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布尔
近期，他嗜血的程度变得前所未有，与他虐杀同类的行为相比，那些通常让人觉得残忍的屠夫似乎显得温和了许多。他从不对受害者进行因循的罪行审判，也不用剑干净利落地处死他们，而是以各种恐怖的酷刑将他们折磨致死。当在逼犯人缴纳赎金时，不论是谁，他都会拴住他们的睾丸将其吊起来，有时他会亲自动手。犯人的身体常常因重量太大难以承受而撕裂，内脏随之流出。有的人会被拴住大拇指或者私处，悬在半空中，肩膀上捆着石头，他则在下面走来走去。如果勒索未能如愿，他就会用棒子一遍遍打犯人的身体直到他们答应他的要求，否则就使犯人死于酷刑。没有人知道在他监狱的镣铐下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虐待。
这段生动的描述写于1115年，作者是吉贝尔·德·诺让（Guibert of Nogent），他是法国东北部离拉昂（Laon）不远的一座小修道院的院长。文中提及的是一位当地显赫的领主，名叫托马斯·马尔勒（Thomas of Marle）。就吉贝尔对托马斯的认知，以上引文只呈现了冰山一角，相同文风的段落比比皆是，游走于现实的阴森与对荒诞事迹的剖析之间，其中交杂着义愤与惊恐，令人目瞪口呆。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角度来看，这段描述十分有趣，因为二人均参与其中。吉贝尔是一部冗长的东征编年史的作家，现存的手稿数量很少，这意味着这段历史在当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然而它对当今的历史学家而言，却是一份宝贵的资源，特别是吉贝尔穷尽事实的努力，即利用深奥的神学术语解读十字军战士的经历（他当时仅掌握二手材料）。就托马斯而言，他是十字军中的一员。在东征过程中，他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吉贝尔试图歪曲托马斯的名声，称他曾欺诈那些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
托马斯常被归类为11—12世纪猖獗于欧洲的强盗男爵的典型形象，他们未被驯服，并对社会造成威胁，当政府实力微弱而教会的道德教化得不到充分尊重的时候，他们便逐渐发展起来。这成为托马斯的宿命，然而却并不公平。相较于他本人的内心状态，托马斯的症结更多地出自他所处的时代。由于自小父亲粗暴与继母怠慢的对待，他学会了为争取城堡、土地以及他认为应属于他的合法遗产而抗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远未对社会造成危害以前，托马斯曾积极行使他作为领主的权力，为法国部分区域带来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此前在这些地方，辖区之间纷争不断，不论王室成员、主教还是贵族伯爵，都与社会的混乱脱不开干系。如若将前面的引文视作一篇新闻报道，吉贝尔对托马斯的描述显然争议十足，并且言过其实。也许这种夸张的风格正是其意义所在，因为它间接地揭示了当时用以判定恶行的一般行为标准。为了有效达到诋毁托马斯的效果，吉贝尔不只简单地描写了他的残忍行径，还提高其程度，突出他的恣意妄为。换句话说，吉贝尔和托马斯，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十字军运动紧密联系起来，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行使暴力如同家常便饭的社会之中。
现代的观察者在思考中世纪历史时，不得不做出尽可能大的心理调适，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暴力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法律纠纷通常以决斗或严刑拷打的方式解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后，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认定犯有重罪，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或重度残废。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不再像传统判决方式那样，重视对受害人及其家庭的赔偿。双方亲属间的怨恨常常越积越深，从而使贵族间的战争很少能得到有效抑制。这些战争会造成恶劣的后果，因为残忍但有效的经济战往往针对敌人的财产发起攻势，包括佃农、家畜、农作物以及农庄。暴力的残酷之处如此常见，甚至具有仪式感。例如，在大约1100年，一位来自加斯科涅的骑士在索尔德（Sorde）当地的一座修道院中祈求上帝帮助他抓到杀害他兄弟的凶手；之后，凶手如他所愿被人伏击，甚至被毁容，样子极度恐怖，手脚被砍掉，**被阉割。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摧毁凶手的声望、战斗能力以及未来，让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复仇的骑士坚信他得到了神的协助，为表示感激之情，他向索尔德的僧侣们献上仇人血染的盔甲作为虔诚的供奉，僧侣们也欣然接受了。
这个小小的案例足以说明，中世纪的教会不可能把自己与周遭的暴力世界撇清关系。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一直扮演着和平主义者的角色，但逐渐受到社会世俗价值的侵蚀，这一堕落的过程在十字军东征的关键时刻达到顶峰。历史学家曾对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是，想以时间顺序描绘出社会价值观的流变并不是一个切实的想法，因为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不论个人还是政府机构，都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应对暴力。人们的反应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中，关键的因素是人的抉择。在对行为进行评估的时候，世俗社会本能地对它做出判别。例如，不论是作为起头挑衅的人，还是潜在的受害者，骑士之间的关系足以达到结为世仇的程度吗？在封臣效忠领主的契约中，包含为其服兵役的义务吗？特定罪犯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吗？而他是由有决定权的官方部门定罪的吗？在同意投降以前，如果不想失去名誉，一个骑士的境况该有多么危险，一个被围困的城堡又是多么绝望？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继续不断提出，因为人们对暴力的反应受当时的价值观影响，而价值观则总变幻不定。
