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1]在政府担任内阁大臣，我给他写了封信，求他帮我找点儿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做，很快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去战争部报到。但是我害怕他们会给我一份在英国的文职工作，因为我这时根本没想要去写东西，我想要行动，那种真正参与到战争中的行动。于是我去法国加入了一个救护车编队。尽管我认为跟任何人比起来我的爱国热情丝毫都不逊色，但是这些似乎已经和新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兴奋感融合在了一起，于是，一到法国[2]我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保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其他的工作过于繁重，一到晚上我就会累得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着上床睡觉，于是记笔记的习惯就这样暂时搁置了。我非常享受这种无意中卷入的新的生活状态，同时很享受不用负责任时所能够感到的轻松愉快。自从离开学校后，我就很少会被别人指使着做这做那，而现在却无意中重温了一下那种生活体验，我感觉很有意思，而且，一旦任务完成，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剩下的时间完全是自己的了，那种放松的感觉真是用语言都不好表达。作家就很少会有这种感受，因为你永远会觉得，下一本书的出版计划正在时时刻刻鞭策着你，于是你一分钟都不想浪费，甚至睡梦中都要拿着笔。现在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法国的小咖啡馆里花费大量时间与人闲谈，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我喜欢与大量不同的人去见面，尽管当时并没有写作，但我已在自己的记忆中珍藏下了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虽然身处战争之中，我却感觉不到任何危险，我急切地想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危险，我的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少勇气来面对危险，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这样去做。仅有一次我考验了一下自己的勇气。那是在易普尔（Ypres）的大广场（the Grande Place）上，我当时正靠在一堵墙上休息，忽然看到不远处就是中世纪的纺织会馆的遗址，我走过去想近距离参观一下，刚一离开，一枚德军炮弹飞了过来，把刚才那堵墙炸了个稀巴烂。我当时就蒙了，已经来不及细细分析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
不久后我加入了情报局，似乎在这个部门我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至少比开救护车要强，而且我的驾驶技术很一般，经常会手忙脚乱。情报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项工作会让你想入非非，显得既浪漫又超越现实。我在这里接受培训，学会如何甩掉跟踪我的人，如何在一些常人想象不到的地方与其他特工接头，如何秘密传送情报，如何把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带过边境。这些培训当然都非常必要，只是它们乍听起来就像是那些廉价惊险特工小说里的情节，颇有怀旧情结，虚幻得与现实中残酷的战争场面一点都不相称。我只能骗自己说，这些东西早晚会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是在我的小说里。即使这样，我还是怀疑这些训练是不是有点儿过于陈腐，写在小说里也会被读者耻笑。我在瑞士待了一年，这里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3]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暴露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那里的冬天很冷，不管天气如何，我都要跨过日内瓦湖去执行任务。当时我的身体很差。任务完成后，我感觉已经无事可做，于是便飞往了美国，在那里，我的两部话剧正在排演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愚蠢和虚荣，我经历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不幸遭遇，现在我想恢复内心的平静。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南太平洋逛逛。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读过《退潮》（The Ebb-Tide）和《打捞沉船者》（The Wrecker），而且我还想根据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生平写一部小说，现在我要去那里收集素材。
说走就走，我马上启程前往那个遥远的地方寻求浪漫与美好，同时，一想到自己与以往的烦恼远隔重洋，心里就感觉很坦然。不出所料，我确实在那里找到了浪漫与美好，但也找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一个新的自我。自从离开圣托马斯医院后，经常与我生活在一起人都特别看重文化的价值，我开始慢慢意识到，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艺术更重要，我一直在寻找宇宙的意义，而寻找的唯一结果就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创造的美好。从表面上看来，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让人兴奋不已，但实际上，从深层次来看，它依然非常浅薄狭隘。现在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天性让我欢呼雀跃，尽情吸收新鲜养分。吸引我的并不仅仅是各个岛屿上的美丽景色，我以前在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罗蒂（Pierre Loti）的书中早就读到过，尽管风景不同，但其景色之优美也并不能说可以超越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吸引我的也并不是当地人以及他们那种简朴悠闲而又略带冒险意味的生活。真正吸引我的是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人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我就像是一个博物学家，偶然来到一片新的土地，那里的生物种类数之不尽，形态各异。有些类型的人我大概认识，因为以前在书中读到过，看到他们让我倍感惊喜。举例来说，有一次在马来群岛，我看到树枝上落着一只鸟，这种鸟我只在动物园里看到过，而从没有想到它会出现在实际的自然环境中，刚看到它的时候，我还以为它肯定是从动物园的笼子里逃出来的。还有一些类型的人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让我感到震惊而又欣喜，就像华莱士发现新物种时的感觉一样。我发现这些人不难相处，他们千差万别，乍看起来会让人感觉目不暇接，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训练，我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一般来说，不用费多大劲就能够在头脑里面把这些人进行初步的分类。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文化，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对人生的见解都是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形成的，与我们这些常年接受教育的人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会得出一些让人感觉很诧异的结论。可以说，我们压根儿就不在同一层面上思考。以前的那种文化优越感现在已经**然无存，我现在看到的只是差异，一种与生俱来的差异，如果你的目光敏锐，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并不荒诞，而是同样有着秩序与和谐。
我放下了自己作为名作家的架子，走近了普通人的世界。我逐渐发现，现在所遇到的各色人等比我以往所见之人更富有活力。他们放射出来的不是宝石一样的光芒，而是野火所特有的火焰，这种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热力四射，烟气冲天。他们有自己的狭隘之处，也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的生活有时非常无趣，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活得那么笨拙。我对这些倒不是特别关心，我关心的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在所谓的文明社会里，一个人不管多么与众不同，都必须遵循某些行为准则，这就使得我们的行为不至于那么怪异，文化就像是一张面具，遮掩了我们的本来面目。而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掩饰，他们保存了很多原始特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必须遵从什么传统的标准，他们的个性能够肆无忌惮得到发挥，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在城市里，人们就像装在袋子里的石头，不管以前多么棱角鲜明，在袋子里装的时间长了，摩擦的时间久了，那些棱角也基本上被磨平了，他们就像鹅卵石一样圆滑温润；而这些人就像是散落在山边的石头，他们没有机会去互相摩擦，所以个个见棱见角，个性张扬。在我看来，他们更为接近人性的本质，我的心会禁不住跳到他们身边，就像多年前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接近那些来门诊部看病的人，我抓紧时间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下他们的外貌和性格特点，这形形色色的人物所给我的印象激发了我的想象，只要稍微加上一点自己的创作，生动鲜活的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笔端。
[1] 这个朋友应该指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当时担任英国海军大臣，而两人在1910年前后经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
[2] 1914年10月19日，毛姆在法国布伦登陆。
[3] 战后，他写下了以自己为原型并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间谍小说《英国特工亚申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