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彭而述记载洪承畴治兵长沙，“以四镇驻常（德），两镇驻宝（庆），一镇驻永（州），一镇驻祁（阳），线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缐国安）驻粤西，数千里内四年之间棋置星布，皆重镇。转漕吴、越，岁费百万缗”[96]。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97]，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98]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十二月初五日，顺治帝谕兵部：“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99]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同固山额真六十等人率领三起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同月二十五日孙可望在清将李茹春、王平护送下自宝庆起行，二十八日到达湘乡，同洪承畴等见面。孙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颂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说什么：“云贵远在天末，声教未通，十余年来非敢抗拒王师，实欲待时归命，近益喧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且满洲大兵精强，威声赫濯，自顺治十年岔路口一战杀伤滇黔兵众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万余。……”[100]洪承畴也“开诚优礼，款待尽情”。彭而述还记载了两人相见的情景：洪承畴对孙可望“仍待以王礼。可望自称孤，命记室作降表”。但他说：“人或传明系未绝，可望接永历为帝，以臣自处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为，而不关永历也。”[101]实际上洪承畴的情报比彭而述要灵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孙可望是永历朝廷的实际执政者，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来归自然不敢怠慢。在给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孙可望之口说：“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自己一个月前说的“经略无能，寸土未拓”粉饰成“以守为战”，导致南明实权人物来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孙可望随洪承畴到达长沙[102]。洪承畴在奏疏中说：“今伪王、伪官、伪丁并眷属人口齐到长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士庶无不喜色相告，共庆太平有日，计滇黔负固之众行见闻风来归，以成大一统之盛。”[103]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104]。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长沙举行典礼，二十八日孙可望即应诏赴京陛见[105]。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106]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这里做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说什么“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俨然以“国主”自居，把大西军称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为“望土”，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起来的人物，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接着，他要求清廷发兵，“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107]。到湘乡、长沙同洪承畴见面时，又如洪承畴奏疏所说：“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职方在查询，再具密疏，恭请宸衷裁断。”[108]他还同清经略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109]。为了取悦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110]，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1658年（顺治十五年）初，洪承畴遵照清廷谕旨会同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十九员”，将其中四员派赴罗托军中，其余十员留在洪承畴“军前不时应用”[111]。孙可望到达北京朝见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议，结果“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指日奏功，无事可望再往”[112]。尽管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王夫之记载，当清军三路进兵时，“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113]。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军在进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刘坊在《哀龙江》诗序中说：“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清师距遮炎河，谬道路者曰：可望师至矣！我兵闻风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国主至矣！至矣！相率惊窜。”[114]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了，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体现出来的。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明末战乱以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孙可升在几经飘零之后，先混迹于明朝行伍，后来又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奉旨同住。可是，孙可升的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于是，孙可望请求皇帝“敕部给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115]。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顺治皇帝批交兵部议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参上一本，首先抨击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然后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着借题发挥道：“臣观其见之疏章者屡可骇异，即如出师命将出自朝廷，可望甫来归顺，便请从征。若可望文足经邦，武能戡乱，何至坐见败辱，鼠窜奔投，可谓不自揣量，冒昧无知。继则请动内帑，为彼经营。臣闻天子穆穆，端拱垂裳，岂有借财与人，亦岂有人臣借财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缘一疏复为伊弟请给勘合，夫勘合之给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下贱可以冒滥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未闻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坚策良，逍遥皇华之驿者也。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矣。”[116]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孙可望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117]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118]，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接着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他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众心腾沸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诟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119]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明智，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祗受。”[120]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121]；或者说“封为义王，寻被酖”[122]。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123]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124]；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8）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征灏请求袭封。御史孟熊飞上疏说孙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劳。我国家格外殊恩，授以义王显爵，及伊身死，已袭替二次。……请将孙可望王爵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125]。孙征灏死后，其子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126]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127]。
