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对于法兰克人，还是对于他们的敌人而言，1174年都是一个转折点。5月，努尔丁的去世为法兰克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斥巨资安排了一支西西里舰队协助他们一同攻打埃及。不幸的是，就在西西里人到达黎凡特的时候，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得了重病，不久之后便去世了，这次行动未能成行，西西里人只好打道回府。更加令人沮丧的是，阿马尔利克一世的继位者鲍德温四世身患麻风，这也就意味着他极可能不具备有效治理王国的能力，更不能孕育后代。鲍德温四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他1185年去世。这段时期，王国的分裂状态愈加严重，两个贵族敌对派系间纷争不断，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均试图操控这位可怜的国王。鲍德温四世的继位者是他年幼的侄子鲍德温五世（Baldwin V），显然，这个孩子什么都改变不了，不到一年便去世了。当法兰克人内部四分五裂的时候，伊斯兰世界却开始恢复元气。努尔丁在埃及的副将萨拉丁继任，到1186年，萨拉丁已经建立起一个穆斯林军事联盟，以吉哈德（Jihad，又译“圣战”）的名义，准备向法兰克人宣战。基督徒急需军事援助，一支由耶路撒冷元老与骑士团首领带领的代表团试图说服西欧的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能伸出援手保卫“圣墓”。定居者们不惜铤而走险，向法国的腓力二世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寻求援助，但终无结果。代表团受到了冷落，被晾在一旁。1187年，萨拉丁入侵，并在7月4日的哈丁战役中挫败了由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领导的军队，居伊是鲍德温四世的姐夫，夫妻二人共治耶路撒冷王国。法兰克人缺乏人力资源作为他们的保障，而定居点变得脆弱不堪，毫无防御能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直逼拉丁人退回到沿海地区，最终，仅剩下一座巴勒斯坦城市——提尔——还处于基督徒的掌控之中；的黎波里和安条克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虽然这两个城市都失去了东部的土地。众所周知，西方对此的回应便是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塞浦路斯

1191年6月，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从艾萨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这位希腊皇室家族的变节者手中夺走了塞浦路斯。当时为了躲避暴风雨，理查一世的部分船队（其中载有他的姐姐和未婚妻）不得不驶离该岛，而理查一世本人则正在前往“圣地”的途中。艾萨克的敌对态度促使理查一世出动武力，不久之后他的舰队便迫使塞浦路斯人缴械投降。理查一世虽然以个人名义做出此决策，但十字军的身份并没有妨碍他从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那里夺取土地。很难将攻占塞浦路斯称为宗教殖民行为，然而这座岛屿却与地中海东部的拉丁基督教定居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在保卫“圣地”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风力、风向适宜，从塞浦路斯到叙利亚沿海地区全程只需要一天时间。显然，其地理位置重要，适合为远征运动提供补给。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项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在到达地中海东部之后，路易在这座岛上待了8个月。1249年，在入侵埃及的时候，路易身边有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 1218—1253年在位）以及塞浦路斯的贵族们陪同。塞浦路斯的法兰克人并不总是热衷于为此类远征活动提供协助，而在1271—1272年，即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所发起的远征期间，有部分塞浦路斯人争辩道，他们在岛外没有履行兵役的义务，如果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为国王效力，那也纯粹是出于自愿；最终，他们同意每年在岛外服役4个月。

理查将这座岛屿卖给了耶路撒冷从前的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而居伊的弟弟与继位者吕西尼昂的艾默里（Aimery of Lusignan）在这里建立王朝，该王朝统治塞浦路斯将近300年之久。与大陆的拉丁定居点相比，穆斯林的进攻对塞浦路斯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害怕外部势力的入侵，艾默里还是在1195年寻求到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作为自己的领主以求得保护。皇帝还授予了艾默里一个王位头衔。1197年，艾默里娶了耶路撒冷的王位继承人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成为耶路撒冷亲王。虽然他在阿卡比在尼科西亚（Nicosia）待的时间更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王国得以融合，双方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状态。与此同时，艾默里也不允许塞浦路斯的财政资源用于守卫耶路撒冷。然而，他却试图以大陆人民的名义部署岛内的军事力量。他与伊莎贝拉膝下无子，1205年，艾默里去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个王国经历了不同的王朝更迭。

