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豪斯利

十字军运动发展到第二个百年末期的时候，已经陷入危机四伏的状态。在西班牙、普鲁士及意大利，刚刚获得的胜利已然很不稳固，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这些胜利并不能弥补一个事实，即面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势力的逼近，守卫“圣地”的任务已经形同一场灾难。考虑到十字军运动的性质，其危机注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信仰危机与战略战术危机。正如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1274年）的十字军法令《为热情的信者》（Constitutiones pro Zelo Fidei）所言：“真是对造物主莫大的耻辱，同时也是对那些忠于基督教的信徒的伤害，他们（马穆鲁克）竟然用如此肮脏的话语来嘲笑并辱骂基督徒：‘基督徒的上帝究竟在哪儿？’”（115：2）这场危机并没有在1291年结束，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接受失去巴勒斯坦这一事实。事实上，直到1337年百年战争爆发时，收复“圣地”的愿望才在一些乐观者的心目中慢慢浮现。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一方面启动了远征思想的发酵，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组织形式与财政投入等问题上的执行措施。这两方面因素对1300年前后几十年的十字军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对晚期十字军运动的研究，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的。虽然并非只有这些变化才是促进十字军运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代继续发展的原因，然而恰恰是这些元素，以其强大的吸引力、韧性与适应能力，为十字军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磨炼期及其遗产

“为了收复‘圣地’，有三样品质是重中之重，即智慧、能力与热情。”拉蒙·卢勒（Ramon Lull）在他的《论收复圣地》（De acquistione Terrae Sanctae）一书的序言中，为发起收复“圣地”运动制定了一个议程表。智慧是以建议的形式呈现的，这个品质显然并不缺乏。在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后、英法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间，有很多拉丁基督徒撰写过与收复“圣地”相关的论文，而卢勒是其中最负盛名，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根据学者西尔维娅·施恩（Sylvia Schein）的研究，单单在里昂与维埃纳大公会议之间（1274—1314年），就有26位这样的作者。从出身、地位、隶属关系以及专业技能的角度看，这些作者几乎形成了欧洲男性社会的横截面（有趣的是，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女性作家的身影），这里包括两位国王、一位法国王室官员、几位主教与行乞的托钵修会会士、几位骑士团团长、一位流亡的亚美尼亚大公、一位威尼斯商人以及一位热那亚医生；其中，那两位国王分别是塞浦路斯的亨利二世与那不勒斯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 of Naples），而那位王室官员则是诺加雷的威廉（William of Nogaret）。在这些作家中，有些是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有些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即便收复“圣地”这件事本身并不总是需要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文章都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通常不是一位皇帝，就是一位教皇，而文章的作者们都希望，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位读者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这些建议与劝告的大量爆发是前所未有的，它们非常独特，且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局面的出现，部分是由于从格列高利十世开始的历届教皇，都依照英诺森三世所立下的传统，即十字军运动发展的本源来行事，而他们所参照的，都是征集而来的意见。在存留至今的早期的短文与备忘录中，它们大部分是为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而作。第一篇成熟的文章是帕多瓦的菲登齐奥（Fidenzio of Padua）关于收复“圣地”的作品，这可能还是对格列高利十世的回应，他当时呼吁人们为十字军运动书写建议。然而这部作品直至阿卡沦陷前不久才刚刚完成。教皇的呼吁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即为了不再犯之前的错误，十字军运动几乎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一次彻底的革新，不论是十字军的形式，还是对所征服领土的安排与保护。这些建议都是对过去错误极富建设性且不偏不倚的回应，它们进而形成了某种观念上的共识，其中涉及收复“圣地”运动（人们对此已经渴望已久）的方方面面。在开展十字军运动之前，应当将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地长期封锁，这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首先，要封锁马穆鲁克苏丹的战争资源（包括奴隶的进口。他们会接受训练，成为骑兵精英）。其次，要削弱其国库的财力。这一举措需要按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即建立立足点，也称特殊性征战（passagium particulare）；第二步则是在此立足点之上进行开发，这一步还被称作普遍性征战（passagium generale）。十字军运动需进行专业化组织，并在一位思路清晰、受人尊重且经验丰富的领导者的带领下展开，还要给予充足的财政支持。普通百姓与随营人员不应当参与其中。

