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很少去郭又军的家，主要是不大习惯他家的麻将。有时摆一两桌，有时甚至摆三四桌，于是小屋里闹哄哄的，烟雾腾腾，喧哗四起。这时候的他，可能耳朵上夹了五六个晒衣夹，忍受输牌后的惩罚，没工夫礼遇我，他只是扬一扬手，告知烟在桌子上，茶叶在盒子里，瓜子在盘子里，意思是你好好招待自己吧。
我来这里一颗颗剥瓜子显得很傻，只能听牌客们争议某一位女歌星的嘴巴是大了还是小了，争议彩票中奖号码可能是双数还是单数，争议当年学校里谁偷看了试卷，争议当年班上谁的肺活量最大并且把水漂打得最多……是不是很无聊？当然，他们如果不找出这些磨牙口的话头，制造各种恼怒或开心的争议，又如何把一天天日子填满？
那一次，他家里只有丹丹在啃面包和看电视。她用电话联系她爸，说他马上就回家，说好了同我不见不散。但我一直等到丹丹看完两个卡通片，眼看就要误我的航班了，只好离开他家。有意思的是，他满头大汗在楼道撞上我，看到我手上的机票，发现实在没理由留我，便回头再次跨上自行车。
“你不是下班了吗？”
“刚才手气太臭，根本没吃牌的机会。”他挠挠头，“今天非要报仇雪恨不可，把老子的米米赢回来。”
他连家门也没入，甚至来不及打听我上门的事由，一头扎入夜色绝尘而去，弓着一条背脊，再度杀向某张牌桌。
他后来打来过一次电话：“我又军，郭又军呵，听不出来了？你这个鳖太没意思了。”
我连开玩笑的心都没有了。
“不好意思，没打搅你吧？你好久没来玩了。”
“玩什么？给你们傻傻地站岗？”
“你来了，我不玩就是。再说，我可以教你玩呵，玩简单一点的。我们也不玩大的，不会挖你的金矿……”
“对不起，有什么事吗？”
他吞吞吐吐，说他想通了，终于就要戒牌了，要干点正事了，但好像迟迟还未入正题。“是这样的，这样的……”他迟疑了片刻，嘿嘿两声“你家马涛，是不是对我有些成见……”
我怔了一下，不知最近又有什么闲话传到他那里。但我不愿多事，一咬咬定他想多了，完全不必在意，千万提防小人挑唆。我还大声警告：我可以接受一个清白人，但受不了一个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清白人！军老兄，你明白？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一次老知青的年度聚会上。说也奇怪，军哥下乡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多年来似乎是知青们的事务总管，又是一个联络中心，哪个病了，哪个搬家了，哪个要结婚或要离婚，哪个的父母或子女有事，更不要说年度聚会今年搞不搞和怎么搞，这些好像都在他的业务范围。特别是几个老姐妹，最喜欢去他那里，据说连妇科病的事也愿向大老兄讨个主意。
不用说，军哥最终与小安子分手，老姐妹们也俨然是他的亲友团，劝有要劝和，斗的要斗狠，各有高招，七嘴八舌，为他操碎了心。
在她们看来，小安子真是太皮厚了，太邪乎了，还没正式办手续，就带回了一个俄国帅哥，总是戴一顶绒线圆帽的那个，套一件格子粗麻衬衫的那个，没事时就哗哗哗拧一个魔方。她们更不理解的是，军哥居然不追究妇德，居然不在乎第三者插足，完全放弃男权和夫权，任由他们俩出双入对。更说不得的，他还同那个第三者打手势，蹦几个俄语单词，撕扯一点散装中文，一起改装了家里的便池和热水器，几乎把对方当成家里的一口子。郭丹丹呢，也心大，根本不管父母的终身大事，把那个伊万叫成“万哥”“万宝”“万宝路”，只是找他打听俄国。
俄国帅哥翻开一本书，指着托尔斯泰的照片，“骗子！”
又翻出屠格涅夫的照片，“骗子！”
再翻出布罗茨基的照片，“骗子！”
“为什么呀？”丹丹问母亲，母亲倒是替男朋友翻译了：“他说，俄国就是被这些骗子给坑的。”