为了巩固法兰克人在塞浦路斯的统治，吕西尼昂家族一开始便将土地与权力授予许多骑士、骑兵与自由市民，这个政策也弥补了之前由于萨拉丁的侵占而失去的大陆土地。在塞浦路斯没有领地，这就意味着司法制度更多的是在王室的控制之下。吕西尼昂家族十分谨慎，努力阻断在俗的封臣们的权力，不让他们掌握城堡与围城。这种做法在东部拉丁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人们要时刻警惕穆斯林的进攻；它也使得当地的贵族们无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同时还说明了岛上相对平静状态的来由（除1229—1233年岛内受外部势力挑唆而发生内战）。非王家的城堡只出现在科洛西（Kolossi）与加斯特里亚（Gastria），那里的大片区域由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把持。

肥沃的海滨平原、布满梯田的溪谷，以及对灌溉渠道的有效使用，这些因素使塞浦路斯成为大量生产并出口谷类作物、糖类制品与橄榄油的宝岛。虽然个别品种的葡萄酒质地非常黏稠（当时人们甚至可以像蜂蜜那样将它抹在面包片上），但葡萄酒依然是重要的产品之一。在吕西尼昂家族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的经济发展迅速，利马索尔城（Limassol）成了第一个商业活动中心。对于那些前往大陆的商人而言，这个岛屿是一座天然的中转站，而意大利商人群体对塞浦路斯的兴趣更为它的繁荣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期间，威尼斯人已经在这里获得了特殊待遇，现在在吕西尼昂家族的翼护下，热那亚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尤其是在1229—1233年内战之后。国王亨利一世需要海军援助，热那亚人满足了亨利的要求，换取了丰厚的商业优惠政策。比萨、加泰罗尼亚以及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商人纷纷与塞浦路斯签署通商协定。到13世纪末，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开始取代利马索尔的地位，因为它与大陆距离更近（仅15英里，约24千米），与叙利亚和奇里乞亚之间通商也更为便捷，因此逐渐成为岛内的商业中心。1291年，在阿卡沦陷之后，欧洲人与穆斯林间的直接贸易活动受到封锁，此时，西方的商人借由奇里乞亚的阿亚斯（Ayas）港口，让叙利亚的基督徒将商货从黎凡特运往法马古斯塔。在国际商贸活动的航道中，塞浦路斯就此变成了一个关键枢纽，大量商业往来在法马古斯塔发生，使它成为一座富饶的国际化大都市。

法兰克人的征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拉丁教堂的建立。本土民众原大多信仰希腊东正教，而一位拉丁大主教却成了高级教士，与同级别的天主教教士相比，希腊主教们处于次要位置。东正教还要被迫承认罗马教皇的无上地位，这在大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信徒很自然地就会接受。东正教大牧首到1261年正式承认了这一点，但底层的教士并没有做好接受天主教管理的准备。双方的矛盾使局势变得危机四伏。例如，希腊人坚持在行圣餐礼时使用发酵面包，因为对他们而言，这象征着耶稣复活。然而这种做法却导致13名东正教徒遭到极刑，大量信徒被处以绝罚。法兰克人还占用了当地教堂的地产，这使原本就伤痕累累的东正教团体遭到更加严重的打击。我们可以从建筑——现存的拉丁大教堂、礼拜堂与寺院建筑等的质量中看出拉丁教会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显要地位。