过分夸大这一共识的效果，或是认为这个蓝图具有可行性，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许多理论家并不赞同特殊性征战的想法，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路线。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理论家中竟然还有圣殿骑士团最后一任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至于征战究竟要在何处开展，人们对此也没有形成定论。轴心国大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行动方针，但政策上都是极具攻击性的。法国理论家彼得·杜波依斯与诺加雷的威廉认为，十字军运动实则是卡佩王朝实现其野心的工具之一。然而，即便像拉蒙·卢勒这样极其聪慧且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深受阿拉贡与法国利益的影响，并将这一因素纳入他所设想的入侵计划当中。另外，如果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在真空中写作，那也相当于在浪费时间，在论述十字军运动的时候，想要彻底脱离强国的政治与经济干涉是不现实的，而对于当时最出色的作者，如卢勒与威尼斯人马里诺·萨努度·托尔塞洛（Marino Sanudo Torsello）等而言，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他们在宫廷、公众集会以及教堂大会中极受欢迎。他们都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显然，在他们的运作之下，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其影响也是双向的。

在这些人的倡导下，十字军运动得到了净化与改革，然而它是否有机会实现，却非常难于判定，这有赖于卢勒所提到的另外两项必要的素质——热情与能力。公众对于远征运动的热情与认知究竟如何，对此所做出的判断，不论是基于人们对发生在东方的灾难——尤其是阿卡的陷落——的反应，还是对远征布道的回应，从一开始便注定会失败。前一种判断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特殊利益的影响，二是人们寻找替罪羊的普遍心理；而后一种判断则会因官方布道策略的转变而受到歪曲，特别是在集资方面，从前的个人资助为如今的集体收款所替代。与此同时，在阿卡沦陷之后不久，民众对远征的兴趣出现了明显的（虽然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爆发态势。这种热情同远征思想中的末世学说不无关联，但却与大多数理论家所宣扬的、具有进步精神与专业性的远征形式格格不入。然而，这种情感却具备一个优势，即它揭示出在恰当的社会氛围下，理论家们对于收复“圣地”的痴迷刚好能够触动大部分民众的心理。民众情绪的爆发大致就发生在这10年间：不论是1300年，当伊利汗国的合赞汗（ilkhan Ghazan）在霍姆斯战胜马穆鲁克王朝的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还是1309年与1320年，在德意志与法国都纷纷盛行“农民十字军”（peasants’ crusades）的时候，均明显展现出穷苦大众依然会受到远征热情的强烈影响。

