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有想到过写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小姑子杨晓敏从河南出差回来，拿了一瓶杜康酒给我们，说是那里的一位青年作者送给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读过，可又怎么能平白受酒呢？丈夫却不问缘由地收下，可见是“好酒之徒”！
晓敏告诉我，他们的刊物想约写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有人来采访，东盘西问，会把夫妻间的私事都套去大做文章。多别扭，还不如自己写。于是，竟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这篇稿子。之后，真有些后悔，拿起笔竟无从落笔，太熟悉的人反而觉得没啥好写的。然而，这是非写不可的了。为了那远方的朋友，也为了那瓶杜康酒。
有一天，几个文友突然上我们家来吃饭，我丈夫打开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了个痛快。他这个人从小便是这样，自家再珍爱的东西也舍得拿出来与朋友“共产”。所以，家中的阿婆管他叫“撼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听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是为了悼念两位烈士而取的。两位烈士的名字分别叫钱毅、胡捷。一个在敌人“扫**”时被杀害，一个在攻城中被炮火击中。
他的小名叫“小胖”。据说，小时候“壮实”得可以，曾荣获合肥市儿童健康比赛第一名。可惜我没眼福观赏他那时的尊容，只见过几张模糊的照片，头大头发少，傻呵呵的，一副“翰大”样。如何现在就长成1.80米的大个子了呢？高大，但并不见胖，头发竟变得又浓又密。我站在他身边，只及他胳肢窝，走在路上，倘若挽着手，熟人便笑话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亏如今时兴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弥补一下这种悬殊。
他逢人总是说：“我和小鹰从摇篮里就开始谈恋爱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又一同上山下乡，一同上大学……”
其实，在中学里他是团干部、三好学生，（青年报）上登过大照片，我认识他，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我，下乡时，他把头埋在他父亲最珍贵的藏书里，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毛泽东的著作……连女友陆华都很少说话，哪儿顾及上我这个“小妹妹”，！
陆华她们11个人在山洪暴发时，为抢救粮食、化肥牺牲了，他把陆华与他的通信交给我，只身跳上竹筏，冲出六十多里，去找陆华的遗体，他把他喜爱的毛主席像章佩戴在陆华的身上，却因此成了“反革命”。当时场部“革委会”组织人批判他，我冲进会场哭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那样，他还时时地躲着我，远离集体独自在荒凉的山顶疏伐毛竹林。他躲避我，不和我说话，我找到他对他说：“我偏要和你说话！”
也许，从那时起他才“注意”了我……
陈祖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当代青年》杂志上报道了他考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的经过。读了一年半大学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国留学，在美国又是一年半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了这般的“三级跳”，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爱读书，并没有很大的“野心”。
最初从农场回到上海，他在传染病院当炊事员，我以为他会怨气冲天，但他却干得很卖力，整天乐呵呵的，后来，又当采样工，采集水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他还别出心裁，怕水样不全面，潜到水底取水样。也许因为这些，他又被调到卫生局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当时他则异想天开地想为民排忧解难，认真得近乎迁腐。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他会在那些信件里干一辈子的。他终究抵挡不住读书的吸引力，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随即又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再后又赴美国留学去了。
他在美国读书，我们曾经通过6次长途电话，3分钟，38.70元人民币，或者13美元。爱情比钞票价值高得多。隔着大洋，时差十几个小时，有时我下午挂电话，他那儿是半夜里，话筒里他的声音却非常清楚。
“喂，把你从梦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里，我还没睡呢，在做paper……”
我这才知道他读书读得很苦，每天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两年来，经常吃的是方便面和三明治。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又瘦又黑，简直比在黄山茶林场砍柴开荒时还苍老，叫人难以相信他是从被许多人想像成天堂的美国回来的。