从1205年到1267年，这一阶段超过半数的时间里，塞浦路斯王室是由内部的少数派与摄政王掌权的。这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伊贝林（Ibelin）家族的出现，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王国时期已经建立起来，它对塞浦路斯的内部事务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大约在1218年，伊贝林的菲利普（Philip of Ibelin）出任摄政王，为他的侄子、幼王亨利一世主政。菲利普所得到的支持足以对付来自亨利母亲的挑衅，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228年抵达该岛，决定抑制伊贝林家族势力的扩大，当时，家族的首领是菲利普的哥哥约翰。他们完全无视皇帝作为他们宗主的权力，未经商定擅自决定亨利为王位的继承人，对此腓特烈二世大为恼火。他宣称自己对这位年幼的国王有监护权，并提出从王室财产中索要收益。腓特烈二世邀请伊贝林的约翰参加一场宴会，约翰在受到盛情款待后被一群武装人员团团围住并逮捕。在逃往位于北部山区的圣伊拉里翁城堡（St Hilarion）之前，约翰被迫交出对亨利国王的监护权。不久之后，腓特烈二世动身回到大陆，是意大利北部的教会冲突迫使他提前回国，但同时，他将塞浦路斯的摄政权卖给了他的五位支持者，从而导致了四年的内战，伊贝林家族要与这些贵族党派对抗，他们不仅来自外部的巴勒斯坦，也来自塞浦路斯内部。帝国军事元帅理查德·费兰杰里（Richard Filangieri）包围了伊贝林家族在贝鲁特的城堡，随后在塞浦路斯煽动反对他们的言论；约翰则获得了一支热那亚舰队的协助，并得到大部分塞浦路斯民众的支持，到1233年，他彻底击败了岛上皇帝的势力。1247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判定亨利国王效忠腓特烈二世的誓言无效，王国由教皇接管，并受其直接保护。从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塞浦路斯的宗主地位宣告瓦解。

塞浦路斯国王于格三世（Hugh III， 1267—1284年在位）在1269年也成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由基督徒统治的巴勒斯坦因派别斗争而变得四分五裂，于格遂把全部精力投入组织法兰克人的剩余力量，集中对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拜巴尔（Baybars），但收效甚微。在1291年阿卡沦陷以后，塞浦路斯境内涌入大量难民。这座岛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地中海东北部拉丁基督教国家最后一个前哨站，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塞浦路斯也成为在大陆重建基督教世界的起点。

希腊的法兰克人定居区

1204年4月12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随后，全城遭遇抢劫，持续了三天之久。在入侵之前，十字军就决定选择一位拉丁皇帝来统治即将从希腊人那里征服而来的四分之一的领地，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九世（Baldwin of Flanders）于1204年5月加冕。其余四分之三的土地被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瓜分。这次远征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殖民者侵占了拜占庭帝国，而这次侵占并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这场征服活动的原始目的是经济与土地收益。在希腊的威尼斯化这一问题上，不论是定居者与威尼斯的密切联系，还是由母城所规定的政治与经济方针，都与两地关系息息相关，而人们通常仅用“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来对这种关系进行界定。事实上，希腊的法兰克人定居区之所以经济上繁荣并相对安全稳定，正是定居者们离开东部拉丁并纷纷前往这里的结果，这甚至削弱了“宗教殖民地”黎凡特的实力。

拉丁征服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多样化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西方人本身就来自不同的背景，反映在本土百姓身上，则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管理方式。希腊人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即所有的自由人都服从于同一部法律，而不论你的社会出身与经济地位。拉丁人则将一套分层严格的体系植入这个社会中，贵族、自由市民与农民遵从不同的法律标准。土地被分割为封地，依然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则被当作农奴对待。然而在不久之后，征服者与臣民间的界限就逐渐变得模糊了。法兰克人需要将刚刚占领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而最简单的方法便是采用拜占庭现有的财政结构。他们利用“执政官”（archontes）——帝国从前的地主与高级官员——来解决税务体系中的复杂事务。事实上，这些统领都属于希腊的贵族阶层，虽然他们在宗教与文化方面相对法兰克人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姿态，但到了13世纪后半叶，他们也开始接受定居者的封地了。据考察，从1261年起，已经有希腊人被授予骑士身份，这表明希腊执政官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融入法兰克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当地人与定居者的利益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当面临来自北方好战的保加利亚人以及流亡到小亚细亚与伊庇鲁斯的希腊人的进攻时，这种联系也弥补了法兰克人在人数上的劣势。从希腊的统领们的角度来看，逐渐向法兰克人的封建体制靠拢是提升自身地位的有效渠道。这大概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占领区的希腊人中鲜有针对西方领主的暴乱事件发生。

