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英美双方的相互理解,怀南特和默罗付出了不少努力。1942年春,两人的工作第一次遭遇到了真正挑战。那个时候,美国陆军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北爱尔兰,美国空军第八师的战机和舰船也在英格兰东部安顿下来。还有大批美军工程兵进入英国领土,承担建设基地、仓库等等设施的修建任务。如今的英国不但是同盟国武装部队的核心总部,还是欧洲战场的最前线。盟军将从这里出发,对德占欧洲大陆发起空袭;终有一天,他们还将离开英国,踏上欧陆的土地。
那一年,夏天未到,伦敦街头已经满是前来休假的美国军人。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大多数建筑也被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所占用。这一地区的美籍人士,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多了起来——有感于如此现象,一位好事者特地谱写了一篇歌词并利用流行金曲的旋律传唱开来,歌曲的名称也从“一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吟唱”变成了“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
美国人的到来,让伦敦中部“几乎陷入狂乱”——这是一位当地居民的看法。美国军队的高官们坐着他们那橄榄绿色的配车,在格罗夫纳广场和英国战时办公室之间穿梭来往;带着政府公文的邮差们,也得在两地间反复穿行。他们发现,这段路程变得拥堵起来,其拥堵程度一点不低于战前时光。同一地区的酒店和公寓也变得紧俏了许多(有那么一次,美军参谋部一下子就在克拉里奇酒店订下了不低于16个房间)。有的时候,很多酒店变得一房难求。
美国的宪兵,也开始出现在伦敦的街头。他们头戴白色帽盔、脚穿同样雪白的靴子,正因如此,他们被叫作“雪点子”。从皮卡迪利到其他城中大道,都有他们来往巡逻的身影。很快,各位宪兵就把伦敦的地理情况摸得烂熟,不但前来旅游的美国大兵要向他们问路,英国人也开始找到他们求救问路。夏天的午后,各位大兵总要聚在格林公园玩棒球,这总能吸引大量的观众。人们甚至会带上毯子和躺椅,坐下来躺下来欣赏这种体育竞技。毕竟,棒球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是如此陌生。美国人看到板球,不也是感到同样的好奇吗?
很快,格罗夫纳广场及其周边区域已经有点太过美国化。按照一位美国记者的说法,这些地区“楼宇之间偶尔出现的英国国旗都显得有点突兀”。至于南奥德利路几乎就是“缩小版的第五大道”。斯坦霍普门对面的一所公寓,被美军高级军官辟为了俱乐部。寇松街那座惨遭轰炸破坏的华盛顿酒店则经过翻修,改头换面而为美军官兵提供消遣服务;外墙上,饰有描绘美国西部和南部风情的招贴画。只要来到此地,就能吃到裹着糖粉的甜甜圈。一位《每日电讯报》记者觉得,这家“华盛顿俱乐部”的擦鞋间、理发屋和塞满鲜花的花瓶,都让人仿佛置身于“百万富翁俱乐部”。这个地方一点不像“给爱吃甜甜圈那种人”——这个单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传下来,代指“美国大兵”——开办的场所。
对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店主和其他小业主而言,美国人的蜂拥而至就是一次黄金般的商机。“我家附近的每一个裁缝、鞋匠、洗衣店主和清洁工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只因为美国人来了。”一位伦敦市民表示,“遥想18个月之前,这些人忙于躲避空袭,跟着命令四处躲来躲去。如今,他们又都走了财运。他们或是缝或是补,或是洗或是熨,就这样一路从夜晚忙到天明。”
格罗夫纳广场已经有了“小美国”的绰号。艾森豪威尔的到来,又给这里带来一个“艾森豪威尔广场”的第二别名。当年6月,将军带着指挥欧洲战区美军行动的任务降临伦敦。初初看来,艾森豪威尔能够上任,还显得颇为怪异。他的笑容富于感染力,性格也很随和幽默,可是,他的名声并不很响。他从未指挥过营级以上单位,也没有打过哪怕一场战争。最令将军本人苦恼的一点在于他从来只是一个参谋人员。和乔治·马歇尔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亲临战场的经历,来到伦敦之前,他一直担任战争计划部的主管,并在为美军进攻欧洲大陆制作各种计划。