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对几乎所有书面材料的垄断，自然使教会相较于普通信徒而言，更有自信处理暴力事件，尤其在理论层面上。虽然如此，但在面对暴力时，它采用的方法却大体相同。最重要的是，对于暴力指数不断提升这样的焦点问题，教会有将它们系统化和同质化的能力。这一能力继承自“罗马法”、《旧约》与《新约》以及早期的基督教神父，特别是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年），由此而产生各类参考术语，并进一步用于分析暴力案件，定夺暴力的性质。判断一个行为的道德正义性不能简单地凭借对客观事件的调查，还或多或少要通过当事人的心态、动机，以及支配该行为的个人与团体的能力等因素来对暴力定性。这个标准立场与圣奥古斯丁有一定联系，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受到抑制。
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很大灵活性，因此在战争前线，它能够占据利害关系中的主动位置，其中包括那些拉丁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冲突的地区。11世纪中后期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不断扩张的阶段。在伊比利亚半岛，北方一些小型的基督教国家开始逐渐发掘安达卢斯这样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弱点，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成就是托莱多在1085年的收复，该地从此落入莱昂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之手。托莱多曾是西哥特王国的首都，8世纪被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入侵并摧毁；西西里的诺曼军阀已经成为南意大利本土的统治力量，并在1061—1091年的30年时间里逐渐扫除了穆斯林势力。教皇基本支持这样的扩张，但他们的贡献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教会需要重新整顿，对于这一艰难任务的完成，教皇只寄予鼓励与希望，与此相比，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多。然而西班牙与西西里的经验至关重要，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的两个世纪里，教会的核心掌权者开始将西方世界的演变视作一场宗教色彩浓厚的内部斗争。如果不考虑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地中海各个战场间存在的共性是从前的基督教地区与异教势力间的角力。因此在7世纪，阿拉伯人虽然在“圣地”横行，但这里迟早会成为教会关注的焦点。
制定政策的高级神职人员总有一天会凭空创造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在俗的人们也会迎合着自愿参加，但有必要区别看待这两种人。只有制度建立者才能从全景的角度看清地中海范围内的斗争，尤其是教皇。他拥有来自智囊团的支持，能够领会地形地貌的特点，并可以感知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而对基督教世界及其受困的窘境（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做出提纲挈领的概述。这一点需要着重强调，因为在1095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加剧，与远征相关的术语却常常被人错用于各种场合。11世纪的一系列战争其实都能体现出远征的性质，可以看作将远征的基本特征向欧洲人引介的有效“试水”。当时的人们认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许是这一系列战争的终结，同时也是十字军运动的顶点，但这种想法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这些术语的滥用。然而，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大量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乌尔班二世在1095—1096年的远征布道在社会各个群体中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布道产生了预期的结果，恰好是因为它不同于之前所做的任何尝试。反穆斯林斗争不容忽视，正在延续与扩大，但在思考远征运动对群众的吸引与召唤时，当今的学者很少从这个角度展开讨论，顶多回到查理曼那个遥远且神话般的世界，以及他的法兰克王国，而非新近在西班牙与西西里发生的事件。
