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

在穆斯林与法兰克人的军事贵族阶层内部，人们可以享受彼此之间的陪伴，常常一同出行打猎。即便在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商业往来，尤其是那些穿行于大马士革与阿卡港之间的商人。西班牙作家伊本·朱巴依尔记述道：“战士们忙着在战场上打仗，而普通百姓却过着和平的日子。”然而，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虽然有很多交往的机会，但双方的文化交流却并不多见。彼此亲近并不必然导致相互理解。按照《美德之海》中的说法，外族人的书不值一读，而“有谁要是相信神诞生于一位女性的私处，那他一定是疯了；同这种人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最好把他晾在一边，因为他既无学识，也无信仰”。

虽然乌萨马不会说法语，但根据其回忆录中的描述，我们显然能够发现几个会说阿拉伯语的法兰克人。他们当然是出于实用目的才学习这门语言的。摩押人（Moab）在卡拉克（Kerak）的领主沙蒂永的雷纳德（Rainald of Chatillon）就会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并同外约旦本土的游牧民有着亲密的接触。西顿的赖纳德（Rainald of Sidon）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聘请了一位阿拉伯学者对各种书籍进行评论，并且全程使用阿拉伯语。即便如此，在东部拉丁，却没有任何一本阿拉伯语的书被翻译成拉丁语或法语，反之亦然，阿拉伯人对西方文学也没有什么兴趣。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雇用了一位名叫阿布·苏莱曼·达乌德（Abu Sulayman Dawud）的阿拉伯医师，在12世纪60年代，阿马尔利克一世将这位医生从埃及请来成为御用医师，这位医师后来还为国王的儿子——后来的鲍德温四世治疗麻风病。但更为常见的是穆斯林对本土信仰基督教的医生的使用。人们曾猜测，有许多东西都是借由东部拉丁从东方流传向西方的，其中包括哥特式尖顶、徽章纹饰、**技能以及烹饪食谱，等等，然而这种说法依然只是一种猜测而已。生活在东部拉丁的精英分子，不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他们都赞叹彼此对宗教的狂热态度，尤其是那种尚武的品质。然而对于彼此的学术与艺术，他们却不太感兴趣。双方重要的文化交流并不发生在此时此地，而是发生在其他地方，且是在这之前更早的历史阶段。阿拉伯文化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与拜占庭传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哈丁战役及其后续

萨拉丁分别在1183年和1185年占领了阿勒颇和迈亚法里津（Mayyafariqin），并在1186年成为摩苏尔名义上的大领主。直到此时，他才着手向耶路撒冷王国发起猛攻。1187年6月，萨拉丁带领3万兵马穿越约旦河，在这支队伍中，有12,000人属于常备骑兵；其余的战士中，有一部分是平民志愿者，他们自愿加入“圣战”，在穆斯林编年史学者的记录中，也提到了这些志愿者所起到的作用，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在基督徒军队前面的草地上点火。萨拉丁可能一直都想要攻占提比里亚城堡。他大概并不期待同耶路撒冷王居伊麾下的军队展开正面交锋，而他似乎也没有做好向前挺进的准备，从而获得哈丁战役的胜利。然而，这些他都做到了，并且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力。大部分被俘获的基督徒最终被赎了出来，他们都身居显要地位；但在萨拉丁的随从中，那些苏非派潜修者却被给予了特权，他们可以对被抓获的圣殿骑士团或医院骑士团成员施行斩首。

在打响这场战役之后，萨拉丁趁在攻打耶路撒冷（于10月2日投降）之前，先立刻攻占了一系列拉丁势力较弱的地区（大多是沿海城市）。他没能拿下阿卡这个港口重镇，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座城市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哈丁战役过去几年后，萨拉丁同仰慕他的传记作者巴哈丁·伊本·沙达德（Baha al-Din ibn Shaddad）有过一次对话，当时二人正在前往阿卡的路上，途中萨拉丁谈到了他对未来的期许：“在上主的帮助下，我要把所有的法兰克人驱逐出这片海岸，一个也不留下，然后我会分割我的领土，将它们分给几位继承人，并向他们下达我最后的指示；此后我将与他们告别，并出海远航，踏上追寻法兰克人的征途，直到这世上不再有任何不信真主的人，我至死都将为此奋斗下去。”然而，令萨拉丁及其智囊团没有想到的是，耶路撒冷的陷落竟然会导致西方再次发起十字军运动。与此同时，萨拉丁的文秘处官员向哈里发及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发出信函，信中鼓吹他们已经占领“麦加的兄弟圣地，此地已重获自由”。信中的内容还暗示萨拉丁早年向他邻近的穆斯林开战，实则是想通过“圣战”的形式让人们团结起来。