艾森豪威尔喜好社交,为人十分亲切随和,可是,他在内心里却有着敏感的直觉、勃勃雄心以及坚定、易怒的性格。作为马歇尔的一名亲信,艾森豪威尔善于组织人事,工作也十分努力勤恳。美军的高级将领当中,他也是少有的一个非“仇英派”。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和祖国的新盟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这方面,他甚至以“狂热”而自居。“各位先生,”初来伦敦的艾森豪威尔就曾告诉部下,“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胜机就在和英国的全面无条件的合作之中……我在这方面要谨言慎行,希望各位也能遵循同一标准。”
信誓旦旦和新盟友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将军,却在和英国上流阶层的最初接触之中屡屡碰壁。英国同行的自命不凡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都让艾森豪威尔很不适应。将军的老家远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农村,他的童年家居远离繁华,外无流水灌溉,屋里也缺乏自来水设施。“显然,”一位传记作家表示,“贫穷刺激了德怀特的幼年雄心,激励他努力奋进,一心出人头地。”最终,将军得偿所愿。但是,贫寒的出身仍然让他时时都有不安全的感觉。艾森豪威尔总在担心,觉得身边的人会把自己看作一个“乡下南瓜”——其他的美国人在和英方上流人物接触期间,也会萌生的感觉。“将军最怕的事情就是抛头露面。”一位助手表示。
一次,艾森豪威尔来到联盟英方指挥官蒙巴顿勋爵的乡间别墅探访。其间,一位老年男仆负责收拾将军的行李,旅行箱中寒酸的衣物,叫男仆简直难以掩饰轻慢。大感面子受损的将军,不得不作出了一点报复——他给了这位男仆一张大大的支票作为小费,而后才感觉好了一些。克拉里奇酒店专门为他配备的那位男性管家,同样刺痛了将军的神经。艾森豪威尔的谦逊作风,一向是管家公然蔑视的方面。至于克拉里奇这家酒店的方方面面,也几乎属于将军讨厌的对象。艾森豪威尔甚至不喜欢这里的房间,那种黑配金为主色调的客厅,叫将军“仿佛感觉是在赎罪”。这里的卧室,在将军看来“粉红一片,活像妓院”(于是,他很快搬到了多切斯特酒店,不过他的感觉也没能变得更好一点)。伦敦的社交生活也叫人头疼。
年轻的爱尔兰女性凯·萨默斯比(Kay Summersby)曾在伦敦为将军开车。根据她的回忆,将军“虽然常常受到伦敦各界主人的邀请,却像葛丽泰·嘉宝一样更愿意选择隐居。对于一切和战争无关的东西,他都显得很不耐烦”。一次社交活动之后,将军曾向司机吐露了一腔怨气:“刚才,一个女人叫我‘卿爱的将军’(此处有模仿英国口音之意),我觉得自己的血压水平受不了她的这种口气。我不是任何人的‘卿爱的’,我打仗也不是靠吃吃喝喝。”刚到伦敦,艾森豪威尔就下了一周七天工作制的命令。他的军中部下必须遵行。对此,将军表示:“这毕竟是战争期间,我们必须战斗,而不是喝酒赴宴。”
伦敦的各种高级社交场合,艾森豪威尔都不愿出席。其他的活动,他也是推却了不少。在这一点上,他和怀南特十分相像。按照将军此后的说法,他和大使在伦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私谊。两人都有着含蓄诚实的个性。他们不喜欢聚光灯的感觉,而更愿意全心投入工作。虽然都不大去教堂,他们却有着如出一辙的宗教情结。而且,两人都愿意付出一切,只为保证美英联盟的胜利和完整。“将军几乎把英美友谊当成了宗教一般在悉心维护。”作为英国参谋部与丘吉尔之间的联络人,绰号“巴哥”的易思迈将军如此评价艾森豪威尔。
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呼吁团结与和解。即便英美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将军的论调也是一直不改。他对于合作的强调,甚至引发了不少手下的反感。这些人甚至觉得:相比同胞,艾森豪威尔对于英国人更为偏袒。
初来伦敦的艾森豪威尔,面对着一片充满“地雷”的社交和政治领地。在这方面,默罗和怀南特都给了他不少帮助。作为将军的私人助理,哈里·布彻(Harry Butcher)曾在日记中表示:“很多时候,将军搞不清楚这些英国官员之中谁才更具分量,而谁才是小角色,谁应该非见不可,谁的邀约又该推托。”为此,将军表示:“我常常请默罗来帮我做判断。”
与此同时,将军也和怀南特关系不错。艾森豪威尔强烈的烟瘾,因为大使而得到了解脱。生命里的大多数时间内,艾森豪威尔都是个著名的烟鬼。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吞云吐雾的次数也愈发增多。为此,大使不得不总是提醒艾森豪威尔:未到宴会行将结束之时和致祝酒词的时候,将军一定不能抽烟。对于这个禁令,将军却是常常抛到脑后。为了避免英美关系因此受损,也为了将军能够舒服一点,大使特地作了一番安排:但凡有艾森豪威尔出席,宴会的祝酒词环节就在第一道菜上毕之后进行。