“我在那儿是拼命呀！”他说。他必须取得最优秀的成绩以获得最高的奖学金，他规定自己要在两年之内完成学业，结果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到餐馆里打了两个月的工，攒下一些钱，便开始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当他返回祖国，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身无分文，连贴身穿的短裤汗衫都没有换的了。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为他买短裤汗衫。不过，他带回来的东西却是够多的，有28箱书，仅寄费就花了三百多美元，还有一千多张幻灯片，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回国时，过海关，海关检查人员看看他的护照问：“回来探亲。”
“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惊，就变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检查了。自费留学回国的，很少，很少！
许多人说他傻，为什么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不把小鹰接出去伴读？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傻，也不是不为老婆想，我了解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
有时，我和妹妹在一起聊天，说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常常要发些牢骚。牢骚发得过火了，他听了就会发怒，会制止我们，会和我们辩论。
“大姐夫，中国共产党不吸收你加入党组织，真是一大损失！”妹妹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他。
从读中学起，他前前后后共打过7次入党报告。
如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党组织的向往，然而，他并不着急。
他现在在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任教，开“当代美国概况”的选修课。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加了许多座位，窗旁门前都挤满了人。我去听过他的一堂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有个学生递条子问：“王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就让同学们猜，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是党员，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回答：“不是。”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但他接着又说：“可是，我打过7次入党报告！”教室里顿时又爆发出更热烈、更长久的掌声。
他是个随和而厚道的人，爱说笑话，有点幽默感。我们和他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弟弟、弟媳、外婆、表姐，是个大家庭。凡是有他在场，家里的气氛总会很热闹。当然，他也有和家人争吵的时候。凡是一时对长辈发了脾气，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去认错。所以，阿婆总夸他：“小胖跌得倒爬得起！”
他爱管闲事，凡有人求他办事，总是尽全力，我常常嫌他“殷勤过度”。自从他留学归来，我们家便成了“出国留学的咨询站”。时常有人来找他，同学、亲戚、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打听如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到了国外应当注意些什么，外国人最喜欢什么样的礼品，等等。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类事占去了他许多时间。
他喜欢买书，我们上街，倘若我要进商店，他就说：“我在门口等你。”可一见书店，钻进去就不肯挪身了，不买几本书回来是不肯罢休的。倘若身上有20元钱，他就一定把这些钱通通用来买书，逼得我不得不控制他的零用钱。但他也有对付的办法，与书店营业员熟了，让人家把书存着，回家向我要钱，这叫“先斩后奏”。
他极爱看球赛，无论大球小球，凡球赛必看。看时全神贯注，天塌了也不管。倘若是中国的球队输了，他会气得训人，睡不着觉，好长时间不跟你说话。
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不会“含蓄”。我常常提醒他：“什么事什么事是不好说给人家听的。”他点头称是，然而，一出去就忘了，咕噜咕噜地兜底翻出来，有得罪人的，也有引起人家猜忌的，但他从不后悔，我却为他操透了心！
别看他到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去啃过两年“洋面包”，但他却始终有点封建主义大丈夫的派头。他不赞成我有过多的社交活动，还半真半假地说：“什么作协理事，就是帮我理家务事！”
他写的纪实小说《信从彼岸来一个中国学生的留美札记》在《小说选刊》上转载了，许多人都说：“嗯，写得比小鹰好！”他不免得意。但却对别人说：“是小鹰帮我修改的。”
在人前，他希望我表现出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倘若我当着别人的面批评他，他会非常生气以至于和我吵起来。其实，他还是非常关心我的。有一次，我病了，泻肚，他急得团团转，到处找药给我吃。他拿出一瓶黄澄澄的药片，说是黄连素，止泻最有效。于是，又是倒水又是递药，哄我吃下了，还是泻，又吃了两片。我只觉得头晕目眩，牙关下颇都发麻了。他见我神色不对，再细看那药瓶，药的标签落在瓶底了，原来那药不是黄连素，而是颅痛定一种镇静安眠药。吓得他魂飞魄散，急忙陪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不要紧，药量还不大，但他还是不放心，让我喝发苦的浓茶解药性。我对他说：“幸亏我们俩感情好，否则，人家要当你是谋害我呢！”
这就是我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却是一个称我心的丈夫！
2.
