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钱德拉教授在一间单人病房里醒来，浑身疼痛——从隐痛到剧痛。他肋骨挫伤，左手腕因为试图阻止摔倒而扭伤，脊柱受损。他必须被立即转移到手术中心，让医生重新对齐他的脊柱。他还遭受了一场“无声的”心脏病发作，这大体上可以解释他较早时候为何情绪不佳。他的秘书、几个同事，还有国际经济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给他发来了卡片，祝他“早日康复”。在科罗拉多的贾斯敏给他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在德里的弟弟也发了(真是稀罕)。苏尼、他的长女拉达则对他不闻不问。拉达的表现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他痛苦了两年，却从没收到过她的只言片语。
贾斯敏的电子邮件里包含着一首短诗，这让他不禁微微一笑：
爹地，我们关心穿着病号服的你
你把我们吓着了，以后可别再这样子
左看看，右瞅瞅，然后再走到路对面去
千万当心，你要……
照顾好自己，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笑口常开，多多休息
把胆固醇降下来，精气神提上去
如果非要吃咸猪肉，拜托不要放到油锅里
他怀疑这首诗里面最初包含“死掉”这个词，但尽管如此，贾斯敏还是让他笑了。珍妮也写了几行，用那种独一无二、既直接又委婉的北方英语暗示，这注定会发生——是迟早的事；假如他能够不只想着工作，那么不仅可以避免出事故，别人也能跟着沾光，在生活中少遭罪。但是，好在他没死，她也就放心了。她关心他，虽说她关心的方式会令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她的方式和同情与关爱扯不上边儿。
护士进来时没有看他，仿佛可怜他形单影只。其他病房里可能布满了亲戚、鲜花，以及在手绘吉他上弹出的跑调的歌。整整一天后，他的儿子才从孟买欧贝罗伊酒店大厅打来电话。就像珍妮那样，苏尼也认为钱德拉出事故完全是自找的。不过，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认为那是所谓的“同时必然性”。
“这都和头脑有关，”苏尼说，“我们制造了我们的现实。”
苏尼在中国香港经营着他自己的学院。这个学院名叫“头脑事务研究所”，非常成功，重视“积极思考”和“金融因果报应”，是一种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苏尼总是穿同一件带尼赫鲁[1]领子的黑上装，搭配白T恤和运动鞋。他也戴眼镜，不过就钱德拉所知，他的视力很好。有时候，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清晰的印度腔，又和他父亲的印度腔不一样。虽然钱德拉不愿意承认，但苏尼的确成了他的对手。他之所以那么想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永远把嘴闭上。
“苏尼，”钱德拉说，“如果你想告诉我，要积极思考，那我现在就把电话挂了，我发誓。”
“听见你语气这么乐观向上，我真高兴，爸爸。”
“你有拉达的消息吗？”
“最近没有。”
“这么说，她不知道？”
“她知道。”
“那你是从她那里听说的？”
“我通知了她。”
“让她给我打电话，苏尼。”
这是别人背着钱德拉作出的安排。他们都知道拉达在哪儿，但为了尊重她的意愿，又都发誓保守秘密。他最初曾谎称自己中风了，但一家人都表现得很坚决，其中包括贾斯敏。他没有拉达的电话号码，她也不回他的电子邮件。就算是现在，他住进了医院，那种安排仍牢不可破。
“我有可能死掉，”钱德拉说，“我有可能死掉，可我的大女儿不在乎。”
“你不是没死吗，爸爸？”
“可拉达不知道。”
“她知道，”苏尼说，“我对她说了，说你没事，爸爸。”
钱德拉喜欢这样想：假如拉达此时进了门，他会先叫保安，然后背对着墙。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想念她。
“我有心脏病，苏尼，”他说，“随时都会死。把这一点告诉她。”
“这正是身体想要告诉你的事，你该变变了。只要听医生的话，心脏病就再也不会发作了。相信我，爸爸。你没事。”