威尼斯人的领地包括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克里特岛、莫顿（Modon）与科伦（Coron），以及马尔马拉海的欧洲沿岸地区，其中，克里特岛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它刚好位于埃及、叙利亚与君士坦丁堡之间通商贸易要道的关键点上。与其他西方人相比，威尼斯人对希腊人的侵犯并不那么强烈，这是由于他们长期保持着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而帝国的特权——如收缴的财政收益——则由当权者一人把控，并不像在希腊的法兰克人定居区那样将其分发给个人。他们也会选举一位“城镇长官”（podest、）进行管理，但其权力完全受威尼斯的管控。

在东部其他地区，法兰克人并没有试图将天主教仪式强行灌输给新的臣民。显然，在庞大的东正教群体中推行这类宗教政策也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法兰克人倒是选了一个拉丁人作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并用天主教主教取代东正教主教。天主教教士一般都住在城市地区，对于少数住在农村的西方人而言（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大多住在塔楼里面，塔楼周围筑有防御工事），想要找到一个神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他还要受过天主教仪式的良好训练。因此，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定居者们可能会让当地的希腊教士来为他们主持圣事，这导致了宗教活动的希腊化趋势。在文化方面，法兰克人坚持与当地臣民保持距离，而在威尼斯人管辖的克里特岛，双方间的通婚在理论上是被禁止的。

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克里特岛肥沃的土地滋养着经济的发展。随着需求量的上涨，像小麦、橄榄油、毛料与葡萄酒这样的散装产品，以及像丝绸一类的奢侈品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使法兰克人的口袋慢慢鼓了起来。然而，他们的处境却没那么安稳。拉丁皇帝佛兰德斯的亨利一世（1206—1216年在位）加强了定居者在色雷斯（Thrace）的统治地位，但在短短10年之内，希腊人（他们被一位流亡尼西亚的皇帝统治）便收复了他们在小亚细亚丢失的所有土地。蒙古人的入侵威胁迫使尼西亚人停止了收复失地的行动，但到了1261年7月，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依然为希腊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相较而言，其他几个法兰克人定居点的运气要好得多，亚加亚又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在维尔阿杜安大公的统治下，宫廷上下均能展现出基督教世界所推崇的骑士精神，安德拉维达（Andravidha）的贵族宫廷被人视作孕育法国骑士的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这样的观念反映出定居者与他们的故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文化纽带。后代作家曾这样写道：“在亚加亚，人们的法语口语表达就像巴黎人一样地道。”大公杰弗里二世（Geoffrey II， 1229—1246年在位）曾策马扬鞭穿越伯罗奔尼撒半岛，陪同在他左右的是八位穿戴黄金靴刺的精英骑士，这个行为充分体现出亚加亚人的骑士风度。在这段和平的历史时期，贵族们可以享受一些娱乐活动，如骑马比武与打猎；技巧精湛的湿壁画装点着宫殿的墙壁。今天，这些文化现象已所剩无几。

1259年，杰弗里二世的继任者，个性张扬的大公威廉二世在佩拉格尼亚（Pelagonia）战役中被尼西亚人俘获。在被释放以前，威廉二世被迫宣誓向他的敌人效忠。亚加亚因此幸免于难，但这个地方已不再具有独立治理的权利。

东部拉丁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1187—1291年

1191年7月，在占领塞浦路斯之后，通过帮助法兰克定居者重新夺回港口城市阿卡，英国的理查一世与法国的腓力二世取得了显著胜利。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末期，基督徒已经基本控制了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城市。由于与萨拉丁签订了停战协定，朝圣者们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通行，即便收复“圣地”的原始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萨拉丁于1193年去世，这为基督徒巩固他们的收复工作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在13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法兰克定居点的经济增长迅速，经历了一系列王位继承危机，并数次向埃及发动远征。人们一度认为，要想重新占领耶路撒冷，首先要征服埃及，这应当是最好的渠道。

