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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晚，还有许多同学争着要抒发他们心中那缕剪不断的“OURSALON”情思。我只好说：“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使我到复旦的采访主题改变了，因为在这儿、在你们身上我见不到痛苦与贫困。所以我只好与诸位BYEBYE……”
……
这实在是一次少有的愉快道别。转身时，学工部副部长应老师交给我一样东西，说是一位名叫杨海茵的94级毕业生在离开学校时留给“光华”的一封信，兴许可以使我对复旦勤工助学的采访有些补充。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展开信件看了起来：
……一个月后我就要离开复旦了。回想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光华两年多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一笔。四年级毕业求职时，填了许多张就职申请表，“光华公司”是工作经历栏我不可少的填写内容。
我是1994年进入光华的，那时公司经理层多是90级的学长。我从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在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最后成为公司经理层的一员。记得刚进公司时，办公室主办活动，请美容师讲座。我们一群人晚上在办公室画海报，赶到东区关门前回寝室，第二天早起去张贴。讲座那天晚上，3106大厅挤满了人，我们开心极了。在这种团队协作的气氛中，光华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成为公司工作的动力。
公司人员变动很频繁，尤其是办公室。有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名字，人就已经换了。每一个能够在光华工作一段时间的人其实都不容易。光华的工作大多是一些十分琐碎的事。部门招新成员时，我总是对招聘的同学说，不要期望太高，你们要做的只是一些普通工作，比如贴贴海报，发发工资。但来到这儿的同学却都能以他们对公司、对广大同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的事。而公司给予他们的可能只是几十元的工资，然而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一笔永远值得记忆的精神财富。光华给每一个人均等机会去表现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告诉每一个人，任何成功都是由最不起眼的工作开始的。……
在我们光华有句被同学们广为传诵的名言：“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不多久，我就要离开复旦，走上社会，我们的光华也将迎来新一批员工与经理，复旦的校园内又将呈现一派醉人的景象……
呵，复旦“光华”，我将永远记住在你这儿曾经获取的那尊永生荣誉的“诺贝尔奖”，因为我视它为自己的一座不朽的人生里程碑！
我为这位同学和所有在复旦学习的那些寒窗学子而欣慰，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条件，也获得了人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修鞋网络中心”诞生记
1996年，中国大学的校园内不断有新闻冒出。南京大学的“厕所运动”正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推广时，河南冒出了两件更具新闻性的消息：一件是已经在郑州一家著名国有企业当上了生产部长的兰州大学毕业生李培栋放弃官位当了个修鞋匠。一件是河南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程云飞同学在校园内开了个修鞋网络中心。这两位河南籍大学生的做法一经传出，全国高校乃至社会上都引起了好一阵反响。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大学生不仅同是河南人，而且干的是一个行当——修鞋，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们曾经都是大学里的贫困生，所不同点是前者已经毕业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了工厂领导后当的修鞋匠，后者是堂堂正正在校园内开设了以修鞋为主业的“网络中心”。真可谓五彩的青春，勇敢的创新。
苦孩子出身的李培栋当年为了跳出“农门”，摆脱贫困的阴影而刻苦学习，终于在1986年考入了西北名校兰州大学。那时大学没有并轨，不要交多少学杂费，但对家境一贫如洗的李培栋来说，平时不注意点勤俭就可能连买支笔、买个本都成问题。有一天他与同学一起上街闲逛，看到钉鞋的一个五分钱鞋掌，一经鞋匠之手就是两毛钱。李培栋从此做起“鞋匠梦”，他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购置了钉鞋的必要工具，便在校园内干起了修鞋行当，以小本薄利完成了四年学业而没有向家里伸过一回要钱的手。1990年李培栋毕业后分配到了郑州肉联加工厂所属生化制药厂，凭着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历和他工作的努力，先后担任了车间主任、生产部长等职，正当厂领导准备让他晋升更高职位时，李培栋竟然辞去所有官职，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这还不算完事，李培栋竟在郑州南阳路的闹市区租了一间小房，打出了“大学生李培栋修鞋店”的招牌，当然他是领了执照的合法经营。问题是他打出的那块在修鞋店前的“大学生李培栋”的大招牌，太引人注目，太叫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引起巨大反响。那时还不像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什么下岗人员，所以李培栋堂堂一名大学生放着官儿不当，竟摆摊做个修鞋匠，而且你悄悄当鞋匠也罢，可偏偏还要让人们知道你是个大学生！这能不让人看热闹吗？
