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天气转为晴朗，倒反而有点冷起来了。杨承荣一大早就从南川七里铺走到东川二十里铺。当他走进县委的时候，他嘴巴冒着热气，两边脸蛋通红通红的，像涂了胭脂一样。周炳早已坐在胡杏的窑洞里等候。杨承荣掏出听诊器和血压计，要给周炳做全身检査。他先让周炳解开上衣的扣子，横着躺在胡杏的炕上，给他量了血压，又听他的肺部。他这里听一下，那里听一下，又要周炳坐起来，在周炳背上到处听着。听完了以后，又这里敲打几下，那里敲打几下。然后，叫周炳躺下，在他的腹部这里揉一揉，那里按一按，问周炳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一这么翻腾拾鲁地摆弄着，浑没个完儿。周炳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可是在行动上，他还是很柔顺，很服贴的，杨承荣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胡杏在窑洞里忙得不可开交。她首先拨开炭盆里面的炭火，加上几块大大的木炎。她用嘴巴吹着那些红炭，吹了半天，火还旺不起来。她又拿一本书，在一旁用力扇着，扇了半天，看见火苗都冒起来了才住手。一股炭酸的气味在窑洞里到处流窜着。看见周炳要脱衣服，可是胳膊很不方便，脱了半天没有脱下来，她又赶忙上去，帮着周炳脱衣服。看着周炳躺下了，浑身的钮扣都打开了，她又连忙拉过一张棉被来，要替他盖上，说怕他着凉。听见周炳轻轻地呛咳了两声，她又连忙上去，拍着周炳的胸脯。杨承荣要周炳坐起来，可是他的右胳膊很不带劲儿，坐了半天都没有坐起来，胡杏又连忙上去，扶着他坐了起来，然后，在一边站着，静悄悄地，全神贯注地望着杨承荣跟周炳两个人。周炳看见胡杏越是忙碌，就越是镇静，越是轻巧，越是周到，心里面暗暗叫好。胡杏在一旁站着，只顾瞪大那棕色的圆眼睛在注视着，也忘记了自己手心里已经出满了汗，更不知自己脸上那个大酒窝儿也盛满了汗。周炳笑着对她说道：
“小杏子，你现在真好看。快去擦擦脸把，我看你好像刚刚掘了地回来一样。”
胡杏没有理他，还是铺心倒命地望着在周炳身上来回跳动的，杨承荣那十个指头。她不知道多么盼望那十个灵巧的指头能很快地摸出周炳的平安无恙来。
胡杏最近自己制作的那张木板单人靠背沙发因为天气冷，已经铺上了一块旧的、脱毛的老羊皮。杨承荣叫周炳走下来，坐在老羊皮沙发上面，替他检査两边胳膊。杨承荣先站在一旁，检查左臂，左臂还好。后来，杨承荣又站在另外一边，轻轻地举起了周炳的右背，把他的右手上面那已经残废了的无名指跟小指也一同举了起来。当杨承荣把他的右臂举起来，按着他的手肘，轻轻地往里拗屈的时候，才发觉怎么样也拗不动了。他稍为一用力，没想到周炳竟然轻轻地叫了一声。杨承荣正想说些什么，忽然注意到胡杏站在他的旁边，脸上露出一种可怜的表情，好像一个小孩子做了错事，站在父亲的面前等候惩罚的时候一样，于是，他就不说什么了。杨承荣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又重新举起周炳的右臂，像上一次一样，把他的手肘按着，轻轻地往里拗屈。他一用劲儿，周炳又“哎呀”地叫了一声。这时候，他看见胡杏的脸上都苍白了，完全像一个犯人站在法官前面，等候着那无情的宣判一样。杨承荣把周炳的右臂手肘的骨头、关节前前后后仔细地看了一遍，就露出一副顽强地下了什么决心的神态。他终于第三次把周炳的右臂举起来，仍然像前两次一样，试图拗屈他的手肘。这一回，他用了更大的力量。没有想到，当他用力的时候，周炳刷的一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同时大声地嚎叫着，把杨承荣跟胡杏都吓了一跳。杨承荣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呆呆地望着胡杏。胡杏也呆呆地望着他，脸上充满了一种担心受怕的神态，好像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灾祸正在缓缓地压向她的头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援救她。杨承荣感觉到，胡杏这个时候真是绝顶的美丽动人。他正在为胡杏这种惊人的承受力感到震动和钦佩，只见周炳对他不断地使着眼色，嘴唇不停颤动着，好像在说什么东西，可是没有说出来。杨承荣很想明确地宣布他对于周炳的伤势的诊断，可是看见了周炳的眼色，又看见胡杏的脸上那频频闪亮的汗珠，他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沉默着不做声。