在西方，针对伊斯兰教和与穆斯林相关的一切，欧洲人的仇恨与日俱增，但需要留意的是，他们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反应并非取决于此。刻板印象与误解的确存在：据说穆斯林都是盲目的多神论者，而大量的寓言故事围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展开。但是此类想法并不成熟，形成一系列逻辑自洽的偏见，以致鼓动人们背井离乡踏上追击敌人的旅程，这不但危险，而且花费巨大。第一批十字军队伍成了最早获得穆斯林生活经验的人，他们更可能是以朝圣的方式前往耶路撒冷，没有携带武器，也不是前去作战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之前从未见过穆斯林。在逐渐了解敌军的想法之后，十字军成员的心里显然五味杂陈。由于对突厥人的战斗能力印象深刻，他们臆测这个顽强的敌手有可能是他们的远亲，原本来自几个世纪以前一个遗失的部落，经历迁徙，后将目标转向欧洲与基督教文明。这种对敌人饱含赞许的推测并非漫不经心，特别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人们深信性格特征是通过血脉遗传下去的。有关族人血统的故事出自《圣经》与神话中的祖先，这些故事已经进入欧洲历史意识与共享价值的核心。
十字军运动是信仰间的斗争，受到宗教狂热派的煽动，这是大众对十字军东征的通俗认识，至今依然停留在这个层次。这种看法与现代人对宗教的歧视紧密相关，同时也呼应了发生在近东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冲突。但就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言，这类对十字军的认识需要被驳斥。近几十年来，学者起码将同样的关注度投向发生在西方的十字军运动，其中涉及思想与制度，并不亚于对东方的研究。之前，十字军运动曾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欧洲历史发展的边缘地带：它由一系列零碎的历史片段组成，里面不乏异域风情和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历史意义相对有限。此外，远征史研究往往会受到部分学者的左右，他们的工作大多从东方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文化这些专业领域入手，这意味着他们的评判标准时常过分严苛。然而现在的中世纪学者愈加倾向于把十字军运动融入更为广阔的西方文明史当中。这种研究方法具备一个关键要素，即对西欧的宗教、文化与社会经验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这些特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解释欧洲人对参与十字军运动的热情源自何处。
那么，11世纪晚期的欧洲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从而能够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为可能呢？其中一个基本的特征是社会全员军事化，它根植于几个世纪的漫长培养。西罗马帝国经历了缓慢且痛苦的瓦解过程，逐渐分裂出许多独立的政权，它们由贵族家族统治，这些家族通过对土地的管控获得权力与财富，并在战争中维护自己的地位。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政府缺少资源、管理方面的人才和有效的沟通渠道，因而不能使一个缺乏共识的社会接受自己的合法性。政府最多只能期望与当地统治精英的力量达成调和。如果能为核心掌权者（通常是国王）与地方军阀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使双方的合作与各自的利益诉求达到和谐统一，那将是最理想的安排。这类中央与地方间的调和，很久以前曾有过大规模的尝试，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的欧洲社会风貌，正是这一尝试之后的遗产。8世纪与9世纪早期，加洛林王朝的历代国王统治着西欧大陆，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系统，用以动员法兰克社会上下发起战争，并逐步向高卢南部、意大利、西班牙与欧洲腹地扩张。伴随着9世纪临近尾声，向他国输送侵略的节奏渐次减弱，一方面是因为好欺负的“软柿子”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维京人与穆斯林的攻击迫使西欧将注意力转向王国内部的防御和抵抗。与此同时，加洛林家族成员间内战频仍，使整个西方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即原本联结国王与地方军阀的纽带——对彼此的忠诚与双方的共同目标——变得松动，不再牢靠。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在经济与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家族而言，当权力再一次集中在他们手中时，原有的政治生活便会故态复萌。然而加洛林家族的遗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附加元素，即贵族成员（统治阶级意义上的“诸侯”），他们仅通过与权力核心之间名义上的联系，便能够使剩余的公共治理机构继续运转。
自20世纪50年代起，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王室权力在9世纪、10世纪的运转不利，可以被看作之后事件（1000年前后20多年间所发生的更加重大的改变）的序曲。由于这一论点（法国的中世纪学者称其为“封建制度的转变”）早已深入学界，并普遍被人接受，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简要的勾勒。大规模的地方政治集团原属于法兰克政体自身的残余部分，根据“转变”的观点，大概从10世纪中期开始，这些政治集团受到各路小型军阀的压迫，这使他们面临分裂的危险，许多军阀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大公在各个地方的代理人。地方领主重复着之前政权分裂的模式，只是规模更小，他们作为地主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作为司法与军事机构发挥剩余的公共权力，并将两者有效结合，不断成长壮大。