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率由什么因素决定？
它由18岁人口的规模和大学的招生名额决定。
虽说逐年稳定扩招是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人们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并不总是随着招生名额一同增加。有人预测，随着少子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削减招生名额，也不断有高校合并、停办，因此高校招生名额将随着18岁人口的减少而下降。因此，日本的高校入学率将保持在50%左右。
有一个研究领域叫作教育经济学。这是一门对大学教育的成本和毕业后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和计量的学问。对于成本，不仅包括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包括取得高中文凭就立即工作而取得的工资，也就是机会成本。所谓“投资”，就是具有预期回报的成本。如果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高等教育的回报大于成本，具有投资效应，入学率就会上升；反之，入学率的增长就会趋于停滞。日本大学入学率的变化趋势几乎支持了教育经济学的这一假设。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学历社会”。不同的教育背景会带来差别极大的工资水平、差别极大的就业企业的规模、差别极大的晋升空间以及生涯工资总额。不过纵观整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随着中等教育的大众化，日本进入“全员高中”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缩到最小：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金额和高中毕业生就业四年后的工资金额相同。换句话说，工资不是由学历决定，而是由工龄决定。在那时，虽说入职后的晋升空间略有学历差距，但考虑到大学四年的成本，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的生涯工资总额几乎没有差距。就生涯工资总额而言，企业规模，也就是企业雇员总人数，带来的差距更大。高中毕业生如果入职大企业，那么他的工资和小企业的大学学历员工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2]。在这个时代，大学入学率基本上是停滞的。这是因为不论父母还是学生本人都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投资效应吧。
学历社会又叫优绩主义（Meritocracy）社会。确切地说，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优绩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工资收入不会反映学位的差别。虽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生培养越来越受重视，“培养高度专业化的人才”成了硕士、博士培养的目标之一，但也很少有日本企业因为某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就对其高看一眼，也不会认为研究生学历有什么经济附加值。
如果问问那些成功就业的硕士应届生，就会发现他们的工资与大学毕业两年后的同龄员工的工资水平相同，和大学毕业两年后换工作一样。而博士生毕业后就业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算上研究生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再算上这一期间的机会成本（利益损失）的话，读硕、读博完全是亏本买卖。学位无法转化为生产资料，是那时日本社会的现实。
无论是工商管理硕士还是法学硕士，情况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如果你拥有名牌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你的起薪将比其他新员工高四倍，而日本企业并不把工资和学历绑定在一起。也许是因为日本企业对大学教育的内容一点儿也不认可。
而这个“一亿总中流”社会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的征兆逐渐显露，高校入学率再次上升。当高校入学率逼近50%，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了。此后，不仅是学历差距，学校之间的差距也逐渐产生了。学历竞争本应是公平的能力竞争，但从各种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身校偏差值[3]的差别与出身家庭的阶层差别有着强烈的相关关系。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教育背景对以后的工作经历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子女继承父母经济阶层的趋势越来越强，也就是阶层的代际再生产趋势越来越强。
这样的话，人们会不会选择不上大学？其实并不会。在同龄人口50%都能进入大学的时代，大学毕业生找到适合岗位的机会大大减少。劳动力市场不能只提供白领工作。因此，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当蓝领或者从事“现业职”[4]。常见的例子就是大学毕业生去开出租车。当然，出租车司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值得欢迎的好事情，但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们自己，已经付出的教育投资的目的，绝不是培养一个出租车司机。
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学历通货膨胀”。他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得越晚，学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韩国的高校入学率超过90%。其中不乏学术能力跟不上大学教育的学生。即便如此，韩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热情也丝毫没有消退，这是因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绝对无法回头了：大学毕业已经是“成为人”的初始条件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与韩国十分相似。这简直就是浪费教育资源。并且，日韩两国那些被迫参加教育竞争的孩子才是最大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