将军的驻地就在格罗夫纳广场20号,正好和大使馆对角相望。艾森豪威尔常常迈步过街,就许多问题向怀南特提出咨询。怀南特也是将军官邸的常客。按照布彻的观察,两人在大多数问题上“很是看得对眼”。大使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与将军甚是合拍,因此,怀南特常常以“艾克的另一个副官”自居。面对“上司”,他总在寻求支持。对于“电告华盛顿当局时应当注意何种措辞”一类的问题,大使常来请教将军。将军也时常询问怀南特,了解美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处情况。
其实,怀南特在伦敦的职权和艾森豪威尔几乎完全相似。大使馆的职员要听从怀南特的差遣,他还得管理战争期间愈来愈多的美国民间驻英机构。如果把这些机构和军方派出机构加以统计,得到的数字实在高得惊人:仅在1942年,就有三千多人在伦敦为美国政府工作。此前两年,这个数字就像火箭一般在飙升。
当时,美国驻英大使馆就是欧洲战场上美国外交的中枢所在。同时,它对于英美联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使馆馆员共有675人,在全球各地美国使团当中位列第一。每天接进使馆的电话多达六千余起,由此需要24个接线员进行工作。至于驻英大使这个职位,“早在怀南特来到之前就已经十分重要,待他上任之后,更是一步一步愈显重要”——《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描述:“大使的职责、手段和环境让他活像一个巨型企业的董事长。”自然而然,怀南特的“责任也非同一般地沉重”——这是某位英国官员的看法。此人还以为,“几乎每件事情都要形成文件呈献给大使让他审阅或者批复”。
怀南特负责管理的美国机构当中,战争情报办公室、战时经济署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伦敦分支也在其列。其中,战争情报办公室和英国的“军情六处”与特别情报局在职责方面比较近似。他们要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搜集敌方情报,破坏敌人的武装、设施以及打击敌军的士气。他们的总部戒备森严,位于格罗夫纳广场70号。特工在此受训之后,将会被送往敌占区开展工作。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土是他们的活动场所。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得潜入德国本土。
作为领导者,怀南特可谓十分不合格。他常常会忘记约会,也常常把客人晾在一边。就连下属的名字,他也是常常出口即错。有一次,稍显走神的大使想要口述一封邮件,并要求自己的副手赫谢尔·约翰逊(Herschel Johnson)做好记录。作为使馆内的二号人物,约翰逊自然不愿被吩咐去做这等速记员的工作。不过,他还是拿起笔,把怀南特的要求大致记了下来。过了几天,副大使走进上司的办公室。这时,他发现怀南特又在口述信件。大使说得如此认真,几乎忘了信件内容之外的一切事情。这一次,轮到哈罗德·斯塔克将军这位海军前主管、当时的欧洲战区海军司令拿着钢笔在写写画画了。
尽管发号施令的习惯有些古怪,不过,怀南特仍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领导人。在华莱士·卡罗尔看来,大使其人“释放着一股神秘的魅力”。他曾向属下强调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并要求使馆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及驻伦敦各机构的官员都要像团队一般团结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遵循他的指导。几乎在所有时候,各家美国政府派出机构之间都有着紧密和谐的合作关系。“每个雇员都同意一点:怀南特对于海、陆、国务院、战时经济署、战争情报办公室、战略办公室等等机构之间的高效合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纽约先驱论坛报》负责政府事务的记者伯特·安德鲁斯如此报道。战争期间,安德鲁斯一直驻守华盛顿。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报道各大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各种斗争和倾轧之上。每个部门、每个人,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取更大的职权。按照助理国务卿迪恩·阿奇森的看法,“我们中的不少人花了海量的时间,只为了在这官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这场斗争,也被助理国务卿看作“宾夕法尼亚大道之战”。