基督徒对阿卡的掌控决定了耶路撒冷王国的经济命脉。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亚历山大城一直是地中海东部的商贸中心，但从12世纪80年代起，亚洲的贸易路线开始转移至阿卡，这座城市逐渐成为商货的最初集散地。根据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考证，阿卡在13世纪40年代的王家年收入高达5万磅白银，这比同时期的英国国王的年收入要高。虽然这个数字的准确性遭到了质疑，但当时的耶路撒冷王国的确非常富足。意大利的商贸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纷纷派出官员，长期驻扎在黎凡特。贸易活动不断增多，商人们从中赚取了大笔财富，而国王也通过税收获取了更多利益。但随着商贸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商人们最终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这成了不稳定的因素——1256年，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间的商业竞争在阿卡导致了圣萨巴斯（St Sabas）战争，这是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军事冲突，法兰克贵族与骑士团也卷入其中。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使提尔与阿卡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犹太群体慢慢在城市中发展起来，一方面是受到了商业机遇的吸引，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定居在“圣地”的移民的鼓励。尤其在阿卡，生活着一大批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

1215年，在宣誓加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德皇腓特烈二世原本要加入远征队伍，然而，西方的政治问题却耽搁了他的出行计划。1225年，当与耶路撒冷王国的王位持有者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 1212—1228年在位）结婚的时候，腓特烈已经深深地卷进了耶路撒冷的事务当中。耶路撒冷王位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特权，而腓特烈二世还希望通过参与“圣地”事务来进一步巩固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1227年，他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十字军队伍，然而他却大病一场，耽搁了出行计划，这使得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决定对他处以绝罚。到了1228年6月，这位皇帝终于起程向东方进发。上文已经对腓特烈在塞浦路斯的所作所为做了大致的描述，等到了东部拉丁，他却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伊莎贝拉因难产而亡，腓特烈二世成为摄政王，辅佐他那个身处西方的、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康拉德。由于鲍德温四世曾挫败了他继任耶路撒冷王位的可能性，腓特烈二世此时决定重新夺回王位，但当时的贵族首领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他们集体抵抗腓特烈的预谋。在这场冲突中，贵族首领们所把持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便是他们在法律事务上的操纵能力。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法律专家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成员与贵族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就是这些贵族家庭的成员。它起源于东部拉丁地区独特的封建徭役传统，即如果接到法庭的请求，封臣有义务在庭审期间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并提供帮助。若有封臣因履行义务而遭到杀害，那么其所在群体的声望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因为人们认定这样的事实——既然耶路撒冷已经陷落，那么王国的法律（法律条文被人记录下来，并存放在圣墓教堂的宝箱之中）也就失去了效力。由于王国原本就可以不依赖成文法，因此在13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司法审判主要由人们的经验与生活习俗支配。这与欧洲的发展恰好相反，在欧洲，相较于经验与习俗，人们越来越信任书面文件的作用。社会中因此出现了一批律师，他们引人注目，精通在公共场合辩论的技术，并依照记忆行使司法程序（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法律的研究随之兴盛起来，学者们编写了大量重要的法律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雅法伯爵所著的《让·德·伊贝林之书》（Livre de Jean d’Ibelin，约1265年），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了解了这位伯爵是如何带着大批人马抵达埃及的。在少数派与摄政王统治时期，在判定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者人选的问题上，法学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虽然不可否认，但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与腓特烈二世发生冲突的时候，贵族阶层便曾动用其内部成员高超的法律素养来对付他。他们拒绝将伊贝林家族在阿卡附近的封地充公，并反对腓特烈二世的企图，即推动提升条顿骑士团的地位，使其超越托伦（Torun）的领主继承者。为了巩固王权，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在12世纪制定了《效忠法》，而现在，情况却大为不同，它转过头来为贵族们带来了好处。《效忠法》中明文规定，未经宫廷的正式批准，领主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以反对他的封臣。据此，贵族们坚持认为，国王同领主一样，应当遵守这条法律要求；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提供依据，他们也坚持认为有权动用武力重新占领被充公的封地，同时不再为国王提供兵役服务，这在理论上使国王变得毫无实权可言。在武力干涉下，伊贝林家族重新获得了充公的封地，而在条顿骑士团的问题上，由于害怕失去军事能力，腓特烈二世不得不认输，放弃这个企图。我们在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皇帝的软弱，以及贵族阶层的潜在力量。

