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因反对亨利八世的离婚而以反叛罪被赶下台，接替沃尔西的人就是托马斯·莫尔，然而他的命运和托马斯·沃尔西没什么两样。
时间与法庭
1535年，英格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厅王座法庭
案件当事人
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
审判焦点
托马斯·莫尔是否犯了反叛罪？
审判结果
有罪，死刑
历史质问
·该如何保障良心自由？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值得提倡的吗？
法官们的心声
据2015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调查，韩国在42个被调查国中排名第39位（27%），接近末位。另据2017年韩国行政研究院以8000名国民为对象进行的“社会综合实情调查”，回答“法院能够保障公正的审判”的比率仅占37.9%，“相信法院”的比率仅占29.8%，可见韩国国民对司法部的否定态度占压倒性的多数。据此，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进行司法改革。普通百姓很想知道法官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法国佩里格税务法院和波尔多高级法院当过税务专职法官15年以上，他在自己的著作《随笔集》（Essais）中说：
法之所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不是因为它公正而是因为它是法。这才是法拥有权威的不可思议的根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根据。这个根据给法的权威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帮助。法在很多场合下是愚蠢的人制定的。不，更准确一点说是反对公平的人，或者说是根本不公平的人制定的。[20]
我们时代的律师和法官想方设法寻找按自己的意思打圆场的漏洞。知识领域往往被众多的见解和独断专横的权威所束缚，正因如此，在判断上不能不引发极度的混乱。所以根本不存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条理清楚的诉讼事件。一方做出某种判决，那么肯定有另一方做出相反的判决，即使是同一方，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做出不同的判决。[21]
16世纪中期的法国，在税目、税率等诸多方面，法律、法理、判例非常混乱。当时蒙田是个只受理税务案件的法官，在一次晋升中受到挫折后，他愤然辞去税务法官一职。尽管《随笔集》是他看破红尘后写的，但还是让人感到惊讶。那么我们的主人公托马斯·莫尔又是怎样看待法律和司法部门的呢？现在我们一起看一看他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Utopia）中的一段内容：
在他们（乌托邦人）看来，别的国家（英格兰）的不足之处就是法律以及有关法律的解释过多。用读不完且谁都看不懂的暧昧模糊的法律来束缚民众，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事情。我认为律师实际上是增加案件数量刻意制造矛盾的人，因此在乌托邦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存在。每个人只要对自己的案件做好自我辩论，有些话不用通过律师的嘴说出，而直接向法官表述就可以。这才是克服法律的模糊性，向真理更加靠近一步的捷径。[22]
如果法律模糊不清，那不过是一张废纸。我们很多法律是一些喜欢玩弄骗术的人在辩护的名义下以喋喋不休的争论给那些思维单纯的人（大部分人属于这一类，对这一类人有必要告诉他们自己的义务是什么）做出解释，这样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普通人很难理解这种法律名义下的诡辩。哪怕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也不会理解的。[23]
如果在法官之间产生分歧，那么世界上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也会变得模糊不清，真理也会成为怀疑的对象。于是，国王就获得以自己的意志对法律做出解释的机会，其他人则或出于羞耻或出于恐惧遵从国王的意志。法官们更会毫不犹豫地拥护国王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做出对国王有利的判决。他们可以提出对国王有利的平衡法，也可以利用法律中恰好相对应的条文来为国王辩护，如果没有这样的条文就临时歪曲条文来辩护。如果这些伎俩都行不通，他们就挥动国王手中的大权来压制反对意见。这是那些“明知自己义务”的法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24]
