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南朝以前的诗歌,诗体是单一的。《诗经》的诗体主要就是四言诗体,汉代诗歌就是五言古体。诗体是单一的,无论用诗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同一种诗体。但是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当诗表达感情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诗歌创造的美感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诗人会发现需要不同的诗体来承担不一样的抒情功能。这就造成了从南朝到唐代诗体的分化。

诗体分化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看报纸上登的马虎的诗看多了以后,认为律诗跟绝句的区别就是:律诗是八句,绝句是四句;七言律诗跟五言律诗的区别就是:七言律诗是七个字,五言律诗是五个字。这还算什么诗呢?每一种诗体,由于形式不同,适应于不同的情感表现,当你注意到形式和情感表现的一种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会对诗的形式会有更多的感受和更多的关注。

诗体的分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诗歌的世界越来越丰富,也意味着情感的表达越来越细致,也意味着诗歌中的情感的世界越来越美。这就是诗体分化的根本性的原因。

杜甫、李白各自擅长的诗体

我们先说浅的例子,大家就会很容易明白。大诗人一般来说都是擅长各种诗体的,比如杜甫可以说擅长各种诗体,但是杜甫写得最好的是律诗,尤其是七律,别人无法比拟。在整个唐代,七律写到跟杜甫可以相提并论的,就一个李商隐,找不到第二个人了。杜甫还擅长五言古体,就是《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再剩下来的诗体他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比如杜甫的好的七言绝句就不多,尽管他写了很多七言绝句,一般人记得的大概就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这诗也还不错,但是放在唐诗的绝句还是算不上第一流。这是所谓性情的问题。天才类型的诗人比较适合写绝句。因为绝句常常是一个瞬间灵感迸发的结果,具有非常强烈的突发性。大多数绝句是用来写一个片段的,在一个生活片段过程中的一种感受。像杜甫这种性格非常沉稳,写一首诗要反复琢磨的人,他就跟这种天才的诗歌模式不亲近。

反过来再看李白。李白最擅长的毫无疑问就是《将进酒》这一类杂言古体或者乐府体。为什么他特别擅长这个诗体呢?这家伙喝了酒以后,感情像潮水一样哗地一下就喷出来,你要叫他写律诗的话,他就苦死了。他就要写这样上下起落的、热情澎湃的、浪潮汹涌的,一浪一浪打过来,打得你晕头转向。好,你死了,他活了。李白擅长的还有绝句,李白的绝句写得非常漂亮,因为绝句特别适合天才类型的诗人写。李白写律诗呢,就有点儿难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登金陵凤凰台》),写得还可以,其实有点儿像顺口溜,拿到杜甫那里去看的话,都是不起眼儿的东西。

从这里李杜擅长诗体的对比,你就能够明白,诗体分化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同的诗体适合于表达不同的情感,能够造就不同的美感。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把前面三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说,我们就知道一点,南朝确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代。

中国的诗歌形式在南朝发展起来

有一次开会,我说中国的诗歌形式主要是在南朝发展起来的,唐人在诗歌形式上所做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另外一所高校的一位老师忽然很不能够理解地说:“那么你说唐诗好,还是齐梁的诗好呢?”我说这跟好不好是两回事。比如说试验过程,九百九十九次试验,都没有最后成功,一千次那个人试验成功了。你说对整个实验来说,是前面那个九百九十九次重要呢,还是那个第一千次重要?毫无疑问是整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南朝诗的尝试,唐人的努力方向就很明确了。至于从成就上来说,唐诗比南朝的诗歌当然要高得多。

按照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1]。鲁迅的意思是说唐以后的诗没什么看头,这跟鲁迅本身的性格有关。鲁迅是一个性格很热烈的人,骨子里很浪漫,而且鲁迅喜欢华丽,你们能体会到吧?看《野草》你就知道,鲁迅喜欢一种语言的魔力,一种魔鬼式的那种力量。所以鲁迅觉得唐诗是最好的。而喜欢宋诗的人一般来说性情比较温和,对一首诗的体会更细致。

南朝以后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到唐代完成,中国的古诗的诗体基本形态已经形成。最大的分法是分为古体和近体。近体就是格律诗,古体就是不受格律约束的诗歌。实际上到了唐代以后,古体诗也受格律的影响,但是没有严格的格律要求,作者可以随意地选择。

古体里面分出了五言古体、七言古体。五古比较单纯,就是从汉魏的五古发展过来的,就是不往律诗那个方向走的一条线;没有律化的五言古体,叙述性更强了。七言的古体就比较复杂,它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齐言的,每一句都是七个字,大多是四句一转韵,在转韵的过程里面来寻求一种韵律变化。它的句子一般都有一种比较柔曼的声调,推进过程也很特别,不是跳跃式的推进,而是连绵的婉转的推进,比如后面我们要读的《春江花月夜》。七言的古体里还有一种杂言的古体诗,按照中国古诗的分类法,其实是把各种各样不整齐的诗都归成七古杂言,所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这里面没有七言句是吧,但是它属于七古。所谓的杂言七古其实就是一种自由体诗。

近体诗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的分为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七言的分为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标准体的律诗是八句的,还有一种特殊的体式叫排律。排律现在我们读得很少,但是在古代排律是一种很重要的诗体。

到了唐代以后,诗歌形式上没有新的变化。一定要说变化的话,那就是词。词是诗的一种变体,所谓“诗余”,从广义上来说词也是诗。从狭义上来说,古诗的所有的体式,经过南朝到了唐代全部都出现了。所以后来的诗人也很难找到一个新的形式,除非去写词。

还有一个白话诗和古诗的问题,也值得一说。为什么有很多大学生喜欢写白话诗而喜欢读古体诗?喜欢写白话诗,因为白话诗比较自在、轻松,但是喜欢读的还是古体诗。因为古诗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寻求到的这个民族语言的最完美的形式。要从白话这个角度去找汉语的最完美的诗歌形式,任务非常艰巨,需要经过的历史是非常长的。而白话诗的历史本身就很短,而且它的“投资”很小。任何一种创造都要“投资”的,对文学来说,它的“投资”就是才华,要大量的才华投进去,才能有成果。写诗是古代中国文人的基本的工作之一,大量的有才华的人都把自己的才智投入诗歌创作,所以“投资额”大啊。现在聪明的人首先他不去写诗,去炒股票,去做生意去了,大量的才华没有投资在语言里面,没有投资在诗歌里面,那必然收获就小。好歹出了一个海子,是吧?出了一个海子的诗,如果海子这样的诗人是二十年出一个的话,那么一百年也就是出五个,过了三百年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还蛮多的。

简单小结这一讲的这三节。在整个南朝,中国的诗人一直在寻求最符合汉语特征的完美的诗歌形式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三个大的进展:诗歌的声律化,诗歌形式结构的精致化,诗体分化。

[1]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致杨霁云》,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