“祖师爷”庄子就说过：“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古印度宗教也有隐居山林的传统，有供隐士们阅读的所谓“森林书”。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据说就是隐遁到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得道的，因此佛教徒也主张在山林中苦修。于是，很多佛寺都修建在深山大壑的风景绝佳处，本身便成为绝好的园林。如《世说新语》载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高僧传·慧远传》载慧远在庐山创精舍，并吸取了外国建筑的特点；《莲社高贤传》载宗炳在庐山筑室，雷次宗在钟山筑招隐馆。“天下名山僧占多”，僧舍秀丽清幽的环境当然给江南士人的建宅设计以美的启示。如《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于会稽立墅，“面南岭建经台，依北阜筑经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向佛寺学习之迹，较然可睹。尤其对于那些有出世之念的礼佛养性之士，他们“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仲长统《乐志论》），清幽的园林就使得他们能够虽居城市，而有山林之想。
东汉末年盛行的隐逸之风，是造成江南私家园林竞立的另一大原因。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汉武帝时东方朔《答客难》也有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曰“失士”，曰“不用”，当然证明在野知识分子古已有之。事实上，伯夷、叔齐、商山四皓都可算得上隐士。不过，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各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逐渐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财力和一定地位的人，他们远离城市，不求闻达，但对朝廷的政策和社会形势却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还是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这从范晔《后汉书》中增加了《逸民传》而《史记》《汉书》未有，就能看出。
西汉中后期的士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轻视利禄的人物，如杨王孙、梅福和严君平等人。东汉一朝隐逸之风远盛于西汉，据《后汉书·逸民传》云：“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魏晋六朝时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统治阶级集团内你争我夺，动辄灭族斩门。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士人往往把遁入山林作为全身远祸的最好办法。因为深山是朝廷钳制力较薄弱的地方，在那里淳厚的民风和优美的大自然会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这也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现出的憧憬和追求。更何况老庄和佛典在理论上已对山林隐居作了理直气壮的解释，而且这种山居并不担忧衣食。这些人埋名隐姓，潜居山野岩穴，当然修建了自己的园宅。他们或借山偎江，天地一庐；或虽居城市，一篱隔断尘嚣，而作山林之想。在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下，其园宅大多以简朴淡泊自傲，以饶有书卷气自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建筑风格与金谷园大异其趣。如东汉仲长统在《乐志论》中描述了一个“背山临流”的庄园，说自己“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孙绰《遂初赋叙》更点明了隐居庄园之“乐”：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依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文章洋溢着对自己“五亩之宅”的热爱，明确地蔑视“坐华幕”“击钟鼓者”享受的快乐。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江南士人多以懂不懂得欣赏山水来评判人品的高下，如陶渊明就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换言之，如不爱丘山，则有适俗之嫌。孙绰曾评卫永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见《世说新语·赏誉》）虽是用反语，显然认为能文与欣赏山水有关。顾恺之为谢鲲画像，他认为“此子宜置丘壑中”，意识到自然景物与人的风神有共通之处。于是，他们就以清幽的自然美为标准来修建园林。北方园林以歌舞女乐、椒房画阁骄世，而江南士人的园林则清山秀水，“一觞一咏”。
王羲之襟怀淡泊，非石崇辈所及。《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珣、支遁等皆以文义名世。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王羲之的兰亭，正体现了他的“终焉之志”，亦即隐逸之志，并且代表了江南名士的普遍好尚。
