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二节的开头：对于海老原的女性后辈，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人生的盈亏不是五年、十年就能搞清楚的。她的职业生涯将因育儿而中断，她之前不让须眉的自尊心可能会被打破。但是，即使她选择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公司并不一定给予她相应的回报。这样一来，工作的压力必将转嫁到孩子身上，这可能给她带来无法挽回的遗憾。而如果为了眼前的孩子选择牺牲事业，她会享受到小生命成长的快乐。正如一个从未参与育儿的丈夫，以后必然为淡漠的亲子关系付出代价。比方说，一旦离婚，一位丈夫很可能因为孩子的一句“从没跟爸爸说过话”而丧失抚养权。不论育儿还是长期照护，这两种劳动都是等不得的。并且，至今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育儿和长期照护一样，对专业化如此排斥，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如此之高。一位女性在育儿期间获得的综合能力，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能派上用场。倘若真有哪个岗位用不上如此宝贵的综合能力，别犹豫，跳槽就行了。现在，人生越来越长，育儿时间越来越短。一定存在这样一个职场，能够让她在完成育儿之后，重返马力全开的工作模式。如果一家企业、一个组织任由她困在“妈咪轨道”上逐渐贬值，也不允许她挑战新的职业生涯，那么，这家企业、这个组织必然没有未来。又或者，能够让她一展身手的地方不是企业，而是社区或NPO。可能在这些地方工作更有社会参与感，能带给她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职业顾问福泽惠子[22]将这种不在企业中谋求晋升，而是在“After Five”[23]的场所一展才能的发展方式称作“横向发展”。这样，不仅收入来源将会变得多样化，而且生活的根基和自我认同也会变得多样化。这也是一种良好的风险分散方式。
思考如何工作，就是思考人生的资产负债表。听起来有些矛盾的是，正是拜各种歧视所赐，今天的女性得以更加中正平和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资产负债表。
作者注
[1] 麓幸子（麓 幸子，1962— ），日本媒体人，《日经Women》创刊人之一。文中提到的著作为『就活生の親が今、知っておくべきこと』（日経プレミアシリーズ，2011年）。
[2] 该书出版一年后，麓幸子女士迎来了小女儿的求职期，并在日经电子版实时连载《续·母子的求职战争》。
[3] 海老原嗣生（海老原 嗣生，1964— ），咨询师、编辑、企业家。在人才中介、职业咨询公司RECRUIT AGENT任社交媒体执行官。所谓卡理斯玛（Charisma）意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文中提到的著作为《女子的职业生涯》（『女子のキャリア』，ちくまプリマー新書，2010年）。
[4] 参见筑摩书房的宣传杂志《筑摩》2012年11月号刊载的海老原·上野对谈，第6页。
[5] 竹信三惠子（竹信 三恵子，1953— ），日本记者、和光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朝日新闻社记者。
[6] 竹信女士在《每日新闻》连载的“Real 30’s”的评论中也发表了同样的主张。
[7] 永滨利广（永濱 利廣，1971— ），日本经济学家。现任日本第一生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部首席经济学家。著作《男性萧条》（『男性不況』，東洋経済新報社，2012年）等。
[8] 坂东真理子、上野千鹤子著《女人的后半生才有趣》（『女は後半からがおもしろい』，潮出版社，2011年）。
[9] 《男性的萧条》，第11页。
[10] 所谓“育儿男”（イクメン）由“帅哥”（イケメン）衍生而来，是“育”（イク）和“男人”（メン）的组合词，指热心育儿从而显现出魅力的男性。
[11] 爸爸配额制（パパ·クオータ制，Father’s quota）是在挪威、瑞典和冰岛实行的一项育儿假政策。在家庭全部育儿假期内有一部分是给父亲的配额。如果父亲不使用这一配额进行休假，那么这段时间的假期自动作废。
[12] 本田由纪（本田 由紀，1964— ），日本教育学家。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文中提到的著作为《“家庭教育”的难关》（『「家庭教育」の隘路』，勁草書房，2008年）。
[13] 据作者括注，持此说的是正村公宏（正村 公宏，1931—2020）。正村是日本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经济政策，专修大学名誉教授。日文“会社”就是公司。所谓“会社资本主义”就是以高度发达的企业福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劳资协调的结果，带有战后福利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此也叫“企业社会主义”。
[14] 有人揶揄希望成为“昭和妻”的年轻女性，给她们起了一个诨名，叫作“AERA”。正如上文介绍过的，根据内阁府性别分工意识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以“昭和妻”为人生榜样的比例在20多岁女性中居高不下。（AERA是朝日新闻社主办的一份杂志，读者以家庭主妇为主。——译者注）
[15] 实际上，日本在1993年开始实行“技能实习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外国人劳动者，特别是东亚、东南亚的劳动者抱着学习技术、追求更好生活的目的以“研修生”身份进入日本，却沦为廉价劳动力。这种压榨第三世界国家劳动者的制度被批评为“现代奴隶制度”。
[16] 上野千鹤子、辻元清美著《代际团结》（『世代間連帯』，岩波新書，2009年）。
[17] “黑心企业”（ブラック企業）指在新兴产业中大量采用年轻劳动力，实行过重劳动、违法劳动、权力骚扰等手段榨取利润的企业。
[18] 山一证券株式会社是日本的大型证券公司，创立于1897年，与野村证券、大和证券、日兴证券并称日本四大证券公司。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山一证券经营状况恶化，公司采取不正当手段隐匿损失。事情败露之后，山一证券于1997年11月24日宣布停止营业，2005年解散，这一事件就是“山一冲击”。
[19] 日本并没有强烈的“养儿防老”观念，故有此说。
[20] 日语的百姓与汉语泛指人民的含义不同，在传统上（江户时代以后）指农民。在7—10世纪的律令制时代，日本实行良贱分籍，百姓泛指除天皇、奴隶等贱民、化外之民（虾夷人）之外的所有人民。后来，也指各种职业的从业者。日本的“姓”与中国的姓氏不同，在古代是氏族及其世世代代从事的职业的称谓，有种姓的性质。
[21] 原文是“持ち寄り家計”，指家庭聚会时参加者各自携带自己制作、购买的食物与大家分享。“分散式家庭经济”在这里指收入来源更为多元化的家庭经济模式，不同于以往男性家长挣钱养家的日本传统家庭。
[22] 福泽惠子就是第一章提到的早稻田大学《我们的应聘手册》的创立者和编辑之一。
[23] “After Five”指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