相比之下，上层社会的立场要坚定得多，而且我们也能找到更多证据。显然，在阿卡沦陷的时候，人们对于骑士精神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极为复杂的程度，而远征运动已经成为其基础特征之一。在骑士无限荣耀的光芒背景下，世俗的统治者宣布或发动远征计划，也绝非巧合。事实上，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在1454年举办野鸡盛宴（Feast of the Pheasant）的目的便在于此。远征的家庭传统，尤其在法国与英国，对许多贵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那些在教皇与王室的宫廷中筹划出来的十字军计划，他们都会积极响应。但在他们的热情中，越来越多地含有一丝怀疑的色彩，贵族子弟对远征发起者的动机与真实目的有所质疑，这体现在他们加入十字军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上。然而，自13世纪80年代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十字军计划开始，到14世纪30年代法国国王腓力六世（Philip VI）发起的一系列十字军运动为止，作战人员一次次地被征召进入十字军队伍。远征的号召力显然是巨大的，招募新兵也被证明是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十字军运动之所以会失败，与其说是缺少热情，不如说是缺乏能力。究其原因，我们首先必须对以下两点进行一番概述：一是军事组织与资金支持方面的重大进步，这一进步在当时还处于发展之中；二是里昂大公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文章，以及对后50年所做出的充满**的规划。与理论家们所设想的相比，当时的远征运动没有那么高效，但却与时下的战争形态相一致，这样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也更见成效。招募新兵开始走契约程序，其优点便是，在契约精神的支配下，人员更易于控制，且更具责任感，这一举措在爱德华一世、查理四世与腓力六世的远征规划中变得尤为明显。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利用西方的海上优势，而非仅仅将注意力放在针对马穆鲁克领土的海上禁运令上。对于侦察工作、情报搜索，以及培养联盟关系（尤其是在中立国之间），人们也会给予恰当的重视。在战场上，决策者也会按照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敌人，而对战略做出改变；在围城战中，还会邀请专家共同参谋。总体而言，十字军运动始终是神秘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而一旦到了战场，它便会向后者倾斜，这在圣路易[1]的军事行动中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最具突破性的进步体现在财政资助方面。上文提到的所有改变都耗资巨大，面对十字军运动持续走高的开销，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提出了一项新的税收政策，即向基督教世界中的所有信徒征税。然而，一触及怀疑与神宠论（particularism）这两块礁石，这项提案便立刻遭遇沉船。不过在其他财政措施方面，这次大公会议依然是非常成功的，例如向教会征收六年收入十分之一的税款。几十年来，神职人员依照其收入所上缴的税款，始终被认为是保证远征资金流动的唯一可靠渠道，但税款的征收与分发一直不成体系，程序相对随意。对这一棘手问题做出果断处理的功臣是格列高利十世，他以官方机构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牢靠的征税系统。这位教皇建立了26个行政区，在1274年的教皇训谕中，对于神职人员的税收征收制定了详细的指导政策。格列高利十世于1276年去世，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继位者们又对这一程序进行了些许修正。在1303年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去世之前，教会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税收体系，可以为十字军运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这个系统在当时已经通过了第一轮考验：为了同造反的西西里人及其同盟作战，各地发起了数次十字军运动，而教皇利用这个系统，征收到大量的什一税与补助金，为这些运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教会的税收政策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个政策看似非常简单，但我们不能轻易地只看表面。例如，在1292年，罗切斯特（Rochester）主教的年收入为42英镑2先令2便士，其来源包括房租、渔场、磨坊、市场与法院等各方面的收益；而为了支持爱德华一世所开展的十字军运动，这位主教每年要向教皇尼古拉四世上缴4英镑4先令2.5便士的什一税。这个看似简单的计算方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困难重重。什一税是以收入为基础进行征收的，而神职人员收入的评估工作是由一位中立的调查员完成的，这一过程非常耗时，且很快又会失效，人们因此会质疑这一流程的合理性。征税的数额以过去某一年的收入为基础，而收入的具体数字则由神职人员本人提供，其准确性完全仰赖他个人的良知，显然这种追溯式的征税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人的良知常常是靠不住的。另外，对收入进行评估与征收税款的工作人员是从哪里请来的？如何向他们支付酬劳？他们的工作又是否需要接受监管呢？税款被征收上来以后，还涉及保管与转移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它们与纳税人和收税人（也就是世俗统治者，他们要将这笔税款用于十字军运动）密切相关。首先，对于征收什一税，神职人员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有时使用各种推诿与狡猾的欺骗手段，有时则干脆采取公开反对的方式，这样的情况十分常见。其次，对于已经上缴的什一税，人们亟须拓展出相应的监管机制，以确保这些钱都被用在远征运动之中，一方面要明确资金的流向，另一方面要将余额逐一返还。

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逃税的神职人员、行骗的收税人、拦路抢劫的强盗、资不抵债的银行机构，以及擅自动用十字军税款的统治者，这些不变的元素构成了中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社会经济版图。与大部分中世纪税收系统类似的是，向教会征税在组织形式上一向非常松散，常常受人诟病，且令许多人憎恶的是，它耗费巨大，却效率极低。然而，就算存在这么多问题，这项税收体系仍为十字军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使其能够持续进行。当然，在十字军运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它也起到了很大的刺激性作用。向全体神职人员征收6年的什一税，这不单单是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所通过的决议，1312年由教皇克雷芒五世组织召开的维埃纳大公会议，也同样将大量资金引入支持远征的事业，从而在政治层面上推动了十字军运动的发展。不论直接打着支持远征的旗号，还是以为了某项事业做前期准备为由，教皇法庭都会准许统治者向他手下的神职人员收税，因此，不同的征税理由之间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大批的收税人、银行家与官吏，都在忙着收集并分发资金，如果没有钱，就什么都干不成，更何况是十字军运动。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它可能比其他任何事务都更加依赖金钱的支持。