“我六十九岁了，苏尼。天天都有比我年轻的人死去呢。”
“只要他们能掏得起钱，住进好医院，就不会死。”
“我有可能撞坏我的车。”
“你已经买了一辆沃尔沃，”苏尼说，“那差不多就是一辆坦克。”
“我有可能吃枪子儿。”
“在剑桥吗？”
“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苏尼。你不会想对我说我死不了吧？”
“从理论上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你活到至少九十岁不成问题。如果不是在贫民窟或公营小区长大，那么我们这一代都会活到一百岁。健康技术在进步，你自己也有可能活到一百岁，因此我不会担心。不仅我不担心，拉达也不担心。担心就像——明明未来还没来，你就试图活在未来。”
“这么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切就很好，是吗？那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再见面了。我只要能每年发个邮件，说一声‘我很好’就行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宇宙中畅游。”
“爸爸，不要这样嘛。我一直盼着你来香港看看呢。”
“我会的，”钱德拉说，“我以前太忙了。”
“那就好，爸爸。我知道你以前工作忙。”
苏尼一直设法让他感到内疚，真是不可思议，这几乎不可能。苏尼的问题在于，他羞怯、脆弱、缺乏安全感，但外在表现却恰恰相反。他假装出来的泰然自若，差不多把每个人都骗了。
“好了，苏尼。谢谢。谢谢你打电话来。”
“不用客气，爸爸。照顾好自己。”
钱德拉戳着他的电话，把每个按钮都按了一遍。他能听见苏尼正在操着结结巴巴的印地语说话，强忍着把电话丢到“系里”(他的秘书)送的那一大束郁金香上的冲动。他看着手腕上无人注意过的脱皮，想给贾斯敏打电话，只是她从来不接，但会在几分钟后发来短信说：“你打电话时我不在。一切顺利吧？”他会回复说：“是的，你呢？”她然后说：“一切都好。贾××。”
贾斯敏最近收到了她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结果。无论他怎么恳求、喊叫、搞情感敲诈，她都不愿把她的分数告诉他。她只会说她“考得一塌糊涂”。不幸的是，他相信了她。她的哥哥、姐姐每次参加考试都考高分。她与他们不同，从来都不是个脑子好使的学生，总是需要额外辅导，但钱德拉并不太担心，因为她一直都是一个快乐、可爱的女孩。直到最近，就连这一点也变了。
在离开医院之前，钱德拉做了个全面体检。他的医生克里斯敳钱尼和他讨论了检查结果。钱尼是个美国人，三十二岁，穿匡威运动鞋，牙齿闪亮，留着精心打理过的、有些做作的胡茬儿。
“你必须非常严肃对待这一点，”钱尼医生说，“隐性心脏病发作同样致命。你至少需要休息两个月。”
钱德拉笑了。钱尼医生显然不知道他是谁。
“蛋黄酱是不能吃了，”钱尼医生接着说，“奶制品也不要吃了，当然了，还有红肉。”
“明白。”钱德拉说。
“红葡萄酒、白面包、薯片、法式炸薯条、咖啡里的糖、咖啡因……”
“如果我连咖啡都不能喝，那你对我说不要在咖啡里加糖还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
“我懂了。”
“氢化植物油、反式脂肪、高果糖玉米糖浆、白面、白米，尽量也不要吃。不过，这些是非强制性的。面包和土豆最好也要忌口。还有，要戒烟。”
“我戒了。”
“我说的是戒掉，不是减少。”
“戒多久呢？”
“还有锻炼，”钱尼医生说，“这是个大问题。你一定要锻炼，必须锻炼。但不必太过激烈，你不是要加入英超。有规律地散步就很好。如果我是你，那我就会增加一点儿稍微需要耐力的运动，比如游泳。你会游泳吗？”
“几乎不会。”
“那瑜伽呢？”钱尼医生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钱德拉叹了口气。当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瑜伽为何物时，珍妮早就在芝加哥对其着迷。如今人人都练瑜伽，其中包括共和党人、艳星和连环杀手。他们不在乎他会不会说梵语术语，但认为他是来自次大陆的“进口货”，拥有天生的优势。所以钱德拉只陪着妻子上了一堂瑜伽课，就决定让他的狗狗最好水平地卧在沙发上，“看”一本迪克敳弗朗西斯的小说，而不是面对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在他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他觉得，这也是珍妮离开他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经文[2]已经被世俗世界误解了。”他回答说。
