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55]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56]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辞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酬”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57]。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
为了明白山海关战役的胜负，分析一下参战各方兵力情况是必要的。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为十万名[58]；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59]，除了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为七八万人。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两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60]。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才知道王则尧已被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没有招降余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山海关战役开始[61]。李自成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做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62]。
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二十一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二十二日晨进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在名叫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实误）观战[63]。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吴三桂到后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64]。他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65]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66]说完，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鏖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67]。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决定将吴襄处斩[68]。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1644—1645年清军与大顺军作战图
第四节清军占领北京和大顺军西撤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69]。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70]，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71]。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做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多尔衮在蓟州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脚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72]。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师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绅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响。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清兵占领北京后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杨士聪在一封信中就说：“弟联?南来缙绅不下百余人”；“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乐哉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73]，其他先后南窜的官员为数当更多。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着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74]。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75]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76]。“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77]。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78]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79]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80]。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81]。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巡抚）任用[82]。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83]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84]。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备照旧”[85]。同时规定各地征收田赋一律按万历年间册籍，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86]对明朝早已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制度也着手改革，把卫所军士改为屯丁，遇有缺额“永不勾补”[87]。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统治者鉴于明朝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终于导致自身覆亡，有意于减轻百姓负担的愿望。尽管清初社会生产大面积破坏，加以频繁用兵，军需孔急，朝廷颁布的“恩诏”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如时人谈迁记载：“都人谣曰：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事，黄纸骗人财。”[88]说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期的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甚至由于奉差官员的敲诈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但是，这些政策具有长期性质，对于稳定人心，使流离失所的人口同抛荒的土地逐步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有积极作用，为尔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评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89]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90]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91]。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97]；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98]。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102]，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103]，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104]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106]清廷于十一月将唐通由定西伯加封为定西侯。[107]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葭州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108]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当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致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2]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3]刘尚友《定思小纪》。
[4]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5]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6]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7]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8]《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着”等事疏。
[9]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10]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11]张正声《二素纪事》。
[12]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13]《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九十二页。
[14]《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15]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16]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
[17]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18]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
[19]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
[20]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
[21]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
[22]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
[23]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
[24]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
[25]康熙三十四年《邹平县志》卷四，《职官》。
[26]吴殳、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27]郑廉《豫变纪略》卷六。
[28]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
[31]按，祖氏为吴三桂继母，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奏言。吴襄原任明辽东总兵，直到崇祯十六年底才调回北京，见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报，《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第五七四页。
[32]《清太宗实录》卷六十，除皇太极敕谕外，收有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书信的主要内容。陈邦选、姜新书信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页。
[33]《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34]《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
[35]《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36]《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
[37]顺治元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为钦奉令旨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中明确讲到“伪镇唐通”调取关镇马匹和关门兵丁“投顺流寇”。高第上疏时距山海关战役不过一个多月，完全可以证明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并且又证明了吴三桂、高第等辽东、关门兵将确实一度投降了大顺政权。
[38]《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40]彭孙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记载他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讲，吴三桂已决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则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复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谈迁《国榷》卷一百一云：“吴三桂讹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还山海关。”
[42]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诗序中说：“平西伯中途闻变，旋师山海，各官星散。”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
[43]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要》。
[44]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旧事诗五首》之三亦云：“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
[45]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
[4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47]《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48]《清世祖实录》卷三。
[49]《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九页。
[50]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所载有徐元文、韩菼跋文的范文程启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
[5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52]《清世祖实录》卷四。
[5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54]《清世祖实录》卷四。
[55]《清世祖实录》卷四。
[56]《清世祖实录》卷四。
[57]《清世祖实录》卷四。
[58]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有的史籍说只有六万人。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可见，清方所记二十万除有夸大之处，还把大顺政权征发的民夫计算在内。
[59]《大义觉迷录》卷一载雍正“上谕”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
[60]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十九，《事实编二·乡型上》记：“时议诈降缓贼，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为高选、李友松、谭邃寰、刘克望四生员及刘台山、黄镇庵二乡耆，参见同书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及光绪《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61]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62]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中反复论证即使没有清兵助战，吴三桂军“足以制贼”，李自成“必败无疑”，见全书“自序”、第八页、三十九页、八十页、八十一页、七○○至七一○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李氏立论完全凭借山海关战役后吴三桂部下将领、义勇绅衿争功文书，似乎连《山海关志》《临榆县志》以及当时当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参考。事实上，二十二日上午吴军已有瓦解之势，吴三桂深知危险，亲自率领数百骑同关城绅衿吕鸣章等冲出关外，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叩见多尔衮，请求立刻出兵相救。“方见时，忽报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见，偏颇太甚。
[63]佘一元《述旧事诗》云：“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迟回。”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
[64]顺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粮储户部员外郎吕鸣章等启本，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65]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
[66]《清世祖实录》卷四。
[67]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68]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69]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此事云，“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他本人也被抓去城外拆羊马墙。
[70]李天根《爝火录》卷三引当时塘报。
[71]徐应芬（聋道人）《遇变纪略》。
[72]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73]《甲申核真略》附《答孙兴公书》，所谓“一留再留”是出仕大顺和清朝的一种隐晦说法。
[74]顺治元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六十九页。
[75]《清世祖实录》卷五。
[76]徐应芬《遇变纪略》。
[77]《清世祖实录》卷五。
[78]《清世祖实录》卷八。
[79]《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冯铨传》。
[80]《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按，原文把周伯达的官职写作甘肃巡抚，刘达为两河巡按御史，是以明清官制来称呼大顺同级官员的。
[81]陈之龙降清之初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陕西三边总督，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页；不久改任凤阳巡抚。
[8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五六页。
[83]《明清档案》第二册，A2—119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84]《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85]《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十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
[86]《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87]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户、兵二部议复顺天巡抚宋权疏条。
[88]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8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90]《清世祖实录》卷五。
[91]《清世祖实录》卷六。
[92]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
[94]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另据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校补。按，这件檄文为德州生员李嗣宬代作。
[95]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招抚山东户、工二部侍郎王鳌永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96]顺治朝奏本第五号，藏第一档案馆。
[97]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二，《丛纪》。
[98]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挂甲庄在临汾县城东北，见同书卷一，《图考·疆域图》。
[99]顺治九年《云中郡志》卷十二，《外志》附《逆变》。
[101]顺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同总兵姜瓖条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一页。
[102]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督抚兵民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地方恭顺侯吴惟华题本，见张伟仁主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明清档案》第一册，A1—29号，参见罗振玉《清初史料丛编》所收《顺治元年八月吏曹章奏》。
[103]顺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吴惟华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71号。
[104]《清世祖实录》卷七。
[105]顺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山西总兵高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104号。
[106]顺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唐通“为钦奉敕旨事”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7号。
[107]顺治元年十二月唐通揭帖残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01号。
[108]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正黄旗正钦尼哈番唐通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