卢勒所说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金钱，然而，对于十字军运动而言，只有金钱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更准确地说，1300年前后的欧洲政治局势不足以支撑十字军运动的有效进行。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统治者变得越来越自信，而他们在国内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急迫，这也就意味着，当他们收到教会在本土征收上来的税款后，尤其是他们还想从中得到一部分收益的话，这些统治者是不会允许这笔资金落入国外某位组织远征运动的首领手中的。因此，在具体实践层面，十字军首领便得不到所需的资源。在14世纪30年代早期，法国国王腓力六世曾试图发起一次远征运动，并距离具体成行已经不远。他企图通过在法国本土征税，从而绕过以上问题，并逼迫教皇法庭通过决议，向境外及附属国筹集资金。然而，第二项措施却没有成功，因为教皇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其中存在一个双重的讽刺：正是腓力六世的叔叔“公正王”腓力四世（Philip the Fair）在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交涉的时候，使教皇的弱势得到了强化与凸显；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教会内部，教皇的权威依然存在，他能够从神职人员那里征收到大量税款，而这也对腓力六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对这些非常微妙但却极为关键的权力转变，以及其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倒也并不奇怪，统治者留给臣民的印象往往是一团糟，其中穿插着各种支吾搪塞、闪烁其词与遮遮掩掩。对此，我们可以用安东尼·鲁特雷尔（Anthony Luttrell）的惊人之语作为对这个时代的判断，即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充满混乱的时代”。一个接着一个的十字军项目被提了出来，有的是为了收复“圣地”，有的则想为塞浦路斯与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提供援助，还有的是出于对君士坦丁堡依然野心不死，企图将其从希腊人手中夺回来，而后者的目标时常被视为前者的筹备工作。由于幻想总是破灭，这些计划几乎全部中途夭折。即便如此，不同类型的十字军运动依然时有发生，这简直是在群众不满的伤口上撒盐。例如，1309年，在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格拉纳达，以及地中海爱琴海地区，至少就开展过三次十字军运动。总的来说，圣殿骑士团在1307—1312年的衰亡，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惊恐与混乱。若它解决了对之前在1291年所发生事件的追责问题，并且通过强制性手段平息了同骑士团形成联盟的种种困难，但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圣殿骑士团的结局依然会让人提出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即关于法国王室的权力使用与行为动机。很显然，有人对后者是感到极其绝望的，尤其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远征计划被一再推迟，教皇与世俗统治者将远征资金挪用别处，以及在收复“圣地”的问题上令人气馁的战略与财政政策。罗曼的胡贝儿（Humbert of Roman）对十字军运动的批评者们颇有反驳之词，我们从中得知，早在1274年，就有人同意亚当的沙林宾尼（Salimbene of Adam）的说法——“收复‘圣墓’并非出自上帝的意愿”。

十字军运动在13世纪末期所遭遇的危机最终也没能解决。取而代之的是此后发生的两件事。第一件，在1336年腓力六世的远征计划宣告破产之后，教皇将这一计划无限期推迟，而收复“圣地”的相关事宜也都在议事日程中排在极其靠后的位置。远征运动此时只存在于术语中，这也是为了神职人员方便起见，他们运用各种术语来定义与“佩戴十字者”（crucesignatus）相关的大赦行为及其所得到的相应特权。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一些狂热者而言，十字军运动对他们造成了强烈的影响，如梅济耶尔的腓力（Philip of Mézi?res），在基督教世界的王室宫廷或教会法庭中，常常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14世纪60年代早期及14世纪90年代中叶。但是，总体来看，相较于更为现实的目标，十字军运动已经退为其次。第二件事，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由于各地在守护领土安全方面都面临很大压力，而人们对收复“圣地”始终都抱有希望，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远征运动起到了激活作用，并从中生发出了新的十字军形式。在此基础上，新的理念、方法与组织形式逐渐孕育而生。然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这一点进行过分深入的讨论，十字军运动之所以能够走出1291年痛苦的停滞状态，是以下三个方面合力得出的结果：当地的时局、教皇积极的政策措施，以及运动本身在天主教欧洲的宗教与社会文化中所深植的地位。但若是谈及十字军运动强大的变通能力，却又有许多内容值得进一步探讨。