农民肩负起较以往更加沉重的税赋压力与劳动义务。法庭不再具有公共机构的作用，它只服务于当地的自由民众，并成为贵族私人权力的附庸机构，成为领主的家臣就等于在法庭上拥有了某种特权。城堡的数量与日俱增，这最能体现出领主阶级的全盛景象，尤其在1000年以后。这些城堡大多以木质结构为主，随后石质结构逐步增加，它们相当于**裸的地缘政治宣言，宣告着曾经由古老的法兰克王国掌控的大片领土，现已彻底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学者开始质疑这个论点的准确性。他们争论这类“转变”学说的根源完全依据人们如何解读9—10世纪的社会发展，而这种解读方式不仅流于简单粗暴，而且太过消极。简单粗暴的方面体现在这种解读将公共机构与个体之间做出过于清晰的区隔，这明显不符合事实；说它消极，是因为它过早地将此后的几位加洛林国王（最后一位国王于987年去世）置于毫无社会影响的位置，这与史料提供的证据相左。显然，对于经营土地的人而言，他们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也有很大差距，有些人受跋扈领主的压迫沦为农奴，其他人则依附在大量土地所有者的庇护下，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诸侯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人不得不艰难抵抗来自小城堡主的攻击，如诺曼底（Normandy）与阿基坦（Aquitaine）的公爵以及佛兰德斯与巴塞罗那的伯爵。发生在1000年前后的转变甚至可能只是一种幻象。记录土地与权力转换的宪章是学者们用以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然而这些材料明显不够正式，进入11世纪后，其内容变得越来越不着边际。这种公然排斥传统的做法时常被看作一种症候，即将注意力从公共与系统领域，转向临时组建的个体司法组织，伴随这一转变的是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反响。但如果经由书面材料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可以通过其他因素加以解释，那么这种“转变”学说就需要改良了。宪章早已过时，或许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它反而一直都在掩盖着社会的变化，已经不适合当时那个不断扩张且越发复杂的世界。总的来说，学者对十字军运动之前历史的研究正在经历变化。近些年，专攻9—10世纪历史的学者总体要比研究11世纪的同行大胆得多，他们敢于重新审视从前的基本历史假设，并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新一轮的阐释。他们的势头强劲，如同涨潮之水涌向堤坝。
新的解读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源的认知，现在预言还为时尚早。甚至当改良带来的所有好处都被考虑在内后，历史学家也没有必要放弃他们对11世纪社会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基础层面——骑士精英阶层的支配地位。在这方面，编年史与特许状中的术语是具有启发性的。到了11世纪，人们已经开始称勇士为“miles”（复数形式为milites）。在古拉丁语中，“miles”的核心意思曾指“步兵”，即罗马军团的支柱，但随着词汇外延的变化，这个词现在只用来指代“骑马的士兵”。在这个变化过程中，“miles”一词还获得了新的社会内涵，它暗指“为获得坐骑、盔甲与武器而支付巨额开销的能力”，这笔开销也许来自对土地资源的剩余产品所进行的开发利用，或是通过为富有领主的服役这类体面的差事。与此同时，骑兵的作战技术也发生了变化。骑士常常将沉重的长矛夹在胳膊底下，矛头向前延展，刚好超过马头。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长矛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它能够使成列的骑兵有效利用骑手与坐骑的动能，从而奋力发起猛攻。这一武器强有力的发展得力于严格的训练与配合，同时也提高了作战团队的凝聚力。它还具有象征性，沉重的长矛当然不是骑士唯一的武器，但作为最明显且最适合骑乘作战的兵器，它最能彰显持有者的独特性。负重的骑兵统领着中世纪的战场，由此，他们享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地位。
有两类观察方式是切实可行的。首先，不论骑士这个称号在11世纪末进化到什么阶段，当我们对它进行考量时，一定要避免时代错乱的勾连与过分浪漫化的联想。中世纪的骑士称号很容易唤起人们对迷人的骑士形象的想象——风度翩翩，彬彬有礼，才艺高超。特别是跨国的精英骑士团，举手投足间气派尽显，他们自身的吸引力与集体意识形成了一种文化力量，能超越语言、财富与地位的界限。但是，成熟的骑士制度源自12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在1095年，它还只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要认识到，在一个文盲率极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大多依靠图像传播信息，然而当时却不存在一套盾形纹章体系可供使用；表现骑士精神的白话诗歌甚至还算新生事物；显然，更不会有统治者设立命名仪式，来巩固骑士间的集体道德意识。大公与领主对称呼都很谨慎，他们一般用“milites”来描述自己的身份，前面从不附加任何浮夸的形容词，这暗示着他们将自己视为社会军事化的一部分，但又不与地位较低的战友存在诚心诚意的联系。在这些身世稍逊的骑士中，有许多人在发迹前三四代都是农民。出身名门的领主与谦逊的“milites”沉浸在他们共享的文化——勇士的坚强体魄、幽默的性格以及高超的马术——之中。其中潜藏着凝聚人心的力量，当十字军的身心面临巨大考验时，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然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绝非充满骑士精神的行动，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人们也许早该认清这一点。