清理下级法院相互矛盾的判例竟是英格兰大法院的职责，莫尔按自己的信仰否认国王权威竟成为以反叛罪被处刑的“殉教徒”，这一切不能不说是荒唐的事情。面对这些事情，受到惊吓的是不谙世事的法官们，而市民却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没必要挂在嘴边。
四季之人
莫尔是拥有天使的智慧和出众的知识的人。他是既温柔又和蔼的人。他是懂得欢喜和娱乐的人，也是身负重力的人，“四季之人”（a man for all seasons）。[25]
莫尔在英国历史上被列为最智慧和最聪明的人（《四季之人》，1966年拍摄了以莫尔一生为主题的同名电影）。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荷兰文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评价莫尔“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认真思考该问题两方面的人，是能够坚定地坚持自己选择的观点，能够说出适合时宜的话并用那些话表达自己思维的杰出的人物”。可见，莫尔是值得我们仔细观察的一个人。
莫尔出生于1478年，父亲约翰·莫尔是一个有名望的法律专家，莫尔是他的长子。莫尔从12岁开始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约翰·莫顿红衣主教家当了两年侍童。那两年莫尔深受莫顿在学问上的指教和人品上的熏陶，终于在14岁那年进入牛津大学开始学习希腊语和数学。当时希腊语和数学能够让人们感受文艺复兴的崭新的精神氛围，父亲觉得这种氛围有可能妨碍儿子的学习，于是在父亲的带领下莫尔离开牛津进入了新法学院（New Inn）。两年后莫尔又进入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修了4年法学，22岁时获得了法学教授和律师资格。莫尔同别的优秀生一样并没有满足于法律，与伊拉斯谟等人文学者深入交流，广泛阅读了哲学、希腊文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很多书。
图8 坚守信念的人：莫尔被称为英国心态学造就的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是《乌托邦》的作者，其实他在政治、法律、圣职等领域也是非常有名望的人。
虽然获取了律师资格，可是莫尔发现在人文学科和宗教冲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于是“为了通过祈祷和苦行发现真正的使命”走进了卡图西亚修道院，在那里莫尔度过了4年专心冥思和祈祷的修道士生活。后来他想到“与其当一个不称职的祭司，不如做一个忠实的丈夫”，并于1505年与珍妮·考尔结为伉俪，此后生了一男三女。莫尔细心照料家庭，生活俭朴，坚守信仰和学问，过上了踏实、幸福的生活。
莫尔的公职生涯也一路坦途。他于1504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510年开始担任伦敦副市长和下议院议长，此后历任国王法庭法官（1517）、枢密院委员（1518）、财务副大臣（1521）、英格兰下议院议长（1523）、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1525），到了1529年当上了兼任首相与法官为一身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人们称他是“公平的行政官”“公正的法官”，赞扬他是“身陷困境的人们的保护者”。他还以英格兰大使的身份在国外发挥过外交使节的作用。
莫尔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之后也受过残酷的磨炼。1504年亨利七世向议会要求征收子女结婚和骑士授职的特别税，莫尔在下议院说服同事将国王要求的份额减少到了三分之一。然而，因为这件事莫尔辞去议员职务暂时回到修道院，法官父亲也因“教子有误罪”被送进监狱并罚了款。到了1509年，年仅18岁的亨利八世即位，莫尔便对他寄予了厚望，亨利八世也十分看重莫尔并授予他好几项公职。莫尔于1517年当上廷臣（朝廷大官，亲信大臣），之后人们经常看到亨利八世将一只手搭在莫尔肩膀上在庭院散步的场面。“伴君如伴虎”，虽然国王十分欣赏莫尔，可莫尔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觉得这是十分危险的关系。有一天，莫尔对自己的侍卫罗珀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人头真的能给国王换来法国的一座城池，我的人头肯定会被砍下来的。”然而没想到无意中说的这句话成了祸根。
亨利八世突如其来的改教和离婚
亨利八世是英国人最爱提起的一位国王，也有很多讲述这位国王故事的影视剧，电影《安妮的一千日》（Anne of the Thousand Days，1969年，英国）在韩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片子，有关亨利八世及其六个夫人和子女的书也有10多种。
