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8日下午，两位美国人匆匆穿过圣彼得广场，除了穿西装，打领带，他们与众多游走在贝尼尼设计的柱廊下的游客和朝圣者并无二致。当两人走到一个专门接待官方访客的通道时，已有一位神父在那里等候。两人在他的陪同下沿着梵蒂冈城墙走进罗马库利亚会堂的私人区域——很少游客到过这地方，穿过梵蒂冈使徒宫里一个又一个庄严的庭院，往教宗寓所走去（教宗方济各因为行事低调，住在梵蒂冈城的其他地方），最后到达国务院秘书办公室的一个金碧辉煌的会客厅。
哈瓦那人已经提前几分钟到了。在过去18个月里，美国与古巴召开了六次秘密会议，其中的几次会议还在加拿大渥太华的政府大楼内举行过。此时，两位美国人对这些古巴人已经非常熟悉。他们面带微笑，亲切地与古巴人握手，这让梵蒂冈的主办方（主办方团队，由教宗方济各的四个高级顾问组成，包括担任国务卿的枢机主教彼得罗·帕罗林）感到意外。
每个代表团需要单独向罗马教廷做简短的汇报，当枢机主教和两位古巴人走进一间小房间后，两位美国人——本·罗兹和他的白宫同僚里卡多·祖尼加，只能在外面等待。30分钟后，古巴人从房间出来，罗兹和祖尼加被领入小房间，他们看到主办方脸露讶色。
“我没法相信这个。”其中一名高级顾问说。“这是真的吗？”在两位美国人入座时，另一名高级顾问问道。是真的，两位美国人告诉教皇的人。古巴和美国将要结束长达53年的疏离状态，重建外交关系。他们到此是为了得到教皇的祝福。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步骤，将给两国带来至关重要的政治掩护。当开始审核基本条款时（为了重修外交关系，古巴将用扣留在哈瓦那的一名美国开发署工作人员艾伦·格罗斯，与美国交换三名古巴间谍），罗兹和祖尼加与两位古巴人回到了会客厅。四人坐在一条长桌前，对面是四位梵蒂冈官员。两名美国人再次大声陈述了自己的义务，那两名古巴人——他们分别是来自内政部和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照着做了一遍。最后，作为见证人的枢机主教（枢机主教：是天主教教宗治理普世教会的职务上最得力的助手和顾问。——译者注）帕罗林讲了几句话。“这个世界，好消息很少，”他总结说，“古巴与美国重建外交关系，对世界人民来说是件好事。这件事表明人们能够和平共处。”
几分钟后，罗兹和祖尼加回到圣彼得广场。他们迷迷糊糊地穿过铺满鹅卵石的广场，依旧没法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刚刚解决了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外交事变。罗兹仍然担心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广场上还有一些正在度假的记者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师在闲逛，随时可能发现他们，从而泄露这个持续了18个月的秘密行动。为了避开这些人的耳目，罗兹决定让古巴人先离开梵蒂冈。随着饥饿感的袭来，他们两人走到台伯河附近的街区找了一个地方，点了一些可口的食物：番茄、马苏里拉奶酪、番茄肉酱意大利面、油炸洋蓟和一瓶基安蒂酒。
当两人为自己创历史的一天庆祝时，罗兹想起了已经回国的另一位白宫同僚，白宫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唐纳——他的小心谨慎仅次于他对天主教的虔信。“丹尼斯将永远无法取消这个决定，”他开玩笑说，“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教皇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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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巴马任职期间的外交好似一项团体运动，比如亚洲轴心战略、伊朗核协议和中东和平进程等，但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可以对外宣称自己曾独自建立一段外交关系。奥巴马促成美国与古巴建交，希拉里促成美国与缅甸建交，两段外交关系都刻上了建立者的独特印记：他们如何解决问题？他们如何调度同僚与下属？以及他们如何面对风险？这些方式和本能定义了他们在公共事业生涯中不同的个性。
关于古巴的议案，奥巴马只交给几个白宫亲信处理，整个国务院对此完全不知情，除了约翰·克里，他认为“雾谷”跟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直到2014年12月17日早上，总统才向那些不知情的人宣布这一消息。把奥巴马的古巴外交对等于本·拉登事件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尽管已经得到罗马教廷高层的认可，这次外交依旧处于相互试探的朦胧阶段。
另一方面，希拉里与缅甸的感情培养过程却煞费苦心，共耗时三年。在此期间，她曾在华盛顿努力争取有影响力的选民的支持，也曾小心翼翼地跟缅甸民主运动中的女英雄——昂山素季打探消息，最后才见到那些于1962年篡夺国家政权，并在全国实行专治统治的将军。2011年12月，希拉里与昂山素季在仰光的一座湖滨别墅首次会晤。在这之前，希拉里已经读过几本有关昂山素季的书，而且她们已经通过很多次电话。希拉里后来回忆说：“感觉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样。”
古巴和缅甸除了国家体制不一样，两国的世界观也不一样。对于奥巴马来说，古巴就是他要应付的一个老对手。这个国家的情况就像伊朗一样。古巴认为美国长期对其实行的孤立政策不仅已经过时，还会引起反效果，最终只会被专制统治者利用。当然，从战略角度来说，古巴没有伊朗那么重要，但在政治上，尤其是选举大战中（佛罗里达州大选），古巴跟美国却有重要的联系。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已经开始仔细地拟定一个提案，在该提案中，他承诺放宽美国与古巴两国间的旅游限制。而且2007年7月，他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的一个辩论会上向众人保证，自己会在任职第一年里先后会见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的领导人。
希拉里对古巴的看法是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人的标准观点，她仍在竞选她所在党的提名。那些民主党人都深受战后“冷战”的影响，在她丈夫担任总统的时候，他们已经变得冷酷心硬。那时古巴的一架战斗机曾将迈阿密某组织的两架飞机击落，因为这两架飞机试图帮助乘皮筏逃离古巴的那些人。后来，比尔·克林顿签署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该法案扩大了贸易禁令的范围和期限，加重了古巴的贫穷，因此这法案也成了美国强硬派的象征，遭人唾弃。作为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一直依照人们熟悉的剧本行事，顺从民意，不去触犯古巴裔美国选民。她说，古巴得先做出改变，才会有新的开始。她还说：“除非古巴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必须为古巴人的民主与自由迈出一步，否则我们很难改变政策。”
担任美国国务卿后，希拉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部分原因是，外交官与政治家这两种角色存在差别；另一部分原因是，她每次到拉丁美洲去，都会了解到持续半个世纪的贸易禁令有多落后。她曾断言，古巴政策已经阻碍了美国的发展。从这些地方回来后，她就明确了一点：国务院至少应该放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的限制。有时，她也会遭到白宫的阻拦，因为白宫正在权衡奥巴马支持这件事的本意，他们担心奥巴马会在此过程中疏远古巴裔美国选民。在她离职前，希拉里给奥巴马写了一份离职备忘录。其中，她就建议奥巴马说服国会解除贸易禁令。