“普拉提一直都有，如果你愿意的话。”钱尼医生说，“你经常做普拉提吗？”
“不太多，不多。”
“可这不仅仅关于锻炼，还关系到你对生活的整体态度。你需要减少一切活动。少工作，多轻松，度度假，多晒晒太阳。做你喜欢的事，但也要适度。压力虽然是肉体上的，但它的源头大多是精神上的。稍微放松一下，你懂的……”
“放松点儿？”
“正是如此。我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意思是，托上帝的福，我是个医生。我们花时间告诉病人要放松，然后我们一个班要上十八个小时。现代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也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做不到时时刻刻都保持淡定。我肯定不能。我要养活两个小女儿，还有房贷要还，但你在你那一行已经拔尖儿了，教授。就连我都听说过你。你都过了退休年龄了。你需要放松，需要退休。诸如此类的，我能给你列整整一张纸的活动。香熏治疗、灵气治疗、针灸治疗、漂浮室……就这么列下去。然后呢，还有冥想。”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冥想，”钱德拉说，“一码事。这是本体论。”
“我相信。”钱尼医生说。
“不知道。”钱德拉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怎么说？”
“你要追随你的天赐之福。如此而已。”
“这么说，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钱尼医生？”
“还是喊我克里斯吧。”
“克里斯。”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不过我在西雅图生活过几年。”
钱德拉的妻子就是在西雅图认识了儿童精神病专家史蒂夫。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得皱了皱眉。
“不过圣迭戈的阳光肯定比西雅图的更灿烂一些。”钱尼医生说。
钱德拉望向了窗外。那是十一月末。虽说已经离开印度四十五年，但他还是忍受不了冬天。即使是十月份，他也会挨着暖气片，缩成一团。他的同事们则优哉游哉，仿佛是在巴哈马参加使馆舞会。等到夏天终于到来，他又担心冬天重返，为冬天的到来作着准备，战战兢兢得就像他的腹腔神经丛被典狱长重重打了一拳。
那天晚上在家，钱德拉拿出了他那本老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那是他在时代广场买的，时间是1982年新年前夜。苏尼就是那一年出生的。他觉得钱尼医生说得对，他需要去个温暖的地方，但不会是澳大利亚，因为短吻鳄在那里的大街上自由游**，讲课时要穿游泳裤。
他想到了佛罗里达，但佛罗里达离贾斯敏所在的科罗拉多太远。此外，他仍在怪罪那里的选民没有给多少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希拉里敳克林顿投票。另一个傻瓜就不用提了，就算把需求曲线画在他塞满了比萨饼的肚子上，他也不见得能明白那是什么。不，钱尼医生说得对，要去就去加利福尼亚。
钱德拉讨厌圣弗朗西斯科，讨厌它天寒地冻、雾气蒙蒙的气候，讨厌伯克利那些奶嘴男。他们一年交三万美元的学费，却举着标语牌，抗议收入不平等。不，要去就去洛杉矶。洛杉矶一向天气温暖。那里的人们是现实主义者，很会享受生活。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聚会，还有开着敞篷车去马里布，车载音响放着多丽丝敳戴的歌的画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钱德拉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他的老同事菲利克斯敳雷迪森现在是位于奥兰治县的加州大学贝拉分校的教授。贝拉分校在洛杉矶南面，相距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那里远离妓女和瘾君子，没被污染的天空星光灿烂。到了一天结束时，他还可以喝着上好的纳帕谷索维农葡萄酒，眺望大海。当然了，博尔德离这里也没多远，短途飞行即可抵达。
