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所处的职位，我成了提拔陆学文的最大障碍，是他忍不了的钉子户。接下来，一连几十个电话都是为那家伙说情的，可见人事保密规则已形同虚设，我向考察组说的话，记在保密本上，却差不多是大街上广播过。
来电话的人当中，有老同学，有前同事，有首长的秘书，有司机，有报社的记者……还有两三个电话更奇怪，没有人声，只有粗重的呼吸，让人毛骨悚然。不管你说什么，对方总是不回话，明显透出一种恶意。你能去报警吗？查出某个公用电话亭有什么用？对方只是来呼吸呼吸，你又拿什么报警？
小区保安慌慌地来寻找车主，说我的汽车惨遭损毁。我到现场一看，发现挡风玻璃碎成一片粉末，一块大砖头砸进车里，落在驾驶座上。玻璃碴、落叶、雨水、泥土等，灌得车内一片狼藉，水淋淋的。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高楼坠物？是小孩捣蛋？还是歹徒报复？或是更大报复前的警告？这个住宅区尚未安装监控探头。保安没找到目击者，跑到楼里挨门挨户访了几家，还是无功而返。
老范算是我一个老熟人，与我共事多年的老上级，也神神秘秘打来电话：“老弟，你还好吧？最近有一些事呵，我不能给你说。你也不用猜……对呵，我不能违反纪律。不过，你是个聪明人，我是很关心你的，明白吧？……这些事你以后自然会知道。我是看在我们的老交情上，才与你先通个气。明白吧？……你看我，这样说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过了。但谁叫我们是朋友呢？……你不必知道是什么事，也千万别去打听。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呵……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非常正常，组织上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对不对？……”
他用最机密的方式说了一通最空洞的废话，让我支起双耳终究一无所获，忍不住打断，“喂，不就是有人告我的状吗？”
“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第一，告我嫖娼，对不对？第二，告我化公为私，对不对？第三，告我在机关里排挤党员，提拔了两名非党人士……”
“你不要有什么情绪，你要相信组织……”
“没关系。我早说过了，谁查出问题，我给谁发奖金。你们一定要派人来，最好是大队伍开进，全面发动群众，举报材料公示，查它一个天翻地覆，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要是乐意，就把举报的送到北京去，上至中南海，下至省里五大家，让他一家一家给我全部告到，少一家也不行！”
我没好气地摔了电话。
蔡海伦也来按响了门铃。她曾是马楠的好友，马楠还曾一心想让她当自己的嫂子，却不明白哥哥为何不感兴趣。在她看来，马克思身边有燕妮，哥身边就应该有蔡姐，应该有这位大手、大脚、大鼻子、大嘴巴的革命女侠，这位读什么就通什么、考什么就过什么的读书机器。至于说到模样，她哪一点不漂亮了？什么才叫漂亮？
眼下，她依旧单身，依旧有一张马涛式的嘴，动不动就“我以为”或“倘如此”，如此等等，有怀旧意义的。她的体态当然有所变化，当上教授以后胖了些，有点松垮，但也许是作为弥补，她背一个熊猫双肩包，挂一个海豚饮水瓶，俨然是资深少年儿童，与之搭配的却是深度近视眼镜，偶尔挑一支香烟，又有一种理科男的风度。
也许是因为长期授课，她说起话来几乎每一句都有重复，不是重复关键词，就是重复后半句，似乎照顾学生们做笔记，让大家跟得上，听得清，记得牢，知识点传授无误。但这样说成了习惯，就成了舌头自带回声。比如她说到自己受人之托来找我，句子就成了这样：我今天是不想来的，不想来的。但我妈有点糊涂，有点糊涂。她非要我来一下不可，说她就求女儿这一次，就求这一次……
我算是听明白了，她是说她并非不孝，对她妈一直在尽心尽力，百般呵护。第一，她给母亲买了五种保险，买了五种保险；第二，她每个星期都来探视两次，探视了两次。第三，她每次探视都带来了价值不少于百元的礼品，不少于百元。那么她还能怎么样？怎么样？她觉得保姆推卸责任，夸大老人的心理变态。有什么变态呢？她好几次带心理医生来看过。几个小时下来，图片看了，游戏做了，连最新款的心理测试仪也上了，搞得老人很高兴也很糊涂。医生们最后都说，老人各项指标正常，数据摆在那里，在那里。
她到底想说什么？
到最后，待她抽完一支烟，我才知道她不过是认为，跑官说情是很不好的，希望我姑妄听之，姑妄听之。她不过是想让我知道，这一次某些人的跑官人情网撒得太宽，老同学可能不得不防哩。
我似乎得说，谢谢她好心的提醒，提醒。
几乎在我预料中，二姐也来找过我，把我约到一个咖啡馆，点了咖啡和奶油草莓，说起笑月的求职一事——去电视台当记者。据说有关表格已拿到手，也填过了，“你松松口，放他一马，他就让朋友办了这件事。”
我吃了一惊，知道她是说谁。“慢点，慢点，姐，你让我理一理。你什么时候找过你？怎么又扯了笑月？”
“这一点不重要。”
“他可是个牛皮王，可以指挥中央军委的。他的话你也信？”
“你放心，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还能被他耍了？”
“他真是想得出。”
“小布，不过这是一个机会。”
“姐，你不了解情况。”我把事情从头到尾略加讲解，包括三两个她根本不可能相信的奇葩故事。
“我不管别人如何，我只问你。”
“对不起，你太让我为难。”