其次，在战争年代，骑兵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抹除其他社会成员的贡献。同大部分前工业社会一样，西方的军事组织与广泛的经济、行政结构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从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氛围中选出一支庞大的骑士队伍，并期望他们能够独立作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军队需要其他社会人员的支持，如果有需求，马夫、仆人、匠人、军械工以及厨子随时可能成为战士。除此之外，还有擅长使用弓箭与近身兵器的步兵。几乎没有哪个中世纪军队中是没有女性存在的，她们能够满足士兵的各种需求。与此同时，神职人员在其中负责照料军队，并为战役的胜利祈祷。这一观察角度意义重大，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当时会全员响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当乌尔班二世向众人布道，从而召集解放耶路撒冷的力量时，尽管他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骑士是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并且他对许多非战斗人员表示担忧，认为他们反而会成为十字军的负担，但将他们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特意把关注度对准骑士群体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们是整个西方所能找到的最精良的战士；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有效联合各路军事力量，拥有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
从11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教会突然掀起了一场革命，进而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启成为可能。自11世纪40年代起，一群改革者逐渐接管了教皇的权力，他们一开始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三世（Henry III），后又与他的儿子亨利四世（Henry IV）变成敌对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计划——消除教会内部对职权的滥用的最好途径。夺取最高权力这一行动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但改革者的思路恰恰与基督教会内部自我更新的方式相悖。在从前的历史当中，教会的统治集团一直将自己视作与改革的力量相抗衡的角色，尤其是当这股力量源自底层的时候。教会的这种态度常常被人脸谱化为教条的、迟钝的传统主义，但其根源却深植于教会对自身的理解上。天主教徒相信他们的教会并非一个简单集合在一起的团体，不是经由人类的倡议才得以创造，也不是历史演变的偶然结果。相反，教会是“传自使徒的”（apostolic），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是上帝的旨意在人类世界的直接与必然的结果，它还是借由耶稣基督与使徒（以及后代的神职人员）之间沟通的渠道。鉴于这种信仰，人们可以正视教会的态度，虽然他们不情愿接受幅度太大或步伐太快的改变，但这是为了全面遵行上帝的旨意。然而，当变革的力量牵涉教会统治集团自身的时候，其潜在影响将变得巨大，这正是11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事情。
改革者的计划常被人称为格列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以最具改革热情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年在位）命名。改革通过两个层面推行，彼此互补。格列高利派设法从几方面解决教会内部的管理问题：道德问题，尤其是神职人员的性行为；教育问题，涉及神职人员履行职责的能力，包括圣事、礼拜仪式以及神父对教友的关怀等；教堂管理问题，涉及在俗信徒对教堂管理的干预，以及教堂内部的人员更迭。改革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宗教异端，从而净化教会，使教会能够在宗教仪式中充分起到中介的作用。进一步讲，格列高利派力图实现改革野心的计划也是高度系统性的。同世俗政府一样，教会面临的永恒问题是如何在中央与地方各个层面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使行动协调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革者从多个角度入手，使教会的运行更加顺畅连贯，其中包括教廷使节（他们具备监管与惩戒能力）、教会委员会（会议例行召集所有高级教士）、一部基督教经典法案（该法案经过扩充且得到进一步编排），以及对教皇司法权威的重视。行政改革的成果直到12世纪和13世纪才得以实现。但是在11世纪90年代以前，改革已经迈出关键一步，并在未来稳健发展。一个直接的成果便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有效动员，在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乌尔班能够激发大量来自神职人员与宗教团体的资源、热情与沟通才能，这些个人与组织对教皇的倡议非常敏感，同时可以立即团结起来支持教会的行动。