此后，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从西方到来，抵抗战争的号角被再次吹响。事实上，这是一场消耗战，穆斯林军队所能掌握的资源已经变得非常有限。按照卡迪·法迪尔的说法，萨拉丁“把埃及的收益用在叙利亚，把叙利亚的收益用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后再将美索不达米亚的收益花在巴勒斯坦”。由于财政不断吃紧，萨拉丁很难维持战场上大批军队的各项开支。伊克塔的持有者希望对乡镇的收成进行监督，因为他们的收益都是从这些收成中得来的。在阿尤布王朝走向灭亡的时候，萨拉丁的家族成员更关心的是如何维系好个人利益，而并非同第三次十字军相抗衡。在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学中有这样的暗示，即有人将萨拉丁视作某种末世形象，一位末日中的勇士。几年之后，当十字军返回欧洲的时候，多年的征战终于耗尽了萨拉丁的心力，他于1193年因热病去世。

萨拉丁的继位者们

萨拉丁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就，他的继位者们不得不非常谨慎，尤其在是否要采取过于进攻性的策略上，虽然他们以此可以获得更多领土，如叙利亚或巴勒斯坦，但也可能引发另一轮十字军东征。在萨拉丁去世之后，他的帝国在其家族成员手中变得四分五裂。这些人彼此充满敌意，个个都在强调，当赞吉、努尔丁与萨拉丁发动“圣战”时，他们与“圣战”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在由突厥将领与马穆鲁克人组成的部队中，这些贵族连傀儡都算不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在阿尤布王朝中争得最高权力。有时，阿尤布王朝的某些贵族甚至会与法兰克人勾结，以联手对付其家族内部的其他成员。家族中的其余成员将埃及的统治者视为自己的上级或苏丹，而仅把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霍姆斯以及其他地区的统治者看作大公（Maliks）。这样的情况虽未形成常态，但也并非罕见。萨拉丁的兄弟赛义夫丁·阿迪勒（Sayf al-Din al-Adil）继位埃及苏丹（1200—1218年在位）后，当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支分遣队于1218年抵达尼罗河三角洲达米埃塔以西的某个地带的时候，这个局势在名义上应由他出面摆平，但首先站出来指挥反击战的却是阿迪勒的儿子卡米尔（1218—1238年在位）。阿迪勒于当年8月去世之后，卡米尔顺理成章继任成为苏丹。1219年11月，十字军成功攻陷达米埃塔。此后，十字军急于向开罗逼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会导致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因为卡米尔的家族成员，即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们，带着讨伐十字军的热情，向埃及发出了分遣队予以援助。十字军最终在1221年向卡米尔投降，并交出达米埃塔。

伊本·乌奈恩（Ibn Unayn）用颂歌这一传统形式的诗歌来赞美这次胜利。

在战争到来的那天，你若分辨不出我军的标志，那就看看马背和长矛。

清晨，在达米埃塔，一群强壮有力的拜占庭人（原文如此）便站在我们面前，

人数难以计量，即便猜测也难以估出个大概。

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心中的想法、信念、雄心与信仰都是一致的。

他们恭候着那些十字军兄弟，他们的军队向前逼近，如同乘风破浪的舰队。

阳光洒在每一位战士的盔甲上，就像太阳的号角一般闪耀，

所有的光线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诗歌在之后还有20余节。根据诗人的描述，十字军战士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英勇，对于那些投降的战士，穆斯林心中充满了同情。当然，诗中所有的赞扬，最终都给予了阿尤布王朝的骑兵，以及他们尊贵的王子卡米尔，这也是这首诗真正要表达的。

