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书信反映了清廷对南明政权态度的全方位转变，即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词，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抗清劲旅大顺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缥缈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唯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亲手“删润”定稿[47]。其全文如下：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48]
史可法的复信措辞极为软弱。他只是为弘光朝廷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对于降清的吴三桂，多尔衮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称之，树之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还以赞赏口气说“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至于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过了整整四个月，一兵未发，史可法无以自解，仅以清军入关为由，说是“王师既发，复次江淮”，原因是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古今中外，谈判桌上能取得多大成就首先取决于实力做后盾。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暮气沉沉，缺乏战略眼光，一味退缩观望，坐失事机。信中虽提到“天下共主”“大一统之义”“光复神州”之类的言辞，但通篇却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这封信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增长多尔衮之流的骄狂气焰，对后世而言也不是一篇激励人心的佳作，把它采入本书只是因为它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当权人物的基本政策，而这种政策正是导致弘光朝廷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
弘光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49]十三日，陈洪范入朝[50]。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51]。七月初五日，“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52]，组成了北使团。次日，“上面谕北使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礼部尚书顾锡畴呈祭告梓宫文及通清虏御书、颁臣民圣谕、吴三桂等诰券”[53]。二十一日，使团由南京出发，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等人的诰敕[54]，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55]；“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56]。在松山降清的总兵祖大寿的儿子锦衣卫指挥祖泽溥也随团北行[57]。
弘光朝廷还下令运送漕米十万石接济吴三桂。沈廷扬在崇祯年间曾多次办理从海上运送南方漕米到天津和辽东松山的事物，有较丰富的经验。弘光登极后他上言：“臣历年海运，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斗，堪充水师。今海运已停，如招集水师，加以简练，沿江上下习战，臣愿统之，则二万之众，足成一军，亦长江之卫也。”当时有廷臣建议由海路出师北伐，沈廷扬非常高兴，说：“诚使是策得用，吾愿为前军以启路。”可是，弘光朝廷无意出兵北上，只让他率船队运粮接济吴三桂。镇守淮安地区的东平伯刘泽清看中了他这批船只，派兵据为己有，运粮之举才没有实现。[58]
按情理说，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团去同清方谈判，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使团出发前，朱由崧“命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弘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59]八月初一日，马绍愉致吴三桂信中说，讲定和好之后“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60]。很明显，马士英的意思是明、清分境而治，从两国皇帝的年龄考虑，弘光为叔，清帝福临为侄，多少给明朝廷争点体面。东平伯刘泽清七月三十日给吴三桂的信中告以弘光朝廷已经任命了山东总督、巡抚、总兵，建议由吴三桂于“畿东界境内开藩设镇”，“比邻而驻”，并且借用苏秦佩六国相印的典故，要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幸将东省地方，俯垂存恤”[61]。首席谈判代表左懋第更是心中无底，他在《辞阙效言疏》中写道：“陛下遣重臣以银币酬之，举朝以为当然。臣衔命以山陵事及访东宫、二王的耗往，而敕书中并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实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剑已藏，先帝先后之梓宫未奠，庶民尚依坟墓，岂天子可弃陵园？□□（虏酋）若好义处榆关（山海关）以东，而以勋臣吴三桂为留守，春秋霜露，不损抔土。而南北互市，榆关为界，如往年辽阳故事。中国之商利蓡（参字的异体，指人参）貂，□□之人利缯絮，华□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国之利，亦□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而与为难者。果尔，则吴镇鼓君父不共之仇，□□效始终不渝之义，鼓行而西，破贼于晋，追贼及秦，必歼之乃已。即我国家亦当兴师十万，以声闯贼之罪而诛之。□□□命（当为‘东虏效命’），可代我师。臣过扬州，昭冏臣万元吉云：‘□若肯为我杀贼，当有以饷之。饷之名美于金缯，而有杀贼之实。饷之名，用兵则用饷，兵止则饷止，而非岁币之比。’臣思其言，是一道也。而二者之外，非臣所知。”[62]很明显，弘光君臣急于同清廷联络，借满洲贵族的兵力平定大顺军，连己方的方案都没有酝酿成熟，就草率地行事了。
