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6日，鲁迅登上了厦门开往广州的“苏州轮”。航线正是按照四个月前许广平经过厦门时在船上事先为鲁迅打听好的，中间途经香港再到广州。

二等舱内，同舱的是一位台湾人，能说厦门话，鲁迅不懂。只好笔谈，知是丝绸商，于是无话。商人睡觉，鲁迅给李小峰写信，诉说他离开厦门时见识的新的世故，说他先前只以为要饭碗不容易，现在才知道不要饭碗也是不容易的。信末写道：“从去年以来，我居然大大地变坏，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也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进而和他们冲突，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离开厦门的鲁迅心劲十足。“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没有跳海的意思。”赶赴广州的鲁迅心情不错。17日夜，船泊香港海上时，明知第二天即可见到许广平，也明知信不如人快，还是忍不住给许广平写了信。18日下午到广州，当晚即往高第街许家大宅访许广平。

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3月摄

鲁迅是1926年11月间得到中山大学聘书的。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1926年秋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戴季陶，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朱家骅。朱家骅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教授，与鲁迅相识。据郭沫若回忆，鲁迅“受段祺瑞的压迫，被逐出北京的时候，我在做着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那时曾商同校长，聘鲁迅做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派人向学校提出聘请鲁迅主持文学院。在此前后，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谈道：“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到广州不几天，鲁迅即走访创造社广州分部，可惜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已相继离去，未能面见。

当鲁迅决定辞职赴中山大学的消息传开后，立刻在厦门大学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因鲁迅不仅是学生拥戴的名教授，他还热情地支持学生创办的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帮助指导他们编辑出版《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学生们感到“鲁迅先生像一阵温暖的春风，把沉睡的厦大吹醒了”。殷切希望鲁迅先生能留下的学生们先是三三两两，再是由学生会派出代表挽留先生，挽留不成，许多学生纷纷表示要随鲁迅而去。接下来是一个又一个的送别会，一次又一次的合影留念。当学生得知造成鲁迅坚决辞职的原因在学校方面，于是，挽留鲁迅的运动便转为改革学校的运动。学生们提出“重建新厦大”的强烈要求，学校里到处贴出要求改革的标语。校长一看事态严重，一再挽留鲁迅；挽留不成，又一再为鲁迅设宴饯行。但在举杯惜别的后面，却又放出流言，说鲁迅是“放火者”，是来厦门大学“捣乱”的，说不留厦门往广州，是奔“月亮”（指许广平）而去的。本来“死海”般的学校，因鲁迅要走，突然热闹起来。

中山大学礼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鲁迅于1927年1月25日欢迎会上和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纪念会上在这里发表演说

这边送走的热闹还未平静，那边迎来的热闹又起来了。广州当时是国共合作、北伐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在厦门时，就十分关注北伐的进展，向往革命的策源地。广州的革命气氛，至少在表面上是浓烈的。鲁迅未到，广州的报纸上已登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的“著名文学家鲁迅”“不日来粤”的消息；中山大学校报报道校委会聘得力倡新文化的巨子鲁迅来校主教文科，函电敦促，至三四次，允即南下，并说北大、厦大近百名学生拟随其转学本校。青年学生更是怀着一睹他们认定的“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的风采而翘首以待。鲁迅一到中山大学，“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个不亦乐乎”。单是请演说，就不下七八次。鲁迅向来谦虚，冷静，阅历既多，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透；实在推辞不过，就低调处理。鲁迅在《通信》中说，在第一回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就首先“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朱家骅。笔者注）——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鲁迅总结道：“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郭沫若的小说散文集《橄榄》，出版于19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