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暮春时节，古城成都出了一桩特大新闻，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说青羊宫内，国家公安部正在举办两个展览。一个是一贯道点传师向人民政府交出的金银，这个反动会道家伙窖的黄金白银多得惊人；另一个是男扮女装的美蒋特务，年轻漂亮，本是一个男儿身，名叫王群。穿一件花夹衣，稍高的个子，身姿很美；薄施脂粉，两只眼睛水汪汪，两条大辫子这么，说一口好听的北平话。在专为（她）他搭的一个高台上，面对黑压压的观众，王群细说原委时，翘起一副兰花指；手上上捏一根花手帕，那真叫是千娇百媚……
每天，从青羊宫到老西门一带，人如潮涌，闸断了几条街。全省各地的人，甚至还有不少外省人、外国人，专为看他(她)而来。人们牵群打浪去青羊宫，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那个的男扮女装的美蒋特务王群。
笔者当时还不到念书的年龄。跟着父亲在我的七娘家当乞食者。七娘虽说是父亲的姐姐，但无论从年龄的差距还是对他那份抚育之恩的厚重来看，都足可以作他的母亲。父亲少年时代就离开乡下老家，跟着七娘一家去了南京、上海，、上小学、中学，后来又跟着七娘家回到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西协合大学。
父亲大学毕业时，解放了。
父亲这个人很滑稽。他是学中文的，却最喜欢谈国际时事，这种嗜好直至一身。喜欢谈国际国内时事的他，却最是纸上谈兵，最是看不清时事。因为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是一个名人，父亲大学毕业，就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每月银圆几百，虽然不过是旧社会省政府一个厅里的科员，却实惠得很，每天也不过是去报个道而己。就在这个时候，年轻早婚的父母，已将嗷嗷待哺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四个孩子生齐。
解放大军已经胜利过了长江，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马上就要垮塌，马上就要改天换地了。国民党政权中大大小小的官员如鸟兽散，一夕数惊，不知所以。不用说，这个时候这个就要垮塌的政权空出来了不少的官位。我那年轻的父亲这就不知到哪里去活动了一个偏远县分的税捐处长，兴冲冲地告诉我母亲，他要当官了，他要到川鄂交界处那个出野人，可多少年过去了，却从来没有找到过野人的地方去。当然，生性喜欢旅游的父亲不是找野人，而是要去那里当个税捐处长。
我母亲当然不要他去。说是人家那些官员早就中饱了私囊，要跑的跑了，这个没有人要，丢都丢不脱的烂官皮你去捡来作什么？再说，你一走，我们娘儿母子五个在成都怎么么，以什么为生？
可父亲却是一根筋，母亲的劝阻根本不听。说是我们乡下一大家人，房子也是有的，饭是有你们吃的，我走了你们娘儿母子就回乡下去，等我去赚点钱回来再说。
我母亲这就将父亲押起去找我的外的公评理。我的外公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在王缵绪主政期间曾经应王缵绪所请，作过一个时期的秘书长，成都至今沿用的春熙路就是外公取的名。后来很快就从官场上急流涌退，过他的文人生活。
外公听说有这样一回事，当即劝我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的染缸里染了一水，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清清白白一个年轻人，这个时候了――国民党政权船都下滩了，你何必去染一水？
父亲当然不会同外公硬顶。但是他我行我素，结果硬是将母亲我等娘儿母女送回乡下，他屁股一拍走人，做他的好梦去了。结果不到三个月，解放军解放了那个地方，父亲在任上仅三个月，一分钱没有捞到，却给自己刚好捞到一顶“官僚”的帽子，以致以后他的档案材料比一块城墙上的砖还厚，在那动辄讲阶级斗争，讲家庭出身的极左年代，让他，同时连累我们吃尽了苦头。