做了12年人妻，渐渐地发现了一个或可称之为哲理的现象：并不一定是要有共同志向、共同理想的人才能产生爱情，夫妻之间也不一定要性格相合、情趣相投。我战战兢兢地写下这句话，生怕有人说我褒读了神圣的爱情。然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吗？
且不说我丈夫跟我外貌上相距多大了，他1.80米的大个，可我只有1.58米。人家“笑话”起来就说：“王小鹰，你钻到王毅捷的胳肢窝里。”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恋人，在兴冲冲地准备结婚时，对结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周密而理智的设计，他们只是凭着感情的冲动或者顺应着自古以来的成理。俗话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两个活生生的人，搬到一间屋子里来生活（那屋子又往往是那样的狭小），岂有不发生摩擦之理？整天笑语娇音的日子，我想是十分难得有的。谈恋爱时，互相为了取得对方的好感，言语行为尽量投其所好，拼命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显示给对方。一旦结婚，“伪装”自然剥去，天性**无遗。所以，有人说真正的爱是连着对方的缺点一起爱的。日复一日的白昼黑夜，单调繁琐的平常日脚，是对爱情最严峻的考验。它像一个砂轮冷酷地持久地磨砺着爱的棱角。持久的感情大概就像河底的卵石，虽然没有初时的感情那么热烈，但是，它也许更牢固。我认为能够让夫妻间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男人堪称为大艺术家，当然不包括那些没有感情靠观念维持着的夫妻。生活是一种艺术，处理夫妻关系也是一种艺术，当好丈夫或当好妻子更是高超的艺术。
我是一个感情冲动、依感情处世待人的人。现在在这里一本正经地论证夫妻间的感情问题，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丈夫常常皱着眉叹着气对别人说：“简直没有办法，我和她完全是两种人。她是形象思维，我是逻辑思维。”因此，他时时处处伺机抓住我的失误，亦或显示他的正确来证实他的判断。
假如有一天我们商量着去逛逛淮海路，兴致勃勃地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我忽然想到何必特地上一趟街呢I?隔几天不正好要去参加某个会议吗？顺便逛逛得了。于是，我就说：“不去了吧。”他说：“好的，我本来不想去，是陪你的。”然而，当我坐了下来，思忖，开完会一定近傍晚，下班人流拥挤，哪还能逛马路？还是今天去得了。于是，我又说：“还是去吧。”他已有不悦的神色，抑制着说：“好的。”走到门口，我看见天阴阴的，生怕下雨，又迟疑起来：“算了算了，还是不去了吧。”这一下他发怒了，吼着骂我：“你这个人怎么老是变来变去的？你怎么一点逻辑思维都没有？”我便委屈地争辩：“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我的主意也随着变化嘛！”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之间是经常发生的。常为此磨嘴皮，两个人都觉得厌烦，而我也总是果断不起来。天长日久，丈夫摸索出了一套对付我的办法，在决定做什么事之前他抢先变来变去，说：“小鹰，我们上街好吗？哦，要么不去了，要么就去吧！要么下回再去？……”弄得我忍不住发火：“你怎么老是变来变去的？”喊出这句话后突然醒悟，他是在学我的样子。于是，两个人哈哈大笑一场，化干戈为玉帛。
如果看一本推理小说，我非得翻到最后一页偷看了结局，才能安心地一页一页看下去，否则，心脏负担不了，而丈夫却最讨厌预先告诉他结局，倘若我先知道了结局忍不住要说，他就会大发雷霆。有时看扑朔迷离的侦探电影，情节刚发展，丈夫就要问我：“你推测一下谁是凶手呀？”我认认真真地找了一个很像的。他常常得出与我相反的结论，而大多时是他推测有理。于是，他便得意地说：“看看，我就说你没有逻辑思维吧。”倘若有一次被我侥幸猜对了，他便会更加得意地说：“不错，受我的影响，你稍微学会了一点逻辑思维。”
丈夫最怕跟我一起去买衣服，他说好看的我不欣赏，我欣赏的他看不上。他喜欢明亮鲜艳的色彩，大红呀、天蓝呀、嫩黄呀，而我则喜欢含蓄一点的复合色，像紫罗兰、豆沙红、秋香绿。有时，我看中了一件衣服，极想买下，问他：“你看这件如何？”他就说：“不怎么样。”于是，我就会很生气，认为他是存心不让我买这件衣服。日后在攻击他不关心老婆的时候，每每抖落出来做例证。天长日久，丈夫怕担当这种罪名，便尽量避免与我一起上街去买衣服，免不了的时候，只要我的目光在哪件衣服上稍微逗留一下，他就大声地赞扬起这件衣服，并且拼命地摔掇我买呀买呀。他这么起劲儿，我反而不想买了。事后，丈夫忍不住透露了他的绝招：“其实，我一点不喜欢那件衣服，但我摸准了你的脾气，有意讲相反的话，果然引你上钩了。”