另一位诗人也竭尽讨好之能事，他在诗中写道：

若这世上有救世主，那便是你，

是你让上主选民的信仰，以及经书上的文字成真。

然而，虽然萨拉丁将英勇的基因留给了后世的子孙，并且阿尤布王朝也不负众望，在达米埃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当我们试图理解13世纪早期阿尤布王朝是如何应对十字军的时候，最好还是从穆斯林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事实上，相对于发起“圣战”，阿尤布王朝更倾向于同十字军和平共处。至于同异教徒长期共处，在穆斯林的宗教法规中并不存在任何条款能够为此提供支撑。然而，出于商贸与农业的需求，双方通常都会签署为期10年的停战协定，并在某些城市建立公共住宅，以便穆斯林与基督徒能够有效合作，从而对庄稼的收成进行整合与管理。因此，“休战领地”（Dar al-Sulh）往往坐落于针锋相对的“伊斯兰教领地”与“战争领地”（Dar al-Harb）之间。萨拉丁将所有精力都投入战争与政治事务上，如今看来，其动机如此单纯，而这样的品质并没有遗传给他的后代。13世纪早期是阿拉伯文学的繁盛年代，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生活中各种美好的事物：聚会、野餐、恋爱以及美酒。著名诗人巴哈丁·祖海尔（卒于1258年）写过一本诗集，诗歌充分证明了阿尤布王朝的子民所享有的美好生活。在一首诗中，诗人描述他同自己的爱人前去埃及的酒馆与寺院的经历，大家都喝醉了，竟然对“圆脸细腰的僧侣”产生了倾慕之情。

1229年，与卡米尔处于敌对关系的家族成员们宣称要结成联盟，在此威胁下，卡米尔只好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投降，这自然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批评。对卡米尔发起最猛烈攻击的是阿尤布王朝的其他大公。然而这些人如同墙头草，一旦时局发生变化，他们随时准备同基督徒开展战略合作。卡米尔于1238年去世。在阿尤布家族中，长子继承制几乎毫无效用，因此，卡米尔的次子萨利赫·阿尤布于1240年在埃及继位。萨利赫·阿尤布已经于1239年暂时占领了耶路撒冷，到1245年，大马士革也被划入了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不论同阿尤布大公的纷争，还是与巴勒斯坦沿岸地区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萨利赫·阿尤布在武力方面极度仰赖巴利家族（Bahris）的马穆鲁克军队。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那样，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会使用奴隶兵，萨利赫·阿尤布尤其如此，他从南俄草原引入了数目惊人的钦察（Kipchak）奴隶。他在作战方法方面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训练，同时还向他们强行输入效忠统治者的理念。

1249年，法王路易九世的十字军抵达埃及，这年萨利赫·阿尤布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曼苏拉（al-Mansura）指导防御工作时去世。马穆鲁克的首领们就此扛起了抵御十字军的大任。1250年，巴利家族的马穆鲁克人在曼苏拉击败法国人，当时的编年史学者伊本·沃西尔（Ibn Wasil）称这些勇士为“伊斯兰世界的圣殿骑士团”。几个月后，这些军事精英将萨利赫的儿子，同时也是王位继承人图兰沙（Turanshah）杀害。这一行为使得埃及和叙利亚在接下来的10年中陷入了十分严重的政治纷争，阿尤布大公、突厥人与库尔德将军，以及马穆鲁克人中的反对派等各方势力，在阿尤布帝国的各个地区展开混战。

对于拉丁定居点的法兰克人而言，这场内部纷争为之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而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为等到蒙古人涌入叙利亚后，这些内讧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人们必须将这些纷争搁置一旁。虽然蒙古军队早在13世纪20年代便已进入近东地区，并在13世纪30年代占领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但其系统性的征战行动直到13世纪50年代才算正式开始，这是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的领导下展开的。阿萨辛派的阿拉穆特城堡于1256年被攻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大本营——巴格达则在1258年被占领；此后，蒙古人穿越幼发拉底河，在1260年1月进入叙利亚。掌控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阿尤布首领纳西尔·优素福（alNasir Yusuf）弃这两座城市于不顾，踏上了前往沙漠地区的逃亡之路，不久被蒙古人俘获，并处以极刑。

其时，一位名叫忽都思（Qutuz）的马穆鲁克军官篡夺了苏丹王位，并在埃及和叙利亚召集了所有能够集合而来的人马，孤注一掷冲出埃及，同蒙古人进行最后一次正面交锋，这便是1260年9月3日的阿音札鲁特战役。忽都思获得了战役的胜利，然而，胜利的成果却被另一位马穆鲁克人篡夺，他便是拜巴尔。拜巴尔谋杀了忽都思，并宣称自己才是埃及与叙利亚的苏丹。扎伊尔·拜巴尔（1260—1277年在位）利用刺客的利刃坐上了苏丹的宝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向人们证明，自己才是“圣战”的真正领导者。百姓中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并没有对拜巴尔篡权的事实多加理会，他们还反过来强调这位苏丹作为“圣战”领导人的有效性。在其统治生涯中，为了抵御叙利亚城外幼发拉底河前线的蒙古异教徒，拜巴尔几乎用尽了所有猛烈的手段。他还从基督徒手中夺取了恺撒里亚、阿苏夫、安条克以及骑士堡。最后，拜巴尔同他手下的官员很谨慎地向世人宣称，他们所发起的军事“圣战”实则属于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是为了实现道德上的改革与复兴。在马穆鲁克人的保护下，阿拔斯王朝在开罗被重新建立起来。苏丹自诩为“圣地”——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的保护人。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百姓饮酒和使用违禁药物；对异教徒的搜查也相继展开。在13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当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运动过去之后，阿萨辛派位于叙利亚的城堡最终被攻占。