今年22岁的程云飞是河南农业大学的95级学生，他当“校园修鞋匠”的最初愿望完全是为了自己独立地承担家庭难以支付的各种上大学的费用。小程出生在豫南镇平县的一个山村，他父亲是位当地有名的“能人”，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在80年代就是个“万元户”。但父亲也有“失算”的时候，而且是致命的——1989年，他倾尽全家资产办的砖窑厂做了几笔大赔本生意。这一年正好儿子小学毕业上初中，正处绝境的父亲根本不理会儿子“全班第一”的成绩，说啥没同意儿子继续上学的事。为此，12岁的小云飞一气之下逃离了家乡，跑到20多里外的姑姑家。那儿有所“只要成绩在班上前五名”就可减免学费的中学，小云飞就这样进了初中。学费免了，但生活费仍然是个问题。倔强的小云飞对姑姑说，只要给点玉米面糊糊吃就行。姑姑苦笑地摇摇头，说你真吃好的姑也拿不出来。那三年里，小云飞的肚里除了面糊糊几乎没有进过别的啥食物。可是三年后，小云飞却昂首“飞”进了县重点高中——镇平县一中。
报到时，200元的学费又难住了程云飞。这一次他碰上了好运，学校破例给他免了，理由不算挺充分，但却很有力：程云飞家境贫困，本人成绩特别优秀。说学校的做法理由不算挺充分是因为像程云飞一样家境不好的还有很多，可要说像程云飞一样刻苦学习、成绩非常冒尖的则并不多。程云飞是个从不让人另眼看的孩子，他一进高中，马上想到自己不能依赖学校，而应当自立。靠什么呢？课余之时，小云飞边在校园内背书，边思忖着。“哒哒哒……”校园工地上那震耳的电钻声突然把小云飞从苦思中惊醒了：对呀，工地上肯定要些干杂活的帮手，比如运送砖瓦和其他材料什么的。我家里有辆闲置的旧拖拉机，如果能为工地运送点建材不是可以赚些钱么！
大胆的想法给了小云飞大胆的行动。一日夜晚，他悄悄回到家，凭着胆大心细，没学过开车技术的他硬是把那台旧拖拉机给开到了学校，只是一路程云飞出了好几身冷汗。第二天上完课，他找到工地上管事的人一说，人家还真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上完课后的程云飞就干起了工地的临时运输，那辆破旧的拖拉机伴他度过了三年高中……1995年，程云飞以62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南农业大学。
上大学不像中学时代那样离家近，也不可能把拖拉机开进省城名校，可上学的学杂费却高出了好几倍！一年几千元的费用，对家贫的学生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程云飞觉得命里注定自己要自立自强才能获得生存可能，好在他不像有些同学抹不开面子，只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使他一下不知从何做起。一日，程云飞的旧皮鞋破了，上街一修，竟使我们的大学生十分恼怒：不大的一点破损处，来回跑了四次，还整整花去了20元钱！
什么事嘛！那一夜程云飞睡不着，他想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全校6000多学生，如果每人每年修一次鞋，按一次10块钱计算，一年不就是6万元么！要是加上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年还不白白流失十来万元钱！10万元钱如果让同学们自己赚回来，再济助给那些贫困生或者让贫困生通过劳动赚回这笔劳务费，那该多么有意义！中，这是件值得试一试的事。
程云飞从小养成了想干什么事就要让它干成的习惯。这修鞋的事么当然也很快在他的努力下搞成了。他通过从同学处借来200元本钱，趁一个星期天时间赶回老家，从邻居那儿购得一台旧修鞋机并带回了学校。第一个星期天到来时，程云飞在校园的宿舍门口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义务为同学们修鞋”。这可是打灯笼都难找的好事、新鲜事。好事就好在不用花钱便可以把破了的鞋拿出来修好，新鲜事就新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由学生自己担当的“鞋匠”。
“他行吗？”
“行。还真像模像样，修的鞋也挺棒。”
同学和老师都对程云飞的行动和手艺给予充分肯定，于是一时间他的修鞋小摊前常排满了“队伍”。纯粹的义务修鞋并不是程云飞的本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收费，当然比外面同样修补一双鞋要便宜一半，这一点同学和老师们都接受，所以生意还是忙不过来。这使程云飞大为不安起来，一方面自己要学习，不能老蹲在宿舍门前接活呀；再一方面自己有赚不完的钱而又有干不完的活，可许多贫困生却还在整天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但仍终日有不少时间闲着……对啊，是应该想想法子了。
又一个新学年开学了。同学们都在向学校交学杂费时，程云飞却比别人多向学校交了份东西，那便是他著名的“校园修鞋王宣言”——洋洋40页的《关于成立河南农大修鞋网络中心的可行性报告》。
