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姑的味觉很灵敏也很精细。她想吃兔肉,珍姑的老大一早就摸黑骑着自行车往镇上赶,蹦蹦跳跳十几里,看能不能碰上一两个卖兔的猎手。她想吃黄鳝,珍姑的老二就扎脚勒手,提着木桶下田,踩得泥浆呱嗒呱嗒,有时踩倒了人家的禾,免不了还要挨咒。兄弟俩弄回了美食,全家人都不吃,只是熏的熏,腌的腌,留给幺姑匀匀地吃。可她吃不了多少,戳几筷子就沉下脸,头扭到一边去哎哟哎哟。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呢?是不是闷得慌?兄弟俩又商量了一下,一个去找竹床,一个来搓麻绳,在竹床两头各扎一个绳圈,权当简易担架。他们抬着老姨子出门去散心,看禾场,看河水,看鸭群和蝴蝶,看寨子里某一户养的长毛兔。

天天收工之后,都得陪老人这样玩上一趟。竹床吱吱呀呀地响,麻绳往肩头的皮肉里扣。兄弟俩总是玩得背上汗湿一大块,汗湿的衣又沉又凉,在背脊上扑打扑打。他们弯曲的食指连连刮去脸上的混浊汗珠。

“呜呜——”幺姑终于高兴了。

她尤其喜爱货郎挑子,见了就要凑上去,脸盘被琳琅百货所反射的日光抹得飞光流彩。她冲着一个彩纸风车轮眯眯笑,又撮起尖尖的嘴唇呜呜。“大毛,买一个咧,莫舍不得钱,我有钱,买咧。”

于是就买了。

她确实有钱,除了退休工资和我们寄给珍姑的辛苦费,还有一百元,压在她的箱底。她对此记得十分清楚,有时把钱摸出来,要兄弟俩给她一个接一个地买风车轮。有一次,珍姑从那笔钱里借走了几十,买粪桶和猪崽。她发现后很不高兴,成天咕咕哝哝,见到谁都横眉怒目,说有人偷了她的钱。一赌气,她把屎尿狠狠地拉在**,还按部就班地捶打床沿,直捶得床板一翘一翘,嘣嘣声把猪栏里的畜生都惊得大呼小叫。

珍姑气得脸盘都大了,“你捶命呵?捶命呵?哪个偷你的钱?不是说借几天用用吗?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珍姑只得另外去借钱,把钞票塞回烘箱,眼里泪水汪汪,“吾前世没欠你,没亏你,你哪么要这样来磨人呵?**姐也来磨吾,四姐也来磨吾,幺姐幺姐,眼下吾也只有你这一个姐姐了,你要磨死了吾,有哪样好哇……”

幺姑也流泪,好像还懂点什么事。

想必她能听懂这些话。

珍姑常说,好几个姊妹都是由她来送终,幺姐的后事也肯定落在她头上。她现在不能扛枪打仗了,也不能下河打鱼和下田种粮了,侍候人的气力还是有的。她就是想受些磨呵。想起以前的患难交情,她不被姊妹们磨一磨,往后的心里如何好受?这些话是她对邻居们说的。她爱串门,爱说笑,口又无遮拦,甚至自己老倌少年时偷女人的丑事,甚至自己当年在游击队里的相好,都曾在她嘴里四下里广播。她说到恨处就骂,说到乐处就笑,走到哪里都是惊天动地。不过,现在她不能常去串门了,她收养了三个孤儿,一个残疾,一点老革命战士的生活津贴全贴补在这里。尤其是把幺姑接下乡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满满一脚盆沾屎带尿的衣裤需要她洗刷,几乎每天都需要她来帮幺姑翻身,擦身,喂食,喂药,包括抹滑石粉以防褥疮。她累得眼睛都黄了,牙痛得更加厉害,常捂着半边嘴骂老倌。

两个亲儿子着急,只得暗中策划,这一天联系好一条船,突然要把幺姑送走。珍姑得知后脸一沉,把半瓶农药揣在怀里说:“走也则是,吾横直也不想活了。要送就把我也送走,把我们俩姐妹都送到火葬场去。”

老二气得直揪头发,拔腿冲走,住在朋友家好几个月没有回来。

老大两口子斗不过亲娘,但他们爱动心思,便设法让她省些气力。他们终于想起一个办法:在幺姑的床板中部挖一个洞,对垫褥也依样改造。洞上加一活盖,洞下接一尿盆。这样,只要**的人能及时扯去活盖,将尖尖臀部挪入位置,就能顺利地排便了。

幺姑似乎对那个洞颇为不满,一到内急之时,总是眼珠朝四下一轮,毫不犹豫地照样拉在**,宣告阴谋对她无效。

老大俩口子继续改进工艺,把床榻索性改造成栏垫。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通风透气,免得病人生肉疮,二是容易清扫,不论病人如何乱拉,屎尿大多滑下栏垫,落入床下的草木灰,侍者事后只消将草木灰清扫出去便是。至于被褥,当然也得相应改造,变得比较厚实一些的开裆裤。