王室内部围绕王位继承权而发生的“玫瑰战争”结束以后，以唯一正宗王子的身份登基的亨利八世不仅在体育方面无所不能，拉丁语和法语讲得也非常流利，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国王。可王妃的问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亨利八世在即位那年与哥哥阿瑟的遗孀凯瑟琳（Cathrene of Aragon）结为夫妻。由于传言凯瑟琳与阿瑟并没有夫妻关系，于是比凯瑟琳小六岁的亨利便与当时欧洲最强国家西班牙皇家出身的嫂子结婚了。婚后他们夫妻共生下八个女儿，但除了玛丽公主以外其他都夭折了。亨利八世在埋怨凯瑟琳只会生女儿的同时开始在外面拈花惹草，最终他移情别恋，看上了小巧玲珑且性情开朗的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面对国王亨利八世的求婚，安妮态度十分坚决，亨利不跟妻子离婚她决不接受他的求婚，而妻子凯瑟琳又死活也不肯离开亨利。亨利八世心急如焚地寻找赶走妻子的借口，终于在《圣经·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找到了答案：
你若娶了弟兄的妻子，那是污秽的事，等于是露现了自己弟兄的下体，最终你们二人都不会生育子女。
当时的天主教教会法是不承认夫妻离婚的，因此为了主张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亨利八世试图动员身兼红衣主教和大法官的托马斯·沃尔西去说服教皇。然而当时掌管教皇廷的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恰好是凯瑟琳的侄子，这对亨利八世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有的方法都成了泡影，沃尔西无奈之下劝告亨利八世重新考虑婚姻无效的决定。亨利八世恼羞成怒，剥夺沃尔西的全部财产并以反叛罪处死了沃尔西。1529年，托马斯·莫尔取代沃尔西担任英格兰大法官职位，成了史上第一位平民身份的大法官。莫尔当上大法官以后，亨利八世再次要求他作为国王手下的大臣在离婚问题上站在自己的一边，但莫尔认为如果公职人员丢掉良知，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于是坚定地表态：“我的选择是宁愿断臂也要守住自己纯洁的良心。”
知道与凯瑟琳之间婚姻无效的提议已经不可能得到教皇的承认，亨利八世便与罗马教皇廷决裂，制订了国王直接掌管英格兰教会的计划。1520年，当马丁·路德主张天主教改革时，亨利八世站在其对立面，撰写《捍卫七项圣礼》的小册子极力捍卫天主教。为此，罗马教皇授予亨利八世“信念捍卫者（Fidei Defensor）”的称号，国王也给教皇写信称颂“教皇陛下是整个教徒和所有君主必须服从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如今，所有这些盟誓和誓约成了一张废纸。
英格兰的著名神学家和圣职者们发表论文和散发小册子，纷纷表示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从神学角度上看是无效的，而且国王的婚姻是国家大事，因此不能用教会法来解释，而应该用国法来解释。1532年废止了英格兰教会向教皇廷直接献金的惯例，大主教会议也做出决议，从今以后没有国王的同意不再召集会议，也不再作出重要决定。1533年1月，国王如愿以偿地与怀上身孕的安妮秘密结婚，同年3月制定阻止向教皇廷上诉的法律，5月在与凯瑟琳的离婚诉讼中宣告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为无效婚姻，6月安妮正式被册封为王妃。虽然教皇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可议会却于1534年10月颁布《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任命亨利八世为“英格兰教会唯一首领”。从此，英格兰教会再也不受教廷的支配，完全属于英格兰国王，人们也称英格兰教会为“英格兰国教会（the Anglican Domain，英国国教会、英格兰圣公会）”。2016年6月，英国以国民投票方式做出退出欧盟（EU）的“脱欧决定（Brexit）”，这是500年前英国退出欧洲宗教共同体的翻版。
沉默的代价
任职大法官期间，莫尔公正、迅速地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可在国王的离婚问题上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一直保持沉默，就连1532年举行的安妮王妃加冕仪式也没有参加。他对身边的人们说：“对于他们的要求，只要我答应一个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的。如果我参加加冕仪式，接下来他们就会强迫我为新的秩序去演讲、写文章。”
虽然辞去了公职，可莫尔作为枢密院委员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向盲目遵从亨利八世意志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视莫尔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为了置莫尔于死地，克伦威尔诬告莫尔在做大法官期间曾收受过礼物，同时还要求枢密院传唤莫尔。可这些话很快被证实是谎言。还有一次，有一个侍女因说了一句对国王离婚不吉利的预言就受到了审判，而莫尔也因与那个女人见过几次面被视为女人的共犯。可莫尔据理力争，解释自己与她见面只是为了劝她不要说出那些预言之类的话，不要随意参与国家的大事。莫尔再次摆脱了诬陷。