使团出发时，左懋第感到朝廷赋予他的任务不明确，上疏要求澄清：“臣衔以经理河北、联络关东为命，带封疆重寄之衔，而往议金缯岁币，则名实乖。况以此衔往虏所，将先往夺地而后经理乎？抑先经理而后往乎？此衔之当议者也。”[63]又说：“臣业《春秋》，素遵孔子内华外□（夷）之训，而使臣为酬□（虏）行。臣原请者，收拾山东，结连吴镇，并可取臣母之骸骨。而今以酬□（虏）往，臣窃内痛于心。”[64]接着。他建议：“如皇上用臣经理，祈命洪范同绍愉将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范北行，则去臣经理、联络之衔，但衔命而往，谒先帝梓宫，访东宫、二王消息，赏赍吴三桂等，并宣酬虏之义。而绍愉似无遣也。”[65]左懋第的意思很清楚，他的请求北行是为了收拾山东，不愿扮演乞怜于清廷的角色。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朝廷重臣“联虏”心切，听不进他的意见。“时可法驻泗州，与懋第相见，谓曰：‘经理，具文耳；通和，诏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东豪杰稽首愿效驱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66]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违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于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而已。
弘光朝廷派陈洪范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虑到他久历戎行，同吴三桂等人有交情[67]，便于联络，却没有料到陈洪范的主动请行包藏祸心。早在这年六月十六日，降清的明朝参将唐虞时就上疏摄政王多尔衮道：“若虑张献忠、左良玉首鼠两端，则有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乞即用为招抚总兵。臣子起龙乃洪范婿，曾为史可法标下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招，则近悦远来，一统之功可成矣。”同月二十六日，多尔衮同意了唐虞时的建议，以摄政王名义“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68]。九月二十五日，“招抚江南副将唐起龙自军中奏报：臣抵清河口，闻南来总兵陈洪范已到王家营；臣随见洪范，备颂大清恩德，并赍敕缘由。洪范叩接敕书，开读讫。所赍进奉银十余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臣先差官赵钺驰报，即同洪范北上。其行间机密，到京另奏”[69]。这样，陈洪范就成了弘光北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九月初五日，使团进入山东济宁州，这里已归属清朝，随即把南明派遣的护送兵马发回。十五日，至临清，原明朝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朝天津总督，派兵来迎接。十八日，抵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大张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二十九日，行至河西务，因清顺治帝定于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团暂停前进。十月初五日，才到张家湾，清廷差礼部官又奇库来迎。十二日，使团捧弘光“御书”从正阳门入城，清方安置于鸿胪寺居住，严加防范。十三日，清礼部官来鸿胪寺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使臣答道：“我朝新天子问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今我等赍御书来致谢。”清朝官员说：“有书可付吾们。”使臣告以“御书”应面递清廷最高统治者，不能交礼部。清官说：“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使臣声称自己所赍乃“天朝国书”，不是进贡文书，双方坚持不下。次日，清内院学士刚林等来到鸿胪寺，指责江南“突立皇帝”，即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争辩说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孙，伦序应立。争论不休，刚林蛮横地说：“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不欢而散。使团赍来的弘光“国书”，清方拒绝接受；朝廷和使臣致送吴三桂的书信，拜会降清大学士冯铨、谢陞的名帖，也因吴、冯、谢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不屑一顾。[70]十五日，清内院官带领户部官员来收银币，计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已运到者二千六百匹。弘光朝廷另赐“蓟国公”吴三桂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也一并收去。二十六日，刚林来到鸿胪寺向左懋第等人传达多尔衮的命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就去□知尔江南，我要发兵南来。”左懋第等见清方态度强硬，毫无和谈之意，仅要求赴昌平祭告陵寝，议葬崇祯帝。刚林断然拒绝道：“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随即取出檄文一道，当场宣读，指责南京诸臣“不救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次日，清方派员领兵三百名押送使团南返[71]。十一月初一日行至天津，陈洪范“于途次具密启请留同行左懋第、马绍愉，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多尔衮得报大喜，立即派学士詹霸带兵四五十骑于初四日在沧州南十里处将左、马二人拘回北京，面谕陈洪范“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酎之”。[72]同月二十六日，多尔衮致书豫亲王多铎：“伪弘光所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前已俱令南还。因洪范密启请留懋第、绍愉，伊自率兵归顺，且言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寿（按，当作于永绶）、高杰、金声桓、刘肇基、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说之来降。随追留懋第、绍愉，独令洪范南还。王其察彼情形，随时奏报。”[73]
陈洪范回南京途中特地进入高杰军营，“杰留与饮。洪范具言清势方张，二刘（指刘良佐、刘泽清）已款附状。杰曰：‘彼欲得河南耶？请以北京与我互易之。’洪范见语不合，方持杯在手，即伪为中风状，坠杯于地，曰：‘痼疾发矣！’舆归，夜遁去”。[74]十二月十五日，陈洪范返抵南京，一面散布“和平”气氛，麻痹弘光君臣，时人谈迁记载：“予尝见陈洪范云：清虏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75]一面密奏“黄得功、刘良佐皆阴与□（虏）通”[76]，意在挑起朝廷对黄得功、刘良佐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机行事，拉拢黄、刘叛变投清。弘光朝廷见左懋第、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却被释回，事有可疑，认为陈可能是清廷的间谍，却并未追究，仅令其回籍了事。[77]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没有相应的武力做后盾，适足以自取屈辱，真可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被拘禁于北京，清廷曾多次劝说其投降。左懋第坚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后，被清廷处死，时为1645年闰六月十九日。[78]