延续传统与新的方向

对于十字军运动而言，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首先是英法战争；其次是意大利银行业于1343—1348年的垮台（教会征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其所提供的资源与专业技能）；最后是1348年肆虐欧洲的黑死病（这进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这些困难对当时的政治与财政方案造成了极大伤害，而这些方案对远征运动能够有序进行至关重要。从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看过去，反而显出了十字军运动在14世纪的旺盛活力。它不仅在已知的传统格局下，同时还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兴衰受到法国战争步伐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支配的话）。然而，即便受到这样的影响，十字军运动依然展现了它强劲的生命力。在十字军运动史上，如果这段时期曾被人贬低为某种创伤时期或进步时期，那么这样的认知早已过时。

十字军运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以组织形式的进步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方面，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意大利的十字军运动可以被视为榜样。在伊比利亚半岛，于13世纪中叶所获得的大量收益，造成了大量复杂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在之后的许多时代中进而妨碍了人们获得更多利益的可能性。在基督教世界，所有王国都要面对的任务是，如何从已征服的领土中吸收财富。其中最大的受惠者当数卡斯蒂利亚，然而在这里，为了达成这一任务，王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新的、实力极其强大的权贵阶层由此形成，他们不愿同王室合作，并常常忤逆王室的旨意。出于对卡斯蒂利亚霸权野心的恐惧，阿拉贡与葡萄牙对这种违抗行为纷纷予以支持；他们还时常反对任何恢复收复失地运动的企图，认为若是重启收复失地运动，只会对卡斯蒂利亚人更加有利。另外，摩尔人对自己在西班牙格拉纳达不算稳固的地位十分担忧，他们不仅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还向外界挑明，一旦基督徒发起大规模进攻，他们就会向属于同一教派的北非势力寻求援助，哪怕从此失去自主权也在所不惜。

三大基督教国家都会对格拉纳达发起周期性进攻，这部分归因于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乐于为此项事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事实上，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王室与教皇，常常就财政问题进行协商，而在收复“圣地”的问题上，教皇始终保持着强硬的态度以及冷静的头脑。这并非因为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们不够真诚，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为了战争而倾尽财力。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XI， 1325—1350年在位）统治时期，王室强迫贵族阶层暂时服从圣旨，而其他基督教势力也在摩洛哥人可能介入的威胁下，不得不同其进行合作。因此，各方的协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340年，这位国王在萨拉多河（Salado river）赢得了收复失地运动中最大一场战役的胜利，1344年夺取了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并且在其死于黑死病6年后，卡斯蒂利亚王国依然能围困直布罗陀海峡。此后，随着摩洛哥威胁的减退，基督教国家与伊比利亚半岛卷入了英、法两国的纷争之中，并成为后者的附属战场。