第六节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政局
孙可望的叛变，是南明政权内部又一次大动**。孙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对永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交水之战和随后的扫除亲孙势力，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南明军队并没有多大损失。平定内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
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咸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128]。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定国回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129]。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功罪”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无疑是欠妥的。
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就历史渊源而言，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当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贡献。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伤。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130]。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131]。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132]。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一次明显暴露。从当时形势来说，刘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永历帝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担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年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这说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廷臣金简等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133]这里说的二王是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134]。甚至连在迎接永历帝入滇和粉碎孙可望叛乱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刘文秀也受到冷遇。据记载，刘文秀追赶孙可望至贵州后，由于可望事先逃走，刘文秀就留在贵州从事善后事宜，重点是稳定内部，防止清军乘衅进犯。事情刚有头绪，李定国却向永历帝建议召回刘文秀。见面之后，永历帝本应慰劳一番，却一开口就质问孙可望是怎样逃脱的。刘文秀回奏：“彼时杀败孙可望之际，不料他走小路。臣带多兵只从大路追去。及至盘江细问，把桥兵云：不曾从此过。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从大路追下，且可望仅马上不满百人，随处有马即换，他不说大败之故，谁不应承？连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贵州，冯双礼云已去四日矣。即再发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脱。”永历帝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135]朱由榔这一番话简直是语无伦次，难道在交水之战后让孙可望返回贵阳重整兵马就可以充当云南的屏障吗？刘文秀稳定贵州、四川、湖广一带功劳很大，李定国和永历帝把他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刘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刘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刘文秀的被召回，意味着被解除兵权，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使刘文秀深为不满。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136]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对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137]。不久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138]。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139]刘文秀在病危之时对国家大事仍萦绕于心，所提建议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仅不赞成歧视原大西军部分兵将，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言外之意是对李定国执掌朝廷大权后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提出了批评[140]。
[1]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2]《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四页。
[3]赵藩、李根源辑《鸡足山志补》卷二，拓片存云南省博物馆。
[4]《爝火录》卷二十二。
[5]《旅滇闻见随笔》。
[6]《残明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卷四云：“孙可望有迎驾心，屡为任僎所阻。”
[7]《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小腆纪叙》卷下说“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见，将图不轨”，云云。恐不可靠。
[8]沈佳《存信编》卷三。
[9]江之春《安龙纪事》；又见佚名《明亡述略》。《爝火录》卷二十二云：可望“以朝事尽诿吉翔及庞天寿”。
[10]江之春《安龙纪事》，见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页。
[11]《明末滇南纪略》记载颇详：“乃择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孙贼乃于四月兼程旋滇，命冯双礼守贵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令各营马步兵是日俱顶盔贯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华山摆至南门口。如是之威，自谓有不臣者即发兵擒之，密议号令如此。岂料天不从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时，大雨倾盆不住，站队兵士衣甲尽湿，街上水深尺许，丹墀内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尽湿。及晴，已过午时矣。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议论纷纷。”按，《明末滇南纪略》记载月日虽详，但系年不清楚，给人印象是永历七年事。据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甲午（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六月，秦王孙可望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可望自黔还滇，急谋僭号。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可望不悦而止，遂归贵州。”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是年“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倪蜕《云南事略》所记与《安龙逸史》相同。
[12]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宝庆至沅州日记》。
[13]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
[14]江之春《安龙纪事》。
[15]江之春《安龙纪事》。
[16]沈佳《存信编》卷五。
[17]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18]江之春《安龙纪事》，收入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
[19]诸书多记以代祭兴陵为名遣出马吉翔，兴陵在梧州，但又说马吉翔在南宁，显有抵牾。钱秉镫《汪辰初集序》据汪蛟亲述：“会南宁新复，因加吉翔重衔留守。”见《藏山阁文存》卷三。
[20]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杨英《先王实录》中收1654年李定国致郑成功信中说：“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可以互相印证。
[21]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22]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23]江之春《安龙纪事》。
[25]《行在阳秋》，本书原署名为刘湘客所著，前辈学者已指明非刘湘客作，但定为戴笠亦无确证。文中李定国写作“李颀”，李颀为十八受难者之一，不知何故误将李定国写作李颀，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收录此疏已订正为“李定国臣弟也”，但其他文字已稍作删改。
[26]《爝火录》卷二十二。
[27]李定国的籍贯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互歧，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载李定国为该州“义让里人”，当以此为准。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三六○页。林毓辉撰《李定国传》依据王夫之《永历实录》不可靠的记载说他是“陕西榆林人”，显然失考。