如果没有那么多欧洲人对承诺自愿参军反响热烈，为远征活动布道的神父原本该是白费口舌的。人们希冀十字军东征是以朝圣为目的的宗教行为，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原因。在现代人看来，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文化似乎有些奇特，但我们要牢记一点：那些现如今被人认为是天主教所独有的事物，其实是“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的产物。此外，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太过宏大。不过，从中单独提取一些关键元素还是可行的，它们能帮助我们解释十字军运动巨大吸引力的来由。人类有对抗罪恶的能力，并同情罪恶造成的后果，这种观念深植于人们的内心，也是人类宗教热情的基本特征。在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交往之中，没有哪个方面能免于罪恶的污染，只有少部分人能避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种种危险，而这些人生活在纪律森严的非典型社会环境中，如禁欲的神职人员、隐士、修道士或修女，不过他们也只能期望自己不受到一部分危险的侵扰。一般信徒非常尊重并支持修道院团体，因为内在的道德价值被看作人类外在行为的指导。人的内在倾向成为对信仰是否虔诚的最重要表现，在1100年前后，这种观念在社会中渐成风气，人们对此越来越敏感。但平心而论，人们虽然越来越重视内在价值，但外在的行为也并未受到贬低，至少同思想和语言相比，行为具有同等价值。
当时的人们对外在行为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如何定义罪恶，又以何种方式进行补赎。而在有能力认识到生活中的种种约束之前，人类似乎一直都将以这种僵化机械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十分紧密，每个人对彼此的思维、情感与行为都有很高的要求，个人在其中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对人们一言一行的敏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为了维护彼此间的纽带，社会团体需要非常严格地约束自己，通过社会传统习俗的力量确定行为规范，并使人相信个人反常的行为会破坏群体的团结，从而强化群体的约束力。社会团体的小世界的内在平衡如果遭到破坏，那便被认为是罪恶。因此，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方式是双重的：一是通过孤立、公开批判以及仪式化的惩戒等方式，让作恶者颜面扫地；二是激发作恶者内心的罪恶感，这种感受是在修士（在11世纪，他们显然是虔诚的“领航员”）的特殊培养下产生的。当时，许多一般信徒对来自群体的压力非常敏感，抓住别人行为的缺陷不放，并且深信他们精神的福祉取决于自身积极的行动。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神父们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行了布道。
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对地点的强烈依附。学者能够利用《圣经》中的文字进行寓言式的解释或道德说教，同时又不丢失文字原本的准确性，因此，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可以本能地将宗教的抽象道理与自身的感受相结合。这个思想特征在上千座遍布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圣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基督教被人格化了，变得可以接近，人们可以看到、嗅到、听到和触摸到它的存在。圣人是11世纪宗教崇拜的中心元素，具有许多功能；教会为罪恶的民众提供救赎的机会，但又宣称进入天堂之门的严苛要求，而圣人们能够协助教会承担这个两难的任务。由于圣人也曾接受道德的教益，因此他们具备洞察人类局限的能力，他们能够扮演天厅审判庭中仲裁人的角色。他们的身体在尘世遗留下来的残骸，以及与他们生活相关的物件都是美德的体现，信徒可以从中汲取这种有益的精神力量。从理论上说，圣人并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但人们深信，在保留他们遗物与记忆的地方，周围都聚集着圣人美德的力量。再则，思想与地点的紧密关系也被用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前往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亡并埋葬的地方朝圣，被认为是一次难得的宗教体验，值得高度赞扬。在11世纪，欧洲中部的沟通往来增多，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海运交通不断扩张，这意味着，相较以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有能力踏上通往“圣地”的旅程，满足自己的朝圣热情。因此，当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布道的时候，宣称要回归朝圣的传统，这显然不足为奇。他声称许多人曾去过东方，或是起码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据我们所知，乌尔班二世还在布道中引用了突厥人玷污“圣地”的恐怖故事。不论它们是真是假，这些故事都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因为当时的人们常常将虔诚的宗教话语同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故事恰好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