教皇于14世纪在意大利开展的十字军运动，其效果甚至比伊比利亚半岛的同类型运动效果还要显著，有大量专业人士参与其中，而资助他们行动的，一方面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征税，另一方面是赎罪券（通过成功的布道活动得到）。在13世纪，意大利的十字军活动，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首先将该地区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手中夺取过来，之后再将该地移交给了安茹家族。在阿维尼翁教廷时期（1305—1378年），情况则恰恰相反，运动向北方的伦巴第与托斯卡纳迁移。若是将这些地方恢复为主教教区，则需要在该地营造相对和平的氛围，为此，教皇需要将教皇国的各个行政区交给这些地方控制，同时还要防止这些北方城市落入王朝的领主们（他们通常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并试图打破稳定的局势）的手里。以上这些目的的达成，都是拜教廷独特的运行机制所赐。拥有权势的教皇使节——如14世纪20年代的勒普热的贝特朗（Bertrand of Le Poujet），以及14世纪50年代的吉尔·阿伯诺兹（Gil Albornoz）——一次次地接受派遣，进而参与到十字军运动中，而给他们配备的有包括雇佣兵、资金与信贷便利（为他们以及教廷的同盟提供资助），以及有关远征的教皇训谕（借此，便可以对前两类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然而，14世纪的意大利却成了风暴旋涡的中心，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迅速转变的野心都卷入其中。甚至连教皇的传统盟友，如安茹家族管辖下的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也都变得不再可靠。到了14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政治正在被独立的集团颠覆，这些集团是由各路专业军队组成的。在1360年英、法之间签署了《布勒丁尼和约》（Peace of Brétigny）之后，类似的独立集团——结队雇佣兵（routiers）——对教皇及其在阿维尼翁的法庭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教廷发出了远征特赦令，来与这些法国与意大利的集团作战。大裂教[2]在1378年爆发，基督教世界被一分为二，随后又分为三个辖区，敌对的教皇之间开始向对方发起远征运动。例如，在1383年，诺维奇（Norwich）主教亨利·德斯宾塞（Henry Despenser）便向英国发起了远征，而他自己也率领一队人马前往佛兰德斯。这些远征运动，不论其攻击目标是雇佣兵还是裂教派分子，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新意，这些运动都只是利用了传统的远征形式。十字军运动逐渐以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变得故步自封，这不仅体现在统治者与教皇的身上，还包括作战装备与专业军人，所有这些元素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成为远征的附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混乱的局势之所以能够结束，还是要归功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发起了全新运动，且引人入胜。早在14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可以向土耳其人发动远征，从而将这些独立集团赶走。这个方案时常被人讨论，用以替代破坏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做法。而到了14世纪90年代，人们也常常规划针对土耳其人的远征活动，这些计划不仅可以作为终结大裂教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成为发动十字军运动的理由。然而，在此之前，土耳其人一方面接连在小亚细亚获得胜利，另一方面，他们的海上实力也在爱琴海崭露头角，慢慢开始发展起来，这些功绩均能展现出他们在面对变化的局势时，所具备的超凡的适应能力与迅捷的反应能力。与其对抗的海上联盟，是由几个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拉丁势力联合而成的。在教皇的保护下，他们携手自卫，形成了一支小型舰队。在东方，这支联合舰队在1334年至14世纪70年代成为远征运动的主力军。在1334年，这支舰队尚处于雏形阶段时，它在埃德雷姆湾（Adramyttion/ Edremit）击退了土耳其人的军队；在14世纪70年代，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挺进，迫使西方将陆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支联合舰队规模很小，主要由教会的税款以及赎罪券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它受一位教皇使节的指挥，而这位使节的主要任务则是防止联合舰队的形式在内部遭到瓦解。联合舰队不仅在东方很好地配合了新的作战方案，在西方也适应了糟糕的战争局势与紊乱的经济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更加宏伟的规划都无法实现）。

这支反抗土耳其人的联合舰队在本质上是“前线十字军”（frontier crusades），作为一股维护各方权势平衡的力量，它基本上由本土的势力构成——威尼斯、塞浦路斯与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其作战的规模虽然越来越大，但作战形式与在格拉纳达边境接连发生的侵袭非常类似，战争间隙还穿插有双方的“共存”（Convivencia）时期，双方甚至还会进行自由的商业贸易活动。但随着教皇的积极加入，战局的范围变得更加广阔，这具体体现于以下三点：首先，教皇对舰队的支持举措；其次，引入西方的势力加入战局；最后，教皇的长远计划，即利用使节所取得的、有限的局部性胜利，使其成为更宏伟目标的跳板。教皇使节在1344年10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占领了士麦那的大部分港口地区。而在此之后，教皇克雷芒六世表达了他希望这里能够成为更为大型的十字军基地的想法，即“特殊性征战”的桥头堡。这实际上是将理论思想（与收复“圣地”相关的论文，以及各种上层规划中的种种想法）付诸实践的绝佳案例。1366年，萨伏依伯爵阿梅迪奥为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而发动了十字军运动，教皇对这次远征予以大量的财政支持，我们从中也能看到相同的战略思想。