几天后，他打了通电话。
到了圣诞节，一切已安排妥当。钱德拉将在一月末动身。他的正式职位是加州大学贝拉分校杰出访问教授，只要偶尔在剧场里给满目崇敬的助手和心怀嫉妒的同事讲讲课，就行了。
钱德拉原本想早点过去，但钱尼博士警告过他，让他至少两个月什么都不做。于是，他在圣诞期间一直一个人待着，甚至忘了参加系里和学院举办的圣诞晚宴。苏尼说他可能会来，但最后却因为太忙来不了(钱德拉在圣诞节给他打了两次电话，确定他真的没在博尔德)。贾斯敏也决定不来，因为她计划在一月份重新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不过，就钱德拉所知，那样就赶不上大学申请了。她坚持说，已经有几所大学答应她推迟申请了。但是，当他询问那些大学的名字时，她对他说是“霍格沃茨”。他在网上查了查，然后才意识到，她骗了他。
在一月份的头几个星期里，他一直试图推迟他的新书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将会就左翼对右翼的批判进行批判(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只是更加尖酸刻薄而已)。他拒绝采用“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之类的标题，想采用比较乐观的标题，如“财富礼赞”，或“我们为何需要公司”。自由主义者会因此恨他，但他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他已经放弃努力，再也不想和左翼那帮幼儿园的小朋友对话。
不干不知道有多困难，他终于还是把他所有的笔记、铅笔、橡皮都塞进了冰箱。一个星期后，他却发现，它们和一袋冻菠菜冻在了一起，活像一种危险的新生物。
于是，他开始待在**看电视，一口气看完了第一季的《老友记》，终于明白了他的孩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的那些玩笑。它讲了六个小青年的故事。他们虽然**，却又非常保守，生活入不敷出，虽然上过大学，但缺乏任何抱负、动力、才智或常识。他们在经济学方面是白痴，不过百分之九十的本科生也是如此。
启程前几天，他给珍妮打了电话，对她说了他即将休假。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拖这么久才通知她，但他突然想到，她也许会生他的气，她也许更愿意他待在五千英里之外，隔着大洋。但是，事实证明，情况不是这样。
“这对贾斯[3]会有帮助，”她说，“她简直变了个人。我知道她以前闷闷不乐，但她现在十几岁了，正在发育。上帝呀，我知道女孩子是什么样子，可现在不一样。我管不了她，查尔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由于人们发现“钱德拉塞卡”不好发音，他曾坚持让他们都喊他查尔斯。但是，随着声望日隆，他已不再坚持这样的要求。珍妮是唯一从没换过称呼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说，“我一头雾水。”
“是呀。”珍妮说，语气并不冷漠，“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应该告诉我。”
“我这不正在告诉你吗，查尔斯？”
他想说的是，她应该早点告诉他，问题一出马上告诉他，而不是拖几个星期。但是，一旦话不投机，珍妮往往会挂断电话。老实说，他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深聊过了。
“她和别人说话吗？”他问道。
“当然说了，”珍妮说，“这儿是美国。她去学校的时间少了。”
“还有吗？”
“还有史蒂夫。他一直乐于和她说话。嗨，别摆出那种脸色，查尔斯。那是他的工作。”
他一直是这种脸色呢。
“我想问问，”他说，“去学校心理医生那儿起作用吗？”