发生在圣祠的奇迹故事有许多都流传了下来，这些故事为民众的宗教情感——尤其在乌尔班二世为远征布道的年代——提供了线索。其中一个例子来自位于法国东北部贝尔格修道院（Monastery of Bergues）的圣温诺克（St Winnoc）圣祠。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分析的是一份文字材料，是在已知的一般类型的基础上撰写的奇迹故事。这意味着这些事件不可能像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如实展现，即便这些文字也许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对现实的理想化描述，能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当时人们真实的态度与行为。这个故事如下：在初夏的五旬节（Pentecost）期间，民众大量涌向修道院的教堂，一些是本地人，其他人则因圣温诺克的名声慕名而来。一天，在教堂的正厅，当信徒们争相挤向圣祠的时候，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被独自丢在了大厅的后面。之前，众人曾把她当作某种神圣的吉祥物看待。于是人们手手相传，将小女孩送到队伍的最前方，那里展示着圣温诺克的遗物，它们被放在一个轻便的圣髑盒中。这时，人们朝天仰望并祷告，期望借助圣人的求情，上帝能够让这个小女孩重见光明；如若神迹出现，往后他们愿意更勤于参加教堂的活动。突然间，小女孩全身抽搐起来，眼窝流出大量的血；过了一会儿，她向众人宣布自己复明了。
故事中的一些元素涉及当时的宗教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激发了人们参与十字军运动的热情。在这个故事中，信徒的行为格外引人注意，它体现出常规宗教行为的群体本质。小女孩当然是故事的中心，但这群信徒能够在紧要关头参与其中：首先，他们选择小女孩作为关注的焦点；其次，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小女孩受到了圣温诺克美德的感召；最后，他们合力祈求圣人的神助。这一幕在教堂中上演，进一步巩固了信徒间已有的凝聚力。在故事中，我们能感受到本地人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同时，这一幕也建立了一种新的群体认同感，它将本地人与来自远方五湖四海的朝圣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故事中的修士也并非只是旁观者。正如故事本身所示，它描述了虔诚力量的自然流露，这股力量来自一般信徒。然而，我们有理由假设，这股虔诚的力量也许源自修士们的劝导，甚至这台戏可能都是他们在背后串通好的。如果进一步考虑事件所发生的时间与地点，那么更加可以看出贝尔格修道院的修士们是在有意创造条件，使信徒的宗教情感受到刺激，并获得指引。事实上，当奇迹发生的时候，圣髑盒被人替换了，这恰恰强化了这一论点：信徒们激昂的情感是被逐步建立起来的，直到它在关键时刻爆发。信徒的情绪一经唤起，便能够持续保持在较高的维度，并向周围的群体传递，从而达到巩固信仰的目的，而传递的方式依然是利用信徒当时情绪（或激动或痛苦）的趋势，通过感情的自然流露得以实现，这类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故事的作者非常了解信徒的情绪，当他描写普通信徒的时候，他们祷告的声音嘈杂，与唱诗班中修士秩序井然的圣歌形成鲜明对比，而正是信徒的情绪突出了双方的反差。在这里，我们通过“显微镜”所看到的其实是11世纪教会的运作。一般信徒与神职人员双方处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各自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故事中通过空间距离——教堂正厅与唱诗班来象征两者的关系），但在宗教仪式这个统一的环境下，双方同时将注意力聚焦在一点上（圣祠、圣髑盒与圣温诺克），并为接下来即将产生的情绪做好准备。
信徒向上帝许诺，如果奇迹出现，他们将比以往更虔诚。这似乎是故事中一个令人不适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讲述此类故事的传统做法：作者需要把一套合理的因果关系压缩进一个更加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去，在了解故事的过程中，人们对圣温诺克的狂热才能渐渐扩散，并与本土信徒的宗教习性融为一体。但在众人的许诺背后，潜藏着一般信徒内心更深切的情感诉求——找到自己宗教情感的依据。例如，吉贝尔·德·诺让曾讲过一个故事，几个骑士向一群来自拉昂的教士大胆提出，要得到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的圣治（miracle cure）；教士们有些胆怯，因为圣治的受益人——一个青年哑巴——似乎已无药可救。然而此时神迹出现，年轻人开始说话，而旁边的骑士一个个都羞愧无比，并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吉贝尔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赞美圣母马利亚，并向众人展示马利亚在拉昂的遗物是真实可靠的。但同贝尔格修道院奇迹的作者一样，吉贝尔在故事中含蓄地指出了神职人员的焦虑，即一般信徒对回报的迷恋。当宗教融入信徒的日常并成为生活中发生的惯例，他们期望通过宗教来解决个人的种种问题，比如物质方面的困难、内心的焦虑，甚至他们的好奇心，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进一步决定了他们投入宗教情感的程度，而这种情感的投入程度深浅不一，使得宗教信仰在一般信徒那里的发展趋势令神职人员深感忧虑。