到了拜巴尔统治的末期，近东地区的权力地图已经与11世纪90年代大不相同。阿尤布家族没能成功抵抗蒙古人的入侵，这使该王朝颜面扫地。其所持公国随后由拜巴尔接管，而阿尤布王朝最终只剩下了哈马，由家族中的一个支派贵族进行统治。埃及和叙利亚从此隶属于同一个帝国，苏丹的领土从努比亚边境一直扩展到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与此类似的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后塞尔柱时期的所有公国，其原先疆界则被蒙古的伊利汗国取代。

马背上的奴隶

塞尔柱人擅长利用马穆鲁克奴隶兵作为自己的作战工具，根据一项历史资料的记录，在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战役中，阿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 1063—1072年在位）动用了4000名马穆鲁克士兵。虽然萨拉丁的埃米尔多半是生来自由的突厥人和库尔德人，但他的突击部队却是由马穆鲁克人组成的。马穆鲁克苏丹统治下的埃及与叙利亚（1260—1517年）之所以变得如此繁荣，正是由于马穆鲁克人包办了军事与行政事务。相较于阿尤布王朝的前统治者，马穆鲁克苏丹在指挥军队方面更加娴熟，能够有效地掌控更为庞大、战斗素养更高的部队。首先，被带往埃及与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大多是来自南俄草原的钦察人。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官方的征兵政策发生了局部转变，越来越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被招入军队中。虽然军队以突厥人与切尔克斯人居多，但马穆鲁克普通士兵中，还有大量的欧洲战士，其中包括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等，这些欧洲人大多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年轻人，有些是在“圣地”或巴尔干半岛的大型战役中被俘虏的，有些则是在小型突袭中被俘虏的，这些被囚禁起来的年轻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其次，年轻的马穆鲁克士兵在开罗城堡中要接受极其严苛的军事训练。为了强化手臂肌肉，他们需要练习用剑劈土块，每天至少1000次。他们还要学习无马鞍骑乘以及骑射，尤其要学会在骑马时如何向身后射箭。还有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就是在骑马过程中向挂在一根高柱上的葫芦射箭，在射箭的时候，骑射手需要松开缰绳，并用膝盖引导坐骑的走向。初学者往往不知道有人在训练中因撞到柱子而暴毙身亡。在马球运动中，死亡事件也时有发生，马球原本是一项贵族运动，在这里则成了一个操练士兵的项目。他们还会在自己的或蒙古人的领土上组织大型狩猎活动，这同样是出于训练的目的。

另外，马穆鲁克士兵还要掌握阿拉伯语的读写能力。在13世纪与14世纪，受过教育的军事精英已经具有较大规模，这也恰恰说明，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芙鲁西雅”（Furusiyya）相关的论文在学界流传。“Furusiyya”的字面意思是“马术”，此类讨论“芙鲁西雅”的文章不仅与马匹的使用与管理有关，还涉及大量具体的战术问题，其中涵盖武器——剑、弓箭、长矛，以及之后出现的火炮——的使用方法，也有攻城兵器的研发和军队的管理工作。作者通常会在导言部分附上一首赞美诗，用以强调这些技巧在“圣战”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一切都是服务于真主安拉（Allah）的。例如，塔苏西（al-Tarsusi）曾声称，他论及射箭术的手册是献给萨拉丁的，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在抵抗异教徒的运动中发挥作用。在伯德勒丁·巴克图特·拉马赫（Badr al-Din Baktut al-Rammah）所著的《马术学典》（The Book of Knowledge about Horsemanship）中，作者向那些想要在“圣战”中成为骑士的战士倡导进行自我授职的仪式：如果一个战士有成为“圣战勇士”（mujahid）的愿望，他应当前往海边，涤净衣装，清洁沐浴，并向上主发出恳求，在祷告之前，还需三次跳入海中。