这可是河南农大乃至中国大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份独特“报告”。程云飞所在农大领导一向对学生的勤工俭学极为重视，特别是实行并轨后作为农业大省的农大学校，贫困生的问题一直是校领导头痛的事。“我们坚决支持程云飞同学的这种积极想法，而且他的报告是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值得一试！”校务会上，校领导们面对那份庄严的“修鞋王宣言”，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没有比学校的这种支持更能激励程云飞的了。他根据已有的业务情况，立即着手购置了几台修鞋机，并先在本班带了三名徒弟，之后又扩大到系里。这年10月，修鞋网络中心在河南农大正式成立，当由程云飞带领的第一支大学生修鞋队伍在校园光荣亮相时，整个农大都热闹了起来，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修鞋现场，那一双双目光中既有好奇，也有困惑，但更多的是理解与赞许。
修鞋网络中心的第一炮打响后，程云飞并不满足，他根据农大附近高校多的情况，又把网络辐射到其他大学……
经过两年的实践与发展，如今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已经有了数百名成员，他们清一色都是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当了修鞋匠，会不会影响学习。事实上程云飞在建立网络中心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参与修鞋网络中心的学生，必须提交一份课程表，以检查他是否合理安排了勤工俭学和学习的时间，而且凡是学习成绩往下降者就得从修鞋匠位置上下岗。这一招反而使那些有了固定收入的修鞋匠们更加注意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了。
程云飞是个思维极为活跃的青年，他现在一直在致力建立一个全国性高校修鞋网络中心，并称这是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工程”，他算过一笔账：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加1000多所成人高校，2000多所高校共计在校生近四五百万人，如果一人一年因修鞋而消费10元钱，那么如果全国大学生修鞋网络中心能承担起此项业务，至少一年可获纯利二三千万元，再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济困基金，那将每年至少可以解决万名以上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尽管他说他在大学的时间不太长了，然而为了这件事，将来即使毕业了他仍要当个修鞋匠，一直到修鞋网络中心在所有高校里生根、开花和结果为止。
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理想。其实程云飞同学之所以要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告诉那些仍在为经济困难而头疼的大学生们，只要自己有自立自强之心，就是凭着最普通、最廉价的劳动也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他还想告诉同学们的每一个母校，如果能转变观念，积极动脑，把学生和学校内的那些可以让同学们自己服务自己的事都做了，那么大学贫困生现象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修鞋匠”的思维，多么远大而浪漫。不过他的想法，值得我们肯定，至少程云飞在河南农大的实践证明了它有成功的可能。
我这里有一份程云飞的“女徒弟”、河南农大学生杨瑞梅的《自述》：
……我家境贫困，考大学也几次运气不佳落榜过。后来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但面对几千元一年的高额费用感到时常苦闷，特别是第一学期，总感觉周围的人看不起自己，加上成绩不理想，甚至曾有过想退学的念头。到了第二学期，我就一心想多挣点钱，再把学习突上去。我开始推销过产品，但没赚到什么钱。去年3月，新学年开学不久，一次我去学校小卖部，见有同学在路边修鞋，觉得这活不错。后来便知道了学校勤工俭学部的修鞋网络中心——就是名噪一时的校友程云飞同学一手创办的。当时没多想当个修鞋女大学生会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经过两周的技术培训，起初是由修鞋网络中心组织我们这些新学员一起摆摊，目的是为帮助我们克服心理障碍。后来有人问我你一个女生难为情吗？说一点不难为情是假话，但如果像过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啥难不难为情的，因为过去为了读书什么事没做过么。现在有点不一样，毕竟是大学生了，尤其是女生。不过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自己认定的事便能坚决干下去。
我过去在家时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未感到修鞋有多难学。当时程云飞摆摊时我就在一边看，看过几次后就基本会了。开始我修鞋时总问他：这样行不行？其实我当时已经掌握技术了，问他仅仅是为得到他的认可罢了。只有整鞋换底子难度较大，必须认真细致，否则就很容易扭坏。当然学艺还得准备吃苦，有一次钉钉子，一锤子砸在手指上，疼痛钻心，紫血泡马上起来了，但我没离开修鞋摊，继续修。几个手指一度被绳子勒得个个都有血口子，白天倒不觉得疼，一到早晨起床时，穿毛衣的手都握不拢。后来手上白花花起了一层皮。当然不疼了，手上起了老茧——凡事都有个从敏感到麻木的过程。