胡杏用那种娇憨的低沉嗓子追问道：“哥，真是急死人了，你的身体到底觉着怎样了？”
周炳摇摇头，微笑地掩饰道：“没有怎么样——不，应该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那种呛咳还经常会复发，一发就要呛咳一个月、半个月的。不过你也知道，这是一种老毛病了，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子的了。”
最后，杨承荣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详细地跟他俩说明，周炳的全身都还好，心脏、肺部、胃部、肝部都很正常，只是右背有一点儿问题，应该找专科的医生再仔细地检査一下，明确地诊断一下。胡杏听见这么说，首先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这样看起来，你们别一味子瞒着我，那胳膊到底有没有复原的可能呢？”
杨承荣点点头，回答道：“可能性倒是有的，不过——不是我这个人专门爱说些扫兴的话，按目前的情况看起来，仍然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一残废的可能性。”
胡杏攥着两个拳头，用脚顿着地，厉声抗议道：“承荣，你怎么啦？你怎么用这种语气说话呢？你刚才说有残废的可能性的时候，你的口气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听起来，好像你在说‘请把那碗水倒掉吧’那样的平静，那样地不动声色，那样地淡淡漠漠。难道你不知道残废对于一个人是多么大的不幸，是多么大的打击，是多么大的障碍么？你怎么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呢？你怎么能装成没事儿的样子呢？”
杨承荣平静地点点头说道：“不错，是这个样子。一个医生，如果对于病人的不幸都动起感情来，那么，他就没有法子当医生了，甚至就根本没有法子活下去了。”
胡杏悻悻地说：“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当不了医生。我真是当不了医生。”
周炳给他们劝解道：“妹妹，你何必这样说呢？你从广州回到震南村的时候，不是病得也很重么？后来不是逐渐好了么？现在你的身体不是还不错么？可见一个人有病，总是慢慢会好的。”
杨承荣走了以后，太阳明晃晃地透过纱窗，照到窑洞里面来，把整个窑洞照得通明透亮，十分辉煌。周炳坐在窑洞里惟一的那张铺着老羊皮的木板单人沙发椅上，胡杏坐在炕沿上相陪。两个人对坐着，长久时间都默默无言。周炳想逗她乐，就告诉她自己怎样用左手练习打枪的故事。他说他开头连枪机都不会抠，后来学会了，可又老是打不准，打来打去都不行。他开头也不免有点儿泄气，经过慢慢地刻苦锻炼，最后终于成功了，现在用左手打枪也打得差不多了。胡杏听了以后，虽然也很赞赏，但是不觉着怎么开心。接着，周炳又给她讲用左手练习写字的故事。他把自己开头那副狼狈样子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开头左手拿起笔来，简直不知道怎么划法好：一横划不平，一竖竖不直，一点也点得不是地方，一撇就撇到另外一边去了。他耐着性子慢慢地练哪、练哪，最后才勉强写成个字样子。可是现在他写得很不错了，他用左手写字可以写到叫别人看不出是左笔的程度，甚至不但用铅笔写，连用墨水笔写，用毛笔写都行了；并且不止写一两个字，或者写一两行字，连整整的一封信都能写得出来了。说完以后，又放声大笑；笑完以后，又称赞自己道：
“不是我当哥哥的夸口，这一门功夫学来可真不容易呢。如今很多人看见我写的字，都赞不绝口呢。”
胡杏听了，连连点着头，做出一种十分相信的表示，可是脸上仍然没有笑容。周炳没有办法，想来想就想起了何守礼那个关于禿尾龙走进降龙峪的笑话。他把这个笑话讲给胡杏听，承认他自己小孩子的时候很调皮，人家都叫他做秃尾龙，因此何守礼才会这样说。照何守礼的意思看起来，这次失败不是他的错误，也不是别的什么缘故。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个地名不合适，因为那个地方叫做降龙峪，而一条秃尾龙走进了降龙峪，是非撞板不可的。说到这里，胡杏才扑嗤一声地笑出来了。那个笑法很勉强，周炳心里也明白，这是她故意笑出来安慰自己的。笑了以后，胡杏又加上说：
