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较之作者，《世说新语》一书的性质尤为奇怪。历来目录学家都无例外地把它归入“小说类”，从唐初《隋书·经籍志》至清末《书目答问》，莫不如此。以至于现在无论是哪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赫然记载，《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对此，我是持审慎的反对态度的。我的理由撮其要者有如下四端：
其一，考察文学史，所谓“志人小说”此前竟没有先例，而《世说新语》却应该是成熟之作，作者巧费经营，以孔门四科开其端，以三十门为类型框架，而每一类型又大致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结构成书，显得成熟，纹丝不乱。中国文学史上尚没有这样“越世高谈”、突如其来的现象。
其二，细读《世说》，便可发现作者动笔时是当作确有其人其事来写的，而且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一手资料，力求真实，拒绝虚构，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以及神仙怪异的传闻有着严格的区别。这当然影响到对《世说》一书的性质的判定。
其三，《世说新语》问世之后，历代多有注本，其中尤属南朝梁刘孝标的注本影响最大。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和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历来为世并重，有“四大名注”之称。刘孝标（462—521），名峻，字孝标，南朝梁学者兼文学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主要特点，一是纠正了刘义庆原文的谬误，二是注文引用的材料广泛丰富，旁征博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刘孝标是当世大学者，注书时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也是以信得过的历史资料来要求、来审视《世说》的。事实证明，刘义庆所记一千一百三十条，为刘孝标所纠谬之事不过百分之一而已。后来唐人编纂《晋书》，许多材料就直接引自《世说新语》。以至于我们现在撰写学术论著（包括本人写作文史论著），引用《世说新语》如同引用其他史料一样是允许的。记得曩年随先师吴林伯先生攻读汉魏旧籍时，先生说此书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互为表里，言下之意，也认为此书是记录魏晋六朝的信史。
其四，考察汉魏旧籍，可知为名士立传，当时极为风行。《名士传》《高士传》《海内名士传》《正始名士传》《兖州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益都耆旧传》，不一而足。刘义庆生当魏晋之后，玄风未泯，在写《兖州先贤传》《江左名士传》前后，因受了裴启《语林》与郭颁《世语》的启发和影响，撰写了以人物为中心、以清谈为主要内容的《世说新语》。《世说》当然与上述诸传一样，至少是野史一类，应属于史书的范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世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资料汇编。此书应该不是作者理想中的终极成果，刘义庆及其门下文人们当年应该有一个宏大的计划的，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初期的工作只留下这部原生态的文本。这是一堆令人唏嘘的文化碎片，过于散乱而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意义衔接和归属，因此和其他整肃的史书相比，《世说新语》无疑呈现出随意散漫的原生态属性。这是其遗憾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总之，这是一部有别于其他一般著作的奇书。
需要说明的是，我反对将《世说新语》当作“志人小说”，绝对不是否认其文学价值。像《左传》《史记》是史籍也是文学范本一样，《世说新语》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是口语，而意味隽永，表达传神，是颇具特色的晋宋人文章，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是为的论。《世说新语》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语言，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世说》是魏晋社会的忠实记录，同时又是当时著名人物的传神写照，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从2世纪到4世纪时期的一幅人物长卷。并且，《世说新语》全书一千一百三十条，长短不一，彼此独立，看似散乱而又声息相通，如珍珠般在各自的角落里熠熠发光，组成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片断写作，开拓了后世札记片断小语的写法，如近代郑逸梅的札记就明显承袭了《世说新语》的文风。
我以为，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世说新语》也是人们特别是文化人最值得放在案头和枕边赏玩的一部怡情之作。试想，酒后茶余，乘兴翻检，看阮籍的迷途哭返，看王猛的扪虱而谈，看嵇康的柳下锻铁，看刘伶的纵酒裸裎，看王子猷的兴尽而返，及至王羲之毫无顾忌地坦腹东床，“超男”卫玠被粉丝的眼球看杀，嵇康与钟会关于“何所闻”与“何所见”的脱口秀，郝隆于烈日下光着肚皮“晒书”的行为艺术……这碎片与碎片的堆积、连接、冲撞会摩擦、生发出无数信息，人们在对碎片的翻检和晾晒中会领略到更真实更多元的文化景观，其文化领悟与心性滋养胜过读端严方正的史书又何止万千？这也是《世说新语》历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刘义庆生有五个儿子，长子刘烨袭封为临川王。后来孙辈牵涉谋逆，招致杀身之祸，结局是很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