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书店，找书、买书、读书，永远是鲁迅的一大乐趣。
弘文学院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每月发还学生三元做零用。鲁迅除买些廉价的樱花牌一类的香烟外，大部分买书了。常和鲁迅一起跑书店的许寿裳说，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他们经常跑的书店是东京神田一带的旧书铺，以及位于本乡的南江堂、日本桥的丸善书店等处。
鲁迅关注的仍是哲学、科学、文学类书籍。他继续搜集严复的译作，开始看翻译比较确切完整的日译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译介西方科技文化书籍的范围数量远大于中国，这使他能够据此与严复、林纾等的意译、节译、编译本做比较，从而深化阅读。鲁迅虽然在南京已经阅读了一些新书刊，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更广泛地与新书报接触，乃是到了日本以后。鲁迅在弘文学院购读的新书刊，有案可查的就有：英国穆勒关于形式逻辑的名著《名学》（通译《逻辑体系》），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通译《论法的精神》），英国耶林的《权利竞争论》（通译《为权利而斗争》），英国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通译《社会学研究法》），另外还有《摩西传》《西方东侵史》《世界十女杰》，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日文书籍中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还有一部鲁迅十分珍爱的日本版线装本《离骚》。
东京弘文学院毕业文凭
鲁迅到日本之后，中国各省的留日学生及在日本的革命志士，宣传反清，鼓吹革命，纷纷创办各种革命刊物，如《浙江潮》《新湖南》《江苏》《湖北学生界》《汉声》《译书汇编》等。《浙江潮》是浙江同乡会的会刊，自创刊号起，鲁迅即订购保存，并鼎力为会刊撰写文章。对兄弟刊物，鲁迅也是格外留心的。
“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的四面寻求，与勤读书多读书的多方汲取相结合，融会为年轻鲁迅的深沉思考。康有为七次上书变法维新，对鲁迅的影响很大；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转而保皇，对鲁迅的震动同样很大。鲁迅分外留心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批康有为，文章传诵一时，鲁迅诵读后赞曰：“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时的照片
放眼世界大势，回首黯然故园，目睹国情人气，忧思窃愤，鲁迅心灵深处的回应不同凡响，中国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一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朝夕相处的至交许寿裳回忆说：
有一天，说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就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很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
鲁迅就这样把他年轻的热情和睿智全部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同时他也为他的祖国和人民把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在自己身上。胸怀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又具有了开放的文化眼光，开阔的文化视野，思考问题的时候，鲁迅便立于较高的起点，思想的触角便伸向了深层，触及中国问题的根本。这种深层的严肃思考，不仅仅在同代人中领先一步，更重要的是，对他本人来说，这时候的思考，已经具有了可以作为他毕生的思想命题的价值——思想家鲁迅的特质，在他刚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凸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