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喝酒。对面的这个喝酒人牙齿稀疏，两三根寿眉飘然长挑，满脸皱纹如刀砍斧剁，不时咳出大段的静默，需要我细辨，才能从皱纹中慢慢打捞出往日的容颜，然后犹犹豫豫地“呵”上一声，确认自己没有认错：对了，他应该是吴天保。
这位老场长完全忘了当年对大甲的厌恶，似乎自己早就慧眼识珠，伯乐识马。你想呵，那个骚牯子哪是个种田的料？去打禾，洒得稻谷满田都是。去栽菜，踩得秧子七歪八倒——身上的每根骨头都长歪了么，对不上榫头么。你再想想，人家借了他的钱，他不记得。他借了人家的钱，也不记得的。更重要的是歹毒，你晓得的，好多人都看见的，有一次，他用一个木桶，提来一颗人头，一脸的大胡子，说是无名野尸的，然后借来一口锅，热气腾腾地煮出一锅肉汤，要制作什么标本。娘哎娘，那是人干的事吗？又剔肉，又刮骨，又拔须，掏了鼻孔还挑耳毛，忙得满头大汗，如同曹麻子杀猪办年饭，戳心不戳心？害人不害人？
吴天保时隔多年后差一点再呕一口。但他的意思不是谴责，恰恰相反，眼下的语气里满是赞叹，似乎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举，要成大事不就得这样疯疯癫癫吗？不就得这样狼心狗肺吗？
他临别时交代，等秋收以后，他要攒一筐鸡蛋，托我去带给大甲。
好的，好的。我含糊其辞。
“你把志佗也带去，他喜欢画菩萨。”他是指自己的孙子。
好的。
其实老吴应该记得，当年大甲和小安子剔刮出的那个骷髅，那几个四处探照的黑窟窿，几乎气得他把桌子拍垮。那也叫艺术？艺你娘的尸呵。他当时就是这样开骂的。怎么不天天睡到土里去艺术？怎么不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艺术？怎么不把你们爹妈的肠子肚子挂在墙上去艺什么鬼术？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茶场搞得屎臭尿臊，牛鬼蛇神闹场，是国民党派来的吧？
他当即在职工大会上宣布：扣掉大甲一个月饭票，一心要剐他十几斤肉，看他还抽什么风。
大甲气呼呼地同他交涉，怎么也谈不通。吴场长读书少，只是在扫盲班识了几个字，别说素描，据说以前接县里来的电话，还不知该如何对付话筒。“我听不清。我这就去穿草鞋，就到你那里来……”他居然不知道，县城远在一百多里之外，那个听起来很近的声音，并不在隔壁房间，也不在对门山上，一双草鞋根本帮不上忙。他甚至没见过火车，好容易在县城看到了，回来后大表惊讶，说那家伙一身黑皮，还冒烟，跑得比贼还快，大得吓死人，一天要吃多少草料呵！
不难理解，这样一块从地里刨出来的老树根，如何能与姚大师达成艺术共识？如何容得下街痞子的胡闹？但他没料到，大甲一旦饥寒交迫，就只能闹革命，见场长去打饭，他突然插上前，把食堂窗口的一钵饭菜抢了就跑。
“嘿——你土匪呵？”场长总算明白了自己的两手空空，气得额上直暴青筋。“你你你鬼爪子往哪里抓？”
大甲已跳到远处，“你要饿死我，那你也别吃。”
“崽呵崽，崽呵崽，老子要一拳砸得你脑壳从屁眼里出来！”
“老鳖，你来呵。你要是打死我，我妈还有两个儿子，没关系。我要是打死你，你婆娘就是寡妇，你那三个儿子就要随母下堂，不能再姓你的吴！”
“你等着，明天就把你捆到公安局去！”
“反正我没饭吃，吃牢饭去更好。”
场长愣了，肯定没见过这种煮不烂嚼不碎吞不下的活爷。后来，不知是威胁起了作用，还是抢饭防不胜防——那家伙不但抢场长的饭，后来还抢客人的饭，让茶场请来的木匠、篾匠、泥瓦匠频遭袭击，待客的鱼肉一次次被他无耻地分享。场长骂归骂，但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得不听会计发还饭票，罚扣一事不了了之。
县文化馆来函借调大甲，场长不服气。“不就画个鬼脑壳么？有什么了不起？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他往哪里跑？跑到县里去？他跑到蒋介石胯裆里，老子也要把揪出来，蘸点酱油下酒！”
不过，他还是在借调函上速批“同意报销”，一刻也不耽误，倒有点巴不得和等不及的意思。
“同意报销”就是“同意”，算是他的万能圣旨。不知是谁教会了他这四个字，于是他从那以后把一切问题都处理成财务。在他乱糟糟的办公桌上，入党申请上是“同意报销”，举报材料上是“同意报销”，防虫防病紧急通知上是“同意报销”，各种上级红头文件上还是财务审批。梁队长说过，他不久前递上结婚报告，对方打了个哈欠，抽燃一根对方递上的喜烟，捉笔如捉泥鳅，搓捏笔杆好一阵，在空中哆嗦好一阵，描过来又画过去，最后才落下欣欣然四字箴言，其中的“销”照例错成了“肖”。