不论联合舰队从教皇的资助中得到多少好处，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即其所取得的胜利有赖于西方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地位，这使得拉丁人可以任意攻打伊斯兰世界的沿海地区，从马格里布到达达尼尔海峡，均是其攻击范围，因此成就了这个世纪最具戏剧性的十字军胜利，即塞浦路斯的彼得于1365年入侵亚历山大城。在这之前，这位国王刚刚结束一次十字军运动，此后便在1362—1364年穿梭于欧洲各国的宫廷中，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财物与人力上的援助。他宣称，接下来的目标是要夺回耶路撒冷，而此时，他只能算是那里的一位名义上的君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与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为他提供了援助。而实际上，这位国王从一开始便想要拿下这个埃及首要的贸易大港，也是法马古斯塔（他自己的港口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彼得要么将其攥在自己手里，要么将其彻底摧毁。然而，由于一个事件的发生，彼得（连同他的塞浦路斯臣民，以及医院骑士团的舰队）试图夺取亚历山大城的胜利果实遭到了破坏，他们不得不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放弃这个计划。

占领亚历山大城的行动集中反映出14世纪十字军运动反复出现的许多主题。这次行动揭示出，海上力量本身在战略局势中并不能起决定性的、长久性的转变作用。在一开始，计划入侵亚历山大城是以特殊性征战的形式开展的，但总体路线（原定由法国国王约翰二世指挥带领）却并不能按照规划执行，而约翰于1364年死后，这个计划便彻底搁浅。另外，我们从这次十字军运动中也能看出教皇政策的混乱状况。国王彼得当时认为，西方应当继续同马穆鲁克王朝作战，尤其是土耳其人在北方的威胁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教会的决策者乌尔班五世以及他在东方的使节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也接受了国王的这个建议。教皇也许很乐于为任何东方的项目提供支持，因为这能让已经千疮百孔的法国与意大利看到希望。与此同时，土耳其运动与商业贸易之间存在着原始的张力，它致使基督徒之前在埃及坚持推行的贸易禁运政策成了一次注定失败的尝试，而对于意大利的商业势力而言，这个张力所激起的反应也是令人极其震惊的。通过散布塞浦路斯与马穆鲁克王朝即将签订停战协议的谣言，威尼斯破坏了人们“追随”十字军的希望；而在1367年，由于拒绝将十字军士兵、马匹以及战争物资运往东方，威尼斯还遭到了教皇的指责。

在大约25年之后，攻打亚历山大城的策略——突袭后迅速撤离——再一次被人使用，这回是由法国与热那亚联合发起的十字军运动，其目标是马赫迪亚的马格里布港。而在这次运动中，远征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张力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和谐的局势，因为这次远征是热那亚人通过于1389—1390年冬季在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的宫廷中游说达成的，希望能够获得马格里布港口的永久控制权。1389年6月，在同英格兰达成了3年的停战协议后，法国国王带着极大的兴趣接受了这项提案。国王的舅舅——波旁的路易二世（Louis II of Bourbon）认为这是一次跟上前人（圣路易）步伐的绝佳机会，也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1390年7月初，一支由大约5000名战士（其中包括1500名法国勇士）组成的军队从热那亚出发。十字军将马赫迪亚包围，但几周之后，大批穆斯林部队前来救援。显然，当时想要拿下马格里布港是不可能的，十字军只能选择撤退。

很多证据表明，不论塞浦路斯的彼得，还是热那亚人，都急于将他们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描述为成熟的、充满骑士精神的事业，它使参与其中的人充分展现出个人的非凡技能，并为他们收获了奖励与名誉，他们都是圣路易、布永的戈弗雷与罗兰的真正传人，其英勇行为一点也不亚于他们的前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次十字军运动都遵循了传统，与此同时，它们又与海上联合舰队十分类似，两者均能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下巧妙地利用海上力量，以实现有限却明确的军事目标。有人会指责彼得与热那亚人，认为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同代人的远征热情，然而，在各种目的与态度相互交织的复杂局势下，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和落伍。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条顿骑士团与骑士志愿者之间的关系，后者来到普鲁士，参与到前者讨伐立陶宛异教徒的运动中去。只是直到14世纪末，欧洲骑士精英的十字军狂热也未见消减，而这些案例不仅为此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还展现出这些运动（及其赞助人）适应新的作战环境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海上联合舰队也非常类似。