如果说奥巴马对古巴感兴趣是出于对历史的考虑，那么希拉里对缅甸感兴趣则是因为传统的地缘政治。缅甸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它不仅可以为中国通往孟加拉湾提供便捷通道，还可以为其提供一条贸易路线。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条路线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官员想要将其变成海上丝绸之路。由于长期被美国孤立，缅甸的经济对中国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人在伊洛瓦底江上建立堤坝，在曼德勒要塞圆齿状的红砖墙内用钢筋水泥与玻璃修建装饰华丽的酒店。希拉里在国务院任职的第一年期间，也有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说，缅甸与朝鲜走得很近，前者正千方百计从后者那里购买核部件和核技术。
与缅甸军政府接触既可以弄清楚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能让世界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希拉里欣赏昂山素季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昂山素季能凭着高贵品格获得“夫人”这个尊称。二是她风度翩翩，内心坚强。2011年，两人初次进行历史性会晤时，身上都是穿着白色衣服。拍照一结束，两人的交流又恢复正常：讲究实效，重点突出，就像希拉里会见以色列总理比比·内塔尼亚胡那样。
希拉里也明白，缅甸让她有机会以某种方式打破历史，而古巴却无法为她提供这种机会。尽管奥巴马总统与东南亚地区有情感联结，但他上任后依旧不会优先考虑缅甸。他的确关注这个地区，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这里的贸易及与中国的关系。
2009年4月17日，奥巴马参加了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举行的地区峰会，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首脑会议。他在会议上对拉丁美洲的领导人说：“我打算让我的政府与古巴政府一起处理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从毒品、移民和经济问题到人权、言论自由和民主改革。”希拉里马上注意到他的用词。当晚她就给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发邮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的政府’，意思是可能要由白宫自己解决”。
“在缅甸问题上，她一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本·罗兹告诉我。“在古巴，很多工作是由我们来做。关于缅甸问题，让国会参与不啻为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它可以确保你做事时能三思而后行。而古巴问题，简直就是宇宙大爆炸。”
关于这两个计划，罗兹都有自己的看法。在他到古巴工作前，就十分支持希拉里在缅甸的工作，甚至称得上白宫里最忠实的拥护者。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演讲稿撰写人，但他在白宫西翼的作用不仅仅是为总统传达外交政策的相关事宜。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罗兹和奥巴马的个人关系，以及两人冷静的处事风格，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亲近，罗兹把自己当作上司的一名“火焰守护者”。
他觉得对封闭的社会伸出援手，恰恰是像奥巴马这种创历史的总统该做的事。在与缅甸接触的问题上，他们备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阻挠。比如萨曼莎·鲍尔担心他们无法对付那些滥用人权数十年的将军。在沙利文和库特·坎贝尔的要求下，罗兹克服了障碍，征得了安全部门的同意。当希拉里首次提出要访问缅甸时，罗兹就提议让奥巴马先给昂山素季打电话，以便他有足够理由接受希拉里的这个想法。当他出现在缅甸时，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了。2012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与刚离开内阁的希拉里抵达仰光。这既是希拉里外交成功的庆贺之旅，也是两人的告别之行，当然两人从未想过对方会做出什么温情的表示。
希拉里非常重视自己在缅甸所获得的成功。当她离开国务院后，她开始暗中谋划白宫竞选一事，她几乎没跟谁说过这件事。另一方面，古巴依旧是摆在眼前的一个政治问题。2015年7月，希拉里在迈阿密一古巴流亡者的聚集地，重申了三年前她在离职备忘录中向总统提到的一点：解除贸易禁运。“古巴人民想要购买我们的商品，阅读我们的书籍，浏览我们的网站，向我们的人民学习。”她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进入21世纪。这是一条通往民主和尊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共同前进。”但希拉里在发表的一份伊朗核协议的声明时，也提出了一些警告，“该国政府不会马上结束专制统治，我们对此不应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会继续实行短期拘留处罚。”她呼吁让更多古巴人使用手机、电脑和卫星电视，实则不怀好意。那些焦躁不安、失去公民权的民众就是利用这些“工具”，推翻了他们的政府。“对卡斯特罗兄弟来说，交战不是礼物，而是威胁。”希拉里对她的听众说。
当初次宣布美古恢复外交关系时，奥巴马总统几乎喜极而泣。12月的一个早上，他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说：“古巴的人民，美国已经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你们有些人一直把我们当作希望的曙光，我们将继续把自由之光投向你们。”奥巴马承认，古巴人民与伊朗人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旧对美国的殖民统治抱有怨言。“我们无法抹掉历史，但我们认为你们有权过有尊严的生活，也有权自我决策，”他说，“古巴有一句描述生活的谚语‘Noesfácil’（不容易）。现在，美国想要成为古巴的伙伴，想要让古巴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容易、更自由、更富裕。”
他的话与希拉里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人的说话语气却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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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曾将昂山素季手写的感谢信裱起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希拉里·克林顿也知道这件事，因为2009年希拉里会见麦康奈尔时，麦康奈尔就给她展示了这封信。希拉里已经提出与麦康奈尔举行会谈的请求，因为她想要审查那项由来已久的美国政策，即拒绝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