“五一”前那段，来修鞋的人特别多，只要往摊前一坐，几个小时就甭想起来，只有回到寝室才什么都不顾地往**一躺，疲惫得啥都不想了。你问我一天能修多少鞋，没算过，六七十双会有吧！因为一天能收四五十元钱，大点的毛病我们收一两块，像球鞋补个洞才收一两角钱，更小的毛病常常不收钱，有时一天十来双是免费的，特别对女生——她们爱找我，可她们又比男生更斤斤计较。反正都是本校同学嘛。有一次，一位男生拿着一双拖鞋来问能不能修，旁边的一位男生说：只要给钱咋不能修？不知怎么的，我听着这话特别刺耳。其实是一点小毛病，很快就修好了。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不收钱，可他执意要给。我说你给多少？5元？10元？那位男生当时很诚恳也很受感动地说了一句：还是学生好！
不久前，学校一位爱写报道的同学给我拍了几张修鞋时的照片，钉钉子的、摇机子的情景都有。正好我要回家，就将照片带了回去。姐姐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泪就流了出来。嫂子说：以后除了学习啥都别干了。最难受的算是我妈了，她说你在家读中学时，家里有苦一点的活都不让你干，现在你上了大学却当个“修鞋女”……她们要把照片撕了，我没让，说：这没啥，学校有好多家庭贫困的同学都加入了我们的修鞋队伍，我们河南农大的修鞋网络中心在全国都有名气呢！我妈她们将信将疑。
我是我们修鞋网络中心最早一批的成员，也是惟一的女生，开始有人冷眼看待，时间长了我也就不注意这些了。我现在感到心里踏实，因为我修鞋不仅解决了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和学杂费，而且也没有影响学业。现在我正准备考研，说不定考上研究生后我还当一名校园修鞋女……
看，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多么有魅力！
其实，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大有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我们中国的高校里几乎没有多少是由大学本身去开发的。据上海一高校的学-生社会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每位大学生除了伙食之外，平均每年约有800元至1000元的个人市场消费价值，而这部分的消费被学生或学校通过自己的服务消化掉的不足200元，其余的则大量流失在社会市场上。如果通过科学的、能动的系统工程，学生们能在校内就把这部分的市场“截”在自己手里，那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要是它被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都利用起来，可想贫困生的经济出路必然大为改观。
程云飞同学是这方面的“第一个吃螃蟹者”，而我在另一个大学里则听说了一件“六个女大学生缝一条被子无从下手”的事，这更说明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服务自己的那个市场还大着呢！
下面是另一个贫困生的另一种“校内上岗”，看后，兴许能获得另一种启示——
“经理”很潇洒
6月6日，北京。《中国作家》杂志社。
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大街上到处可见结婚办喜事的车队，那些只顾自己招摇过市的新人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市内交通。刚从西安采访回京，见有几个大学生的来信，这是我近期特有的收获。来信者大多数是我采访过的同学，他们一封封信中或是热情洋溢或是一吐而快地诉说自己在与经济贫困做抗争的经历，总是令我感动。今天的一叠信中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农业大学的叫何联初同学的信，因为这个同学是我所采访的200多位大学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小伙子特聪灵，我到农大采访的第一眼感觉他不应该是贫困生，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致富了的特困生”。很有趣，贫困大学生中竟然还有“致富者”！
那天到农大（东区）采访何联初同学的情景我还记得，在他之前有几位贫困生不是半天不肯说几句实情，就是最后总说得泣不成声。轮到何联初同学时，我发现小伙子一张口，就充满**，举足抬手，很使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时的那一类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说他的家在湖南株洲，父母都是农民，他第一年上大学交完学杂费后口袋里就没有几个子了。怎么办？得生活、得学习下去呀！机灵的何联初打上小学到现在的十几年里，还是头一回被钱所困扰。过去乡下上小学、中学，再怎么着也能对付。可现在是上大学，且是在首都北京上大学，出门、张嘴啥不用钱？小伙子说头几个月因为没钱，他甚至上学校食堂偷偷捡过别人扔下的半截馒头，为这他还差点被食堂的师傅当小偷给揍一顿。“苦啊，有钱的人是不知那些被逼当小偷人的苦处。说句心里话，在最苦的时候，吃不上一顿饱饭时，我真的有心去上街当回扒手。那种你既要像模像样做个人可口袋里没一个子的时候，你心头的那种努力想改变自己困境的期望，你说有多强烈就有多强烈！”