在与穆斯林的交往中，腓特烈二世要幸运得多。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对埃及的侵占使当地百姓焦躁不安，与此同时，虽然穆斯林一直坚守至圣殿地区，坚决不允许城市建造防御工事，但出于对腓特烈二世十字军的恐惧，以及阿尤布联盟内部势力的削弱，苏丹卡米尔（Al-Kamil）还是在1229年2月同意投降，并交出耶路撒冷。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腓特烈二世向苏丹保证，他会保护苏丹的利益免受外敌的侵害，不论敌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由于腓特烈二世之前受到绝罚处分，耶路撒冷的元老禁止他在这座城市举办圣事，即便如此，腓特烈二世还是在“圣墓”举行了皇家冠礼仪式。1229年6月，腓特烈二世计划离开东方，在他前往阿卡港口的途中，当地人向他投掷动物内脏。

腓特烈二世的离开并不代表皇室从此停止干预东部拉丁的事务。1231年，腓特烈二世的军事元帅理查德·费兰杰里试图征服贝鲁特，贵族阶层在阿卡的一次宗教集会上一致反对理查德的行为，以此为基础，他们成功挫败了理查德的计划。尽管如此，理查德还是掌握了提尔的控制权，自此，耶路撒冷王国因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而分裂，反对者由伊贝林家族领导。理查德盗用了威尼斯人在提尔的财政收入，这促使商人们站在了他的敌手一方。热那亚人已经对神圣罗马帝国代表虎视眈眈，而两个意大利商会代表自愿提出要与提尔决裂，并选择投诚伊贝林家族。1242年夏，反对势力试图联合起来将神圣罗马帝国代表驱逐出境。这需要经过法律的裁决，而不论学者诺瓦拉的菲利普（Philip of Novara，伊贝林家族的法律顾问，卒于1265年），还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这一历史阶段的资料信息，都对终结腓特烈二世的摄政提供了不切实际的论据。腓特烈二世坚称，一旦他的儿子康拉德到了成人的年纪（这要等到1243年），他本人就结束摄政期。由于康拉德并没有到东方巩固自己的王位，而他依然需要一位摄政王，因此距离巴勒斯坦最近的亲戚——塞浦路斯女王爱丽丝（Alice of Cyprus）——被选为代替腓特烈二世的人选。在东方，皇帝的支持者已经失去了掌握局势的能力，不具备任何影响力。

耶路撒冷王国并不是唯一受到政治剧变影响的定居点。1201年，亚美尼亚和的黎波里的王室为了安条克的王位继承人而争执不下，经过多年冲突，最后以博希蒙德四世（Bohemond IV， 1219—1233年在位）的胜利告终。他同时统治着安条克与的黎波里，即便两地的司法与行政体系差距巨大。这位大公选择居住在的黎波里，而由于他的缺席，安条克本地受到希腊社群的很大影响。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政治局势由于骑士团势力的介入而变得纷繁复杂，骑士团以强大的城堡——马尔加特堡（Margat）、巴格拉斯堡（Baghras）、托尔托萨堡（Tortosa）、骑士堡（Crac des Chevaliers）与布兰克堡（Chastel Blanc）等为基础，其权力在本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相对繁荣富足的局面终止于13世纪40年代。定居者打破了与埃及苏丹签署的停战协定，但随后，当穆斯林与花剌子模人（由于蒙古人的进攻，这个民族不得不过着游牧般的流浪生活）形成联盟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1244年8月，耶路撒冷沦陷，两个月后，基督徒的势力遭到挫败，超过1000名骑士在拉佛比（La Forbce）战役中被杀害。新的声援致使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而引发了对埃及的远征运动。但在此之后，法国国王依然留在巴勒斯坦，组织人马，并耗费巨资重新修筑了阿卡、西顿、雅法与恺撒里亚的防御工事。