1534年，议会颁布《王位继承法》（Act of Succession），规定只有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生出的儿子才能拥有王位继承权。这项法令的出台意味着国王与凯瑟琳之间的婚姻“完全无效”，还规定臣子们必须宣誓支持法令的内容和效力，并设置了负责宣誓的特别委员会。
1534年4月17日，莫尔被传唤到特别委员会。他看到宣誓内容里增加了必须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首领的条目，当即拒绝宣誓，并表示不想说明理由。他明知拒绝宣誓会违反《王位继承法》，可他又认为这样做虽然违反《王位继承法》，但至少能避免更严重的反叛罪。后来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并不想责问《王位继承法》和炮制这个法的人以及誓词的错误，我也不想责难其他人的良心。我并不执意拒绝对王位继承的宣誓，只是我的灵魂还没有彻底泯灭，我的良心不容许我向给我出示的誓词宣誓。[26]
特别委员会看破了莫尔律师般的辩护手法。5天后莫尔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土地和财产全部被没收了。在囚禁期间，特别委员会的人们假扮达官显贵前来劝说、威胁莫尔，狱方动不动突然提审他，就连书也不准带入监房。可这些伎俩并没有改变莫尔的想法。有一天夫人爱丽丝（前妻，结婚第六年与莫尔死别）到伦敦塔探监来了。
爱丽丝：你这个人真让人琢磨不透。平时总被人称为聪明绝顶的人，可真没想到竟然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又肮脏又狭窄的监房里与耗子一起过着智力残疾一样的日子。只要按照这个国家的所有主教和学者做的样子去做，你既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别的国家，也可以受到国王和朝廷的宠爱与信任。如果你去切尔西，那里有豪宅、书斋、书籍、画廊、果园等所有的一切，你不想在那样的地方与自己的妻儿、家人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吗？以上帝的名义做的事难道是要坐在这样的地方做吗？
莫尔：这里不也是和我们家一样离天国很近吗？[27]
1534年，随着《至尊法案》的通过，王廷又要求对《至尊法案》和《反叛法》（Act of Treasons）也要宣誓，规定“用恶意的言语或文章试图剥夺皇家威严或职位的人”可处以死刑。在长达15个月的囚禁期间，莫尔受到数十次审问，可他始终拒绝答辩，最终以反叛罪被起诉了。
上帝会知道的
1535年7月1日，威斯敏斯特宫王座法庭（King's Bench）开庭审判对莫尔的反叛罪的指控，审理莫尔案的法庭由莫尔的旧友托马斯·奥得利大法官、王妃安妮的父亲和哥哥等18名法官组成。法务部部长克伦威尔宣读起诉书后，法庭提议对莫尔从宽处理，可莫尔当即表示拒绝。
起诉书上记载的莫尔反叛罪的事实共有四条：
不诚实、反叛、恶意地抵抗英格兰教会的《至尊法案》和国王的婚姻，拒绝对《王位继承法》和《至尊法案》的宣誓。
囚禁在伦敦塔期间与因公开支持凯瑟琳王妃而被处死的约翰·费舍尔主教私下通信，密谋反叛。
被囚禁之前在报纸上发表“《至尊法案》是双刃剑，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法案，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丢掉灵魂，如果不接受，虽然丢掉性命但可以拯救灵魂”的言论，费舍尔在生前也发表过同样的言论。
囚禁在伦敦塔期间曾与法务部副部长理查德·里奇进行过对话，对话中莫尔认为议会无权任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首领，从而否认了国王的权威。
对此，莫尔以做大法官时沉着冷静的态度逐条进行了反驳：
我并没有拒绝宣誓，只是保持沉默而已。要定反叛罪必须有语言和行为上的证据，沉默不能成为反叛罪的证据。根据法律格言，沉默也可以看成默认。
您必须知道这一点，凡是真诚、忠实的臣子必须要尊重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这是作为臣子的首要义务。如果不是恶语中伤国王或煽动暴乱、治安妨碍就不应把当事人的良心也当作问题来质问。[28]
给老友费舍尔的信仅仅是出于友情的信件，由于费舍尔已经把那些信件烧毁，这就说明没有证据表明我犯有反叛罪。
审判之前我确实说过“如果真的有双刃剑般的法律，躲得了一面躲不了另一面，因此谁都难以逃脱”，但这不是针对《至尊法案》说的，只是做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假设而已。如果费舍尔和我的辩解有什么类似性，那只不过是智慧和学问的巧合罢了。
通过有理有据的辩解，莫尔洗脱了前三条嫌疑，最后只剩下否认国王权威的嫌疑。里奇摘下戴在头上的白色假发站在了证人席上。根据里奇的证言，6月12日当他按照克伦威尔的命令前去伦敦塔没收莫尔的书和笔记用具时，莫尔说过这么一句话：“国王在议会上既可以依法诞生也可以依法下台，可教会首领却不是议会安排的，而是上帝安排的。”莫尔详细陈述与里奇之间的对话内容之后，最后说道：