新的作战环境涉及天主教骑士团与异教徒之间的纷争，而后者极其活跃，试图控制萨莫吉希亚（Samogitia）以及梅梅尔（Memel）的涅姆纳斯（Nemunas）河谷。双方的冲突完全处于十字军运动的控制范围内，骑士团不仅能够得到教皇的支持，而且在大部分欧洲人眼中，这对于条顿骑士团也是一个有利的发泄渠道（不论在才智还是勇气方面），尤其是在失去“圣地”之后。虽然教皇训谕可以感召志愿者应征入伍，军队还能得到教会税款的资助，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却并不支持大规模的远征行动。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地理环境也并不适合开展理论家所设想的“多阶段式的”远征运动。在普鲁士与立陶宛之间，是一片贫瘠的荒地，大规模的军队很难就地果腹。此外，恶劣的气候也限制了远征运动的进展。冬季极度寒冷，降雪量极高，而在春季与初夏时节，这里又是洪水的多发地。十字军运动只能在深冬与夏末进行。在深冬时节，积雪已被压实，沼泽也都结成了冰；而在夏末，几周的高温天气就会将陆地烤干。恶劣的环境限制了远征运动的大部分活动，包括突袭、围城战，以及堡垒的建造与强化工程，同时也使各方势力不能长久地占有此地。

在普鲁士与利沃尼亚的骑士团成员不足1000人，他们只能在冬季与夏季从事十字军活动。为了加强普鲁士东部地区的防御工作，同时也为了实现之前所期许的目标（强迫立陶宛人皈依基督教），骑士团将英诺森四世在1245年给予它的特权——无须正式的布道活动便可征召新兵——利用起来。在此基础上，从1304—1305年的冬季开始，成千上万的骑士从西方的天主教国家以及欧洲中部地区出发，经陆路和水路前往普鲁士，希望能够参与到春夏两季的十字军运动中去。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他们所参与的战争被人描述为“长期征服”，它甚至不具备常规的战争与休战步调。而常规战原本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十分常见，尤其在格拉纳达边境与爱琴海地区。发生在普鲁士的“长期征服”是极其野蛮与残暴的。例如，在1345年立陶宛入侵利沃尼亚期间，编年史学者魏根德·冯·马尔堡（Wigand von Marburg）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这里的一切已成为废墟，人们遭到大肆屠杀，妇女和儿童也都被掠走……”而在1377年，骑士团团长翁里希·冯·科尼普罗德（Wincich von Kniprode）与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在此地〔卡尔蒂宁（Kaltinenai）〕待了两天，他们四处纵火，将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部赶走。没有人能够逃出他们的手掌”。

魏根德在另一处曾描述到，条顿骑士团的志愿者向东方而来，“为的是履行自己的骑士义务，与基督教的敌人作战”，他们通常都是在圣乔治（骑士阶层的主保圣人）的感召下加入这项行动的。在讨伐立陶宛人的运动中，我们从两个方面最能看出骑士精神的崇高地位：一是骑士团对十字军运动的推崇；二是对“名誉席”（Ehrentisch/ table of honour）的利用。奥维尔的约翰·卡巴莱（John Cabaret of Orville）已经充分地阐述了“名誉席”这一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在运动结束之后举办的宴席，目的是嘉奖英勇的战士。虽然如此，但更加确凿的历史证据却表明，“名誉席”是发生在战争活动之前的，这大概是为了让志愿者明确其骑士团成员身份用的。1391年，当几个英格兰骑士谋杀了苏格兰贵族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之后，他们不可能在战争之前于柯尼斯堡（K?nigsberg，后来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举办“名誉席”了。因此，骑士团团长便在加夫诺（Alt-Kowno，后来的立陶宛考纳斯）战场款待他的宾客。由于这是在敌人的领土上，他们在进餐时不得不全副武装。这样的行为虽谈不上滑稽，却非常奇特。我们不该以此判定，讨伐立陶宛人的战争仅仅是一种幻想或表演，因为它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且耗资巨大。显然，骑士团成功地触动了欧洲贵族的神经。毋庸置疑，若是时局允许，那些涌向普鲁士的人本可以在其他前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