何联初说，他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想点办法出来，否则就可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某种扭曲和变态。他说他后来得到了一个启示，那是第一学期临近元旦时，新上大学的同学们对自己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新年特别的重视，许多同学争相购买新年贺卡。有一次，何联初从一位在北京某出版部门工作的亲戚那儿带回了几张式样独特的贺卡，班上的同学从他手里一抢而光，而且有的同学甚至愿意出双倍钱购得一张自己喜欢的贺年卡。这事给脑子灵敏的何联初仿佛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对呀，假如我从出版商那儿按批发价购得贺年卡，然后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给那些想要的同学，自己不就可以落个差价赚头嘛！试试看。当何联初第一次用自己的“饭本钱”从出版商那儿批回30张贺年卡后，回到学校不出一天便全部卖完，他回到宿舍背着人偷偷一数，嘿，不多不少，20块净利！这可是小半个月的饭钱呀！何联初像是得了一座金山那样欣喜若狂。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何联初就不仅仅做贺年卡“生意”了。他发现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是同学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消费品用量极为巨大。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地方，许多学习和生活消费用品走进校门时，实际上已使同学们多花出了几成的价钱。这对手中有钱的同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但对那些本来就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本书，一本复习资料，如果从不同的渠道买到，可能就是饱一顿肚子和饿一顿肚子的问题。特困生出身的何联初太有体会那饱一顿与饿一顿之间的不同滋味了。他决意从这一天起，为了学校的诸多贫困同学，也为了自己，他要做一名“校园业余生意人”。
“生意”是从同学们日常所需的最流行的书、考试时最需要的复习资料和最廉价的衣食用品开始的。“从那起，我就十分注意同学们平时想要和最追求的物品，特别是学习上的用品，而且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如每年新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同学们总要更换一些包啊鞋的，我就跑到一些生产包啊鞋的厂子里去低价批来，然后又以比市场价低出几成的价卖给同学们；每次复习考试时，同学总有大量资料什么的要找地方复印，可不知底细的同学们总要多花好几块钱才能复印好，而把同学们的这些需要接过来后保质保量地低价给同学们办成了，大家从我手中获得的是物美价廉的同样东西，自然十分的高兴。像复印资料这一类活，每个学期有好几个**，如大考小考，还有考研，同学们不知要复印多少资料，这些活我把它接过来后，可节省了同学们不少钱！至于我嘛，当然也要赚点小钱，合理的劳动所得嘛。不过真正得益最多的是同学们。你问我利用什么时间和啥形式做‘生意’的？一般是用下课的那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既是我的休息时间，又是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时候。至于我怎么做的……嘿嘿，要我表演一下吗？”何联初同学见我笑着向他点头，于是便从椅子上站起身，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说，“我先示范个卖书的吧。”
“行，就做个卖书的。”我和另外几位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让到了一边，饶有兴致地看何联初表演。
“丁零零……这是下课铃响了。”何联初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抢先几步来到某个班级的教室。这时的教室内一片喧嚷，于是我站到门口，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同学们一看到我的动作，就知道有事，便静下了。这时我便抓住时机，开始‘广告’宣传。如果是卖书，那我就先说一声：同学们，你们不是正在寻找一本某某的书吗？是的，这本书目前正是我们学习和考试最需要的参考资料。可是从哪儿能得到呢？也许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而有些同学想要却一直不知从何而得。那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你们谁想要就请马上登记，我会在现在或者下课时送到你们手中，价格嘛绝对优于市场。我这段话一落，同学们就会蜂拥而上地前来向我咨询或登记。当十来分钟的课间快要结束时，我的一笔‘生意’就基本完成，留下的事是我在中午或晚上时间把书或物品给同学们送到宿舍……”
我被何联初的出色表演所折服。在场的同学说何联初是农大出名的“生意人”。
“那你们满意他的服务吗？”我问。
“满意。因为他一能上门服务，二总比外面卖的要便宜不少。”同学们对何联初给予充分肯定。
“那你们为什么不像他也做几把‘生意’？”我又问。