尊敬的法官先生们，请各位想一想，在如此生死关头上我能抛开国王和国王高贵的顾问先生们，居然与这位以不诚实而著称的里奇推心置腹地谈论有关《至尊法案》的事情吗？为陷害我而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事实不就是这一点吗？在各位看来这真的是事实吗？[29]
里奇作为证人供出了与他一起去伦敦塔的两个人，可他们陈述由于自己在监房里忙着收拾莫尔的东西没有仔细听二人的对话内容。与里奇同一立场的人都做出这样的证言，说明里奇的证言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休庭后再次召开的终审法庭上审判长奥得利宣布了判决书。正当奥得利宣读莫尔有罪的判决结果的时候，莫尔突然站起来说道：“审判长先生，记得我在过去审判的时候，在宣告判决结果之前按照惯例会给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机会。”审判长当即承认了自己的失误，给了莫尔最后陈述的机会。知道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莫尔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说出了心里的话：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给我下有罪判决（我到底做了什么，上帝会知道的），那么我就凭着我的良心向你们自由、坦诚地谈一谈我对起诉书和那个法案的想法。这个起诉书是以与上帝之法和神圣的教会背道而驰的议会法令为基础的。教会的最高统治权绝不能赋予任何世袭君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只能属于我们的救世主亲手创立的罗马教皇，属于圣彼得和他的继承人，只属于赋予特权的教皇廷主教。所以，这张起诉书无权处决一个天主教徒。[30]
我确信这一点。现在你们用手中的审判权给我定罪，可我还是真诚地祈祷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聚，在那里共享永远的救赎。[31]
待到莫尔陈述完毕，法庭立刻向莫尔宣告了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被执行死刑。这一天，莫尔面对死刑始终保持镇定，更不失幽默。莫尔听到亨利八世将剖腹、绞首、肢解的重刑从轻改判为斩首刑，便说道：“但愿上帝保佑我的亲朋能过上免邀此种恩宠的生活。”当监狱官劝莫尔临死前整理一下头发时，莫尔拒绝道：“既然国王是为砍下我的头颅而发起了此次判决，还有必要为这颗头颅支出费用吗？”走在刑场的途中，有一个女人大声喊莫尔在当大法官的时候曾给自己作过错误的判决，莫尔回答道：“夫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着那起案件。我敢说如果现在重新审理，我还会作出同样的判决的。”
图9 失败的政治家：以哲学和信仰为生命尺度的天主教人文主义者莫尔未能迈出自己期望的改革步伐，便在断头台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尽管500多年过后天主教会称莫尔是“政治家和公职者的守护圣人”，可是称他政治家未免牵强，只能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莫尔慢慢地走上断头台并跪在地上，他请求人们为国王祈祷，说：“我今天以国王忠臣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可在国王的忠臣之前，我是作为上帝的忠臣离开这个世界。”死刑结束后，目击整个死刑现场的侍卫描述了莫尔临终前的最后一刻。在走上断头台的路上莫尔朝行刑官说：“请帮我安全走上断头台，至于怎么下去，我已经安排好了。”“加油，这是你的职责，用不着害怕。我的脖子比别人短，砍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莫尔欲将头放在断头台上，可突然又抬起来捋了一下胡子说道：“我这胡子可没有犯反叛罪，不能跟我的头颅一样被砍断。”说着，他把胡子垂到断头台下边。
莫尔的尸身被埋葬，而他被砍下来的头颅却悬挂在了伦敦桥之上，几个月后女儿玛格丽特收回父亲的头颅并偷偷埋葬在公婆家族的地下骨灰堂。
《乌托邦》的故事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托马斯·莫尔仅仅是《乌托邦》的作者。所谓“乌托邦”，既是“哪里也不存在的地方”，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莫尔在这本书里批判当时社会的同时，又描述了人人憧憬的理想社会。16世纪的英国人在精神上因宗教改革旋涡而徘徊彷徨，在政治、社会上又遭受亨利八世的专制压迫。再加上地主阶级为获取昂贵的毛织品，驱逐祖辈靠种地维持生计的雇农，发起了圈地养羊的“圈地运动（Enclosure）”。从此，社会分裂为好几个阶层。