“嗯，她讨厌他。史蒂夫说这是好事，因为她至少在发泄她的怒气。”
“你是怎么想的？”
珍妮叹了口气。无论他什么时候提起贾斯敏，珍妮都会叹气。
“听着，查尔斯，我们的离婚动摇了她的整个生活。她还是个青少年，对此非常愤怒。这是个难题，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要解决它。为人父母不就该这个样子吗？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钱德拉捧着脸。“我到了洛杉矶后会陪陪她。”他说，“让她烦心的是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会好起来的。我们要让她上一所好大学。”
“她不是你，查尔斯。对她来说，上大学不是人生的意义。”
“我会和她谈的。”他重复了一句。
“和她谈谈。”珍妮说。
“知道了，”钱德拉说，“到了洛杉矶，我们会在一起待一阵子。”
“小青年们可不想和他们的父亲待在一起，查尔斯。不过，我同意，见见你对她有好处。”
“我知道……”
“我不认为你知道。你以前应该对她严一些。定定规矩，查尔斯。决定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如果能让她开口，认真听听她的想法。”
“我当爸爸有三十多年了吧，珍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就像刚才说的，这不一样。大多数日子，她甚至到了下午都不和一个人打招呼。”
“她想见我，”钱德拉说，“她说过这样的话。”
“你在那儿还好吧，查尔斯？”珍妮说，“一个人过假期？”
“哦，上帝呀，”钱德拉说，“一个人待着也挺好的。今年是……”
“嗯，那就好，”珍妮说，“一想到你一个人待在那座房子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儿。”
钱德拉想，是不是得暗示一下他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她”，说一句“还好，我并不是真的孤单”之类的话。他想，要是能在他的电话应答机里录一个女人说的“钱德拉，回**来……”就好了。但是，珍妮或许马上就能识破这种小把戏。
“嗨，那就在贾斯的毕业典礼上见吧？”
“没问题。”
“好极了，”珍妮说，“到时候她也会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样子。学校的辅导员说了，这对她有帮助。”
“我明白。”钱德拉说。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又要见到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家伙了。这不免让他有些畏首畏尾。“我肯定会去。我绝对不会错过她的毕业典礼。”
“那就好。我很高兴。”
钱德拉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孤单了。他希望自己能说服珍妮不挂电话，再聊点儿别的，什么都行。但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好，再见吧[4]，卡洛斯。”
他曾经对她撒谎说，为了准备去洛杉矶，他在学习西班牙语。
“好的，再见。”
“开车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1973年，他们初次相遇，那时钱德拉非常浪漫，甚至陪珍妮去上交谊舞课，尽管这种想法让他感到害怕。在跳探戈期间，他差点儿犯了恐慌症。要不是珍妮脸颊上散发的玫瑰气味让他想起印度，他说不定会死。
珍妮比钱德拉小七岁，当时正在布鲁内尔大学学化学，也像他那样，觉得和伦敦格格不入。在珍妮一家中，只有她上了大学。她在兰开夏郡的博尔顿镇长大。她说那个地方“就像伦敦，只是各方面都不一样”。
他们过去没少去电影院，都特别喜欢灾难片。等重新回到不太吓人的现实世界后，他们还会细细回味。有时候，他们会出城游玩，在布莱顿或伯恩茅斯的海滩上漫步，分吃冰激凌，在太阳西下时坐摩天轮。