人说夫妻争吵常常为经济，这话有点道理。我与丈夫在对待眼下十分时髦的钱的态度上，也时有姐龄。丈夫不喜欢存钱，他打的旗号是：“要有钱，就得开源。”丈夫用钱出手十分大方，买什么东西都喜欢用整张大票子。这样一天下来，他的口袋里上上下下都是角票和硬币，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有多少。摸手帕掏香烟谁知不带出几个？然而，他从不承认。我却喜欢把皮夹子中的零票尽早用完，哪怕花大钱我也要尽量用零钱凑整，这样付钱时往往要慢一点。有时在车上买票，为了找几个硬币我得把皮夹子兜底翻。丈夫便直朝我瞪眼：“大票子放着干吗，又不会生出小票子来！”
我曾经被人偷去过50元钱，有了这次“劣迹”后，每次出门丈夫总是让我把钱放在他的兜里。我看他的口袋里乱糟糟的很不放心，他却说：“乱是乱，可我从来没有丢过钱呀！”话是他有理，可问题是真丢了钱他也不知道，他永远搞不清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后来，丈夫索性把口袋里的零票统统掏给我，让我换给他整票，这样各得其好，倒也相安。
丈夫买什么东西都喜欢成批地买。譬如买酒，要买就买一整箱，买药也买整瓶的，买泡泡糖买一盒百只装的，买胶水、墨水都买大瓶的。我骂他浪费，他却说：“总归要用的，有什么浪费？买一点点回来，用完了又得去买，多花时间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呢！”道理总是他对。然而，东西买了许多放在那儿总有忘了、坏了的时候，浪费是免不了的。
我顶怕的是丈夫上菜市场了，他总想显示出自己有非凡的经济头脑，挑剔我买回来的东西如何如何地不合算。他站在摊儿前煞有介事地与人讨价还价，做生意的人嘴巴都甜，说：“这位同志蛮内行的，好，就给你便宜一点，看看，秤尾巴翘吧？”丈夫一听好话便忘乎所以，当人家真便宜了他，乐滋滋地拿回家讨我说好。然而，往往上当。买一个鱼头是紫腮的，买一堆鸡蛋是沽壳的，只好丢进垃圾筒里。我越是不想让他上菜市场他越是要去，以此表明他主动帮我分担家务。我们俩一起上菜市场常要吵上一架，幸好我终于找到了解脱的办法，逢到他自以为得意实是白丢钱的时候，我便在心中默默念叨一句：“破财免灾！”
我与丈夫12年来住着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人们肯定会说：“蛮好了！”是蛮好了，比比人家三代人同居一室的简直是天堂了。然而，日积月累，房间里的东西渐渐增加，逐渐把空间一寸一寸地吞噬。最多的是书。丈夫买书成癖，经过书店不进去拣它几本出来这日子就没法过。房间里的书柜从结婚时的两个增加到8个，有两个只好搁在门外走廊里了。我母亲来看我，说：“你们这儿简直像九曲桥了！”每次房管所来打蜡，我们总是免打，因为，可供上蜡的地板已寥寥无几。说实在的，我已经适应了这拥挤的环境。人就是有这点本事，只要我的书桌能容我铺下稿纸，我便能不管周围的一切而走进自己所创造的氛围。问题在于丈夫与我的生活习惯不同。他是“夜游神”，每天晚上电视完毕便是他的黄金时刻，而我自有幸成为专业作家以后，养成了白天工作的习惯，晚上10点一过两个眼皮便往下沉。为了白天的工作效率，我希望晚上能睡得扎实。可丈夫正在兴头上，灯璀璨地亮着，书页寒寒卑卑，还有袅袅的烟雾，哗哗的倒水声，每每搅坏了我的睡意。为此而产生的冲突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丈夫有时勉强地早早熄了灯，却无法入睡，睁着两眼通宵达旦，第二天两个眼圈黑黑的对我充满了怨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决定锻炼自己在灯光下入睡的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已初见成效。
我也有怪癖，我喜欢在幽暗的光线下写作。白天不管窗外阳光灿烂得如何，我必要把窗帘垂下，把房间弄得昏昏然状，方可静心屏气地爬格子，就是大热天也不例外。丈夫从外面回来，连连大叫：“闷死了！闷死了！”动手去拉窗帘，我为捍卫主权与他展开斗争。丈夫便骂我：“像老鼠一样！”骂归骂，他也暗暗地锻炼自己在幽光下生活的能力，并且也颇有成效了。
丈夫虽到美国吃过两年“洋面包”，然而，短短两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并没有改变他从小在“学习雷锋”的歌声中培养起来的生活态度和做人准则。我总觉得他的道德感、责任感太强，以时下的社会风尚来衡量，他显得有点“迁”。丈夫在大学教公共课“中国革命史”，这与他所学专业并不相符。我老是劝他：“中国革命史还用你教，学生看看历史书就知道了。随便应付一下，省点时间写自己的专业论文吧！男子汉总得有所建树，人生苦短啊！”然而，他对我的这种规劝经常表示反感，他认为自己对学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每每翻阅大量资料来备课。我笑他自作多情，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这种无用功，学生未必爱听你讲“中国革命史”，这种公共课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啦。我也当过大学生，逢公共课能溜则溜，不能溜则身坐课堂看别的书。丈夫被我数落得火起，梗着脖子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你看得上看，看不上拉倒！”我也振振有词：“你这种甘当螺丝钉的思想早过时了，如今是竞争的时代！”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一回，我为了搜集大学生活的素材去听了他的一堂课，学生们热烈的情绪让我大吃一惊。整个教室座无虚席，过道里还多出许多加座。学生们与他感情贯通，时而提问，时而掌声，自始至终保持着活跃的气氛。从那以后，我对他认认真真地备课不发表异议了，我也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只是稍微理解了他一些。