这两个故事中所暗含的担忧被现在的学者利用，他们认为中世纪一般信徒对宗教的笃信是肤浅的，顶多只是在心理与社会的刺激下获得的文化矫饰。然而，这样的认知仍然值得怀疑。何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学者为这个问题所设定的标准已经过时，这是他们错误的根源，因为他们的标准是基于信徒行为的虔诚程度，然而当今却是一个已然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的世界，社会上下在宗教方面崇尚的是多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的信徒的确拥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但这种热情只有通过异教遗产才能得到充分满足，它们是从前基督教时代存活下来的，包括吉祥饰物、护身符、巫术、占卜术等，显然，相较于教会所能提供的，这些异教遗产更加直接，也更容易被人信服。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当中世纪教会的能力——将其信仰内化到他人的行为之中的能力——被判断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后世的标准。生活在11世纪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并非异数，他们对宗教不可能一生都维持一个虔诚的水准不变：不论在什么样的宗教环境，或是哪个时期之中，各种疾病的发生、老年岁月的到来、个人际遇的沉浮，以及家庭内外的矛盾与危机，常常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宗教崇拜。这才是常态。真正重要的是宗教情感的基础水平，也就是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所享有的宗教情感，它能在文化方面为我们提供稳定的参照。如果遵循这个标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将在我们面前呈现为一个彻底的基督教世界。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乌尔班二世确信这次行动不仅耗资巨大且旷日持久，是对人身心的严酷考验，完全算得上是一次“彻底的”救赎机会，能够解除十字军成员所坦白的一切罪恶。乌尔班二世很清楚听他布道的民众心里都在想什么。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香槟地区，是一个地位并不显赫的贵族后代，在供职教廷前，他曾相继服侍于兰斯大教堂及勃艮第著名的克吕尼隐修院。他的背景使他能够理解一般信徒复杂矛盾的宗教情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般信徒对自己的罪恶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他们会踏上艰苦的朝圣之旅，或者会向修道院的修士与修女们捐款。在他们心里，修士与修女最接近于那个无法抵达的理想。这些人的行为不带有丝毫罪恶的痕迹，几乎永远是清白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一般信徒深陷于世俗世界之中，每天要面对许多问题与困扰，也就是说，让他们参与所有的补赎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太耗时，并且会打破他们日常的生活秩序，尤其当个人的不端行为逐渐增多，补赎的行为就更难跟上步调了。远征的消息斩断了戈尔迪之结[1]（Gordian Knot）。对于一般信徒而言，这次远征似乎是为他们量身设计的，它更像是一次精神之旅，特别是那些部队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罪恶简直无以计数且声名狼藉。正如吉贝尔所精心描写的那样，一般信徒渴望得到救赎，他们不想就此放弃惯常的救赎形式，并希望将自己的救赎本能引到正确的方向，即顺应社会对人们根深蒂固的宗教熏陶。
远征布道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其效果令人振奋。乌尔班二世的巡回布道使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从1095年秋至1096年夏，他分别在法国南部与西部进行布道，呼吁人们参与远征运动。作为一位显要的官方人物，乌尔班二世出现在几十年未见过帝王的偏远地区，为教堂与祭坛祝圣，教皇所到之处均受到极大的关注，他在各个地区都精心准备礼拜仪式，令当地百姓倍感荣耀。由此再一次证明了宗教仪式与群体的热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各大中心城市变成了临时基地，包括利摩日（Limoges）、普瓦提埃（Poitiers）、昂热（Angers）、图尔（Tours）、桑特（Saintes）与波尔多（Bordeaux），而乌尔班二世曾两次去过普瓦提埃。这些地方的优势是那里的教堂都极具威望，一直都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中心。现在，这些教堂连同乡村的小教堂，成了征兵的主要场所。在那些教皇的行程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当地神父积极地呼吁本地的信徒，让他们对远征产生热情。在所有呼吁征兵的人当中，教士似乎是最积极的——许多现存的资料显示，远征战士在临行前会回到修道院，希望可以再次得到精神的保障与物质的援助。在法国、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西部，十字军运动的热情最为强烈。不过，在整个拉丁基督教地区，倒也没有哪个地方是没有受到十字军运动感染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令人难忘：在整个西方，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被挑动起来。证据相当明显，在1096年，从春季到秋季，数万人踏上征途，只为一个目的——解放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