虽然有大量马穆鲁克投入“圣战”中，他们训练有素，且专业化程度也日渐提升，但在同拉丁定居点的法兰克人交战时，战况依然旷日持久，且消耗巨大，即使在休战期间，各地仍然会有围城战。大部分保存至今的13世纪停战协议中所透露的信息，同叙利亚社会有关。协议条款的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海关哨所、遣返逃奴、边境地区联合课税、船难货物补偿以及商人安全过境，等等。

拜巴尔耗费了极其漫长的时间攻打拉丁堡垒，战争从1263年打响，之后由苏丹曼苏尔·嘉拉温（al-Mansur Qalawun， 1280—1290年在位）接续。嘉拉温先于1285年攻下马尔加特堡与马拉克利（Maraclea）城堡，之后又在1289年占领了的黎波里。由于马穆鲁克人的军队过于庞大，基督徒不敢同他们进行正面交锋。几十年之间，马穆鲁克人在挖掘战壕方面日益熟练，而且愈加乐于使用投石器来投掷炮弹，例如，嘉拉温的儿子，王位继承人阿什拉夫·哈利勒（al-Ashraf Khalil， 1290—1293年在位）于1291年入侵阿卡，当时这支军队就配有72台攻城兵器。阿卡落入马穆鲁克之手，这使得基督徒们不得不立刻从其余的城镇与堡垒中撤离。阿什拉夫·哈利勒从萨拉丁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害怕攻占阿卡会引起新一轮的远征运动，因此，他有计划地将位于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所有拉丁城镇及港口全部夷为废墟，以防止将来被基督徒夺回后又成为作战基地。

拉丁教堂与宫殿也被洗劫一空，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原来哥特教堂的廊柱，以及从叙利亚劫掠来的战利品，都被用来装点开罗的清真寺。为了庆祝这次胜利，阿什拉夫·哈利勒委托工匠在开罗城堡中绘制湿壁画，以炫耀那些被他攻陷的拉丁堡垒。在阿卡沦陷后的几年里，马穆鲁克的军队将注意力转移至那些生活在叙利亚与黎巴嫩高地的异教徒与基督徒身上。对于马穆鲁克的统治，他们一直处于顽强抵抗的状态，其中当属马龙派信徒所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他们先后于1292年、1300年和1305年遭遇来自马穆鲁克的攻击。概括而言，在整个远征运动时期，生活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始终蒙受巨大的痛苦。当地人怀疑他们是间谍，或是如“第五纵队”[3]（fifth columnists）般的人，先是为法兰克人，之后又为蒙古人卖命。按照一本由伊本·瓦西提（Ibn al-Wasiti）写于13世纪末期的反基督教文章所述，据称在拜巴尔统治时期，阿卡城的居民曾雇用基督徒在开罗部分地区纵火。在法蒂玛王朝被推翻以后，基督徒在军队中就不再被委以重任了。虽然他们依然会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的税务局中继续工作，但对此的抗议活动却接连发生，基督徒常常被人指控滥用职权，打压穆斯林。在马穆鲁克统治时期，偶尔会有强迫基督徒官员改变宗教信仰的情况发生，然而，在伊斯兰教法典中，强制基督徒与犹太人归附伊斯兰教是被明文禁止的。与此同时，社会暴民（有时是受苏非派神职人员的指使）会破坏基督教堂，这些人甚至懒得为自己的行为编造合理的借口。由此可见，基督徒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遭到了长期无法挽回的打击与削弱，而在十字军所公开宣称的运动目的中，其中一条便是为居住在东方的基督徒提供援助。

安达卢斯

在12世纪与13世纪，当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小亚细亚的穆斯林军队以牺牲基督徒为代价来获取利益的时候，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的穆斯林却在节节败退，这一过程自11世纪晚期便已开始。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衰亡，以及1031年科尔多瓦被柏柏尔人侵占，这样的局势导致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进而蜕变为许多小型公国，由不同的“泰法”（Taifa，意为“帮派”）与国王统治。由于资源匮乏，面对来自北方的基督徒的进攻，这些国王是很难招架的，因此，他们宁愿献上贡金，也不想硬碰硬打仗。1085年，莱昂国王阿方索六世占领了西班牙当时最大的城市托莱多，“泰法”国王们因此惊慌不已，他们向北非的伊本·塔什芬（Ibn Tashfin）求助，即使其中一些人对阿尔摩拉维德人的恐惧并不亚于基督徒所带来的威胁。塞维利亚的统治者兼首席决策人穆塔米德（al-Mutamid）曾说：“我宁愿养骆驼（指在北非），也不愿当猪倌（指在基督徒的统治之下）。”