几位同学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们哪有他的本事嘛。”
看来这校园里的生意就只有他聪明机灵的何联初做了。“不不，校园内的市场大着呢！我一个人哪来得及做嘛。再说我又不是为了发财，当初干这玩艺儿也是被逼出来的。只是越做越有经验了，现在真是有点放不下手了。”何联初又恢复了他作为学生的姿态，可当我了解了这位同学的能耐时，我怎么看就怎么觉得他应该是位出色的经营家，而不是现在的自动化专业大学生。
“可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营销方面很有些发展前途，比如我在为同学们做点事中感受到校园的市场大得很，加强这方面的市场开发极有前途，所以心头老不能平静，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致富的贫困生’，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认认真真地做些事，确实能使一批像我这样的贫困生通过符合学校实情的经营理财而达到最终‘脱贫’。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还得到了应有的锻炼。我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由于‘生意’做多做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发展了一批贫困同学跟我一起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和促进，既得到锻炼又获得收益，其乐无穷。”
“你这样是不是要影响学习？”我由衷敬佩这位小伙子，但心头不免有个疑问。
“不影响。因为我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何联初说，“我只是比别人少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或不去咖啡厅坐几个小时而已。我还没有告诉你何先生，我一直是班里成绩第一名。尽管我手头有很多‘生意’在做，但我从没有因此下降过学习成绩。现在我还有每星期的三份家教和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给的每月在学校收水电费的打工活哩。”
“收水电费和家教这一类勤工俭学，是不是比起你的其他‘生意’来报酬要少得多？”
“账不能这么算。”何联初对我的这一问题回答得非常肯定，“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而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岗位是目前最不具风险的，虽然我认为它确实有待改进，但对大多数贫困生来说，这样的无风险岗位也是十分必需的。至于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所以我对自己所选择的勤工俭学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对待。比如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经验，加上我注重效果，于是像我外出做家教就与别人不一样。同学们一般都采取每小时15还是20元计算，我不这样。我对受家教的学生家长说，我要按我教的质量来计报酬。如你的小孩是为了保证想参加高考更有把握些，那我就保证使他复习得当，方法更有效；如你的小孩哪门功课差而需要赶上去，那我就保证让他达到预想的效果。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小孩和家长嘛，你认为我教得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你就给我应得的那份报酬；你如果觉得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减少或者一分不给也行。”
“这样做你会不会亏呢？”
“没亏过。因为差不多经我家教的学生最后都达到了满意效果。既然他们达到了满意效果，故而我在收费时通常按质论价。有时一次家教三四个小时，我就要收三四百元。你一定觉得很高吧？可人家愿意给呀！而我自己也认为既然我出卖的是高效益劳动，那就不能按廉价劳力论价。现在社会上许多用工单位对我们贫困大学生外出打工极歧视，完全像是向你施恩似的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无任何公平可言。我那样做，从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想为我们广大贫困大学生争口气，向那些不公的待遇宣战。”
何联初的一番慷慨激昂，使我对打工的贫困生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中间并非尽是些忍辱受屈的弱者，他们也有令人折服的强者。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展开何联初同学写给我的信——
尊敬的建明先生：
你好！
上次你来校采访，使我有机会向你吐露一个贫困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奋斗历程。但是那天采访时间太紧，没有向你透露我在学校里所做的和正准备想做的几件事。