钱德拉和珍妮都没什么朋友。虽然身边的每个人都对中产阶级演说术表现得安之若素，但珍妮却被吓到了。钱德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首次担任教职，正在压制他内心的恐惧：他害怕英国人也许真的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优越。在钱德拉和珍妮参加的为数不多的聚会上，他们发现自己很少和别人交谈，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在聊天。他们断定，他们还是在家里下棋为妙。
在钱德拉的记忆里，那些早期岁月虽然平平淡淡，却充满喜悦。他觉得那时他的事业并不那么重要，虽说不可或缺，但微不足道，和刷牙、报税差不多。不过，他工作挺努力的。他必须如此。如果他丢了工作，那么他将被迫回到印度，一下子和珍妮拉开四千英里的距离。
在见她的父母时，他很紧张。他猛吃面前的那盘烤牛肉，就好像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吃的东西。但是，他们似乎对他不感兴趣，说不上亲切，还有些厌烦，似乎在他们眼里，世间万物都不过如此。他们没怎么问他问题，对他问的问题也只简单作答。主导谈话的反倒是珍妮的妹妹詹妮弗。她不仅对印度有着自己的看法，就连在经济学上也是如此。英国当时经济不景气，詹妮弗把这归咎于阿拉伯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钱德拉同意她的看法。
“我们工作一个星期，其中他妈的有三天没有丝毫意义，对吗？”詹妮弗说，即使在父母面前，她说话也这样随意，“这样下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可以省电。”珍妮说。
“我们连电视都看不了。”詹妮弗说。她又看了一眼钱德拉，仿佛在暗示，在她看来，无论是石油危机还是一周三天休息制，都是他惹的祸。
“她一向因为好辩论而讨人喜欢。”珍妮后来这么说道。
“是呀，肯定的。”钱德拉说。在那一年里，他一再对她说，这是经济学家的命，他们一向是社会的替罪羊。
“对不起呀，我父母太安静了，”珍妮说，“他们总会活跃起来的。”
“哦，我相信会的。”钱德拉说。
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他们的婚礼在博尔顿举行，死气沉沉，只有大约二十位客人到场，除了钱德拉的两个同事，其他的都是珍妮那边的人。珍妮的父亲敷衍了事地讲了几句，欢迎“查尔斯”成为他们家的女婿，然后坐了下来，整个晚上没再说一句话。詹妮弗也发了言，讲得妙趣横生，但根本没提钱德拉，也没提婚礼。
一个月后，在海德拉巴，他们又办了第二场婚宴。那是珍妮第一次去国外，詹妮弗也是，但他们的父母不打算去，直说地点“太远”。钱德拉领着她们姊妹去了他父母的家。那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在班加拉山地区。他把那座别墅说成是他的“祖宅”，未免有些荒谬(它建成才二十年)。
他雇了个司机，带他们游览这个城市，试图不离开富足的郊区，以免她们姊妹瞧见在垃圾里乱拱的猪、缺胳膊少腿的乞丐、苦行者，然后评论他的国家发展得不行。他在此期间有意不给珍妮看他实际长大的地方，他的咖啡俱乐部、板球场、书店，不过他达到了目的。在婚宴上，她们俩都承认，她们原本以为那里比较穷。
“我就知道它不会和电视上的一样。”詹妮弗说。
“根本不一样。”珍妮说。
“珍妮是个务实的人。”钱德拉的父亲说，那天下午的时候他就已经喝醉了。
“我是个浪漫的人。”钱德拉说。他很想抽一根烟。
“你是个白痴。”他的父亲说。
钱德拉换了话题，假装没听见。
一个小时后，正当他和两个老同学挤在一个角落里时，他的父亲走了过去，伸出了手。
“我很抱歉，”他的父亲说，“我不该那么说你。”
就钱德拉所知，那是他的父亲第一次向他道歉，或者老实说，是第一次向任何人道歉。他确信是珍妮让他父亲道歉的，但他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在他问她的时候，她回答说：“把他的酒都拿走。”
钱德拉的父亲是个政府官员，曾就印度宪法写过两本书。钱德拉的母亲十一年前就去世了。从那时起，他的父亲每到上午十一点就喝一杯掺水的朗姆酒。钱德拉曾立下严格规矩，日落前决不喝酒，原因就在于此(到了六十五岁的时候，他破坏了这条规矩)。
“我原本有可能会更多东西。”钱德拉听他父亲这么唠叨了好几年，但他从来也没弄明白，他的父亲究竟指的是喝酒、鳏居，还是指没成为一个职业板球运动员，或是在官场上的地位。他只知道他父亲的人生不完整，就像一个画了四分之三的圆。这也是他父亲变得刻薄的原因。