丈夫还保持着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自他从美国留学归来，找他咨询出国注意事项的人三四年间从未间断，有朋友、有亲戚、有朋友的朋友、有亲戚的亲戚，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回答这些咨询占用了他许多时间。我又忍不住数落他：“可以推掉的尽量推掉嘛，你回来都三四年了，就说不了解现在美国的情况。真要来了，简单地说说也就行了，何必那么详尽备至，临走还加一句有什么问题再来呀！再来你吃得消吗，人家开咨询公司赚大钱呢，你还倒贴茶水香烟，十三点兮兮的。”丈夫听我哆嗦总是敷衍地“嗯嗯”应付着，下回再来人，照样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从如何填写入学通知书直至临走该带些什么衣物和礼品。这真叫做本性难改呀！有些来咨询过的人到了国外给他写信，送他满纸感激的话，他便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我虽然恼恨他，却也不忍心打击他的情绪了。
3.回想我们12年来的日子，充满了种种差异引起的摩擦和相撞，似与丈夫重回黄山茶林场。乎我们的感情便是由这些摩擦和相撞连接着的。有时细细琢磨，倘若没有了这些摩擦和相撞，那日子必定是单调了许多，黯淡了许多。
为人平等绝没有大学教师的架子，无论是达官显贵亦或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他与马路对面修理厂的工人、弄堂口修锁的个体户、烟纸店的老师傅都能混得熟稳。递一支烟，谈天说地，家里遇到急难求人家帮忙，都两肋插刀，有求必应。
在整个世界上他只对一个人摆架子，那人就是我，他让我时时刻刻都记住他是我的丈夫。吃饭的时候明明饭锅就在他手边，他也要把碗递过来，让我替他盛饭。越是当众人面他越是要显示出他对我的主宰地位。有一点是绝对忌讳的，那就是我当着别人的面数落他的不是。曾经有一次我犯了忌，引他真正动怒，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争吵。以后，我便聪明了，背着人说他几句，他听得进，也不生气。
有一次，我们俩应邀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活动，主持人说：“欢迎王小鹰和她的丈夫上台来！”我上去了，他坐着没动。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对主持人说：“你们称他王小鹰的丈夫，他是不会上台来的。”主持人连忙道歉，并对着话筒重新发出邀请：“请交大的王毅捷老师到台上来。”于是，他稳稳地站起来，走了上来。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前，电视台“女性世界”专栏邀请我参加一个活动，由男性公民组成评选委员会，评选“女强人”和“贤妻良母”。节目中每个女性公民都要表演一个节目或干一件家务活儿。我对编导说：“我最拿手的是烧牛奶鸡蛋，因为，我每天早晨都烧给丈夫吃的。”编导说：“很好，那就烧牛奶鸡蛋。”回家后，我把情况对他一说，他立即下达命令：“不准去参加这个活动！什么‘女强人’又是‘贤妻良母’的，世上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人？”我怎么解释都说不通他，最后只好跟编导说了一个谎，说我得了甲肝，不能参加了。后来，编导写了一篇文章在《上海电视》上发表了，仍把我的那段话加进去。文中说王小鹰每天早上给丈夫烧牛奶鸡蛋，生怕丈夫说她出了名而看不起他了。丈夫读到这段文字，大怒，逼问我：“你究竟跟人家怎么说的？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随后，他“刷”地一声把这本杂志撕了。我无可奈何地对他说：“王毅捷，你的大男子主义要改改了。”他却说：“这点大男子主义是我的保留节目，你让我留着吧，省得你翘尾巴！”
我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地想过了，想丈夫对我尽心尽意的时候。我的每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都是他，他总是替我把错别字通通拣出来，用铅笔打上记号。有一回，我外出回来晚了，他担心我出事，骑着自行车把整条武康路上的小弄堂都钻遍了。……诸如此类的事或许也能写成一篇文章。于是，我慷慨地答应了他：“好吧，这点大男子主义就让你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