父亲的老家解放了。母亲参加了革命，被分配到一个土改工作队搞土改工作。回到了老家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不动脑筋，想当然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最最现实的是家庭需要维持，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要吃饭，而父亲没有了工作，曾经劝过他的在旧会染了一“水”的外公却有工作，是省文史馆第一批高级馆员。父亲后来还是通过母亲的关系，当地政府才同意放行，让父亲离开乡下老家去找工作。这样，父亲带着我，离开了乡下老家上省――到成都找到他的七姐。而处于历史急剧转折期的七娘家，经济也很不宽裕。她的儿子，我喊大哥哥的，同我父亲年龄一般大小。大哥哥也没有了工作，好在他是个起义军人，当时正在学习，改造思想；没有什么钱能拿回来补贴家用。他还有一个正读中学的儿子。唯一能挣钱的只有我的大表嫂，她是一个中学教师。然而，那时候国家干部普遍实行供给制；即使能挣钱的人，工资也是相当低。这样，七娘家三口，加上我们乞食的两口，共五口人，仅靠大表嫂每月那点工资，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
记得每天只能吃两顿，而且每顿要下锅的米都是掐了又掐的，总是吃不饱。菜更是近乎就没有，印象中最美味的菜就是“鸡虾互腐”――花一分钱，在我们居住的具有民清特色一条街的街口那家豆腐店买回来一块白豆腐，撤点盐、葱的什么的在上面而己。
我当时太小。不知道当乞食者要懂得忍耐，要懂得羞耻，要懂得节省，受着自然规律支配，因为整天都感到饥饿。一端上那个小小的金边细瓷碗，就希望在里面的饭能多一点。我一手端碗，就快速地往嘴里扒饭，奢望吃完饭再添一点。可借，我小小的阴谋却往往被比我大得多，已经读中学虎视眈眈的侄子发现。他开始下来“修理”我。他马起脸对我说：“你同你爸爸都是在我家吃白食的……我们都吃不饱……”他规定我每顿最多只能吃一碗饭。
少年的心异常敏锐。那一刻，我泪如泉涌，心如刀割。我一下就懂事了。我没有向七娘、爸爸告发这背后的阴谋迫害。因为我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了，也只会难过而已，与事无补。因为钱是人家的母亲挣的。
以后，我经常逃避似地跑到金河边去，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石桥上。独自看流水，看一切可以看的……尽量转移视线、忍着饥饿不回去，常常饿得流清口水。
父亲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灰布长衫，就像是一面旗帜，老在我前面飘呀、飘的。他在成都有很多大学同学。他去找同学、找工作。他这人大方，以往一心想当个现代的孟尝君，天天家中高朋满座，帮助了不少人。这就随时有同学招待他吃一顿饭。发现了这一点，我就经常尾巴似地跟着他。可是，他心情不好，要么不带我，要么走得很快，走很多路，把我甩了……
隔壁有一个大孩子同我熟了。他对我说：“毛毛，我看你整天可怜巴巴的，我带你到青羊宫看好看的！”于是，求之不得的我跟他去了。
过了金河。我们像两条小鱼，在人群的大海中艰难地游动。终于到了人头攒头的青羊宫。随着涌挤的人流，沿着一道道综绳牵成的棋盘阵，我们钻到了那个高台前。
仰起头来，果然看见了王群――那个男扮女装的美蒋特务。他(她)体态适中，上身穿白底碎黑花夹袄，下着一条淡黑哔叽裤，脚蹬一双半跟皮鞋，脑后拖着两根油亮亮的大黑辫子，兰花指上捏张花手绢，从台后袅袅婷婷而来，整体看去，丰满合度，清丽可人。
“我叫王群……”他(开始)自我介绍，北音婉转。说他原是成都一个小商人家的儿子。读中学时，羡慕上海好玩。偷了家里一个金戒指跑到上海。钱用完了，在街上流浪时，被美特务机关绑架，单独关起来训练。美国特务为了让他改变体形，给他注射特殊针药；再穿那穿上身后气都出不匀的皮背心……慢慢，他变了，刚开始长出来的绒绒的胡子没有了，喉结没有了，胸部开始隆起，皮下脂肪增多了，说话的声音变成女声了。为了让他的心理也变得像个女人，美国教官怀特亲自对他训练。教他学女人走路，教他做女人的一举一动……教他(她)用女人眼光去看一切、去思考一切。训练室内，四面都安上落地式意大利玻镜，他的一举一动都映在上面，随时修正自己不规范的动作……
一年后，他被训练成了一个人妖似的“女人”，被派到解放区去……临走，特别被接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还让他(她)与自己乘“美龄”号专机，一路上对他勉励有加，他将送(到了西安。