她摘下墨镜，惊讶得把我盯了好一阵，指头敲敲桌子，“你过分了吧？做生意挑货不挑人，机会就是机会么。你是笑月的姑爹。你不管谁管？你要是不管，你和楠楠以后同她爸还见不见面？”
“这一码是一码……”
她打断我：“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名声，要保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都可以理解。但你万万不能……”
幸好，她的手机响了。幸好，她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再次响起。于是一场谈话下来，她穿插了五六个电话，让我多了些喘息机会。她又是说楼盘，又是说税务，又是约发廊，又是交代保姆准备她儿子的晚饭，还不耽误隔三岔五地同我争辩。这个女能人给我的感觉，是她能一心多用，三头六臂，眼下就算再给她一个随身听，一个跑步机，一个头发烘罩，三两台电脑，也不够她忙的。她能在任何情况下把千头万绪都一并拿下。
我被她批斗得心情很坏。与她分手后，我不知何时发现一名警察挡在车前，面色严峻地对我举起手。下车一看，才发现自己鬼使神差驶入了逆向的单行道。
警察扣下驾照，开出了罚单。
我担心自己下一步还会闯红灯，甚至撞上校车什么的，便停下来，在路旁公园里抽了一支烟。公园里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三口之家的高低身影，搭上气球或童车，跃动出周末的轻盈感和幸福感，还有烤玉米的气味。我其实不太爱看这种场景——原因当然不用说。我家眼下只有一个笑月，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孩子。事已至此，她就是我们夫妇的一脉骨肉了，那么我将如何向她解释自己刚才的拒绝？记者，主持人，电视台……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是她的五彩梦。我该如何向她说明白，向她的爸爸说明白，戳破这个梦，不是我的自私，恰恰是为了她真正的好？
或者，我是不是看事物太夸张了？是不是真像二姐说的，变态了，落伍了，有点没事找事，在一件小事上赌得毫无意义？
我又抽了一支烟。
回到家里，我不知如何向马楠开口，才能说明白她二姐的荒唐。我没料到马楠这一次倒是特别清醒，没等我说完，就抱怨二姐多事。“她什么时候能上点道呵？她家那个浩浩被她换了十几个单位，不是被她换废了吗？”
在她看来，电视台的破格“特招”也特别可疑，招一个中学生，可能吗？说不定就是一骗局，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她觉得笑月还是继续读书为好，大不了就是复读，就是家教，就是租房和陪读么。她们三姐妹来一个重金投入，全程紧盯，不信就啃不下高考这块硬骨头。
意外的是，她联系复读学校的电话刚打出去，就跌跌撞撞冲进我的房间，一脸惨白。“笑月——”
“怎么啦？”
“她跳……”
“跳什么？”
“跳楼……”
“你说什么？”
犹如晴天霹雳，我脑子里顿时空白，喳喳喳的毛发炸立。我不知如何扶住了马楠，不知自己是如何拍醒了她，不知自己是如何冲出房门，钻入出租车，一口气狂奔医院，直扑急诊室。一个茶杯一直攥在自己手中，竟不为我所知。
骨科手术室外，二姐眼里泪花花的，冲上来直瞪眼，好像在说瞧瞧，瞧瞧，不就是你干的好事？二姐夫如热锅上的蚂蚁，搓着手走来走去，说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如何向她爸交代？这孩子倒真是狠呵，真是狠呵。然后他开始接电话，一个火爆的男声从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大概是一个正在抓狂的父亲，在电话线那一头无比震惊。
大姐家两口子也赶来了。
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笑月听说电视台可能去不成了，甚至被二姑轻描淡写的说成机会还有，还可能有转机，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二姐从外面回家，没看见她，以为她逛街去了，没准是去大姑家了——她反正从来都是说走就走，很少预告也很少留言。二姐夫倒是多心了一下，说这孩子神色不大对，不会有什么事吧。他决定出门看一看，结果发现楼下果然围了一圈人，是在楼后的一侧。一只粉色的深口山地鞋，落在路边的草丛里，被他一眼认出，当即一口气上不来，赶快抓摸自己的速效救心丸。
目击者说，孩子是从三楼的楼道窗口往下跳的，幸好三楼以上的窗口都有栏栅，她不可能选择更高的窗口。也幸好她下落时被树梢拦了一把，又被一个临时棚盖托了一下，最后才砸在砖地上。医院检查的结果：虽无性命之虞，但有脑震**，还有膝盖、脚踝、胸口的五处骨折。
我已来到病床前了，发现笑月这孩子还未醒来。她只剩下半张脸，右脸似乎都转移到左脸去了，其实是瘀肿的左脸过于膨胀和暴发，淹没了一只眼，也挤掉了另半张脸。面对亲人们有关手术的复杂讨论，这位半脸和独眼的女孩保持惊愕的表情定格，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一条血污尚存的腿被护士们简易地固定和悬吊，像一脚踢出豪迈的步伐，整个人要向天空走去。
笑月……
笑月，你没事了，现在好了……
我凑近这张过于陌生的脸，感到自己无比虚弱，全身已掏得空空，靠扶住墙才得以止住自己的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