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祖逖、桓温和刘裕都是南朝出类拔萃的将领，他们的业绩都与北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西晋末年，战乱频仍，中原失鹿的司马睿携百家士族渡江，进驻江南，这就是以后的晋元帝。惊魂甫定，他们君臣立即被秦淮河绮丽的风光所陶醉，灯红酒绿，笙管竽琴，演绎起霓裳羽衣的风流故事来。而且，以后的南朝统治者承其余绪，一演绎就是五朝三百年，偏安之局成，蹈厉之志弭。北伐，成了与偏安相始终的光荣的梦幻。
《世说新语·夙慧》说，晋明帝九岁时，有次坐在元帝膝上，恰好有人从长安来，元帝因向来客打听洛阳沦陷以后的情况。讲到悲惨的地方，不觉伤心落泪。明帝问大人们为什么要哭，元帝才把南渡逃难的往事告诉他。接着便问明帝：“你说长安离我们远，还是太阳离我们远？”回答说：“太阳远。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从日边来，由此便可知道。”元帝以为自己养了个神童，大奇之。第二天向群臣讲起这件事，讲罢之后，为证实此事，又唤出明帝，重新问昨天的问题，而明帝却回答说：“太阳近。”元帝为之失色，说：“你怎么改变了昨天的看法？”回答说：“因为抬头只看得见太阳，而看不见长安。”此语一出，满朝凄然。的确，对恢复感到无望而又侈言北伐，是东晋以后历代偏安朝野普遍的状态，他们有一根敏感的神经，轻轻触动，就战栗不已。所以“新亭对泣”座中既有无望的哀叹，更有慷慨的陈词，中心只有一个：北伐、恢复。这当然是极富煽情性的。偏安朝野好谈恢复，好喊北伐，似乎成了一个定例，建康城里的儒生们，就喜欢将其作为精神消遣。《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八载，梁时文士吴均好为慷慨军旅之作，如《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表达了强烈的立功豪情。后来，梁武帝召见他，问他：“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吴均无言以对。后来梁武帝被围台城，吴均也在围城之中，梁武帝再次问计于他，吴均惶恐万分，不知所答，踌躇半晌，畏畏葸葸地说还是投降为好，遭到虽然低能、虽然身陷重围但又倔强不屈的梁武帝一顿痛骂。
吴均的痴人说梦固然滑稽，但毕竟反映了一般世风时议。其实，对于偏安王朝来说，维持一隅的局面已经捉襟见肘、勉为其难，又遑论匡复呢？如晋元帝，他只想做个偏安皇帝，远离刀刃血光；雄才大略的王导也只想划江而治，建立一个由王氏当权的小朝廷，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权利的分配上，从来不认真做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害怕乃至于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到那时称帝还不算迟。结果晋元帝大怒，周嵩几乎被杀死。熊远不识时务，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结果朝廷不纳，熊远则丢了京官，被贬作地方官。可见北伐之遭遇尴尬。
然而，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毕竟还算有几个血性男儿进行了几次北伐。而且，用语源学的角度考察，“北伐”一词，虽然始出于《左传》僖公九年“故北伐山戎，南伐楚”，但那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向北方征战，而带有统一、匡复意义的“北伐”一词实出现在东晋南朝。用历史的冷峻目光审视，不以成败论英雄，东晋南朝的几次北伐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