绵羊本来是温顺的食草动物，可现在绵羊已经变成贪婪、暴躁，甚至能吃人的凶恶的动物。绵羊可以毁掉房屋、农田和村庄。只要能够获取柔软、昂贵的羊毛的地方，大贵族和下等贵族，甚至从事教会神圣活动的圣职者也不满足于祖先受赐的那一小片土地。[32]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安慰他人伤痛的贴心人、积极反思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者、主张以法治国的正义的法官，莫尔与时代同甘共苦撰写了《乌托邦》。这本书是对话体小说，讲的是莫尔与自称曾在乌托邦岛生活过的葡萄牙船员之间的对话内容。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政治哲学书。书共分两部，第一部以讽刺的口气批判当时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社会广泛蔓延的不正风气和腐败现象，第二部描写了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国家的面貌。
对乌托邦追求的体制和理念，如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人说是中世纪修道院主义或基督教人文主义；有人认为是把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放在第一位的法西斯主义，也有人认为是未来英国帝国主义。那么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莫尔是怎么想的呢？从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实情上看，它与现实国家相比表面上似乎更优越，可也有很多幼稚的想法和不足的地方。从当时的世界角度上看乌托邦是相对值得向往的地方，可还是不完美、需要注入很多新的希望的地方。莫尔是一个与现实政治和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知性的人，因此说乌托邦不一定是莫尔心目中的最后一个理想中的国家。他写《乌托邦》的动机也许是提示人们不要拘泥于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也要放眼去看与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
图10 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的希腊语是“ou-topos”，即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就像标题一样充满讽刺和反论，似乎一眼就能看懂，但要想解读作者内心深处的含义却没那么容易了。
在历史的法庭上
亨利八世为得到安妮不惜丢弃教会，那么后来与安妮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安妮与亨利八世之间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伊丽莎白，第二个虽然是儿子，可不幸胎死腹中。国王再次移情别恋，将目光转向了名叫珍妮·西摩的女人身上。可怜安妮于1536年以与多名男子通奸的罪名被起诉，而这个通奸罪后来又被定为反叛罪，安妮最终被斩首。由于安妮与国王共同生活了3年的时间，因此有人以《安妮的一千日》为名拍摄了讲述安妮3年婚姻生活的电影。据说安妮在临死前留下了这样的话：“国王待我真是无微不至，他让一个卑贱的少女成为侯爵夫人和王妃，如今又让我加入了殉教徒的行列里。”第三个王妃简·西摩虽然为国王生了王子爱德华，但生下王子不久便死于产褥热。第四个王妃是克莱沃公主安妮（克莱沃公国的公主，英文为克莱沃的安妮），但国王以不喜欢安妮的相貌为由宣告与安妮的婚姻无效。第五个王妃凯瑟琳·霍华德因与年轻男子发生婚外情而被斩首。第六个王妃是有过两次婚史的凯瑟琳·帕尔，据说她对晚年疾病缠身的国王照顾有加，寿命比国王还长。
在长期信仰天主教的英格兰，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为什么得以成功呢？莫尔又是为什么反对呢？当时的英格兰已经开始盛传来自欧洲大陆的路德的主张，厌倦了罗马教皇指定的神职人员中蔓延的不正之风，对世俗利害关系十分敏感的议会并没有反对追求绝对王政的国王。对国王的这一追求，圣职者们权当是国王和教皇之间司空见惯的纷争，根本没有在意宗教改革的重要性。莫尔在最后的陈述中阐明了自己反对国王离婚问题和国王成为英格兰国教会首领的理由。对莫尔来说，国王的离婚问题并不重要，可世俗权力超越教会权威的问题是哪怕丢掉性命也要去反对的重大问题。天主教会于1886年为莫尔祷告。在他去世400年后的1935年，教皇保罗十一世授予他“圣人”的称号。2000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称赞莫尔是“一生与上帝共存，为弱势阶层伸张正义的人”，宣布莫尔是政治家的守护圣人。
莫尔作为法官，审判工作是怎么做的呢？法官莫尔在审判过程中细致、公正地对待审判当事人，作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作为法官如何度过一天天忙碌的日子：