麦康奈尔当时（2007年）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也是那项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政府通过了制裁“军政府”的决定。他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赢得了昂山素季的感谢。这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奥巴马在国会山从未对谁这样做过，尤其是对麦康奈尔——这位老谋深算的共和党战士曾经说过，自己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奥巴马连任总统。希拉里与麦康奈尔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但她明白，如果她不与其结交，就无法得到他的支持，那么她为美国与缅甸关系所做的工作将会在国会引起很多反对意见。
“我说，‘米奇，今天没有记者，就我们俩谈谈。’”希拉里对我说，“我想跟你说，我正努力团结大伙的力量摸清缅甸当前的状况。”
“我觉得这没有用。”麦康奈尔回答说。“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希拉里说，“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支持我们”。
他们就这问题反反复复说了一会儿。最后希拉里把话题转到了缅甸的发展前景上。比如，缅甸政府已经宣布在2010年依据新宪法进行选举。麦康奈尔对此表示怀疑，但他不能否认，小布什总统孤立“军政府”的政策已经成功。“我们谈过了，”希拉里回想道，“而且他最后还说，好吧，既然别的方法也没有用，不妨试试吧。”
她一直不停地争取前同事的支持。接下来，希拉里将会争取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吉姆?韦伯的支持，他对亚洲事务很感兴趣。（之后他将在党的总统提名中对希拉里发起挑战。）韦伯毕业于海军学院，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曾参加过越南战争。他骄傲自大、喜怒无常、反对传统，是参议院最特殊的议员。他对缅甸看法与麦康奈尔恰好相反。韦伯告诉希拉里，“制裁”已经彻底失败。对于推翻缅甸政府这事，他们依旧无所作为，因为中国反对。缅甸政府对中国非常友好，与中国开展了全面合作。韦伯极力主张希拉里采取行动，而且越快越好。
2009年5月，他们以退为进，找到了行动的机会：一个名为约翰·耶托的美国男子在仰光被捕。耶托来自密苏里州，是一位精神异常的退伍军人，一直很迷恋昂山素季。他曾两次游过茵雅湖，进入戒备森严的大院（自2003年被软禁后，昂山素季就一直住在这里）试图与她说话。第二次，他从湖里游回来后就被逮捕了。缅甸政府判处耶托有期徒刑七年，将昂山素季的软禁时间延长了18个月，这简直是给她甩了一个耳光。他们认为昂山素季留宿擅闯禁地者，违背了软禁的规定。这次新的判决，将阻止她参与2010年的总统大选。希拉里很失望，先后给麦康奈尔和韦伯打电话让他们出主意。韦伯提议说自己去缅甸与他们协商，让他们放了那个美国人，希拉里也同意了。当韦伯到达缅甸时，他没料到自己竟能与丹瑞见面，这位70岁的“大将军”是军政府的领袖，之前，在他的执政生涯里，他从不愿意接见任何一位美国人。因为肩负着希拉里和国务院的重大“侦查使命”，韦伯的行程注定不会轻松。即便在神秘的缅甸铁腕人物中间，丹瑞也是一个谜。他凭借内比都的建立而出名。10年前，他将甘蔗地打造成一个与波将金村一样浮夸的首都。
毫无疑问，这个“村镇”依靠疯狂的海洛因贸易支撑，是世界上最怪异的首都：拥有20条车道的公路没有什么车辆，道路两旁杂乱无序、灯火辉煌的酒店简直门可罗雀，装饰华丽的政府大楼也空无一人，戴着尖顶帽的农民在护理花园，一座仿造仰光大金塔所建的雄伟佛塔，在“镇子”边缘迎风而立。
那年八月，韦伯成了第一个踏进缅甸首都的美国高级官员。他从丹瑞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奖赏。这位将军不仅同意将约翰·耶托释放，还允许韦伯与昂山素季见面。这次见面两人都感到不自在：正如他料想的那样，昂山素季对耶托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这位不速之客连累她被禁闭更长的时间。而韦伯曾极力呼吁美国放宽对缅甸的制裁，不要过度依赖缅甸的任何一个人（意指昂山素季），所以昂山素季也怀疑韦伯。整个过程中她都是双臂交叉，极少说话，但她也表明自己不会反对美国给将军的提议。“在与参议员韦伯见面的整个过程中，昂山素季曾强调自己讲究实用性。”国务院给希拉里发了这样一封电报：“我们有一张梦想清单，也有一张愿望清单。但我们做事脚踏实地，需要的是一个解决方案。”
这份由美国驻缅副公使托马斯·瓦热达签发的电报，引起了一阵欢呼。瓦热达报告说，那些将军显然也愿意接受奥巴马的新外交政策。关于政府的态度，瓦热达引用了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措辞说：“丹瑞当然也相信自己已经有所动摇。”这位大使为希拉里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允许缅甸外交部长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二点，派一个人与缅甸一位很有人脉关系的驻美特使吴当联系。
读完这封电报，希拉里非常激动。得到会议结果之后不到30分钟，她就发邮件问沙利文和胡玛·阿贝丁，“我需要给韦伯打电话吗？”
“我觉得有必要，”沙利文回邮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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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与缅甸两国的正式交往不断增多，接见缅甸高级官员的工作就由韦伯转交库特·坎贝尔。2009年9月19日，坎贝尔与吴当会谈。由于缺乏缅甸政府官员的有用情报，此前坎贝尔对吴当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有谣言称，他已经参与了缅甸的核项目中，而且得到丹瑞的大力支持。但吴当似乎并不像他上级那样态度缓和，他对坎贝尔抱怨了一大通，这次见面不如说是一个控诉大会。然而，坎贝尔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获得访问邀请。
两个月后，在一个雾气沉沉的早上，坎贝尔在曼谷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接着他被送到机场，登上美国政府的一架班机。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老古董，这架飞机一点也不像空军一号，倒像“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国务院的飞机没有国防部的飞机那么新）。飞机在刺耳的响声中起飞，发动机喷出了滚滚浓烟。在这次短途飞行中，飞行员曾警告他不要让脚碰到一根**的电线，不然他们会坠机。坎贝尔不知道自己的缅甸之行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对于像他这样富有生活情趣的外交官来说，那将会像印地安纳·琼斯的冒险一样。