去年元旦前夕，国家教委下文不再允许学校里有私人开设商店。而当时我们学校内有三家这样的商店，便面临要清盘。我得知这消息后，很想把它们接过来。一则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我校贫困生很多，他们不少人仍然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可做，如果这三家商店由我们贫困生们把它接过来经营，肯定可以解决一批同学的生活困难问题。为此我找到了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后来又找到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由于多种努力，我认为学校的领导几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正当我写完可行性报告并准备从银行贷出50万元之际（贷款是我托在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帮忙负责办的），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突然通知我此事已没戏了，原因是这三家商店的经营权另有人要接管。我区区一个在读学生，自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只好放弃，且当时我正值期末考试。但通过这事我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验。
就像我上次已同你谈的那样，学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不能直接起照经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勤工俭学方式，我还是不愿放弃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之后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我在同学中宣布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它包括销售、代理、咨询、租赁等许多部门，其业务延伸到凡是同学们所学所用的任何内容。成立“公司”全由我一人策划和制定营销战略。“公司”一诞生，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些过去没事可做的贫困生们纷纷加入了我的“公司”大本营，就连一些原本不困难的同学也都一起参加了进来。“公司”能良好运转，主要在于我们信息灵通，敢于吃苦。比如我们农大附近全是首都著名高校，而各个学校、各个系室复印资料、出卖参考教材的价格各不相同，我们“公司”对这些了如指掌，故而同学们都愿意找我们代理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总是最便宜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服务总是主动的。如前两周大一新生上游泳课需购一批泳装，我看准这是个机会，可是进一批这样的货得好几千元资金。怎么办？为了筹到钱，我就连续几次利用下课时间亲自跑到几个教室的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即席宣传动员，并成功地截下了当月一些比较富有的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费，加起来共3000多元。这些钱正好够“公司”进货，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在学校开设游泳课时及时将各种款式新颖、价格便宜的泳装送到了同学们手中，我的“公司”则轻轻松松也赚了一笔。除了给参与“公司”此次买卖活动的同学相应报酬外，我特意还给配买泳装的班级每班提留了150元作为奖励。最后“买主”和“卖主”都皆大欢喜。
生活的艰苦，给了我许多磨练机会。可能正如你上次所说的我是在无意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现在除了上好课外，整天满脑子是各式各样的经营点子。可是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天地，不能让我放开手脚干。暑假快到了，今年肯定又有更多的经济困难的同学不能回家，看到他们欲干无门的情景，我总是很难过，所以今夏假期我想把自己的“公司”来个更大的发展，以吸收更多贫困生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下个学年挣得更多一份学费和饭钱而奋斗。
……
顺致夏安
农大（东区）何联初
5月30日
这是大半年中我读到的无数大学“打工仔”们给我所看的或所寄的日记及信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我甚至想，如果在中国50多万贫困大学生中有那么一批像何联初那样富有经验与成功的“打工致富者”，那中国的贫困生现象可能就是另一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学子们只要勇敢地去参与社会实践和靠双手争得生存权利的活动，即便是没有致富甚至有的还可能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都将是中国大学校园里一道诱人的独特风景而被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史与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
欢乐和流泪，对那些勇敢面对现实的人，永远都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