汉魏以来流行于中原的“坞”，开启并兆示了江南园林的兴起。我以为，坞对封建地产模式的演变是一过渡；而吴世昌先生将金谷、兰亭判然而分，忽略了坞在江南园林史上的作用。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字林》：“坞，小障也。”汉末战乱，中原宗族乡党往往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引证典籍，列举很多坞垒，义证兼赅，本文不欲赘言。可知坞是战争环境下一种设防的生产结构，是一种富有政治和武装色彩的生产组织，主要基础是强宗豪族拥有的大地产。《晋书·庾衮传》载，坞主先要组织坞民“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然后进行农业生产。可以揣知，土围子里面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良田园木，甚至还有清景胜迹，如《桃花源记》所杜撰然。这样的特殊庄园适合于战争环境，然而由于其缺乏生产计划和稳定性，也为和平环境所弃取。随着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远离兵尘的流民们在青山绿水间“求田问舍”，当然再也不用考虑垒石围坞了。他们去掉了土围子，保留了田舍园圃；淡忘了战备观念，浓厚了审美意识；减弱了经济作用，增强了消费功能（如王导的钟山之墅仅有田地八十余顷）。无疑，这种“拆掉土围子的坞”，给了江南士人以新的启示。《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越州会稽》就记载有“尚书坞在县东南三十三里，宋尚书孔稚珪之山园也”。这种以坞为名的江南园林是极少的，但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嬗变之迹。
园林建筑艺术本体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兴起。当然，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与艺术观的发展、与姊妹艺术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时，人类的艺术观常与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而表现出浪漫倾向，崇尚奇伟瑰异，崇尚神仙魔怪。两汉时注重写实，人们转而崇尚人工之美，精雕细刻，繁文缛节。在思想大解放的魏晋六朝，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崇尚自然美。陶渊明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人的意识愈觉醒，也就愈崇尚自然。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向多方面发展，自然万物愈来愈多地成了人的审美对象，从动物、植物、星云日月扩展到山水等方面，这也是人类审美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正是在魏晋六朝出现了山水画和山水诗。秦汉时，绘画以人物为主。汉末，山水画有些发展，但多为人物画的背景，山水只是人物之附庸，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到东晋、南朝时，山水画才成为独立画科。南朝时宗炳著有《画山水序》、王微著有《叙画》，都是探讨山水画的专著。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写道：“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表现了他对山水的痴迷和喜爱。尤其是在画学理论方面，人们认识到“于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之遥”（《南史·齐竟陵王昭胄传》），更给园林设计如何表现自然以启迪。山水诗的出现较之山水画可能更早一些。“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的壮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闲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的绚烂，“白云停阴冈，丹葩耀阳林”（左思）的鲜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的旎绮，“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而仍能“如清水芙蓉，自然可爱”，开导了中国山水诗的长河。
无疑，这些姊妹艺术崇尚自然、遗形得神的艺术精神滋润了园林建筑艺术。山水画的讲究咫尺万里，山水诗的注重闲情逸趣，折射在建筑艺术上，就表现出与北部园林迥然不同的艺术意蕴。后于王羲之的庾信在《小园赋》中以比较美学的手段陈述了他的看法：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公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从斜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蝉有蓊兮不鸣，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离披落格之藤，烂漫无丛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
显然，江南名士认为自己的“野人之家”比“南阳樊重”“西汉王公”那种豪华富贵的园宅要高明得多。我以为，从园林建筑艺术的角度，《小园赋》也不失为一篇难得的史料。它记载了士人们园林审美观的进化，揭示了兰亭这样优美的私家园林出现的美学基础。
现在回到王羲之的兰亭和著名的兰亭修禊。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羲之与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会于会稽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列坐在宛转的溪水旁，待耳杯顺水流到自己面前即取饮，作诗以为乐。王羲之与谢安兄弟等十一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郄昙等十五人各作或四言或五言一首，不能作诗的王献之等十六人各“罚酒三巨觥”。《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做成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