秀鸭婆不肯走。
“还有事？”
“场长……”
“怎么啦？”
“我买猪娃，你是这几个字。我买鱼苗，你也是这几个字。我买几个尿桶箍，你还是这几个字。”
“晓得你是要搞男女关系。”
“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是不是要写得客气一点？”
场长看了对方一眼，再看看批示，“怎么不客气？就你罗唆，不都一样么？你说说，不这样批又如何批？”
新郎总觉得喜事与猪娃鱼苗还是有所区别。“我又没找你要钱要粮，这报销不报销的，好浊气。”
“报销就是好事，报销就是领导支持，报销就是生产发展，工作顺利，形势大好。你懂不懂？你还要我批一句毛主席万岁么？想偏你的脑壳。你去告诉国矮子，是我批的！”
他是指管理民政事务的一位公社干部，似乎他拍了桌子，就有了文件防伪的保证，就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国矮子没理由不开结婚证。
他后来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说起这事都笑。为了回击不怀好意的笑声，他狠狠抽来一张椅子，端端的坐在门前，面对人来人往的地坪，大张旗鼓地看报纸，看文件，翻出哗哗声响，用一支笔在这里画两条杠，在那里画个圈，张扬自己的文明水准。看到兴奋处，他大声说：“写得好！”“写得真是好！”“县上的同志就是水平高，十个国矮子捆在一起也比不上。”诸如此类。他指头蘸上口水翻纸页，翻出了好多爆炸性知识，比如苏联人吃黑面包，邋遢死了，可怜！美国派来了什么无人侦察机，恐怕是人都死绝了，要断后了，飞机都没人开。天安门广场大得可以让全县人民去晒谷，工程伟大得真是了不起呵了不起。共产主义呢，日子好得没法过，成天不用做事，吃出了一身肥膘就去轧床，舒服得只能死……这些都是他后来常说的。
他还经常教导干部们：“你们就是不学习，如何会有进步？”
当然，也有说乱的时候。“革命就是要苦干加23干”，这话怎么也让人听不明白。其实，“23”是“巧”，一到他的眼里就掰成两半，还是阿拉伯数字。“海内存知己，天涯五比零”，这后半句得让人琢磨片刻，才可明白那不过是唐诗里的“天涯若比邻”，被他一不小心改成了球赛报分。有一天，晚上开大会，他在台上说得激动了，屁股下装了弹簧一般，身子一次次往上跳跃。“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爬山……”
不知谁提醒：“不是爬山，是登攀。”
“登攀？什么意思？”
“登攀……就是往上爬。”
“爬什么爬？”
“爬山呵。”
“还不是，”场长横了大家一眼：“还不是爬山？我哪里说错了？你们说说，我哪里说错了？”
提醒者还真是理亏。
场长再次听到了不怀好意的笑声。也许是很在意这一点，他走出会场时怒气冲冲，差点摔了一跤，发现是一只木桶绊脚，忍不住把木桶猛踢一脚，“不是个桶**出来的！”
有趣的是，他说这一类下流话却从不出错，总是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不断创新，花样百出，让大家的耳朵忙不过来。
——夹卵（算了）！
——搞卵呵（搞什么）？
——不要算卵毛细（不要太小气）。
——你咬我的卵（你痴心妄想）。
——搓卵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我看你就是个尿胀卵（我看你就是个冒牌货）。
——你屙尿还没干胯（毛头小子你知道什么）？
——你们把屁眼夹紧点（你们把精神提起来）。
——大卵子一甩，天下太平呵（形势会越来越好呵）。
……
女知青极为反感这种口白，一听就皱眉，就脸红，如果见身边人哄笑，更有当众受辱之感，很可能啐一句“臭痞子”。我毫不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青春理想就是由此破灭的，人生信仰就是从这里开始动摇的，后来一个个不择手段逃离乡村，与这种听觉伤害一定大有关系。
这些共产主义的花骨朵，以为革命充满了诗歌、礼花、小帆船以及飞奔的骏马。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是身穿红军制服的亨利·方达或克拉克·盖博，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白马王子，至少也得雄姿英发，有刚正不阿的劲头，不可能是吴天保这样小眼珠、小尖嘴、小矮个，还满嘴污言秽语。这种烂人放到任何一部电影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匪军甲或流氓乙。一代新人能在他这里接受什么“再教育”？