这样做像是养猪,对病人不大恭敬,不过细想之下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改进还在继续。比方说,把病人头发全部剃光,是怕头发里生虱子。用木槽代替瓷碗,是怕病人打破碗以后用瓷片割伤身体。这些新办法都颇为有效,不仅减少了屋里的臭味,而且幺姑的褥疮渐渐结痂,生出粉红色的新肉。接下来,她饭量增加了,身体也胖了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她精力也更充沛。为了满足一个聋子的耳朵,她经常更加猛烈地捶击床沿,更加响亮地叫喊:“毛佗——”她盯着屋梁呼唤,“毛佗,你来呵——我看见你了,你想躲我是不行的——”

她把乡政府的一个干部总是当成了城里的我。那后生下户来检查外来人口,来慰问当年的革命老战士,曾穿过她的房,被她一眼看见,就确认是毛佗不疑。还责怪珍姑存心把毛佗藏起来,不让她知道。

她显出一种兴奋,发出一种不无娇气的哼哼,渐渐又转为咬牙切齿的辱骂和控诉:“……你们这些没天良的,去找毛佗来呵。他躲在外面做什么? 你们告诉他,我要吃药,要吃药呢。他去想点办法呀。他读了书的人,是个会想办法的人呀。你们要他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去找呀。我要吃药,人有病就要吃药,不然就会有矛盾呵。我头晕呵,要吃药呀,你们怎么不给我药呢?你们去找他来,要他不要舍不得钱,不要太小气,去帮我找药呵……”

一直叫到重新呼呼地睡去,大嘴硬硬地张开着。

珍姑知道,碰到这种情形,绝不能去理睬她,否则她会更加激动和震怒,双目发直,脑门上青筋暴出来像一条条蚯蚓,一只手因仇恨而变得灵活异常,尽力叉开和**的五指不由自主地如蛇信子突伸突收。

寨子里已有了很多议论。有人说幺姑患下如此恶疾,莫非是因为前世造孽必得恶报?他们碍于珍姑的权威,不敢把这个无后的女人逐出村寨。但他们谈得心惊肉跳以后,还是忍不住想看看一个疯子的景况。珍姑对此非常气愤,常常守在门口,绝不让那些贼溜溜的目光扫进门槛,也不让幺姑撑着小椅子拐出门去。眼角边有了什么动静,她顺手抄起一根竹竿,眼明手快地扑打过去,啪——幺姑必定缩回地上一条炭画的黑线那边——她曾经命令过,幺姑的身子任何一部分都不得越线。

她惩罚了姊妹之后,又朝自己的赤脚扑一竹竿,表示对姊妹的罪过已得到了赎还。

幺姑渐渐体会出竹竿的权威。头几次,她还尖尖地哎哟一声喊痛;到后来,哼哼两下就算完事。最后的结果是完全驯服,见有竹竿在,便规规矩矩不再乱动,蜷缩在黑线的那边,缓缓舔一舔嘴唇。

“回去,上床去!”

“呜呜。”

“穿起开裆裤,蛮装相是吧?”

“呜呜。”

“你那毛佗没有来。你明白吗?他公事多,哪么有时间来睬你这个疯子?他不会来,不会来的!”

“呜呜呜。”

她像个自知有错的孩子,讨好地笑一笑。

珍姑也渐渐体会出竹竿的作用,碰上幺姑不愿拉屎尿,不愿吃饭,只要把竹竿扬一扬,对方就立即规规矩矩。

不过她得照顾其他残疾人和孤儿,也不能老捏着竹竿条子,全天候守着幺姑这一个。这一天她寻思半晌,冲着老大吆喝:“大毛,还给老娘做件事,打个笼子来。”

我后来见过竹竿,就丢在墙角,竿头一端已碎裂。我也见过笼子,或者叫笼床吧,除了

滑滑的栏垫,都是一根根粗大的杉木,在人们不常触摸的地方,积有黑黑的泥垢,显得笼子更加沉重。木头接榫之处,楔背被锤得开了花,给人一种牢不可破的稳固感。这个足以制服豹子和老虎的笼子,眼下关锁着无比实在的一团空寂。

幺姑竟然可以在这里面生存下去,实实使我惊讶。是不是因为她几乎从未生育,才有如此强旺的精血和生命?听珍姑的老大说,她后来简直神了,不怕饿,不怕冷,冬天可以不着棉袄,光着身体在笼子里爬来爬去,但巴掌比后生们的还更暖和。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一些奇事更是连郎中们都无法解释——她越长越小,越长越多毛,皮肤开始变硬和变粗,龟裂成一块块,带有细密的沟纹。鼻孔向外扩张开来,人中拉得长长的。有一天人们突然觉得,她有点像猴。