安德鲁斯决心去伦敦走上一遭。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美国驻英各大机构的各位代表的相处之道”。他想知道,这些人会不会比国内的同行更为融洽。相关的结果,叫他十分满意。为此,安德鲁斯还特地告诉了自己的各位读者,“怀南特的那一套运作得十分有效。”安德鲁斯表示,“和华盛顿各大部门之间的割据状态相比,他们的关系简直太和谐了。”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位重要人物和怀南特等人并不那么合拍。在当时,哈里曼仍在和大使争来斗去,他甚至试图和霍普金斯乃至罗斯福取得直接联系——只有如此,哈里曼才能在美英关系这片怀南特的专属领域中找到栖身之地。记者哈里森·萨利斯伯里(Harrison Halisbury)发现,“埃夫里尔实际上切断了怀南特和丘吉尔的联系渠道”。这一点,无疑是雪上加霜。
珍珠港事件后,丘吉尔曾经赴美访问。那一次,哈里曼不惜伪造文件,攫取了陪同出访的机会。可是,曾在普拉森舍湾对哈里曼轻慢以待的各位美国官员,再一次忽略了他的存在。国务卿赫尔等一众人士都觉得:这个哈里曼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特使的权限。不过,1942年丘吉尔再度访美,哈里曼也再一次成了首相的随团人员。两个月后,丘吉尔下定决心要去莫斯科会一会斯大林。而哈里曼也及时说服了首相和艾登,他让首相和他的副手相信:此去苏联,他们必须带上一位美国官员——也就是哈里曼自己。哈里曼要去苏联,罗斯福倒是不想批准。可是,丘吉尔特地打来电话,向总统强调了哈里曼的不可或缺。最后,罗斯福也不得不同意。
上一年,哈里曼曾经把劳伦斯·施泰因哈特从访苏人员的名单中画了出去。如今,他的耳旁风再次起了作用。施泰因哈特的继任者,海军上将威廉·斯坦德利(William Standley)因此失去了参与谈判的机会。哈里曼的专横,让身经百战的斯坦德利十分恼火。在海军上将的口中,前者可恶得就像一只“围着大人物飞来飞去的蛾子”。
作为新任的英国驻苏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Archibald Clark Kerr)也对哈里曼缺乏好感。大使觉得:首相之所以对这个美国人如此钟情,不过是被对方的吹捧冲昏了头。日记中,科尔甚至忍不住大吐酸水:“最近一段时间,首相总把哈里曼留在身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暗示:‘埃夫里尔,真高兴有你陪在身边。你就是我的能量源泉。’本人可不觉得哈里曼的陪伴有什么好处可言……这个美国人除了拍马屁,也没别的本事。”
回到伦敦之后,哈里曼仍和丘吉尔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他并未把自己与英国领袖的交往向怀南特交代太多。在公开场合,哈里曼倒是一向对大使表示支持。不过,他私下里多次毁谤怀南特的性格和人品——在他看来,大使其人过于理想化,对于身边的人也有过分溺爱的嫌疑。而且,面对冷酷的战时政治,缺乏实干思想和坚忍品质的怀南特实在难以胜任。
大使常常会把英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或其他名人晾在办公室外间,自己却在里面和一群大兵或小人物相谈甚欢。如此作为,哈里曼实在无法理解。而且,特使更加迷惑的一点在于:美国大使很少在肯辛顿的官方住所召开像样的招待活动。偶尔几次敞开官邸大门,怀南特似乎也更为关心各位看门人、女佣和其他普通雇员,他竟然邀请这些人参加聚会,而对其他要客不闻不问。多年以后,哈里曼曾向自己的传记合作者、新闻人埃利耶·阿贝尔提起了这段往事。直到那个时候,哈里曼也觉得自己才应该被罗斯福任命为驻英大使,“我觉得我能把大使和租借事务兼顾起来做得一样好”。
哈里曼对怀南特的轻视,感染了自己的女儿,同时又影响了帕梅拉·丘吉尔。在写给姐妹的信件中,凯思林·哈里曼谈到了大使的性格:“他不擅长演讲,也不是个好的写作者。不过尽管如此,伦敦的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个伟人——相当伟大的人物哦。昨天,安东尼·艾登把他当作‘可以影响世界潮流的一位人物’。天哪,麻烦放过世界潮流吧。”
1942年夏天,怀南特致信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并要求述职。按照《泰晤士报》日后的说法,他很可能就是英美联盟当中的“黏合剂”。不过,大使却觉得自己好像被排除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会谈和决策过程之外。这一点,哈里曼自然有所察觉。特使告诉埃利耶·阿贝尔:“本人在联系首相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让怀南特感觉很是不快。”对于大使那种“愚蠢的妒意”,哈里曼大加嘲笑。不过他也表示,“我对此也毫不在意”。