“你才是一个大骗子呢。你好大的狗胆，敢辱骂我的偶像……”丹丹忍不住抡起书本往万哥砸去，两人汉语夹俄语吵了一通，打闹成一团。直到老姐妹们目瞪口呆：看看这一家子，像什么话，一个比一个神经！
小安子这次回来，已不再适应家乡的潮热，觉得自己成天活在蒸笼里。她更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脏乱，觉得自己成天活在一个垃圾场。她的刀子嘴一如既往，对我也大加攻击。大概是对我见面时的握手之礼颇不习惯，便嘿嘿冷笑：陶干部呵，怎么不问一下我“近来工作和学习怎么样？”也不给我说说国内外大好形势？
我窘得一时没法说话。
她却得意地哈哈大笑。
正好碰上一次聚会的日子，很多人七嘴八舌，提议老知青结伴去白马湖看一看。但不管姐妹们如何邀她同往，她就是不喜欢聚会，更讨厌白马湖，抽燃一支烟，对着瓶口喝啤酒，冷冷地直摇头。
姐妹们觉得她不近情理，不免泄了气，不免撇撇嘴。牛什么牛呢？还是大小姐脾气呵？她在外面也是打黑工吧？不就是当保姆吗？不就是餐馆涮盘子吗？不就是驯过狗、理过发、插过花吗？据说还参加过什么邪教，又差一点混进了反政府游击队，也就跟走丢了差不多，跟不明飞行物差不多，一个居无定所的“洋飘”而已，居然没把她的狗脾气磨掉一点。老姐妹们都这样议论，最终形成军哥离了也好的共识。
我想起小安子多年前的那一句：“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很可惜，她已飞过了一座座大山，她的翅膀已不再困于囚笼，已属于无限天空，但她飞了一大圈以后又怎么样？不过是带回了一个俄国倒爷，回头盯上了这里的丝绸、茶叶、工艺品，盯上了庸俗透顶的货源和差价。
如果下一次再见时，她带回一个大妹子，两人都吃上斋饭，拨捻佛珠，穿灰色长袍，我恐怕也不会奇怪。
我不知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恨恨的念头。
其实我很不愿意这样。
她不参加知青聚会，应该说不是毫无道理。这种聚会年复一年，不会有太多新话题，无非是一些皱纹渐多的人抱团取暖，为人生失意找一点安慰。说起从前，无非是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不堪回首的过去。吃不饱呵，睡不够呵，蚊子多得能抬人呵，吴猴子一根棍量得大家要吐血呵，因为挖了那么多野坟所以大家日后都混不好呵……白马湖是他们抱怨的对象，痛恨的对象，咬牙切齿的对象。但奇怪的是，在不经意时，特别是对晚辈说话时，他们又可能脱口而出，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哪知道什么是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呢。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呢。在这时，他们是夸耀吗？是洋洋得意吗？他们的自相矛盾，也许小安子都听出来了，难道他们自己就毫无察觉？
当他们兴高采烈重返白马湖，结伴寻访老房东，深情看望旧时农友，接受当地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遥望山河心潮澎湃，一遍遍唱起老歌，叫叫嚷嚷今后要编影集、要排节目、要办展览，要建纪念碑，他们是把自己当成卫国英雄？当成革命英烈？一门心思准备接受鲜花和勋章？借助一种深情怀旧的标准形式，慷慨悲歌，大吹大擂，惊天地泣鬼神，那他们刚才刚才的控诉和悔恨又往哪里放？只是说着逗一逗自己？还是亮出一枚假伤疤？
我不想向他们说出这些。
