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后期，政治愈益黑暗。儒生范宁曾说，国库空虚，民力匮乏，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然而，东晋终究还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朝廷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入侵，更希望朝廷能够北伐，收复失地。因此，怀有政治野心的强人往往将北伐视为一张王牌，如果北伐能够提高自己的威望，加重他们在政坛的砝码，他们就不妨举起北伐的旗帜吆喝作秀；如果北伐的进程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生命，他们便宁可丢下即将告成的大功，“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晋书·王猛附传》），回师建康，以武力向朝廷叫板，去除异己趁机篡夺。无疑，这是一种变了味的北伐，其中，东晋政治强人桓温二十年来竟然北伐三次。
桓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房玄龄《晋书》将他和王敦放在同一卷内，史家褒贬之意隐然可见。虽然终其一生，桓温并没有明目张胆的谋反行为，相反，他进行了三次堂堂正正的北伐，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但细加审绎，这种北伐却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桓温，字元子，是宣城太守桓彝之子。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考证，其先世即是因曹爽“逆党”而被司马氏诛杀的桓范，应该属于与司马氏政权有杀祖之仇的“刑家”之后。据说桓温刚出生时，恰巧被太原温峤看见，温峤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听到桓温的啼哭声后，他又赞叹道：“真英物也！”桓彝见温峤如此激赏自己的儿子，十分感激，就将儿子取名为温。
应该说，桓温长成以后，相貌雄壮极富阳刚美，这在男性阴柔美占绝对优势的六朝社会应该算是凤毛麟角，刘琰称赞他：“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也。”值得注意的是，长相雄伟固不用说，令人有孙权、司马懿的联想，就关系到风度气质方面了。桓温十八岁时就有手刃仇家三人的骇世之举，后来以世袭加上军功，做到都督荆、梁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开府，成为手握重兵雄踞上游的豪帅。据《晋书》记载，桓温心仪的人物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刘琨。当听到有人将自己比作王敦一流，桓温就不高兴。后来他在北伐时收得一位做针线的老婢，问之知其原是刘琨的使女。这个老婢一见到桓温就潸然流泪，问她为什么这样，她回答：“公甚似刘司空。”桓温听了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桓温要外出，整顿了衣冠，又问老婢自己像不像刘琨。老婢却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桓温为此好几天都闷闷不乐。刘琨感动晋人的事迹当然是孤悬北方的抗战，桓温的渴慕应该也不排除企望抗击匈奴，建立战功。事实上，桓温一生的事功毁誉正是建立在三次北伐上。可以说，北伐左右了永和政局，而桓温则总揽了这段时期的北伐之任。
诚如史家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所指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昱、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上游桓温虽自成体系，手握重兵，但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声望，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就是抢夺北伐旗帜。
显然，司马昱和殷浩远非桓温的对手。
永和五年（349）四月，后赵主石虎死去，来自北方的压力骤减。大量北方士民越过黄河南迁，依附晋朝。六月，桓温即引兵出江陵，佯言北伐。虚弱的朝廷不愿让桓温立功，举止失措，立即命褚太后的父亲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的出兵要求。但褚裒实在不争气，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只是可怜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陷入了绝境，被胡骑追杀殆尽。
如果以为桓温是一个以北伐为务的热血儿郎，那就未免天真幼稚。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晋书·司马勋传》就记载了其间发生的一桩事件，实则也是一次小规模的北伐。因石虎死去，后赵雍州豪杰想恢复晋土，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于是，永和五年九月，司马勋率兵出骆谷，兵锋距长安只有二百里，当时长安远郊人民多杀后赵守令以呼应。然而，由于孤军深入，得不到都督荆、梁四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的桓温的支持策应，司马勋不得已又在十月退回，一次极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通鉴》也记载了这次短命的北伐，胡三省在注中意味深长地说：“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可谓一言中的。
那么，桓温既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他究竟在干什么呢？他就像一个老练的猎手，刺激猎物，引而不发，等待时机。果然，褚裒死后，在桓温的北伐作态下，中辅重臣殷浩被逼出，亲自经营北伐，这是朝廷最后一张牌了。殷浩是个清谈名士，当然不会带兵打仗，受命后逡巡不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下驻武昌，显示出或北伐或东进的模棱两可的态势，逼朝廷表态。朝廷既奈何不了后赵，更惧怕桓温，只好一面部署防务，一面催请殷浩兴师北伐。可怜殷浩谈锋甚健，兵锋全无，拖延至永和九年十月出兵，才出兵前锋姚襄就倒戈，引发晋军完败。不久，在桓温的压力下，殷浩被废为庶人，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只落得整天在住地书空，作“咄咄怪事”四个字。这样一来，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宰辅大臣，而且也失去了制约桓温的军力。相反，不费一兵一卒，桓温在静观持重中则成了北伐主将，权力和威望日隆。