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御史沈宸荃上疏说：“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尽耗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何也？虏势已急，贼势已稍缓也；贼罪可声，虏之罪未可声也。故于讨贼，则以某师扼吭，某师拊背，某师捣坚。或姑再遣一使，阳约为掎角之势，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此所为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也。虏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谆复，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转用以愚虏。贼见我与虏尚通，则必不敢复与虏合。贼为虏强，尽力备虏，而我亦得专意防虏。虏防既固，然后乘贼隙徐图之，此所为以款虏为虚声，以御贼为实着也。”[79]
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另唱一个调子，他在疏中写道：“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80]显然，直到北使失败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第四节弘光朝廷的军政和财政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较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然而，弘光统治集团的腐朽比起崇祯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内部又陷于严重的倾轧纷争之中。特别是作为政权主要支柱的军队已经蜕化成了将领维护和扩张私利的工具。他们敌视人民，又都是农民军或清军的手下败将，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俎上之肉。弘光时期江南文人冯梦龙有这样一段话：
……而余更有虑者，在军政之未立。夫军政之未立，非无兵也，有兵而若无兵，且其害更胜于无兵，是以虑也。古者用兵宁使饷浮于兵，不使兵浮于饷。今未具饷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饷不足。于是倡为打粮之说，公然扫掠民间，掠妇女则为妻妾，掠丁壮则为奴仆。一兵家属多者至十余人，朝廷养一兵不能并养其十余人之家属，其势益不得不出于扫掠。而有兵之处，闾里皆空，未馘一二贼兵，先添万千兵贼。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良可痛已。不特此也，兵既有家属，势不能草居露宿，于是占民间之居，用民间之物，兵富而民贫，兵乐而民苦。才一征调，则又有安插家小之说，拣择瘠肥，迁延月日，势所必至。……兵之恋恋室家如此，即使驱之赴敌，亦内顾之意多而进取之意少。求其死绥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饷终无时而足，兵终无时而可用也。[81]
正是由于兵不可用，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弘光朝廷兵将虽多，却麇集于江淮地区追欢逐乐，毫无进取之意。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和他节制的四镇为了掩盖内心的怯弱，在粮饷问题上大做文章。八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称：“臣皇皇渡江，岂真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四镇岂以江北数州为子孙业哉？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几月矣，宁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82]又说：“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83]同月二十八日，东平伯刘泽清“奏进取之计，募数十万之兵，储数十万之饷，备马十余万，整顿器械一二年，乃可渡河”[84]。那么，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屯淮安，治府壮丽，日费千金。总督田仰从泽清燕游，为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与刘泽清不得全事呼吁”[85]。从五月算起，四个月发了相当于一年半的银饷，应当说十分丰裕了。何况立镇之初还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粮、商税等收入拨给四镇，怎么能说粮饷不足进取呢？
史可法为官廉洁，也很勤勉，治文书往往夜以继日。他对四镇的兵额和应发、已领饷数应当是清楚的，对四镇将领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心中有数。在奏疏中，他竟然同四镇唱一个调子，危言耸听，原因是他在明末官场中久经磨炼，对当时文恬武嬉的积弊司空见惯，也积累了一套应付朝野舆论的伎俩。我们不应忘记，史可法初任西安府推官时洪承畴、吴甡都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非常佩服的人。洪承畴统十三万精锐明军被清军歼灭殆尽；吴甡在崇祯十五年任大学士时宁可丢官也不敢出任督师同李自成等部农民军作战，这些给他在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说他充当推官、守道、兵备道、巡抚等官职时能以洁身自好、任劳任怨博得好评的话，在形势把他突然推上权力的峰层时，他的个人品德完全弥补不了客观需要而他本人又不具备的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史可法在调处四镇、保境安民上确实颇费心机，过分责备固然不当，但他畏清若虎，奉四镇为骄子，使这些军阀顿兵江北，一味鱼肉人民。史可法本人也认为有四镇做南京小朝廷的屏障，自己的督师大学士就可以安然无事地当下去。就实际情况而言，史可法出任督师整整一年，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饷，一筹莫展，坐看黄河流域大好河山沦入清方之手，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并不过分。
弘光朝廷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北都覆亡以前，明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粮食、银钱、布帛等财物，弥补北京宫廷、诸多衙门以及九边庞大的耗费。按理说，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分属大顺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百姓的负担至少不应加重。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由于豢养大批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统治集团的贪欲有增无已，弘光朝廷的财政竟然入不敷出。