怀南特遭到排斥,哈里曼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有着直接联系的习惯。两位领袖时常绕过国务院、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而自行交流。而且,面对外国元首,罗斯福也总会委派一位私人特使去和对方直接联系。虽然已有一位官方人员会担起同样的责任,总统也会不予理会。为此,怀南特曾经电告哈里·霍普金斯:自己在和英国政府多个部门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接触的时候,对方总会告知——已有一位美方特使正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罗斯福政府的各位官僚当中,怀南特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自感遭到轻视的人,许多要员——比如深孚众望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觉得自己的权力遭到了剥夺。他们甚至无法对手下直接发号施令。不过,这就是罗斯福的执政风格:总统会把权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那些他觉得对于自己和国家殊为重要的决策和计划,罗斯福总会事必躬亲。“罗斯福喜欢亲力亲为,他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法官和裁判。”一名历史学家如是说。
一众高官当中,要数赫尔对于罗斯福的专断最为反感。赫尔已在国务卿的位子上服务了整整11年,如今却被排挤在外,对于美国的外交事务毫无发言权。一头银发的他风度卓然,来自田纳西州,好像刚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银版相片中走出来一般。怀南特曾告诉一位英国官员,赫尔和罗斯福“每月必定会面一次,他俩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作为曾经的参议员和民主国家委员会的负责人,赫尔能够成为国务卿倒不是因为自己的外交经验——在这方面,他根本毫无经验可言。赫尔在国会山的权势和人脉,才是罗斯福钟情于他的原因。“二战”前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罗斯福一直把国务卿的工作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不但赫尔横遭无视,整个国务院也都没了存在感。总统的如此作为让各位驻外大使都异常反感。对此,怀南特也概莫能外。
战争期间,詹姆斯·雷斯顿曾经短期离开《纽约时报》而来到美国驻英大使馆服务。在他看来,白宫方面对于怀南特及其手下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人员有所慢待。如此作为,无异于“政治上的羞辱”。雷斯顿在回忆录中表示:“任命一位毫无经验的国务卿、绕过外交事务办公室、直接通过白宫下达命令——如此种种的不合常规,在美国的外交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其实,罗斯福只是想要简化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联系渠道。对于怀南特在伦敦的种种作为,总统还是给出了高度评价:“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做总统的料,而怀南特就有这种罕见的才能。”怀南特郁郁寡欢,罗斯福也试图给出安慰。在一封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信件里,总统向大使表示:“您的工作有着非凡的意义——我这样说并非只是代表自己,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对此毫无异议。其实,华盛顿这边也有许多重要工作,而大家都在向我举荐您回国承担……不过,我告诉他们:自己也好,其他人也罢,有谁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人选接替您出任英国大使呢?”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给哈里·霍普金斯下了命令。后者访问伦敦期间曾经告诉丘吉尔和哈里曼:埃夫里尔·哈里曼先生的工作职责限于租借事务,而不是参与政策制定或者干预政策制定。面对使馆的武官雷蒙德·李,霍普金斯曾经说:“我给哈里曼画下了一道最为严格、最为精确的红线,红线之外,任何涉及政治的事务他都万万不能触碰。这些事务都是大使的工作也只有大使本人能够处理。我还告诉丘吉尔,目前这位驻英大使是我方能够选派的最好、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选……只要涉及政治的一切事务,首相先生都必须和怀南特直接接触。”
