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在如今的环境之下，（3）通过个人层面的努力，即个人和群体的自救和互助，我们又能做到什么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政府层面的体制变革、政策变化和（2）企业组织的体制改革和雇佣习惯变革，对于我们目前面临的生育和就业难题来说都是远水难解近渴。我在过去的数十年人生中一直期待这样的变革，可是至今没有任何改变的苗头出现。我甚至觉得，“日本沉没”很可能发生在“日本变革”之前。
随着就业形式的灵活化，工作方式的选择也在趋于多样化。但也有人指出，这其实是打着多样化的旗号，搞着破坏就业、放松劳动管制，拉大社会差距的勾当。在现在的日本，大约60%的女性劳动者是非正规劳动者。在如今这个时代，就连应届的女大学毕业生都要被卷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文提到的三位作者所给出的建议，都只对那些取得正规就业席位的幸运儿有效。这也难怪大部分人听了之后都只会觉得“与我无关”。目前，把“女强人”打造成强大的战斗力是企业面对的最重要课题。因此，最近总是能听到为这些女性准备的职场生存建议。但是，如果以为正规就业意味着皆大欢喜，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即使是无论干什么都能达到满分水平的东大女生，毕业多年之后带着满脸愁容来办公室找我谈心的也不在少数。太过努力而身心俱疲的女性——还有男性——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就算自己生存下来，也不知道企业能生存到什么时候。
迄今为止，女性共有两种生存战略：一是婚姻战略，二是劳动战略。可以说，原来女性的生存战略仅限于前者。这是因为当时只有几个有限的职业可以让女性自己养活自己。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来说，名为“婚活”的婚姻战略可能仍然是最重要的课题，但实际上，正规就业女性的结婚率、生育率都高于非正规就业的女性。
既然是生存战略，那么肯定是两人合作比单打独斗强，三个人又比两个人要厉害，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女性在考虑生存战略时，必须兼顾婚姻和劳动。下面按照家庭年收入降序列出了两者组合得出的各种选项：
①正规就业妻子＋正规就业丈夫；
②无业妻子＋正规就业丈夫；
③非正规就业妻子＋正规就业丈夫；
④非正规就业妻子＋非正规就业丈夫；
⑤正规就业的单身女性；
⑥非正规就业单身女性。
这些组合中收入最高的是组合①，即正规就业妻子和正规就业丈夫的组合。我曾经说明过，在以前，组合①中丈夫的收入不如组合②、组合③中的丈夫收入高，只有加上正规就业妻子的收入，组合①的家庭收入才会超过另两个组合。但是现在，事情起了些许变化。《均等法》实施以后，与男性收入相当的女性人数增加，在组合①中，高收入夫妇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个人收入已经很高，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家庭年收入就会更高了。这背后是男性配偶偏好的变化。高收入的男性选择高收入的妻子，或者说精英男性更喜欢精英女性。本来，精英女性就倾向于选择精英男性，但过去的精英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稍低的配偶。现在，男女的配偶偏好逐渐趋向于一致了。埃斯平-安德森警告说，这些变化在欧洲已经出现，这将导致家庭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之所以是一条“警告”，是因为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会导致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进而拉低社会整体的效率。
组合②，也就是无业妻子和正规就业丈夫的组合，家庭年收入要高于组合③非正规就业的妻子＋正规就业的丈夫。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如果丈夫的收入不足，他就无法支撑妻子做全职家庭主妇。不管在哪个时代，妇女参与非正规劳动的主要理由就是“补贴家用”。如果丈夫收入足够的话，没人愿意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工作。换句不那么具有性别研究视角的通俗说法，那就是赞成“女主内”观念的年轻女性，更希望与有钱的男人结婚。
与双职工家庭相比，单身人士无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都会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单身贵族”也是经济弱者，贫困率也会上升。其中，占有经济资源的⑤正规就业单身女性与⑥非正规就业单身女性之间，不平等将逐渐产生。当我写作《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时，关于必须区分两种老人——拥有“独居资源”的老人和没有这种资源的老人——有过一些讨论。前者应该称为“选择性独居”，而后者应该称为“没有退路的独居”。
而且虽然没有列出，但⑦非正规就业的单亲妈妈位于这个列表的最下层。单亲妈妈不仅需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据了解，她们的贫困率极高，生活保障金领取率也很高。⑥的顺序之所以比⑦靠前，是因为非正规就业单身女性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较高。除了婚姻战略，女性的生存战略还包括与父母同住。尽管女性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但在父母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日本女性的非婚化正在不断推进。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是不是应当建议女性找个正规就业的老公？找份正规就业的工作？或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婚活”“求职”双管齐下？这实际上与以前并无区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求职中的赢家往往也是婚姻中的赢家；相反，如果输掉一个，也就意味着全盘皆输。于是，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虽说，现在的女性拥有成为求职赢家这个新选项，但是女性的求职竞争之路是比男性更加狭窄的独木桥。并且，一旦找到工作就永远腾不出手来，事业与家庭不能两全。这样一来，这条建议也和以前没什么区别了。自从山一冲击[18]以来，丈夫职场的稳定性也受到了严重损害。首先，好不容易求职成功，本来可以在公司安定地干到退休，但由于这次经济萧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解雇。企业并不总是回报员工所做的贡献；相反，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推行企业改制。其次，如果努力过头，很有可能落到健康受损乃至过劳死的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丈夫的过劳死毫不在意的无情妻子。更现实的是，妻子越是依赖丈夫，越会在出事之后走投无路。
因此，上述组合中最危险的是组合②，也就是无业妻子和正规就业丈夫的组合。“昭和妻”可以说是风险最高的选项。似乎男性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倾向于避开希望成为“昭和妻”的女性。这样一来，希望成为“昭和妻”的女性结婚意愿虽然很高，但仍旧可能成为婚姻市场的败者。
甚至像胜间和代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女赢家也建议大家不要依赖于公司，而要自立。应该说，无论是对公司的依赖，还是对丈夫的依赖，都是充满风险的。顺便说一句，依赖父母也是充满风险的。一开始是看起来不错，但如果时间长了，就会有承担照料责任的风险。[19]
经历过跳槽、辞职的男性，普遍有着这样的感慨：因为妻子有收入，他们才能安心地提出辞职。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的经验：单一收入或双重收入都不是可靠的收入来源。我们必须使收入多样化，从而分散风险。
从实践上来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单一收入或者双重收入来源。我们要追求三重，乃至四重收入，最大限度地使收入来源多样化。
事实上，比起个人，企业组织早就开始谋划生存战略以延长寿命了。为了应对组织内外的多样化，企业纷纷实行经营多元化、市场细分与多样化、人力资源多样化等战略，比如日本的关联企业。如果母公司安全，下属关联企业的运行自然也会顺畅无虞；但中小关联企业同时也在努力实现客户多样化和分散化。一些NPO为了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制定了公共资金不得超过预算一半的规定。如果组织都具有如此灵活的多样化战略，那么个人为了生存下来，也应该多样化发展。我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个人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