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开始了第一次北伐。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进军关中。晋军所向披靡，一路打到了长安城下，耆老感泣，百姓迎劳，居民争先恐后地带了牛酒来慰劳将士，说：“想不到今生竟能再见到官军！”但在胜利的军事形势下却发生了“临灞水而不渡”的怪事，甚至斩杀了力劝攻取长安的部将，使志士扼腕、父老寒心、举国失望。谜底却被前秦谋士王猛揭出：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桓温认为军事胜利已足以增益声威，且看朝廷如何对待自己，不愿消耗更多的实力，故下令班师，所收复失地旋即又丢失。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夭折了。
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在伊水打败了羌帅姚襄，收复了沦陷胡尘四十年的故都洛阳，取得了空前辉煌的军事胜利。桓温随即修缮了洛都诸陵，上疏说：“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就是说，从永嘉之乱以来南迁人士，一律北移，以充实河南。这实质上是对朝廷的要挟。
这道奏疏使满朝官员大为恐慌，因为那些高门士族南迁后都在江南广殖田园，占有山泽，如果一律北迁，财产既遭受巨大损失，且洛阳地处前线，正在战时状态，时不时烽火连天，胡笳竞作，弄得不好还有生命之虞。
朝廷准备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劝他收回这个主张。扬州刺史王述却说：“桓温不过以虚声吓唬朝廷而已，只管答应他好了，这在事实上是无从做起的。”于是下了一道诏书，说对于桓温收复中原，一切都“委之高算”。不久又加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果然相安无事，一场政治风波才算是平稳地渡过。
桓温认为，既然自己是晋朝最大的实力派，那么取晋而代之也就是势所必然。但是，最好是北上中原，打一个大胜仗，然后回来再受九锡，才能真正名实兼收。于是，太和四年（369），桓温率领步骑五万，其中包括徐、兖二州的京口劲卒，从姑孰出发北伐。出师之日，百官相送，势倾朝野。这是桓温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金城，见自己早年所栽的柳树已长成十围，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慨叹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感伤时光流转，而政治企图难以实现。桓温哀木与祖逖击楫，都是具有文学意味的细节，然考其行止，高下判然！
这次北伐一开始还算顺利，晋军接连攻城略地，然而节节胜利的晋军推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时，遭到秦、燕合兵的猛烈抵抗，燕军切断了晋军的运粮路线，使桓温陷入孤军深入的危险境地。由于粮运受阻，桓温被迫烧掉船只，抛弃辎重，从陆路撤回。燕军一路紧追，在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大破晋军，斩首三万级。晋军退到谯郡，再遭伏击，又损失了上万兵力。至此，桓温的北伐损兵折将，彻底失败了。
尽管桓温北伐失败，但由于此前由他统一调度兵力，徐、豫二州已统统落入其手，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
对此，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冷峻地指出：
对于桓温的事业来说，败于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但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
田先生的论述是极为精审的。后来，桓温几次暗示朝廷赐他九锡，谢安、王坦之知道桓有病，就故意拖延。至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七月，桓温死去，年六十二岁。东晋的一个险恶的政治危机消失了。
桓温死后，“风流宰相”谢安执朝政，他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方针，“镇之以和静”，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383年，晋兵在淝水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威望日隆，他看到前秦崩溃，北方已乱，便上疏请求亲自挂帅北伐，完成统一大业。孝武帝准奏，任命谢安都督扬州、江州等十五郡军事。谢安即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刘牢之等猛将向北推进。谢玄是一位“善清谈，精名理”的名士，也是一位百战百胜的青年将领，很快攻克了现在山东、河南的一些城池。
孝武帝以及权臣司马道子对谢安的疑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而成正比例的增长。他们知道，当年桓温正是利用北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威慑朝廷，以至于有不臣之心的，他们对谢安也作如是观。因此，昏君与权臣勾结，合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忧劳成疾，终于病逝。谢玄在前线听到叔父去世的噩耗，立即奔丧回京。事后，遵照叔父的遗愿，又忍泪返回前线继续北伐，攻克了几座城池。但司马道子之流既无收复北方的愿望，又猜忌谢玄手握重兵，便借口征战已久，命谢玄由彭城退守淮阴。北伐良图落空，两年后，谢玄就病逝了。当时他年仅四十六岁，他是带着“北伐情结”无限遗憾地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