可是,霍普金斯传达这些命令的时候,却又给哈里曼留下了操作的余地。每次与丘吉尔和其他英国军事高层进行会谈的时候,霍普金斯总会带上哈里曼随行。显然,他并不希望断了朋友在政治圈子当中的种种联系。而且,他还提醒哈里曼要“小心一些”,毕竟,怀南特其人“无论如何都还是美国驻英大使”。霍普金斯的弦外之音,丘吉尔自然有所体察,因此,首相并未理会总统的种种规矩。
1942年秋天,埃莉诺·罗斯福对英国进行了访问。其间,霍普金斯公开表示:哈里曼才是伦敦城中最为重要的那个美国人。他甚至告诉第一夫人:访英期间,她大可不必叨扰怀南特,而可以直接联系哈里曼。对此,总统的妻子有些动气,“我和怀南特先生是故交老友。对于他,我抱有万分的尊敬。我的丈夫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埃莉诺在日记中表示,“因此,我并未理会哈里的提议。我只是告诉他: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个人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已经结识了怀南特。”当然,埃莉诺对于哈里曼的轻慢态度并未有所表现。“哈里总是喜欢依赖自己的朋友圈子……我觉得,他对于怀南特先生从来都缺乏了解。”
在伦敦,罗斯福夫人完全未曾联系过哈里曼。她的每一步行程,都交给了怀南特进行安排。访问白金汉宫觐见国王王后之前,她也向怀南特求助。艾森豪威尔觉得和英国贵族打交道总有一种惊惧和“不适的感觉”。在国王本人面前,将军更是不适。对此,第一夫人也深有同感。面对乔治六世夫妇,罗斯福太太显得十分局促。当时她甚至自问“为什么我要参与这档子事”。怀南特的建议,些许缓解了她的忧虑。不过,第一夫人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对自己的寒酸行头感觉丢脸。她甚至想:当自己打开行李箱露出区区几件衣衫的时候,白金汉宫的仆役心里应该涌出了何种念头?回到美国之后的埃莉诺,曾在多年以后记述了当时的心境。她的语气之中实在不乏嘲讽:“为了摆脱国王统治,美国曾经浴血奋战。没想到,当时的我面对王权及其周边的堂皇装饰却仍是那么畏畏缩缩。”
写作回忆录期间,总统夫人也回忆了那段旅程。她发觉,正是这段经历加深了自己和怀南特的友谊。而且,她由此对这个害羞的人又多了几分崇敬。毕竟,怀南特“很少把自身的舒适置之度内。他更关心朋友……他的帮助我不胜感激。而且我能感到:他的温暖为许多地方拂去了黑暗”。
对于身边的官僚作为,怀南特已经颇感倦怠。一名助手觉得:“大使是把官僚的轻慢当作了侮辱。”不过,他仍然没有停下工作。无论是在新罕布什尔、华盛顿还是日内瓦,怀南特从来如此。连续的工作,几乎耗尽了怀南特的精力。“他把整个世界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使馆里的政务参赞西奥多·阿基利斯如是说。“他甚至发现:要想彻底放松下来都是如此困难。”大使唯一的消遣,只不过是偶尔走进伦敦的随便一处公园并徜徉其间,漫步几圈。
眼见怀南特如此痴迷工作,不少朋友都觉得有些担心。英国劳工部的副大臣弗朗西斯·珀金斯和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第一夫人埃莉诺的叔父大卫·格雷便怀抱着这样的担心。副大臣还给怀南特寄去了好些维他命补剂片,以供后者保养精力。格雷也给了怀南特一些贴心忠告:“假如您失去健康,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您的人格和价值观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的话,您真不该花去好几个星期在英国各地来去奔忙而劳累身体,而应是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玻璃柜里。”
格雷和珀金斯的意见,安东尼·艾登也表示认同。后来的英国首相曾经形容怀南特“对于工作最为在意,对于党派政治则关心不多。对于他自己,则基本漠然不理”。其实,艾登和怀南特差不多算得上同类——他们都有工作狂的倾向。当年的艾登只有43岁,还在外交部担任一把手。每一天,他基本都守在办公室里,从清晨一直忙到夜半。在此之后,艾登才会回到位于办公地点的一间小公寓里去休息。所谓休息,也不过小睡片刻而已。过后,他还得继续全情工作。作为一个纯熟的谈判老手和外交专家(在这方面,怀南特把艾登归于“本人遇到过的最好的外交官”之列),艾登其实和自己这位美国友人同病相怜。两人的工作都罩在上司的阴影之中。他们的任内事情,顶头上司也都乐于插手——艾登的热心上司,自然就是丘吉尔。对于本国的外交事务,首相时常也有独自统揽的意向和举动。