[28]李定国的生年尚未考出。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假定崇祯三年（1630）定国十岁参加张献忠部，林毓辉仅据郭氏“假定”断言李定国“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不妥。
[29]杨英《先王实录》。
[30]刘健《庭闻录》卷三说，可望“遣关有才等以精甲四万拒之田州。定国袭破有才，收其兵”。刘镇国、关有才部兵力肯定有所夸大。
[31]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这里所说的“归路”是指定国率军返回云贵。
[32]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3]罗谦《残明纪事》。
[34]罗谦《残明记事》。另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沈佳《存信编》卷五记，永历十年二月李定国命部将高文贵领兵从归朝小路抄过田州，径出关有才后。三月，一举击败关部，收其兵三千人。
[35]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6]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写作“伪百户叶应祯”，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罗谦《残明纪事》亦同；金钟《皇明末造录》作“叶应桢”；钱秉镫《汪辰初文集序》据当时扈跸安龙的汪蛟《日记》说是可望“亲将叶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顺治十五年十月清廷授予随孙可望投降官员名单中有叶应祯等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当以此为准。
[37]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38]前引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39]《安龙逸史》卷下。按，书中记杨祥入安龙后，先谒司礼监庞天寿，呈上定国密疏，由天寿引见永历帝。然他书多记庞天寿早已投靠孙可望，负有监视永历君臣之责，定国密使是否由他引见，颇有疑问。
[40]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41]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引汪蛟亲述当时情况。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云：有一骑奔至城下，口称“我西府长随夏太监也”。
[42]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罗谦《残明纪事》。
[43]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
[44]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按，沈佳《存信编》卷五所记日期不同；二月十九日定国至安龙，二十日“驾发安隆”，二十二日至普安，三月初一日至曲靖。
[45]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记：“时守滇者乃刘文秀，其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各兵万人，皆文秀所辖。文秀亦意在保卫宫驾，阳与三人密议城守，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曰：‘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借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定国指天自誓，文秀于是迎驾入云南府，时永历十年夏四月也。”按，李定国和白文选决策护帝入滇，必然考虑到在昆明的刘文秀将给予支持。刘文秀的态度对留守云南的将领有重大影响，但说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都是他的部将，似欠妥。
[46]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卷一《沿革》记：“丙申（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迎永□（历）至滇，驻武定，民挽运乌撒，民苦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记：“定国遂护驾径至云南，以可望所造宫殿请上居之，时丙申三月也。”系时相同，但说朱由榔到达昆明后立即住进孙可望宫殿，稍误。
[47]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48]《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49]《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一二页。
[50]顺治十五年五月两广总督王国光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五页。
[51]胡钦华《天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清方在顺治十三年六月间得到土司报告：“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斋伪敕、伪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赐封伪晋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六一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各书记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事在时间上差异颇大，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四六页指出“晋王之封，当在（永历十年）三、四月间”，较为准确。
[52]《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53]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中华书局版《明季南略》卷十四。《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篇所记官爵任用稍有不同。
[54]胡钦华《天南纪事》。
[55]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56]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十六，第三七二页。中华书局排印本在卷十四，第四五八页，“定国所信文则中书金维新、龚铭”漏“文”字。
[57]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58]《天南纪事》。
[59]《安龙逸史》卷下。
[60]《安龙逸史》卷下。
[61]《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62]李蕃《雅安追记》。
[63]永历十年丙申孟夏（四月）《重修凌云寺记》，凌云寺在四川乐山，碑记后列衔首为“□（蜀）王驾前亲军卫指挥□（同）知陈起龙序”，下即祁三升、狄三品诸将，请参阅郑天挺《探微集》第四五九至四六○页。
[64]光绪十年《洪雅县续志》卷十《艺文补遗·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嘉庆五年《清溪县志》卷一《建置志》载，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至蜀”。按，清溪县为明代大渡河所、黎州所合并而成，今废。
[65]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载，祁三升为延绥人，后降清任吴三桂后营总兵，“其兵为滇南诸营最”，连康熙帝也“颇闻三升勇”，让册封使者同他会见，以便回京讲叙其人。杨武后来统兵在湖南西部同清朝经略洪承畴部对峙，孙可望叛投清方时几乎被他所擒。
[66]按，刘文秀之帅府地，李蕃写作“鱼丘坪”，乾隆四年《雅州府志》卷十《勘乱》记：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经蜀出雅州，至洪雅县千邱坪驻札数月，俄勒兵而返。”嘉庆十八年《洪雅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国朝》收侯之鼎《时变纪略》载：“壬辰（顺治九年），又为文秀窃据，僭王号，都马项岩，名曰天生城。丙申（顺治十三年），我师廓清蜀土，文秀败走还滇，步将高承恩逗留雅州，窃据巢穴，改名靖远，割洪雅而辖之。”侯文误将刘文秀两次入川混为一谈，刘文秀还滇，也不是为清兵所败。
[67]沈荀蔚《蜀难纪略》。费密《荒书》所记大致相同，唯云文秀驻兵夹江县之地名为“南安坝”。郭影秋先生《李定国纪年》第一四三页记1656年“十二月，定国遣蜀王文秀略川南”，即引《蜀难纪略》为据，其实沈氏原文明言刘文秀入川在是年秋，十二月十五日为至洪雅县乾坝阳之时日。定国“遣”文秀语亦不妥。
[68]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自记·蜀乱》。
[69]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十三下，艺文，疏，疏尾有“顺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奉圣旨：该部议奏”。
[70]李蕃《雅安追记》。
[71]《粤滇纪略》卷九。
[72]《天南纪事》。
[73]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74]同上。
[75]《残明纪事》。
[76]《粤滇纪略》卷九，沈佳《存信编》，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所记大抵相同。
[77]《明末滇南纪略·称兵犯阙》。
[78]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79]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记马惟兴语》中说：“马惟兴者，马宝兄也。”
[80]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按，该书记白文选于八月初四日拔营逃至曲靖，初六日单骑入昆明，恐误。
[81]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八《四战歌·交水》。曹无伤是西汉高祖刘邦军中左司马，密通项羽，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这里借用来隐指白文选。