将军在内比都热情地接见了坎贝尔（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之后允许他飞到仰光与昂山素季会面。两人在茵雅湖酒店有两个半小时的见面时间，这是一幢低矮的混泥土建筑，是苏联人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而他现在就待在这里。他打量着屋里的每个角落：一间通风的房间，白色窗帘随风飘动；镶木地板中间摆着两个人的餐具，屋内还有昂山素季自制的核桃仁巧克力饼干。到了约定时间，她从一辆银色小车上下来，后面有警察跟着。
“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和难忘的时刻，”坎贝尔告诉我，“尽管这辈子已经历了不少事。”
昂山素季跟他讲了自己被软禁的生活。她遵循着严格的养生法，包括看书和听BBC新闻（她说这是“我的工作”）。他们谈论了缅甸政府突然与美国建交的原委：政府担心自己需要投靠中国。缅甸现在正落后于自己的邻国，她已经看到了其他的军政府，比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成功向国民政府统治过渡。
昂山素季愿意接受与美国的约定，但前提是，美国同意对她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做出一些承诺。后来，昂山素季终于表示她对此次会面深感满意；从美国大使发来的电报可知，她曾对助手说过，坎贝尔是“一位了解缅甸的学者，他对缅甸很友好。”
坎贝尔就此次会面给希拉里写了一份30页的备忘录。希拉里迫切地想让事情得到进一步发展。但2010年3月，当坎贝尔再次访问缅甸时，结果却失败了。将军已被内乱耗尽精力，似乎已经对改革失去兴趣。昂山素季觉得自己受到了排斥，于是转而反抗那些从监狱里出来并想参选的党员。当美国官员告诉她，他们不会谴责任何一个参加投票的人时，昂山素季大为恼火，与美国官员发生了分歧。
当坎贝尔回国后，美缅建交一事在国务院和白宫里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具有人权专业背景的国务院高级官员高洪柱和梅兰妮?弗维尔越来越担心与缅甸军政府交易这件事，他们甚至还直接给希拉里打电话。汤姆?多尼伦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出了萨曼莎·鲍尔的保留意见。杰夫·巴德尔认可坎贝尔的看法，但巴德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继任者丹尼尔·拉塞尔是一个谨慎的职业外交官，他对此事表示怀疑。希拉里决定，不完全中断与缅甸人的交流，而是把这件事交给坎贝尔的一位助手，她在等待时机。
然而，2010年末，太平洋两岸的局势发生了转变。仰光这边，政府突然把昂山素季释放了。丹瑞下台，接任者登盛是一个更年轻、更崇尚国际主义的人。在担任总统前，他是一名将军（他也曾邀请昂山素季到他家里共进晚餐）。华盛顿这边，希拉里已经完全认准轴心战略。她将亚洲作为自己崭露头角的地方，因此会优先解决缅甸问题。奥巴马正打算在2010年秋开启自己的亚洲之行，坎贝尔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在缅甸取得突破性成功不仅会成为新闻头条，也会让美国在缅甸的新形象变得高大。
“我们打算发长球，”坎贝尔跟同事说，“我们将在缅甸做这种事情。”他所谓的“这种事情”是指希拉里访问缅甸这个外交提案。50多年来，从未有国务卿访问过这个国家。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昂山素季会面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可以使她光环加身，也会将其载入史册。但在白宫做“这种事情”会有点困难。奥巴马的助手们仍然担心现在就“奖励”那些将军还为时尚早（另外，他们喜欢把这种创造历史的时刻留给总统。）。希拉里试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服人们接受她的提案。“我们需要尝试一下，看看结果如何，”她告诉那些成员，“让我们好好把握机会吧。”白宫则回应，需要召开更多的会议。当失望的坎贝尔和沙利文向罗兹求助时，希拉里直接跟奥巴马说了这个提案。
“我觉得这提案可行，”她记得自己这样跟他说，“我们需要试一试。现在唯一能让我高兴的方法就是实施这个提案。”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奥巴马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提案。“他大概还说了，‘你看，我是支持你的’，”她告诉我，“这真的是总统和我两个人的事。他相信我。”
希拉里的整个访问过程完全像坎贝尔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可以说这是她在国务院任职四年里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在内比都与缅甸的外交部副部长握手，此时计划已经悄然开始。在她车队所经之处，没有人挥旗，也没有人举着招牌（白俄罗斯首相第二天要来访问，人们认为他才值得拥有一块巨大的红色广告牌）。希拉里首先会见登盛。当他们坐在宽敞会议厅的金座上时，希拉里把奥巴马写的一封私人信函交给他。在这封信中，奥巴马鼓励他坚持改革，并向他承诺说，作为交换，美国会放松对缅甸的制裁。“他看起来不像一位将军，更像是一位会计师。”希拉里这样写道。
第二天，她在仰光与昂山素季共进晚餐。与以往一样，坎贝尔对此进行了面面俱到的筹划，不让事情有一丝变糟的机会。他带了一摞首版书，包括乔治·C·马歇尔的一本传记，让希拉里送给昂山素季。当希拉里的代表团还在首尔准备前往缅甸时，他就派一个助手为昂山素季的狗买了一个咀嚼玩具。为了营造一种轻松氛围，坎贝尔还让工作人员在殖民别墅周围点上蜡烛，但当他开始为希拉里的穿着提建议时，（他跟希拉里解释说，在缅甸文化中，颜色和数字很重要。）还未说完，希拉里就让他停下来了。“库特，”她说，“我可以自己打扮。”
与坎贝尔和美国特使德雷克·米切尔喝完酒后，两位女人开始坐下吃晚餐。希拉里讲述自己对登盛的印象，昂山素季则对她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问了一连串问题。希拉里后来记录说，她跟昂山素季提起一些像纳尔逊·曼德拉和瓦茨拉夫·哈韦尔这样的政治犯，“在他们长期被软禁的身体中，藏着一颗高速运转的鲜活大脑。”晚餐结束后，昂山素季送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银项链给希拉里，希拉里则送给她一个狗咀嚼玩具。
本·罗兹是被仰光风光迷住的人之一。他开始慢慢喜欢上东南亚，甚至还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离开白宫后去那里任职会怎么样？由于两国似乎已经决定了重建外交关系，他在2012年总统竞选结束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访问缅甸的事情。希拉里肯定会把奥巴马介绍给昂山素季，这将是希拉里在离开内阁前与奥巴马总统进行的最后一次共同旅行，这次行程再次确定了亚洲轴心战略。这将是两人最成功的一次合作。
果然，一年后，也就是在奥巴马彻底打败米特·罗姆尼的第12天，奥巴马在泰国出现，正准备飞往缅甸。罗兹记得，因为坎贝尔和沙利文为此次访问付出了很多努力，从曼谷飞往仰光时，两人都坐上了空军一号。奥巴马在飞机上对两人表示感谢。对于很少有机会进入白宫的坎贝尔来说，这种机遇难得再有。为了留下纪念，他把空军一号上所有他能拿的东西都收入囊中：鸡尾酒餐巾、玻璃杯，甚至是盖了总统印章的手电筒。当飞机在仰光降落后，坎贝尔就朝着车队后面的面包车跑去，装满“战利品”的袋子在他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回头一看，发现飞机场上有两位美国特工一路小跑地跟了过来。他们一直在喊：“坎贝尔先生，坎贝尔先生。”他心里一慌，难道他们是因为我拿了飞机上的东西才追我的吗？“那一定是手电筒，”他暗自想着，“我待会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拿的。”他加快步伐，但特工还是离他越来越近。“坎贝尔先生，”其中一位特工跑到他身边说，“总统想请您和他同坐一辆轿车。”