我整天埋在无数件涉法案件之中。听取案件的来龙去脉，判断哪些是需要法庭辩护的，哪些是需要妥协的，哪些是需要直接定性的。我接待来访的人也很多，有些人因公职职位问题来访，有些人因审判问题来访。我的一天，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别人的事情上，因此，真正属于我个人的就是剩下的那么一点点。忙完一天的工作，就连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都没有。[33]
当时在大法官职位上收受贿赂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尽管如此，莫尔拒收任何贿赂，所以辞掉大法官职务以后他的财产没有一丁点的增长。对一个法官所具备的良心，他说道：“可以肯定地说，法庭上并肩站着上帝和恶魔，如果恶魔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我就毫不犹豫地站在恶魔那一边。”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德国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一句名言：“我们鄙视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说教的牧师，我们尊敬的是坚定不移地忠于法律的法官。”
对莫尔反叛罪的审判是否公正公平呢？公诉机关的负责人里奇作为证人陈述证词在当时的法律上情有可原，可换成现在的法理是不允许的。里奇的证词作为莫尔有罪的唯一证词显然缺乏可信度，在没有别的证据作为辅佐的情况下判定莫尔有罪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法庭否定前三个嫌疑似乎是对莫尔发善心，可由于国王的愿望是置莫尔于死地，因此本就没有独立性的法庭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对莫尔宣告无罪。
虽说莫尔的一生是凭良心生活的一生，可除了消极拒绝宣誓以外，作为大法官他并没有反对国王和议会的决定。从这一点上看，在个人良心和政治现实两者当中他采取的是两头都不负责的消极的态度。守住良心是指一个人保持存在于自己内心的本质特性的行为，是任何人、任何政治权力也不能干涉的人类本性。当一个人被要求做出与他本人的良心相悖的举止时，他本人对这个要求的正确应对是沉默，而法律对待他的正确态度便是认定他沉默的权利。虽然莫尔从法官的角度上认为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关系必须依照法律来判断并处理，可仅仅为了自己的良心他不惜交出了大法官的官椅，甚至交出了性命。
莫尔作为法官对宗教少数群体（新教徒）的惩处比任何一个法官都严厉。莫尔对他们如此严厉，是因为担心宗教少数群体群发性的活动有可能带来社会混乱呢，还是他对“良心”的想法有所改变呢？这是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可从个人角度上来看，莫尔谦虚诚实地维护宗教良心，甚至承受了由此产生的来自个人、社会的后果（死亡及政治激变）。在此，笔者不禁高度评价莫尔崇高的人性。
莫尔为维护宗教良心而献出了生命。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世界史，就很容易找到包括国王在内的许许多多的掌权者肆意压制、惩处个人的宗教良心或政治良心的例子。宽容他人见解、保障个人良心自由的精神和法律规定，最早也是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最近在韩国出现一些以宗教良心为由拒绝参军的人，问题是围绕对这些人的处罚，不同的法官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在这里笔者想针对“良心的自由”谈一谈个人的想法。“良心的自由”并不只是适合于具备理性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的人权，而是适合于所有普通人的人权。“良心的自由”不能成为掩盖一时的感情或欲望的幌子。
莫尔非常倾心于宗教，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当一个祭司。第一次成为下议院议员的时候，他已经品尝到了权力的苦果，未能读懂充满权力欲的亨利八世的内心便深深地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他在《乌托邦》里曾说过：“在国王咨政会上即使是错误的提案也要公开赞成，如果对国王的决定表示不服，便会被他们扣上间谍或叛徒的帽子。”难以想象能说出如此观点的莫尔竟在亨利八世的手下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宫廷大臣。在朝鲜王朝时期，但凡念过书的官宦都给自己留下了全身而退的后路，如果莫尔认识退溪李滉[1]先生或南冥曹植[2]先生，至少不会走过如此悲剧性的一生。当然，如果没有莫尔悲剧性的一生也就不会有后世人这么多的思考。
[1] 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学者，名李滉，号退溪。
[2] 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学者，名曹植，号南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