[82]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83]康熙四十二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九月，李定国、刘文秀逆战可望于曲靖之三岔口，大败之。”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彭而述由湖南入云南，往返都经过该地，记云“三岔高阜乃孙、李战场”，见《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一字孔至滇南日记》《出滇日记》。按，一字孔即亦资孔。
[84]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七。
[85]胡钦华《天南逸史》。
[86]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87]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88]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按，程瀚记孙可望逃回贵阳为十月初一日，恐有误，因为九月三十日孙可望已经派人赴清接洽投降，见下文。
[89]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90]《天南纪事》。
[91]《残明纪事》。
[92]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帖》，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93]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帖》，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94]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经略五省洪承畴“为恭报招接云贵伪王率众投诚仰恳上怀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96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页。
[95]同上件。又，《清世祖实录》卷十三记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随同孙可望降清的有将校一百二十余名，兵丁家口五百余名，另有内官二十二名。
[96]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97]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76号。
[98]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96号。
[99]《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参见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四页。
[100]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页；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二至五八三页。
[101]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102]见上引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洪承畴揭帖。
[103]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104]《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105]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为钦遣锡封大臣已到长沙谨报上闻事”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九页。
[106]方文《涂山续集·北游草》。
[107]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秦王孙可望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七六页。
[108]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109]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页。
[110]沈佳《存信编》卷五。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也记载：“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取云贵，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
[111]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八〇页。
[112]《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113]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114]《永昌府文征》，诗，卷十。
[115]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义王孙可望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16]魏裔介《特纠陈请之非疏》，见《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一。魏裔介疏中所说孙可望向顺治皇帝借钱事，未见详细记载，但《明清档案》第三十二册，A32—130号为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义王孙可望揭帖残件，其可见部分为本月十八日“仰恳皇恩一疏，冒陈天听，缘本藩备沐深恩，渥养如子……故一时昏昧，未及熟思。自入告之后，本藩即清夜思维，惶悚无地，自觉细琐之事，□□妄渎天聪。今以小故而擅干上听，冒昧之罪，自知难逭。……”此必为孙可望上疏“借钱”后即遭物议，自请宽宥而上。
[117]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义王孙可望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118]参见谈迁《北游录》，纪闻，《营债》条。顺治五年十一月清廷明谕：“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即至十年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可知放债取利是有律可循的。
[119]《义王孙可望密奏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六七页。
[120]《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
[121]《行在阳秋》卷下。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亦记：“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
[122]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端溪滇桂十六载纪元延统》。按，林氏记“可望亦降于三桂”，有误。
[123]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
[124]按，《清圣祖实录》卷二记顺治十八年五月庚午（二十二日）“赐故义王孙可望谥恪顺”，据是年四月十九日所立之“谥恪顺义王碑文”可知实录系时有误。
[126]《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六，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127]孙可望，陕西延长县人。顺治十二年八月《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中报告因擒获了孙可望派往延长家乡探望亲人的使者，清陕西四川总督金砺接兵部咨文后立即派遣员役赴延长县将孙可望亲友十六名口解赴西安、北京，意在相机招抚或挟制孙可望。乾隆二十七年《延长县志》卷九《宦绩》记孙可望为该县“李城里人”；同书卷八《封荫》记载了孙可望的父亲孙选“以子义王贵，追封义王”；子孙征淇、征淳袭封义王等。由于孙可望降清封王，《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依据档案记载他是延长人，本不误。林毓辉为《清代人物传稿》撰《孙可望传》却轻信不可靠的野史记载，说他是“陕西米脂人”（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上编，第三卷，第三四六页），疏于考证。
[128]《残明纪事》。
[129]《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
[130]沈佳《存信编》卷五。
[131]沈佳《存信编》卷五。
[132]沈佳《存信编》卷五。
[133]《求野录》。
[134]《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135]《明末滇南纪事》卷八《蜀王旋滇》。
[136]《求野录》。
[137]《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138]据《求野录》。《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刘文秀传》；《残明纪事》；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均系于四月。《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云“于是岁六月薨”，误。
[139]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残明纪事》《安龙逸史》所录遗表文字较简。邓凯《求野录》记文秀遗表文字有异，云：“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促，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140]关于刘文秀上遗表事，还有另一种记载，四川乐至县举人邹简臣在永历朝廷任通政司右通政、赞理蜀王军务。“戊戌（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春，还行在，蜀王疾笃，表奏十二事，颇言内阁马吉翔之奸，劝上收大权，用正人。寻卒。定国、吉翔皆知为公笔，心衔之。”见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