我当然也是场长眼里的沙子。我痛恨他下达任务时心狠手辣，简直把我们当牲口，对雨和雪视而不见，天塌了也不忘吹出工哨。我还恨得牙痒痒地想到他上工时不见人，说不定是躲在哪里睡觉，到我们刚要休息时，却及时出现在工地，吓得队长不敢下令歇工。他早不来，晚不来，打蛇总是打在七寸，操一根两米长的竹竿作为随身量具，更相当于行凶暗器，在工地上这里量一量，那里丈一丈。两米竿在手上翻一斤斗，配上他故意疾行的步伐，实际上一竿就是一竿半或两竿的距离——这样量出来的土方，谁担得完？这样丈出来的荒草，谁锄得完？
不怕阎王要你命，就怕猴子一根棍。 连本地农友都这样说。
“猴子”是他的绰号。
不过，我已处于青春期，不能不好奇他的裤裆话，觉得那些话虽不雅，但很好笑，特敞亮，是典型的就近取喻，有通俗、形象、强烈、便于传播的好处，一炸开就爆破力十足。对不起，我大概是被他教坏了，也大体上赞同他对厕所的反感，特别是拒绝各种臭烘烘的茅坑。哪怕是离茅坑不远，他也更愿意去树丛后解裤头，搂屁股，差一点就要加上猫仔刨土和狗仔跷脚的动作。
这样做的好处，照他的说法，一是不闻到臭，二是省了运肥上地的手脚，三是可以看看风景，说不定还能顺手扯一把草药呢。这些理由真让我无话可说。
美丽的大自然呵，今年又是油菜大丰收呵——这样理由充分地拉过两三次后，我有时暗自惶恐，自己是不是也成了匪军甲或流氓乙的料？当然，我万万没想到，他把男人的嘴差不多都教坏了后，倒是教出了大甲多年后的灵感。事情是这样：大甲在美国开了一个画展，一大堆男女变形的**画，如同展示一个冻肉库，让人们在一挂挂粉色肉体前穿行。画题分别是《夹卵》《搓卵》《咬卵》《木卵》《尿胀卵》《算卵毛细》等，分明就是吴天保当初教出来的，分明就是污言秽语的图解。画展总题则为《亚利玛：人民的修辞》。其前半句，既是基督圣母名谓的倒装，也是白马湖人骂娘的谐音。
大甲这家伙就不怕毒害小朋友？
事实上，他在那里开过不少画展，每次都惨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玩抽象，玩具象，都不灵，拉家的、达家的、米家的那些大师全帮不上忙，倒是这一次重口味，至少吸引了一些华人，据说市长和主编的宴会请帖送来了，记者的采访让他烦不胜烦。一些洋同行拉他去喝酒，白肤或黑肤的，长发或光头的，在酒吧里同他大谈“解构”或“反抗”，听他答非所问胡言乱语也依然开心。
“不就是个冻肉库吗？”我翻看他带回国的画册和照片，不明白这种下流有何意思，不知观众们为何热血。
他乐得在**翻了一个筋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出了连翻白眼的可怜样，“你呵你，真是个土蛤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骂人就不土？”
“太对了。”他一拍大腿，“就是要骂人，就是要用屎团子把资产阶级砸晕。那些擂的死（太太）煎特焖（先生），扭着小屁股吃香喝辣，一个个赖死得很……对，就是这个nice ！你知道他们赖死得有多痛苦吗？成天都得端着，不是皮笑肉不笑，就是肉笑皮不笑，教养来，教养去，每天差不多要讲几百个散客游（谢谢）呵，你说吓不吓了，几百个呵，水深火热呵，暗无天日呵。”
“你的意思是……”
“猪脑子，还没明白？那些阉货都活得不会骂娘了，肾上腺素都断档了，所以我们革命人民就得教他们骂娘，代替他们骂娘，骂出他们的心花怒放。”
我痛恨他胡扯，相信事情肯定比他说的要复杂得多。但他已活得无比自信，一甩长发，径直去我家厨房找吃的，没耐心与我讨论。他在冷猪蹄上咬出了洋洋自得，说他反正是成功了，眼下放个屁，在艺术界那也是香的。没办法呵，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第二天早上，他迟迟没起床。我去拉开窗帘时，发现他睡得平静，眼角流出一滴泪，想必是坠入梦中什么伤心事。我暗自一怔。这家伙还有猫尿？他不会是自己把自己胳肢了一夜吧？我忽然想起，他昨天曾凝视过墙上一幅画，是他以前的旧作，土红色调的夕阳图，大树下有一条老狗，有几只小鸡。他面对那些可能早已陌生的色块和线条，那种老掉牙的绘画，好一阵发呆。他那一刻是不是想起了白马湖的日子？想起了他和小安子曾合养过的那一条狗？想起了他从来都不承认的绝望初恋？
我很想摇醒他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