坎贝尔赶紧掉头从空军一号的机翼下往回走，一直走到车队前面。奥巴马和希拉里正坐在“野兽”（总统全身披甲的凯迪拉克座驾。）里吹着空调等他。坎贝尔在总统和国务卿对面的折叠式小座位上坐下。汽车开始缓缓地前行。
“那么现在跟我说说那个国家的情况吧，”奥巴马开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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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来访问的美国要员来说，拉丁美洲远没有东南亚那么神秘。早在泰迪·罗斯福推行门罗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前，无论去哪里，美国总是会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家后院。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让双方关系渐渐冷淡，最后只剩家仇国恨，就像英国与缅甸、法国与越南一样。所以当美国官员访问边境南部的邻国时，通常不会获得热情的款待，但这点他们也很少对外泄露。然而，2009年6月2日，希拉里首次出席洪都拉斯共和国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时，她却惊讶地发现该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他们对古巴、美国两国宿怨的看法上。
会议在洪都拉斯的第二大市——圣佩德罗苏拉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举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业城市，以服装厂、挤满一排排麦当劳、肯德基和塔可钟专卖店的商业街以及猖獗的毒品交易和暴力活动而出名。接待希拉里的是曼努埃尔·塞拉亚，一位长着八字胡的商人，过去三年他一直是洪都拉斯的总统。（几周后，他就被押送出境，身上只着睡衣。）晚上11点钟到达的时候，筋疲力尽的希拉里马上被领进一个房间，单独与塞拉亚进行谈话。塞拉把所有家人都召集过来：妻子儿女、岳父岳母和孙子孙女。希拉里接过他两个孙女送的手工头带后，就在总统对面尴尬地坐下，接着两人开始寒暄。5分钟后，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部长走进房间，看到那里没有自己的座位后，便离开了。30分钟后，他又走进来，手里拿了一把自己的椅子。接下来的15分钟里，共有三位洪都拉斯的高官依次上演了这一幕。最后，在与塞拉亚进行了一次“相当奇怪的”（如一位助手所说）的谈话后，此次会面就算结束了，希拉里终于可以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当希拉里坐车前往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开幕会现场时，沙利文向她简短地汇报了当天的计划。“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说到这里时，希拉里大笑地打断他。
“杰克，你昨天没有专心听吗？”她说，“一切都不再按计划运转。”
当然，希拉里很快就遇到一堆麻烦事。希拉里以外交官身份在拉丁美洲的首次亮相，最终却成为她与古巴之间的混战，而这场混战也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部的一个噩梦。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急切希望古巴重新进入美洲国家组织（古巴1962年被终止成员资格），巴西和智利也对此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可以暂停实行禁令，比如美国禁运令是冷战时期的旧俗。美国同意古巴再次进入该组织，但前提是古巴同意遵守该组织的民主原则（如果古巴不能做到这点，委内瑞拉也不同意）。
而希拉里花了一整天时间劝说巴西人和智利人接受她所谓的折中案。她跟他们说，无论古巴做过什么承诺，美国都不同意其进入美洲国家组织。她还说，奥巴马政府正打算与哈瓦那加强交流。“美洲国家组织依旧是美国统治的工具。”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前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指责说。
塞拉亚也在暗中诋毁她，他称美国对古巴的裁决禁令“总有一天会遗臭万年。”直至那天傍晚，美国依旧处于孤立地位。这次会议成了希拉里早期外交的败笔。（我曾在那天的新闻道中说过，她已经“无法实施折中方案”，这也是她给助手发紧急邮件的原因。）由于问题太过复杂，最后她只能早早离开洪都拉斯，与当时在开罗为伊斯兰世界人民演讲的奥巴马会面。但当希拉里飞往埃及的时候，被她留在圣佩德罗苏拉的外交官仅在一夜间就扭转了局势。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后，这些外交官终于说服了美洲国家组织（共有34个成员国）的大部分成员国，他们同意，古巴只有接受民主原则，才能重新进入美洲国家组织。（后来古巴政府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希拉里松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媒体的报道她还是感到生气，她觉得那些报道把她描绘成身陷绝境的人。
“大多时候我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现在我觉得这件事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糟糕。”菲利普斯·莱因斯当天晚上在邮件中这样安慰希拉里。
当然，莱因斯说的没错，但他的邮件也展现了希拉里内心脆弱的一面。与奥巴马解决完当天的重大问题（从阿富汗问题到伊朗问题）后，希拉里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一些“胜利”，即便在一个小会议上讨论是否让古巴进入一个它不想加入的俱乐部时，她也有这种念头。然而，对她来说，经过圣佩德罗苏拉事件，她还是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它让希拉里明白，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政策有多“落伍”，这些政策在这个地方引起了多少仇恨。纵然这次她的外交官已经替她挡住了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Frías）和其他左翼领导人的攻击，她也明白，古巴问题依旧令奥巴马政府困扰。当她回到华盛顿时，她告诉总统美国人居然为这件事如此难过，自己很震惊。
“她承认，古巴是一个问题，”与希拉里一起前往古巴、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丹·雷斯特雷波说，“两国关系的性质早已转变，类似查韦斯这样的领导人会给奥巴马政府带来与过去不一样的苦恼。”
事实上，白宫政府乐意为古巴开放更多渠道。但它希望其中所采用的方式不会惹怒佛罗里达、新泽西以及其他地区的古巴裔美国人——这些人掌握大量选票，正试图让国会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2009年4月，奥巴马为履行他在总统竞选时许下的诺言，迈出了第一步：废除布什对古巴裔美国人设定的旅游限制。雷斯特雷波在白宫的讲台上用西班牙语宣布了这个决定。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个目标非常容易实现：谁会反对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古巴人到哈瓦那看望他们年迈的叔叔阿姨？奥巴马的第二步更加空前：放松其他美国人到古巴旅游的限制。按照希拉里的计划，国务院开始拟定草案，放松各种人文交流的限制，以及允许两国之间有更多航班往来和直接通邮服务。
