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到1933年六年间鲁迅的杂文，基本上收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这些集子里了。单是集子的取名，就显出内容的特征。
创造社的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鲁迅为有闲阶级中人：“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于是鲁迅顺手取而用之，把1927年至1929年革命文学论争期间的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在这段时间里，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在为数不多的杂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对文艺与革命、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论述，对作家世界观问题、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反映出研读科学的文艺理论时的思考成果。
1930年，有御用文学家给了鲁迅一个“文坛贰臣”的徽号，鲁迅觉得也对，自思“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又，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旧的社会，那个旧的阶级，确确实实是早就心存“二心”了，“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于是，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将1930年、1931年的杂文结集为《二心集》。更加自觉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把文学作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与无产阶级整体的革命事业，与争取大多数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鲁迅30年代思想意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阶级阵营分明，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鲁迅高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是他弃医从文以来，用文学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必然的思想发展与实践选择。这样的思想发展，主要在他的杂文中体现出来。与前期的杂文相比，从《二心集》开始，鲁迅的文化视野更加宽广，更为博大。30年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的杂文中有了更迅速、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面对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鲁迅予以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抗争。鲁迅前期杂文中突出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丰富内涵，在新的时空领域里也获得了扩充和延伸。
《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作杂文三十四篇，附《鲁迅著译书目》一篇，1932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32开，毛边《南腔北调集》。收1932年至1933年作杂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上海同文书店出版。32开，毛边
《二心集》。收1930年至1931年作杂文三十七篇，附译文一篇，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32开。《二心集》再版时被删被禁，合众书店将删剩的文章十六篇另编一册，改名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出版。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二心集》之后，《南腔北调集》之名的由来，是因为有人嘲讽鲁迅喜欢演说，说鲁迅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和口音，则是南腔北调。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也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不入调，不入流，既不人云亦云，更不同流合污，以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发出独异的声音，正是鲁迅骄傲自豪之处。1933年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文章，结集为《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在《〈伪自由书〉前记》里，鲁迅说明了自己在《自由谈》上投稿的经过，说明了“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其特点“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然而，这却是“与时宜不合”的。然而，事实说明鲁迅是对的：“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前记》还说道：“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鲁迅把这个集子叫作《伪自由书》，是对压抑言论自由的讽刺。“伪自由”也不行的时候，就莫谈国事，“多谈风月”罢。可是，“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固然是在谈风谈月，而“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又何尝不是谈风谈月呢？所以，鲁迅在“谈风月”中“发出的箭石”，仍然会命中目标，击中要害的。取名《准风月谈》，不够格的“风月谈”之意也。
《准风月谈》。收1933年6月至11月所写杂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32开《集外集》。1933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合集，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而蒋介石则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错复杂；国难声中，新旧沉渣一起泛起。在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鲁迅接连发表数十篇文章，对激烈的民族矛盾做出深刻的阶级分析，从不同角度揭穿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所推行的对外妥协对内剿杀政策的出卖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反动实质，充分显示出鲁迅杂文在重大政治社会问题上所产生的巨大干预力量，以及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灵魂所发挥的巨大的精神支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