我不说，是因为自己上过大学，当过官差，比他们大多数幸运。更重要的是，我说不出口是因为曾在街头突然见到一个女同学的肮脏、憔悴以及过早苍老，惊愕得退了一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我熟悉的哥们没钱给儿子所在的学校“赞助”，被儿子指着鼻子大骂，只能暗地里自抽耳光。我说不出口是因为一位曾与我同队的姐们，失业后干上了传销，逢人便推销净水器，发展敛财的下线，以至喋喋不休翻来覆去百般纠缠廉耻尽失。我不忍剥夺他们的自豪。
自豪就自豪吧，青春无悔就青春无悔吧——如果这样能让他们宽慰一点，轻松一点，有更多心气活下去，那么怎么说都没什么过分。
好吧，我们还是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比如说说六队的那位爷，曾强烈要求把自己的姓名改成“誓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不同意，因为觉得“誓”这个姓太怪，名字也太长，再说占了那么多好词，万一这家伙将来犯错误，大家要骂要咒要批判，不大方便。
我们也可以说说三队的那位，叫什么来着？好多年都不见了，就是那个拿一把剪刀救鸡的家伙。他点火给剪刀消消毒，剪开鸡的食袋，以肥皂水冲洗，再用针线将伤口缝合，就使两只误食毒饵的鸡活了过来的那位。听人说，他回城后混得不太好，下岗后又去乡下养鸡了，这辈子真是同鸡有缘了。
我们还可以说说一队的高眼镜，只是这一次恐怕还是不能说得太清楚。有人说他偷过东西，有人说他没偷过。有人说他谈过恋爱，有人说他没谈过。有人说他在乡下干了三年，有人说他干了五年。有人说他毕业于五中，有人说他是十八中的，只是随姐姐混进了五中这一群。总之，有关他的事大多歧义丛生，本身就是一大特点。说起来，与其大家说对他感兴趣，不如说对他老爸感兴趣。那位老人每次写信，都是写在报纸中缝，于是寄报就是寄信。好处是报纸属于印刷品，邮资三分钱，比信函省了五分，而且让儿子多看报，好歹也能温习几个字。想必是老人这一手见了成效，儿子后来一举考上了大学呢。
在这种场合，大家免不了还会说起马楠她哥。特别是郭又军，总是记得那些出身知青的明星，学者、教授、企业家什么的。他历历如数家珍，报道他们的动态，转述他们的最新言论，体会一字一句里的微言大义，是热心的义务宣传家。大概觉得自己与有荣焉，他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偶像有任何怀疑和诋毁。因此，尿罐说到马涛的前妻，当年如何受不了丈夫的自私。军哥就随即正色，说孤证不立，一面之词并不可靠，人家的家务事你哪说得清楚？尿罐又说到媒体上有评论，称马涛的什么观点不对，到底还是半路出家的，功底不足。军哥也一连几个不，立即上前辩护，说马涛怎么啦？他读的那个中学，确实不怎么样，但他不是读过研究生吗？不是国外名校的研究员吗？听说开讲座绝对是一票难求。说他的功底不足，谁信？
“严老师根本不同意你的看法！”他提到一位电力公司的高工，他新结识的一位朋友，为他的反驳提供了重磅根据。
“反正是报纸上这样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也看不懂。”
“报纸上的能信？那么多假广告！”
“不是广告，是文章好不好？”
“记者的文章吧？我告诉你，防火防盗防记者，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尿罐鳖，脑子要戳在你自己的肩上！”
军哥差不多已黑了脸，仗着自己活动组织者的权威身份，再次表现出团结和维护天下精英的万丈热情，终于逼得尿罐嘟嘟哝哝。