然而白宫却临阵退缩了，2010年8月18日，奥巴马飞往迈阿密海滩为参加中期选举的民主党人筹钱。当他到Jerry’s Famous Deli熟食店点了两份黑麦腌牛肉三明治时，店外穿着拖鞋的民众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但当地政客的态度却比较冷淡，因为他们已经听到拟议草案的风声，他们甚至还告诫总统，任何与古巴恢复邦交的行为都会对他们和古巴裔美国选民造成伤害。那天与奥巴马一起出行的还有吉姆·梅西纳。梅西纳是白宫副幕僚长，负责奥巴马2012年总统竞选的相关事宜。（他说自己不记得曾经跟佛罗里达州的政客谈过美国对古巴的政策。）然而，直到第二年的一月，白宫才宣布人文交流的相关决定。
“我们延期宣布，不是因为出现政治分歧，”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图罗·瓦伦祖埃解释说，“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都在想：‘天啊，现在还不是做这件事的时候。’”
当然，美古关系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绊脚石是“哈瓦那”。长久以来，卡斯特罗政府的强硬派一直蓄意阻挠美古恢复外交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将救援飞机击落时，比尔·克林顿就清楚这一点。巴拉克·奥巴马就建交关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言论，但不能保证他从古巴得到的回应会比他从伊朗那里得到的要多。事实上，在2009年底，即在总统前往迈阿密海滩的八个月前，奥巴马政府遭遇了危机：一位来自马里兰州波多美格的60岁政府代理人艾伦·格罗斯，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碰到了人生中最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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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觉得任何一个我工作过和游玩过的地方，都没有古巴安全，”艾伦·格罗斯回忆道，“无论什么时候出门，无论去哪里，我都不用担心自己被抢劫、搭讪或遇到其他问题。当然那都是以前的事……”他又笑着说，“现在，我正为自己被捕的事发愁呢。”
“对两边政府来说，我都是一个犯人，”他说，“双方都缺乏政治领导力。
不过据我观察，他们根本没尝试过改变这种糟糕的局面。”
艾伦·格罗斯在推行民主的冒险事业上已经是一个行家。在他3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去过54个国家工作，包括阿富汗和伊朗。他的专长是分发信息技术设备，让当地人能够上网。这种行为在古巴是违法的。2009年12月3日，他正要结束自己的第五次古巴之行，期间他已经把卫星网络路由器、手机和电脑分发给当地为数不多的犹太人。晚上十点，他刚收拾完行李，就听到了砰砰的敲门声。开门后发现门外立着四名警察。“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其中一个警察对他说。格罗斯就这样被他们带走了，还被关进“玛利斯塔别墅”（哈瓦那边境一所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一间潮湿的牢房里。
对希拉里而言，格罗斯已进入她的麻烦事项清单，清单中还包括三名在伊朗被逮捕的背包客、两名在朝鲜被逮捕的亚裔美国电视记者和一名在缅甸被骗的游泳运动员。一旦美国市民在国外因政治原因被捕，责任便落到了国务卿身上。由于格罗斯已经违反古巴法律，所以希拉里在处理这件事时就遇到了困难。格罗斯以不知情为借口，说公司从未告诉过他带那些设备进入古巴是违法的。
他跟我说：“要是知道这点，我绝不会接这个项目。根本不值得冒这个险。无论怎样都不值得！”（格罗斯向法院提出诉讼，最终从美国国际开发署那里获得320万美元赔偿费。美国国家开发署通过承包者—持续发展集团来资助格罗斯参与的项目。）2009年12月28日，在他被关押了近一个月后，美国领事馆一位工作人员玛莎·梅尔措首次到监狱探视格罗斯，格罗斯告诉梅尔措，他被逮捕的原因是携带“违禁品”。
“从政治角度来说，古巴政府不可能把埃尔南德斯留在美国监狱，而让我的当事人回国，”格罗斯的律师史考特·吉伯特说，“古巴政府不会接受这种结果，傻瓜也能想到，但国务院显然不明白这点。这么多年来，他们似乎一直坚信，只要他们把桌子拍得足够响，古巴人就会对他们让步。”
2011年12月，在格罗斯和妻子对希拉里及其前任律师感到失望后，吉伯特以“白鞋公司”温顿和伯灵律师事务所前律师的身份接手了格罗斯的案子。吉伯特之前一直是为保险公司工作，并且报酬可观。所以，要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技术设备分发人员找一个律师，吉伯特显然不是最佳人选。
然而，吉伯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华盛顿律师。他热爱古巴，是一个毫无悔意的左派分子。他的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由菲德尔的摄影师阿尔贝托·柯达拍摄的切·格瓦拉照片，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古巴表示一点尊重。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婚姻咨询师，正努力撮合两位分离多年的伴侣。“美国对古巴的人民、历史和政府，以及他们的动机了解太少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古巴那样处于历史的断裂之中。”
吉伯特在与古巴官员交谈时，他就非常清楚，让格罗斯回国的唯一办法是拿古巴的五名在押人员作交换，尤其是埃尔南德斯。这就意味着他需要说服司法部为古巴间谍减刑。在法律上他们有理由这么做：五人的罪行已经被联邦调查局上诉至法院，以迈阿密法庭未经公正审判为由而推翻了（之后又有更高的法院恢复他们的罪行）。
佛蒙特州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曾为恢复美古关系付出了不懈努力，他也力劝奥巴马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用古巴囚犯交换格罗斯。但白宫跟莱希和吉伯特说，这不可能。奥巴马对此不打算表态，毕竟那五5个人是公认的间谍。
“我不希望他们空欢喜一场。”里卡多·祖尼加说。里卡多·祖尼加原来是国务院的古巴问题专家，曾随同本·罗兹一起前往古巴，后来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事物负责人丹·雷斯特雷波的接班人。他说：“我想让人们明白，现在当务之急是让艾伦·格罗斯回国，但我们那时不知道谈判结果会怎样。相信我，如果我们有办法让艾伦早点出来，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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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一个美丽的港口，也是一座古城，四周城墙环绕，楼房阳台被掩映在绚烂的三角梅中，不过这也是一座倒霉的城市。直到奥巴马在这里做出决定，加快结束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制裁之前，人们还不太知道这座城市。2009年，奥巴马第一次在这里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那时他像一位救世主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次，因其拒绝古巴加入美洲国家组织，拉丁美洲的国家领导人一致对他进行公开批评。为了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的态度比谁都激烈，他打算不顾风险向国内反政府游击队示好，也强烈要求美国总统对古巴人民也这样做。