三月上巳日在河边行修禊事周代已流行。在这一天，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祛病，叫作“祓除”，也叫“修禊”。选择水边，是取其洗污涤浊、洁身求福之义。后来，人们将修禊与踏青结合起来，给迷信活动注入生活情趣，表达了健康的追求和欢乐的向往。在晋代，上巳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其既不同于正月十五的火树银花，也不同于八月中秋的团圆赏月，晋人把无限的欢欣和情意绵绵的祝福投向了三月的上巳。加上至汉代又改临水宴饮为让酒杯浮于水面送饮，耳杯漂流，自相撞碰，更显得趣味盎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觞”（亦即酒杯），浅薄如卷叶，就是这一类酒具。据《六朝事迹编类》卷四载，宋元嘉二十二年，在法宝寺之南造景阳楼，凿天渊池，架石引水，作为宴锡公卿时流之所。可见六朝时流觞之风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就记叙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活动：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序文不事雕琢，独创一格，以清新朴素的语言，记叙雅集盛事。这当然是一次高雅的文化活动。对照《金谷诗序》，“一觞一咏”较之“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游目骋怀”较之“备娱目欢心之物”，确实高雅得多。文章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指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冷静地注视着俯仰之间化为陈迹的现实，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表现了对超越个人感伤的人类漫长历史的觉醒，于苍茫浩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袁宏道《兰亭记》云：“羲之之兰亭记，于生死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明人马逸姿《流杯渠》亦追怀这种千载风流：“湍湍何处觅清泠，石上空存曲水形。修禊若还逢内史，肯将茧纸写兰亭。”
兰亭较之金谷，不仅以园林建筑、雅集方式及记叙文字、序文书法胜，而且参加者多为胸怀旷逸的江南名士。与会者四十二人，除王羲之外，有其子凝之、徽之、献之，司徒谢安及弟谢万，著名诗人孙绰、孙统、郄昙等以王谢大族为中心的名士。从他们这次雅集所流传的三十七首诗和两篇序看，确实没有金谷诸友那种骄人的富贵气。如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自称“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他的诗结句云：“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用《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赞美山川之美给予精神上的享受，超过了口腹之欲。《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羲之的儿子徽之“性卓荦不羁”，曾为桓冲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任何职务，回答说：“好像是马曹。”又问：“官家共有马匹多少？”回称：“从来不过问马的事，怎知马有多少！”徽之对俗务如此漠不关心，而对自然山水却充满兴致，尤其喜爱竹子，当时有“竹癖”之誉。他借别人的空宅暂住，才搬进去就命仆人种竹。有人说：“你又不是在这里长住，何必自找麻烦呢？”他却指着身边的一盆绿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简傲》还记载了王徽之过吴中时，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佳美的竹林，主人知道徽之要来，就洒扫设施，端坐相待。而王徽之却一乘小轿，径至绿竹猗猗的园林，讽啸徘徊，观赏不已。像这样沉醉园林、遗落人事的名士还有王献之：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兰亭诸友这种贵淡泊、主自然的美学观，真可谓风神高古、遗响千载了！
兰亭和兰亭修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园林建筑艺术方面来看，兰亭确立了以古朴野趣的自然美为主的江南园林的地位。关于江南名士建园的审美意识，前文已叙及，尤其是从庾信《小园赋》中可以得到参证。当时及以后，就是一般王侯建宅或游园，也喜欢作山林之想。《梁书·萧统传》说昭明太子**山水，有一次泛舟宫池，番禺侯轨极力宣扬此景此情宜叫宫女歌舞作乐，太子不答，咏左思的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使轨闻之惭愧而退。昭明太子所沉吟的“清音”究竟何指呢？《世说新语·言语》所载道破了这种心理秘密：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所谓“濠濮间想”，是《庄子·秋水》提出的一个命题。庄子与惠子在濠上观鱼，庄子叹“鱼之乐”，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后多用来比喻别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在这种审美理想——“濠濮间想”的支持下，千百年来，江南园林大多自然古朴，饶有书卷气，讲究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既是园林，又是读书、吟赏、挥毫、会友的场所。
兰亭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另一深远影响是上巳日文酒之会的方式。在阳春烟景中，一边饮酒欢谈，一边濡毫命笔，“一觞一咏”，给人以强烈的奇妙的**。而且，这种欢聚不是罗列水陆山珍，也不像曹孟德那样“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歌吹沸天，而是“一觞一咏”，重在精神上的“游目骋怀”。这种独特的方式给上巳日笼罩了诗的情调，启迪着后世文人的灵感。刘禹锡有句云：“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三日与乐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苏轼有句云：“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和王胜之》）他们似乎都乐于继承这样的六朝风流。
当然，后世封建文人的上巳修禊大多已失真趣而拘于板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