四年后，钱德拉的父亲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一个星期前，他们还通了电话。电话是钱德拉打的。他告诉父亲，芝加哥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助教职位，而且是通过米尔顿敳弗里德曼本人手写的一封短信传达的。弗里德曼说，他“痴迷于”钱德拉的著作。钱德拉打起精神，等着他的父亲说“可芝加哥不属于常春藤联盟”或“为什么不提供个正教授职位”之类的话，但他的父亲沉默不语，可能还啜泣了。
“继续努力，钱杜[5]，”他的父亲终于开了口，“你可以的，钱杜。你可以的。”
他们接着因为英迪拉敳甘地[6]拌了几句嘴，他父亲咕哝了一句“傻瓜”，就挂断了电话。钱德拉曾试图忘掉这一点。有时候，他发现自己杜撰了一些新的记忆，一些纯属想象的亲切的记忆，仿佛在哀悼他从没有过的那种关系，哀悼他从没有过的那个父亲。“我原本有可能会更多东西”这句话现在被镌刻在他的脑海里，紧接着是那句“你可以的，钱杜”。他喜欢把后一句当作他父亲的临终遗言。
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以后来将成为他标签的那种韧劲儿工作。他声称，人在美国，只能如此。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他们都在办公桌旁吃晚餐，出了产房就去开会。但是，珍妮指出，他这么做也是在采取一种新的人格面具，他在树立一种傲慢自大的名声。这意味着，虽说他不乏钦佩者，但他也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树敌。
“我也没办法，”他对她说，“如果你不全力以赴，在这儿他们会把你活活吃掉。”
即使在苏尼出生后，钱德拉也经常在办公室里待到半夜，处理一份手稿。那份手稿最后成了他的第一本书《迅速破产》。他抽烟的频次比在英国时多了，喝咖啡的次数也加倍了。有那么几个清晨，他会头枕在书桌上醒来，面前的雀巢咖啡已经凉了。他会把咖啡倒掉，然后去教授他那天的第一节课。珍妮过去经常担心他会手夹着香烟入睡。
“总有一天你会让系里着火的。”她说。
“我正想那么干呢。”钱德拉回答道。
现在，他还有一年就七十岁了。他不仅让系里着火，还让世界着火了。然而，始终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他虚度了光阴，没有干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找乐子!图痛快!哈哈笑!玩!他曾为此对他的同事甚至对他的孩子冷嘲热讽，但他自己不也一样吗？
钱德拉脱掉衣服，盯着卧室镜子里的自己。他这个岁数的男人大多不喜欢照镜子。为了弥补身材走形，他们要么买跑车，要么找情人，要么挣更多的钱。但是，钱德拉不讨厌他的身体。他的肚子微隆，不讨人嫌。他的头发白的多、灰的少，分开得整整齐齐，只是他的额发乱糟糟地垂着，就像打着布莱克里姆发蜡时的丹尼斯敳康普顿[7]。他有着和很多南印度人一样的细长的腿，但就连它们也自有其优雅和修长，就像鹿腿。
最重要的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有心脏病的人，无论是隐性心脏病，还是别的什么心脏病。在他盯着镜中的映像时，他没看到死神瘦骨嶙峋的手指搭在他的肩膀上。在古代，到了他这个年纪，人们会隐居到森林里，满怀喜悦地进行苦修。但是，苏尼说得对：这是现代!他有可能活到一百多岁。要不了多久，心脏移植就会像输精管切除那么常见，癌症制造的麻烦会和普通的感冒差不多。
“还没完呢。”他一边对他的映像说，一边吹着口哨走向床边，试图吹出《加州女孩》的曲调。
[1] 尼赫鲁(1889—1964)，印度前总理。
[2] 原文为“sutras”，显然被钱尼医生误听为“Pilates”(普拉提)，所以他才说了下面的话。
[3] 贾斯敏的昵称。
[4] 原文为西班牙语“adios”。
[5] 钱德拉的昵称。
[6] 英迪拉敳甘地(1917—1984)，印度前总理。
[7] 这里的丹尼斯敳康普顿疑为英国板球运动员丹尼斯敳康普顿(1918—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