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老原“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便西方社会，也是历经了30多年的变化才达到目前的水平。因此他预测，日本社会通过持续的变革，或迟或早终将赶上欧美。我不同意这一点。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发生社会变革时，都各自处于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在单一的线性轨道上发展”，这种历史观早已不被认可。每一个社会变迁，既有世界历史的同步性，更包含着其自身的独特路径依赖性。30年后开始的变化遇到了与30年前不同的世界历史背景，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简单追随30年前起跑的社会。相反，这30年来，日本社会与欧美社会处于相同的世界历史环境中，却没有发生相同的变化。日本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特点和问题以至于此？这才是我们必须问的问题。并且，日本社会必将为这一变化的推迟付出代价。
与30年前不同，当今世界正面临冷战格局的崩溃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代，亚洲崛起，日本衰落，老龄少子化日益严重。某些社会变革在30年前，本可以实现软着陆。但是推迟到今天，同样的变革很可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痛苦。
1973年，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工业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实行去工业化，推进经济灵活化。这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转型。当时，西方国家选择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开始为此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正如海老原所指出的，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而非女权主义的影响。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西方社会无论在家庭还是性别方面都极为保守，这一点海老原所言不虚。不过，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变化同样显著改变了既有的家庭和性别关系。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离婚率上升、非婚生育率上升等现象都可以归结于其上，这一点前文已经叙述过了。
与此同时，在“会社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企业社会主义”[13]——之下，日本一直在保护男性劳动者的就业，这些男性劳动者就是父权制家长。这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劳资协调路线下，存在一种达成劳资合作，保护就业路径依赖。也可以将其称为“老爹联盟”。在这一路径依赖之下，早该解体的以男性为顶梁柱的日本标准家庭存活至今。也正因如此，今天的年轻男女依然向往这种“昭和型”生活模式[14]。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看似在普遍萧条的世界中一枝独秀。泡沫经济其实也为昭和模式延续了本该完结的寿命。但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虽然仍在因为结构调整带来的痛苦而呻吟，但也已经开始为下一步棋着手准备了。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通缩螺旋的开始是推进结构转型的良好契机，但是如前文所说，日经联的《新时代的“日式经营”》一纸报告使得劳资合作进一步强化，行将就木的“老爹联盟”也就因此又缓过一口气来。于是，女性（和年轻人）都成了耗材式的一次性劳动力，日本也成了发达国家中少有的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
欧美发达国家还拥有一个日本不具备的决定性条件，那就是移民劳动者。所谓全球化过程，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信息、货币、货物和人员的国际流动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上述经济要素的移动速度依次减慢，人员的移动最后才会到来。全球化的最终阶段就是人员流动的日益活跃。这里所说的“人员”，当然不是指游客一样的过客，而是指劳动力的跨境移动。海外各国都在为移民待遇问题而苦恼，但他们既不能阻止移民入境，也不会考虑阻止移民入境。这是因为没有了移民劳动力，经济就要停摆。然而，在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在人员流动方面仍处于“闭关锁国”[15]的状态。
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引进移民劳动者承担托儿、长期照护等照料的外包工作，促进了女性的劳动参与。关于育儿劳动，目前共有两条道路：美国的市场化选项（奶妈、保姆、女佣）和欧洲公共化选项（公立保育所和照护设施）。在日本，由于这两种选项都极为有限，女性的“生活工作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这样一来，与国外相反，在其他国家中由移民劳动者扮演的角色，在日本由女性扮演——照料劳动市场的底层劳动者基本都是已婚的中老年妇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应该像西方一样从国外引进照料劳动者。这只是以牺牲其他女性为代价推迟问题的解决。众所周知，照料劳动者的国际移动——所谓“全球照料链”（global care chain）——的最终结果就是亚洲欠发达地区照料劳动的崩溃。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审视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实现的所谓男女平等就会发现，那只是把其他社会的女性作为垫脚石罢了。
换言之，日本与西方国家既分享世界历史的共通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并不意味着哪个先进、哪个落后，而只是进行差异的比较。因此，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体验自己的变化。不过迄今为止，这些变化一直朝着对女性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我很难赞同日本追随欧美变化的“单一线性进步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