正如我们所见，路易对埃及的入侵导致了阿尤布王朝被马穆鲁克王朝取代。大约在同一时期，蒙古军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1258年，他们攻占了巴格达，两年后阿勒颇沦陷。安条克与的黎波里的博希蒙德六世（Bohemond VI， 1252—1275年在位）同蒙古人结盟。然而，耶路撒冷的首领们却挑拨蒙古人与马穆鲁克人之间的关系，在1260年赢得阿音札鲁特（Ayn Jalut）战役之前，这些首领就允许埃及人踏上他们的领土。马穆鲁克人的统治权移交到了令人敬畏的苏丹拜巴尔手里，不久之后，拜巴尔便在叙利亚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缺少人力支持，在军事行动中，定居者们受到了极大限制。在守卫法兰克人领土的过程中，占据孤立的战略要点（通常都是在骑士团的统领下）是定居者们作战策略中的关键要素。即便路易九世在东方建立法国常驻军队的创举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对于定居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作战人员来组成一支野战军，在防御根据地方面也拿不出合格的守备部队。在法国君主的赞助下，这支常驻军主要由100名骑士组成，外加弓箭手、骑兵与步兵。这支军队并不像骑士团那样坚守着一个地方，上级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部署任务。军队首领的地位类似于耶路撒冷王国的军事统帅（或最高法院的王家议员，或王室的行政人员），它展现了帝国在东方的地位。然而，这支法国军队的规模太小了，出现得又太晚了。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法兰克人很难确保领土的长久统治，在军事行动方面，他们尽可能地避免与敌人开展阵地战，而多采取突袭的作战策略。除非有十字军在东方为他们提供支援，否则，法兰克人在人数上的劣势就意味着在同样面临战争的不可预测性的时候，他们要比自己的敌手承担更大的风险。拜巴尔正是利用了法兰克人的军事弱点，通过卓越的将才与审慎的谋划，一举攻下了他们所控制的东方领土。由于受到防御能力的限制，定居者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遭人践踏。甚至像马尔加特堡与骑士堡这样装备精良的城堡，也变得不堪一击，无法抵御敌人的强势入侵。城市与堡垒一个个沦陷，而由基督徒所控制的土地也在逐渐缩小。法兰克人定居点的经济开始衰落，由于蒙古人对伊拉克与叙利亚北部的入侵破坏了原有的通商渠道，黑海取代了黎凡特的位置，成了东方贸易的终点站。许多地方饱受到经济萎缩带来的压力。面对安茹的查理一世对王位继承权（他从一位觊觎王位的人那里购得了王位的继承权）的要求，塞浦路斯的于格三世意识到耶路撒冷王国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他决定将精力都放在对塞浦路斯的统治上。1286年，他的继位者——国王亨利二世收复了阿卡，并在隆重的仪式与无限的荣耀下登基，然而，马穆鲁克人却在捕获剩余定居点的过程中逐渐收紧了自己的“渔网”。1287年，的黎波里沦陷；等到了1291年4月5日，攻占阿卡的战役终于打响了。大批穆斯林军队攻破一道道城墙，国王和他的贵族扈从们逃到了塞浦路斯，而殿后保卫他们的士兵大多没能幸免于难。到了5月28日，定居者们的最后一次反抗遭到挫败，之后的三个月内，基督徒对这片土地的统治被彻底终结。地中海东部的拉丁人不再控制任何一片曾经被穆斯林占据的土地。讽刺的是，一场原本打着宗教殖民大旗的运动，现在却以剥削土地资源的方式告终，这些土地被基督教把持了很长时间。

[1]亦称“采邑年金”，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以每年固定数额的货币支付给下属的一种酬劳方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