(她)按照军统的布置，去到延安，钻进了解放军的一个文工团。同团的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是(她)的上司，按时供给(她)药品。(她)大受欢迎。过后他们去了武汉，阴谋在顺利进行。忽然，局势剧变，国民党马上就要垮了。(她)的特务上司丢下他溜了。美国药物没有了。光靠身上那件特制皮背心压抑不着身上的男性荷尔蒙分泌物的发育，喉结开始长出来了，嗓音也开始变祖了……女姓的特征在迅速地消失。文工团里的人们开始在谈论她了。纸包不着火，他向组织作了坦白……
一幕完结，他又捏着手绢，袅袅婷婷地走到后台休息。我们顺着人流，又沿着绳道往前走去，看到了展览的这个美蒋特务交出的特工用物：可致人于死地的钢笔枪，小巧如尖锥、锋利无比的匕首……还有一个晶晶亮亮的小瓶子。解说员解说，那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特殊的镪水，（她）在同人亲吻拥抱时，趁人不备，弹一点到谁的身上，谁就立刻化成水……
当天晚上，我大做恶梦。以后，我轻车熟道地又去青羊宫看过多次王群的表演。那时，我记忆力特好。看了几次后，竟将王群的那段自叙背得滚瓜烂熟。经常在七娘家――我们所住的两进院子内，当时那独院已收归人民政府所有，院子里住了不止七娘一家。
我往阶沿上一站，权当站上了青羊宫那个专为王群搭的高台。小手捏成拳往嘴上一拄，权当嘴对着麦克风。然后，卷起舌头说北平话：“我是王群……”还要比划动作像模仿得还真象那么回事情，受到院子里所有住户人家的欢迎。
不久，青羊宫里那两个展览撤了。据说，公安部将王群他们移到首都北京展览去了。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常常在院子里又比又划又说地当“王群”。院子里的人，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亲戚，看了我的表演，都摸着我的头，连夸：“这娃儿聪明，记忆好得惊人。以后保险要当个好演员……”
又不久，我的父亲经过考试，被华北招聘团录取，去北方一个老解放区的一个师范类专科学校当了教师，而在老家当土改工作队员的我的母亲，也在“旧县”――五津镇的一个中心小学当了教师。她到成都来了，从七娘家把我接了去。
我结束了乞食生活，上学了。
那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山川形胜无不让人铭记于心。川藏公路从那里穿过。镇子的左边，一个偌大的绵延上百里的飞机场，沿着在平原上突地而起，青葱峻马般扬蹄飞奔逶迤起伏的牧马山，一边直抵滔滔的岷江；一边伸展到双流――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为了打击日本，费时经年修建起来的远东最大的飞机场。最初一批轰炸日本东京的美国空中堡垒飞机，就是从这个机场上起飞的。在这古诗中的“峰烟望五津”之地，茫茫的江水从东而来，向西而去，不舍昼夜。
最值得记忆的是，古老的长街中段，有一株亭亭如盖的大榕树。有人说它上百年了，有人说它己上千年。有一户人家竟借着它的半边树洞搭起了一间房子。多少年过去了，这株大榕树至今仍然每年抽枝吐叶，它是那个镇子的风水，那个古镇的记忆。
我常在梦中回到它的身边。
它的身边有一间极富川西风味的茶铺。每天晚上，茶铺里座无虚席。每天晚上，茶铺里都有一个说评书的艺人，说的无非是《三国演义》、《水浒》、《罗通扫北》、《薛仁贯征东》，《活捉王魁》等等。
场上听众听得欲罢不能，如醉如痴时，说书人这就将手中惊堂木拍得山响；一声“要知往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讲听众的口胃吊得足足的。我就是在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展开了最初地文学想象。
母亲是教高年级的老师，肖文彬是母亲的学生，在周末，他总是带我和弟弟去听说书的，那家茶铺就是他家开的。说书人的钱是算是茶钱里了的，因此，说书人不必不时走下来收钱；而且讲得很晚才收场。好些时候，我们在茶铺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深夜散场了，肖文彬和母亲的另一个学生叫李文树，这人很会打鱼，肖文彬蓝球打得挺好的。记不清那时他们多少岁，总觉得他们挺大的。他们两人都有特长，也是很令我们挺佩服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弟兄一人一个，背在背上送回学校去……
斗转星移，苍海桑田。
说我以后要当演员的算是看错了。我终于没有当演员，而最终成了一个写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