早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南京的大臣们草拟恩诏，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借以争取民心。当时的实权人物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86]对照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和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多少可以看出弘光政权完全继承了崇祯朝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只是在自己管辖不到的地方，弘光君臣才慷慨地施与恩惠，如五月十五日登极诏书中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87]这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宣传罢了。
弘光政权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李清记：“上即位后，楚镇（指左良玉部）及四镇频以匮告，而司兵惟务姑息，不知汰无用，核虚名。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本色一百万。五镇不足恃，且还为我虞。居重驭轻，有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锁上游，控江北，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川、楚、东、豫督、抚、镇不与焉。……乃大司农综计所入止六百万，关榷俱在焉。而七百万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太仓既无宿储，内帑涸无可发，漕粮改折，此盈彼诎。”[88]到这年十一月，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89]
财政既入不敷出，户部采取的对策是变相加征。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90]，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91]。地方官胥趁机横征暴敛，剥民肥身。时人辛升作《京饷》诗云：“一年血比五年税，今岁监追来岁银。加二重头犹未足，连三后手急须称。可怜卖得贫儿女，不饱奸胥一夕荤。”《县令》诗云：“世局于今又一更，为民父母虎狼心。鞭笞只作肉鼓吹，痛哭如闻静好音。”[92]弘光朝廷敲骨吸髓地搜括民财以奉骄兵悍将，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节制的四镇之一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连云甲第庭园，一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有人说其豪华程度“僭拟王宫”[93]。有一种记载说，史可法微服私行至淮上，竟被督工头目抓去当苦力，碰上刘泽清来察看营建情况，他才扔下肩上的巨木大叫：“学生效劳三日矣！”[94]联系到他出任督师以后，黄得功和高杰等人为争夺富庶繁华的扬州打得不可开交，史可法对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了多少血汗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非常清楚的。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疏中说：“今奴（指清朝）、贼（指大顺军）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95]这既是对四镇等将领的批评，也是对史可法的针砭。
江南百姓为供应四镇和左良玉的兵马，被压榨得髓干血尽，而这批军阀在清军南下以前鱼肉人民，为非作歹，给驻地百姓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一旦清军南侵，除个别将领如黄得功外，几乎全部领兵投敌，充当清廷征服、镇压各地抗清斗争的帮凶，加速了自身和此后几个南明政权的覆亡。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取之于民是那样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这里原有的宫殿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雨蠹蚀，自然早已坍塌废圮，难以居住。然而，国难当头，未必没有巍峨辉煌的宫殿就不成为中兴之主，后来的鲁监国、永历帝颠沛流离，有时以坐舟权当水殿，在军事上比起弘光还稍胜一筹。朱由崧被拥上宝座以前到处漂泊，生活来源断绝，处处乞怜于较殷实的宗藩和官僚，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时期的皇帝看齐。他下令为自己和太后修建宫殿，为筹备大婚四处购买珠宝，为追欢逐乐置办歌儿舞女；一些在他倒霉时曾出力相助的人也蜂拥而至，共享富贵。“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96]弘光君臣的大肆搜括民财，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其直接结果一是大失人心，二是文官武将囊橐既富，身家之念重，一旦形势危急，多数非降即逃，卒至以国予敌。
第五节弘光朝廷的腐败
古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对弘光朝廷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史籍都记载，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他说：“天下事，有老马在”[97]，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朱由崧的荒**在历史上可以同许多亡国之君媲美。他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太监屈尚忠之流乘机作威作福，“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98]。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99]弘光帝以大婚为名，搜索民间绝色闺女，几乎成了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三月二十四日又记，“得道瞻侄书，知两女俱中后妃之选”[100]。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剩不到两个月。野史所载更是穷极形象。谈迁写道：弘光“登极初，日召对辅臣，或昼再接。浃月以来，时免朝。八月，选民女入宫，征教坊妓六十四人”。又云：“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陈，私征之远境。阮大铖、杨文骢、冯可宗辈各购进。大内尝演《麒麟阁》传奇剧，未终，妓人首戴金凤者三。盖宫例承幸戴金凤以自别也。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上初立，都人忻忻，谓中兴可待。不数月，大失望，有苏台糜鹿之惧。”[101]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102]。甲申除夕，朱由崧“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兵败地蹙俱叩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或对曰：‘臣以陛下忧敌未宽，或思先帝。岂意思及于此？’遂散出”[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