“如果我再次当选总统，”奥巴马对桑托斯说，“我会为古巴做点事。”“这些事我们都听说了，而且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本·罗兹说。
事实上，奥巴马在成功连任总统的几周后，就告诉他的顾问，自己想要“在古巴干一件大事”。2013年4月，罗兹和祖尼加到总统办公室递交了一份详细计划，从恢复邦交的角度讨论了囚犯交换的问题。奥巴马很谨慎：美国过去曾私下向古巴示好，其结果要么被误解，要么被忽视，反正通常都会失败。总统这次不想耗费太多精力，即使最后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很大。另一方面，他仍旧委托罗兹和祖尼加对哈瓦那进行秘密访问。
对于在白宫待了六年，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正打算离职的罗兹来说，这犹如重获新生。“古巴让这届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2014年，似乎这里很多人都认为让美古关系正常化这种想法太过疯狂。如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打破禁忌，仿佛开启封印。”对于祖尼加来说，这是紧张生活的开始，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努力探索迷宫般的法规，其中有些法规还是肯尼迪政府时期订立的，如果要结束持续半个世纪的分离时代，这部分就必须要废除。他把这工作比喻成在考古挖掘现场仔细筛查，寻找“文物”。祖尼加的出身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他的爷爷里卡多·祖尼加·奥古斯丁是洪都拉斯的右翼政治家，参加过1981年的总统选举，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前他有15年的时间在为军事统治者工作。小里卡多出生在洪都拉斯的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但他在美国长大。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美国外事处。祖尼加的家庭背景，很快成为国务院那些拉丁裔美国老官员的饭后谈资：因为劳动权问题，他的爷爷与驻洪都拉斯的外交官关系一直很紧张。“你在国务院里能做什么？”有人嘲笑道。但祖尼加总是默默努力，谨言慎行，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他被派往美国驻哈瓦那的利益代表处——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大使馆，大多设立在一些未与美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专门研究签证和规章制度方面的知识，方便日后使用。
双方会面时，古巴人为两位美国人带来几箱雪茄和几瓶哈瓦那俱乐部的朗姆酒。但因为贸易禁令，他们只能将这些东西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有人把它们藏得很好。”罗兹说。很久以后，当白宫准备宣布古美建交时，罗兹跟少数几位同事分享了这个秘密。因为不需要用笨重的涉密计算机，可以在邮件上说这件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伯纳黛特·米汉开始把这个秘密会面称为“阿迪拉计划”（Ardilla西班牙语，意为松鼠，是汉纳巴伯拉动画片《秘密松鼠》里一只长着龅牙、恃强凌弱的啮齿类动物）。
尽管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告诉约翰·克里这个秘密会面，但除了他之外，国务院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即使是负责与古巴谈判，让其释放格罗斯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也不知道。史考特·吉伯特也被蒙在鼓里。在吉伯特看来，他被隐瞒的不利影响是，自己为当事人的自由所付出的努力会一无进展。很久之前，格罗斯就不在“玛利斯塔别墅”了，他被转到哈瓦那卡洛斯·J·芬利军事医院一间上了锁的病房里，那时他已对回国不抱任何希望。被关押了一年后，他体重下降了70磅大概每隔一个月，他就会被转回监狱，与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见面。（每次见面他都需要一个“特警队”和五辆军车护送。）除了接到希拉里打来的几个慰问电话外，朱迪·格罗斯几乎没有收到国务院的任何安慰。
“政府什么也没给我妻子，没有鼓励，也没给她消息，”他说，“她受的苦比我还多。我从未怨恨过奥巴马，但我对政府感到很生气！”“那对希拉里的看法呢？”
“我对她持保留意见。”他说。希拉里的工作人员在幕后可能比格罗斯想象的还要努力。她的幕僚长谢丽尔·米尔斯在海地的地震灾区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古巴人。为了说服古巴释放格罗斯，她多次在太子港或纽约会见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2012年初，杰克·沙利文把“古巴五名间谍与格罗斯交换一事”写进了他给希拉里的备忘录中，还抄送了一份给罗兹。他说，这次交换可能会引发一次“轰动事件”——古巴和美国将恢复邦交。在罗兹询问沙利文在希拉里离职后是否会来白宫当乔·拜登的顾问时，他们就说过古巴是他们的一个大工程。
国会中支持古巴的团队不知道总统奥巴马已经施行了一个秘密方案，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给总统施压。帕特里克·莱希召集了其他立法人员，包括来自格罗斯所在区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与总统关系很好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迪克·德宾。德宾曾在白宫与苏珊·赖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商议了对古巴的政策，当时他还提了一个重要建议。他说：“也许我们应该请求教皇帮忙。”莱希的外交政策顾问蒂姆·芮塞尔找到了一个机会，他的上司是国会山里最有名的天主教徒，奥巴马计划在那个春天会见教宗方济各。芮塞尔帮莱希给两位有政治背景的枢机主教起草了一封信，即哈瓦那的海梅·欧特嘉和波士顿的肖恩·帕特里克·奥玛利，让他们帮忙请教皇当说客。2014年3月27日，总统到访梵蒂冈表达自己的敬意。他在会议厅与教皇握手（七个月后，罗兹和祖尼加将会在这里与古巴人会面，向梵蒂冈政府讲述自己的协议。）教宗方济各就坐在奥巴马对面，两人中间隔着一张很普通的桌子，他向奥巴马提出交换囚犯和重新建立古美关系的请求。当奥巴马再次遇到莱希时，他跟莱希开玩笑说，教皇已经如实“传达”了议员的谈话要点。
后来，教宗方济各又在信中向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重申了这些观点。当枢机主教欧特嘉亲自访问梵蒂冈时，他把这些信交给了欧特嘉。但问题是，欧特嘉怎样才能把这些信转交给奥巴马呢？这需要另外一个枢机主教，华盛顿的西奥多·麦卡里克的帮忙。麦卡里克安排欧特嘉在乔治敦大学的研讨会上作演讲，然后以之为借口让他从哈瓦那飞过来。之后麦卡里克偷偷带他进白宫，然后让他在那会见丹尼斯·麦克唐纳。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奥巴马就顺便过来把信拿走了。这位牧师所用的伎俩完全可以写进丹·布朗的小说，但是却没有一条能帮助艾伦·格罗斯。