她继续小下去,手足开始萎缩,肚子倒是一直膨胀。如果随意看一眼,只见她一个光溜溜的身子,还有呆呆的两个大眼泡。人们又有新的发现,觉得她像鱼。

这条鱼成天扑腾扑腾的,喜欢吃生菜,吃生肉,甚至吃笼床边的草须和泥土。吃饱了,便常常哧哧哧地冷笑,却不知道她笑什么。如果不让她这样生吃,她就不高兴,就用貌似手臂的那只肉槌一个劲地捶打,制造出嘣嘣嘣的生命乐音。不过,人们已经熟悉这种乐音,熟悉到不再注意这种乐音。成人们来珍姑家串门,从不在乎这种乐音的强大存在,比方说并不会伸头探脑地朝里屋看看。只有娃崽们还记得她。他们几次好奇地想潜入发出乐音的那个房间,都被珍姑骂得四下逃散。后来的一次,待珍姑和两个儿子下田去了,他们又偷偷摸摸聚在一起,互相鼓励和怂恿,来探寻乐音的秘密。他们搭成人梯,爬到窗台上,朝墨墨黑的屋里张望,终于看清了笼子,还有笼子里一个活物。

“那是什么东西?”

“兴怕……是鱼人吧?”

“它咬不咬人?”

“娃娃鱼咬人,鱼人不咬人的。”

“你敢摸它吗?”

“有什么不敢?”

“我还敢摸它的鼻子。”

“它在叫哩。”

“它是肚子痛起来了吧?”

“它是要出来玩么?”

……

娃崽们觉得那小个头活物理应是自己的朋友。他们顺着墙根,溜到后窗,从那里跳进屋去,打开笼门,打开大门,甚至毫无必要地打开所有的门,开出了一个四下通畅无碍令人舒放痛快的自由天地。然后,他们把活物连抬带拖地弄出大门,情不自禁地充当父亲或母亲。他们先打来一盆水,帮活物洗了个澡,特别注意洗净屁股。又用一根红布条子,将活物头上几根稀稀拉拉的白发,扎成一个冲天小辫。大概扎辫子时没留心,扯得对方的发根头皮很痛,活物哎哎哟哟地哭了。娃崽们愣了愣,纷纷想法子止哭,让活物高兴。一个女崽威胁:“不准哭,白虎鬼来了,谁哭就会把谁装进篓子拖走。”一个男伢又想出更妙的办法,率先去搔活物的胳肢窝。

咯咯咯,娃崽们先笑,接着活物也嗬嗬嗬呵呵呵笑了。显著的效果使娃崽们信心大增,兴致大发,都争先恐后地去露一手,搔腿搔腰搔颈搔脑袋,一头头黑发聚在一起,此起彼落地拱动……活物终于发出一声大叫,眼里充盈着浊泪。

据说她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但无人听清了。

我又听说,有人还是听清了,说她嘟哝着一碗芋头。另一个版本稍有不同:有人说她嘟哝着自己的头晕。

我不知道幺姑是不是就在那一天死了。反正我从乡亲们嘴里听来的就是这些,以后的事无人提及。她是怎么死的,比方是不是乐死的?是不是死于全身脏器衰竭?我也不知道。我坐在珍姑家的火塘边,听着山乡寂静的黑夜,捧着晚饭前必有的糖茶。桌上有四个小碟,分别装有玉米、南瓜子、红薯片、米糖杆。小碟被珍姑收走以后,她又端上大钵的肉块,都是出自瓦坛的腌制品,有鱼酸、牛肉酸、猪肉酸、麂肉酸,此外还有酸辣子、酸蒜苗、酸胡葱、酸萝卜、酸蕨菜,琳琅满目。看到一串串黄溜溜的东西,我初以为是酸藤豆,后来才知是酸蚯蚓,而蚯蚓下面的一颗颗硬物,则是酸蜗牛。老家人爱吃酸,我早有所知,但今天还是大开眼界。

我看了珍姑一眼。这位老游击队员年近七旬,仍然腰板挺直,头发熨帖,声音响亮,大脸盘子被柴火映得金光闪闪。她大手大脚,大声大气,大襟衣,大奶子,大鼻头,全然一种爽爽朗朗的大,一下就能笼罩你和感染你。她不由分说地给我夹菜,老是问我一声“苦不苦”——我知道这就是问菜咸不咸——家乡话里咸苦不分。

她又夹起两块猪肉,眼圈红了,说这只猪是幺伯看着捉进来的,看着长的,幺伯还帮忙斩过猪草哩。可惜幺伯命苦,没赶上吃肉。她把猪肉送入我旁边那只空碗,含含混混地说:“幺姐,你尝尝。”

碗边,是一个空虚着的位子,是整个黑夜的边沿。

幺姐,苦不苦?你尝尝。

位子还是空虚着。

她撩起衣角按按眼角,声音碎碎瘪瘪地从喉头挤出:“你幺伯,想苦了,把肠子都想绿了,想黑了,想枯了,就想你来……你幺姑命苦呵。她以前是这里最标致的。一上街,后生就追着看。来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踩烂。”

我点点头,觉得听懂了她的话,以及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大口喝下包谷酒,觉得全身热起来,头重脚轻,动作有些飘忽。我看着火塘升起的闪闪火星,急匆匆向黑色屋顶扶摇而上,一颗颗在那里熄灭。我觉得它们熄灭在宇宙的深处。

更要命的是,在这最需要眼泪的时候,我仍是两眼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