30年代的艾登,可是英国政坛的一位金童——他外貌俊朗、举止优雅,还曾立下赫赫战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这一切的名誉获得的时候,艾登才不过35岁。在英国人的心中,他实在是太受欢迎。1938年,艾登本有机会角逐首相职位,可是,他对内维尔·张伯伦曲意逢迎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十分不满,并因此辞去了外相职务。如此一来,他自然没能接上张伯伦的班。谈及此事,艾登只是谦称:“我还没有当首相的才能。”最终,首相职位被丘吉尔接任。战争期间,艾登对于丘吉尔插手外交事务可没少抱怨。不过,经过一番巧妙的经营,外交大臣一直没让权力彻底旁落他人。
在伦敦,怀南特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安东尼·艾登大概是最为重要的那一位——当然,可能外交大臣还得排在萨拉·丘吉尔之后。大使和外相几乎每天都要联系,要么面见,要么电话传音。艾登的办公地点设有一部私人电梯,持有电梯钥匙的人,可以直接奔往外交大臣的办公室。如此的幸运儿自然不多,而怀南特就是其中一个。在许多个周末,艾登都会带上怀南特前往苏塞克斯郡的乡间别墅。到了那里,两位外交官常常聚在花园当中阅读和谈论各自的外交公报。园艺之事,让艾登甚是着迷。怀南特对于好友的爱好也有一番回忆:“他是我见过的人之中对于花、草、蔬菜和果树最为关切的一个。风吹麦田的景象,苏塞克斯乡间的片片绿野,也叫他分外着迷。”休息的时候,怀南特和艾登会放下手中的文件而去给花园除草。“园地两边会放上文件箱,当中都是有待阅读的文件。”怀南特回忆说,“一畦荒草清除干净,我们就会走到文件箱的边上,阅读文件、撰写有关的回复。而后又继续拔草。”
虽然和艾登关系莫逆,不过,怀南特还是发现:萨拉·丘吉尔才最让自己感到慰藉。随着时间流去,两人走得越来越近。1941年底,萨拉终于和维克·奥利弗分了手。不久之后,首相的千金就和美国大使正式开始了一段情。离婚后的萨拉放弃了舞台生涯,转而加入女子防空队。此时的她仍是自立如故。父亲本来为萨拉在皇家空军的控制室中安排了一份差事,却遭到了她的回绝。而后,萨拉来到伯克夏郡的一家空军基地当起了情报分析员。她的职责在于审看各类情报图片。这份工作要求很严而且压力重重,况且属于机密岗位,不过,萨拉却还干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她本人也是十分诧异。工作期间除了处理一些杂务,萨拉要和同事们一起研判德国运输设施的空中影像,并由此判断德国空军可能的行动方向。
1942年底,联军即将出征北非之前的某一天,萨拉的父亲找到了女儿。首相的语气当中带着少有的欣喜:“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就要派出542艘舰艇前往北非进行登陆作战。行动迫在眉睫,舰队将会摸黑通过直布罗陀海峡。”
可是,萨拉却纠正了父亲:“参与行动的船艇共有543艘。”
首相盯着女儿,眼神有如铁石一般:“你怎么知道?”
“三个月以来我都在为这次行动做着准备。”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觉得自己必须遵守安全条例。”
那一刻,首相的面孔上堆起了阴云,萨拉担心,自己的出言不慎可能会招来父亲的一顿斥责。没想到,温斯顿·丘吉尔只是一笑了之。当晚首相官邸的饭桌上,首相颇为自得地谈起了女儿在情报方面过人一筹的才能和表现。
战争期间,萨拉的生活总有两面:周一到周五,她都守在伯克夏郡,干着紧张而全情投入的情报工作;周末,她会回到首相官邸或者自己位于帕克巷的小公寓。后面这处居所,距离美国大使馆不过五分钟脚程。一有机会,怀南特总是尽量陪在萨拉的身边。哈里曼和首相儿媳的事情在伦敦街知巷闻,萨拉和怀南特的关系却是隐蔽至极。对于这种关系,两位当事人也怀有万分的审慎,除却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萨拉·丘吉尔已经和丈夫分居。有时候,萨拉甚至还会和奥利弗在公众场合出双入对。当然,如此作为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毕竟,她并未离婚,而怀南特也有妻子和家庭。虽然心怀不满,萨拉却也不想招惹任何绯闻。毕竟,在她看来,关系暴露只会害了怀南特,同时还会贻祸于自己的父亲。
萨拉和怀南特都很小心。不过,这段关系却不可能不走漏一点风声。首相身旁的许多人,已经知晓了大使的秘密,约翰·科尔维尔就是其中之一。至于丘吉尔,同样也对女儿的动态心知肚明。这一点,就连萨拉也很肯定。多年以后,她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还表示“这是一段父亲有些察觉,但却又从不说破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