大概是争议搅乱了情绪，这次返乡活动的后半程便有点散乱。在镇上一个饭店就餐时，关于筹建纪念碑的争议也大，特别是几位男士，各有见识和阅历，在建不建和如何建的问题上缠斗不休，差一点伤了和气。对女人称呼，又受到蔡海伦教授的愤怒斥责，好像“堂客”也好，“太太”也好，“女同志”也好，都踩了女权主义的雷，都是没文化，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受责者气不平，蔡海伦更是气得饭也不吃，一个人先冲走了。
涉及碑文内容，又牵扯出农民和知青哪一方吃苦更多的大是大非，更跑题到国企、私企、集体企业、个体户等等哪一方更不容易的原则性分歧。怀旧是共同的，怀旧者却是各不相同的。尿罐端着饭碗，挥舞筷子，从一桌吵到另一桌，把饭粒都喷了出来。“……你们还有脸叫苦？你们苦了个毛？人家农民大哥祖祖辈辈在这里，找谁去叫苦？老子当年被你们拒之门外，找谁叫苦去？你们国字牌，威风呵，安乐窝呵，大锅饭呵，好吃得很，到头来养懒了你们的一身肉，废了你们的武功。怪谁？好，现在破落了，八旗子弟了，活该！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赖不上我们这些个体户！”
他是发泄自己当年招工落榜的怨恨。
他终于找到了反击机会，把军哥顶到死角。随着拍桌声四起，随着喝彩的“好”“好”“好”，其他几个国企身份的也就装没听见。
一顿闹轰轰的饭吃下来，本来说好了是AA制的，大概是吵出了牢骚，吵散了老感情，公务有些松弛，军哥心烦意乱之下也疏忽了收钱事宜。很多人已抹嘴巴剔牙齿走出饭店，走远了，上了包租大巴，饭钱却没有着落。军哥发现这一点后，赶过去收钱，耳朵里却被灌满了奇谈怪论。“我们在这里流血流汗那么多，还要交饭钱么？”这一条好像说不过去，毕竟饭店与茶场没什么关系。“这个厨师也太不行啦，饭都没怎么蒸熟。”这一条好像也不上道，再糟糕的饭不也是吃了么？到最后，还有些人瞪大眼，干脆交出一脸的无辜：哎，哎，不是说不收钱么？对呀，你不要自作多情乱收费呵。
至于这个可以白吃的消息来自何处，军哥打听了一圈，仍是一头雾水。是乡政府说的吗？是县政府说的吗？似乎的似乎，可能的可能，最早是张某说李某说的，李某说是吴某说的，吴某说是邢某说的，邢某说是洪某说的，洪某说不知是谁说的……一个查无来处的谣言被很多人坚信，被很多人热心传播，被人们七嘴八舌再一次强辩为真。倒是军哥被很多人质疑，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假传圣旨，至少是瞎操心。
但饭店老板娘死死揪住了郭长子的一只胳膊，扣了他肩挎的录相机。
没办法，军哥的钱不够，最后只好押下身份证，打一张欠条，换回录相机，答应第二天来补欠款。
其实有几个掏得出钱来的，只是情绪上大不对了，也不愿当冤大头。
汽车开动了。军哥没再窜前窜后给大家录相，只是选了个最前的座位，一声不吭捧住脑袋，好像睡着了。与来时满车笑语不一样，这次有出奇的沉默，大家久久不语。我讲了两个段子，只换来几声嘿嘿，未能把气氛再活跃起来。
几天后，小安子和俄国帅哥就要飞国外了。她临走前找来各种电话号码，一一打电话催账，要他们给军哥交饭钱，怒气一次次从话筒里爆出。“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给自己留点面子好不好？”
“你是军哥的什么人？”有人不认识她，或装作不认识她。
“室友吧。”
“什么叫室友？”
“室友就是前妻，安燕，小安子。”
“哦，安子哦，这事最好由军哥自己来说。”
对方大概是吃定了那家伙面子薄。
“我就不能代表他？莫说前妻，就是他小三，他姘头，他婊子，扎我眼睛了，我就要揉出来！”
“哎，哎，我没说不该还钱呵。”
“什么时候还？你说。”
“我昨天已经给他了，不信你去问。”
“那你还放什么屁！”
她啪的一声挂断电话，气得自己翻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