阿尔摩拉维德人的首领伊本·塔什芬是以逊尼派宗教复兴运动的军事领袖的身份开始掌权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穆拉比特”（al-Murabitun）——并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群一心投身“圣战”的人，他们住在安养院中。安养院指的是具备良好防御工事的隐修所，仅供志愿投身“圣战”的虔诚信徒居住。在阿尔摩拉维德人的招兵布道中，对于宗教法规的解读被放在了首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必须以对教规的恪守为前提。志愿者对于基督徒与犹太人不能有任何怜悯之心，对苏非派教徒同样如此。早期应征入伍的战士大多来自桑哈扎族（Sanhaja）的柏柏尔人部落联盟。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急需这些头脑简单、举止野蛮的部落成员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双方的文化鸿沟却相当巨大，他们虽然拥有同样的信仰，但安达卢斯的阿尔摩拉维德人却常常遭到对方的嫌弃。1086年，阿尔摩拉维德人迅速在萨拉卡（Sagrajas）战役中取得胜利，但他们却没能重新夺回托莱多。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能扭转基督徒向半岛不断涌入的浪潮。不过阿尔摩拉维德人起码将那些“泰法”国王的领土逐渐吞入了自己的帝国之中。

阿尔摩拉维德人在1110年以前已经将整个安达卢斯地区占为己有，然而从1125年起，他们在北非的权力却受到了一股新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打压，该运动是在另一支柏柏尔人部落的支持下展开的。阿尔摩哈德王朝——或者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穆瓦希德王朝（al-Muwahhidun，意为“真主之名的信奉者”）——极其强调一神论信仰，正如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与阿尔摩拉维德人恰恰相反，阿尔摩哈德人的迫害对象是教法学派中的马利基（Maliki）学派的追随者，而他们信仰的是苏非派教义。阿尔摩哈德运动的支持者是来自马斯穆达（Masmuda）部落联盟的柏柏尔人，其发起人伊本·图马特（Ibn Tumart）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赫迪，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他的信徒相信他能够展现神迹，例如同死者交谈。曾去过“圣地”的西班牙籍穆斯林朝圣者伊本·朱巴依尔便是一位伊本·图马特的狂热追随者，他祈祷阿尔摩哈德人未来能够占领麦加和麦地那，他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并为他们带来净化：“愿真主保佑阿尔摩哈德人，以其利剑铲除穆斯林中的异教毒瘤分子。他们是信仰的真正追随者，永远站在真主这边；他们相信真理，是万能真主的守护者；他们认真对待宗教戒律，尽其所能赞美真主之名；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是真主信仰的虔诚支持者。”

在阿卜杜勒·穆明（Abd al-Mumin， 1130—1163年在位）统治时期，阿尔摩哈德王朝占据了阿尔摩拉维德人在北非的所有土地，势力范围扩展至西班牙半岛。在阿尔摩拉维德人的势力风雨飘摇的时候，基督教国王也希望趁机从中得到些许好处。另外，相较于阿尔摩拉维德人对安达卢斯的统治，阿尔摩哈德王朝则更加不受人们的欢迎。在1195年的阿拉尔克斯战役中，阿尔摩哈德人获得了胜利，击败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他们在这次“圣战”中所获得的胜利，堪比萨拉丁当年在东方开展的运动。然而，阿拉尔克斯战役是穆斯林所获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在这之后，基督徒发起的收复失地运动陆续进行，且势头不减。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战役中，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给阿尔摩哈德人以沉重一击，此战为日后基督徒的得势铺平了道路，科尔多瓦、巴伦西亚与塞维利亚相继在1236年、1238年与1248年沦陷。塞维利亚沦陷之后，只剩下格拉纳达的南部山区还处于穆斯林的掌握之中。奈斯尔家族（Nasirid）的阿拉伯王公们已经夺取了这里的政权，然而他们所力图实现的政策却是极不稳定的——他们想要在北方的基督徒与摩洛哥的马林（Marinid）王朝苏丹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他们有时会向基督徒献上贡金，但又会怂恿马林王朝苏丹在安达卢斯开展新一轮的“圣战”。自13世纪早期以后，阿尔摩哈德王朝在摩洛哥的统治便一直受到马林王朝的挑衅，后者始终自称为泽纳塔部落（Zanata，柏柏尔人的一个部落）的首领；到了1275年，摩洛哥已经全部成为马林王朝的领土，而在这之后，为了抵御格拉纳达的攻击，马林王朝的统治者一次次地发起“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