2014年4月，当格罗斯听说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时，他继续进行绝食抗议，在这之前他已经绝食九天了。白宫非常担心他的身心健康：麦克唐纳写了一张小纸条给他，请他不要放弃。但那年春天，事情突然变得很糟糕。格罗斯的母亲伊芙琳得了癌症，病情十分严重（她在六月去世）。古巴人不让格罗斯看望他身患重病的母亲，也不让他参加葬礼。
格罗斯的65岁生日眼看就要到了。他发誓自己来年绝不会在监狱里过。吉伯特曾提醒罗兹和祖尼加说他的当事人可能会自杀。格罗斯曾用言语“攻击”一位看护人，因为这件事，他差点被枪毙。尽管格雷斯的体重下降了，但他的身体依旧很结实，他每天都会做50个引体向上，在牢房里跑5英里。他说：“我非常清楚自己本来可以干掉谁，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该怎么做。”
对格罗斯来说，他非但在虚张声势，更在矫枉过正。吉伯特和扎克曼跟白宫官员一样，非常担心他会自杀，尤其是在他母亲去世后。吉伯特警告祖尼加：“如果我要用担架把他抬出来，你必须为此负责。”约翰·克里给格罗斯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信让他振作起来。总统甚至还将一封慰问信打印出来让人转交给他，格罗斯说那封信的大意是“（你）一定要坚持住，不要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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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末的一天，理查德·祖尼加对吉伯特说：“史考特，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吉伯特问。“阿德里亚娜怀孕了。”他说。
阿德里亚娜·佩雷斯是“古巴五人”中最有名的杰拉多·埃尔南德斯的妻子。她特别想与丈夫要个孩子，所以去年夏天，帕特里克·莱希访问哈瓦那的时候她就请求他帮忙。这个忙并不好帮：埃尔南德斯因间谍罪和谋杀罪被关在南加州的维克多维尔联邦监狱，那儿离哈瓦那有2300英里。莱西再次请他的助手蒂姆·芮塞尔帮忙。他把监狱管理局的判例研究了一遍，设法完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使命（然而这也是此次事件中用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方法）：古巴官员到埃尔南德斯的牢房里取了一小瓶他的精液，然后飞到巴拿马的一个诊所，阿德里亚娜就在那里受孕。“第一次取的时候，他们没有成功，”莱西尴尬地笑着说，“他们又得去第二次。”
问题是阿德里亚娜现在已经很明显地身怀六甲了，而且古巴也想要对外宣布她怀孕的消息。祖尼加告诉吉伯特，如果人工授精一事被众人知道，那将会在国会山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强硬派，比如来自新泽西的民主党员罗伯特·梅南德兹和来自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员马可·鲁比奥，将会举行听证会，到时白宫与哈瓦那秘密协商一事也必定暴露。（那个时候，罗兹和祖尼加已经跟吉伯特大概说了一下秘密会谈的事。）对吉伯特来说，一切似乎都很离谱，但他还是给祖尼加和他的白宫同事提供了一个方案：将阿德里亚娜藏在他位于迈阿密海滩的度假屋里，一直等到孩子出生。他说：“没人会知道她是谁，那里有很多古巴裔美国人。”
当吉伯特再次与祖尼加坐在一起时，吉伯特问他，“你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了吗？”
“已经传达了，”祖尼加回答，“他们非常感激你，还说你有点疯狂。”
另外古巴人同意了不对外宣布阿德里亚娜怀孕的消息。目前，秘密会谈还未被其他人发现。为了报答美国对埃尔南德斯的帮助，古巴放松了对格罗斯的限制，他们允许两位美国人前来探视。几个月前，也就是奥巴马访问梵蒂冈不久，还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突破。总统奥巴马一回到国内，就悄悄下令为埃尔南德斯以及“古巴五人”中的剩下两位（尽管他们一直被人们称为“古巴五人”，在奥巴马实施这一措施前，已经有两位古巴人满刑释放）减刑。这就意味着罗兹和祖尼加最终会拿埃尔南德斯及其伙伴与古巴交换格罗斯。这项交易似乎马上就能完成。
“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点：‘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囚犯互换会引起多少争议。只有在合理交换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这种事情’，”罗兹告诉我，“事情的关键是，不要把囚犯交换当作一个终点，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改变政策的方式。”
即便改变政策，也远远不够。白宫需要寻找另一种方式证明释放三位古巴人这一行为是正确的。美国司法部找到了一位古巴人罗兰多·萨拉夫·特鲁西洛。特鲁西洛是美国中情局的高级特工，被关押在古巴将近20年。通过说服古巴政府释放特鲁西洛，美国就可以对外宣称这次囚犯交换事件为间谍交换事件，并让古巴政府以人道主义的姿态释放艾伦·格罗斯。12月某个忙碌的早上，也就是刚过11点的时候，空军757号停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上，当然这都是为了装饰门面，只是格罗斯毫不在意。重要的是五年后，他终于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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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几天后，格罗斯和妻子来到了史考特·吉伯特的办公室，坐在那幅吉伯特无比珍视的切·格瓦拉照片下面。电话响后，律师按了免提。
“你好，艾伦。”希拉里说。“你好。”格罗斯回到道。“很高兴你已经回国。”希拉里接着说道。
希拉里可能无法为格罗斯成功争取到自由，但她也参与了这件事，她希望格罗斯知道她在关心他。由于白宫草草结束囚犯互换，所以希拉里在古巴的表现差强人意。就像缅甸一样，希拉里对古巴的预测是对的：是时候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了。至于伊朗，她已经为奥巴马的外交提案奠定了基础。但大风险还是需要总统承担。（事实上，她也不确定如果自己处于奥巴马的位置，是否也能够承担那些风险。）所以奖赏应该落在奥巴马头上。古美成功建交，预示着奥巴马已经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处理了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的威胁和乌克兰事件，期间曾有很多人都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这是他为美国争取的两项标志性成果的第一项；七个月后，将会通过伊朗核协议（这是第二项成果）。
说这话的时候，总统一直看着众议院议事厅楼座上的一位特殊客人，他坐在第一夫人后面。“艾伦，欢迎你回国，”他说，“很高心你能来。”
格罗斯咧嘴一笑，骄傲地挥动自己的拳头。观众都起立为他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