“哥，你真是会穷开心。”
周炳更正她道：“不对，这是富开心。”胡杏说：“怎么富开心？”周炳说：“你想想看，我这回虽然失败了，可是我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甚至，连左手打枪，左手写字都学会了。在我的灵魂里，我不是很富有了么？这样子，怎么能说我是穷开心呢？”
这个时候，窑洞外面有人吹起哨子喊打饭，胡杏拿起自己的大漱口缸子和另外一个借来的大漱口缸子，匆匆忙忙地跑到下面伙房去打饭去了。周炳一个人坐在窑洞里，把自己的右臂举起来，看了一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过不了多久，他又把右臂举起来，分外仔细地再看一遍，并且试一试，看看拐肘能否活动一下，可惜那只右臂无论怎么样也弯曲不了。虽然肩部的关节还很灵活，手臂上、下、左、右摆动都很方便，可就是直挺挺的，像一根木棒一样。他看着、看着，不觉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第三次，他把右臂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在空中使劲向左边弯曲，可是，右肘关节一点也不听指挥，好像完全麻木了，僵硬了，毫无生机的一般。他无可奈何地放下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轻轻地捶打着，嘴里不断地嘘着长长的气。太阳照在纱窗上，格外明亮，窑洞里的每一件东西都玲珑浮凸地闪着光辉。他皱着眉毛，眯起眼睛一一那象牙色的，光溜溜、圆鼓鼓、端正纯洁的大脸上，平时那种英武刚强的美男子的风度突然消失了。只见他的嘴唇扭歪着，两颊抽搐着，露出一种极其深沉的失望的痛苦。他的耳朵里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他当真听见了一种隆隆的雷声自远而近，越响越大。一桩一桩的往事，一个一个的人影儿在他的眼前飞快地掠过——那样的零乱无章，又那样的错综复杂。他想起广州，又想起上海，想起震南村，又重复想起广州。他忽然觉着生平的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他越想越生气，怒火如焚，简直不可遏止。过了一袋烟工夫，他才迟钝地站起来，浑身没劲儿地走到胡杏洗脸的那个瓦盆旁边，懒懒地蹲下来，没精打采地用左手舀起一点凉水，在自己的天堂上拍打着——这样做了，仍然不能平静。他在胡杏的窑洞里面打着圆圈走着，像一只毛驴推磨的时候一样……走着，走着，也不知道绕了多少个弯儿，可还是平静不下来。他觉着心中郁结难消，实在忍受不了，就大声吆喝道：
“畜生！”
也不知道他骂的是哪一个人，还是骂的所有他憎恨的人。
他举起右手，好像正在跟谁打架。纵然他的无名指跟小指已经残废了，不能弯曲；他的右肘也残废了，也不能弯曲，但是他仍然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捏成一个拳头往下打，同时连声痛骂着！
“畜生！畜生！畜生！”
这样骂了一顿以后，他的心里稍许好过了一点儿。他希望自己能够稍为安静一下，坐下来歇一歇，可是他的棉裤刚一碰着老羊皮，他全身又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到窗前，推开纱窗，看着那明亮的、广阔的天空。他想最好那是一面大镜子，可以照出自己的全身——如果现在能看一看自己的脸孔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该多好！冻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他的脸，可是他觉着这样比较合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咬牙切齿地对着天空，大口大口地吸着冷气……
远远传来胡杏跟别人说话的声音，周炳连忙关好纱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同时用左手使劲儿擦着自己的脸，打算从脸上把怒火焚烧过的痕迹通通擦掉。不久，胡杏果然高高兴兴地走进来了。她一只手拿着一缸饭菜，上面的红烧萝卜香气扑鼻，下面的黄米干饭热气腾腾。他俩坐上炕，把饭放在炕几上，面对面坐着，慢慢地吃起来。看样子，胡杏是饿了，低着头，吃得很欢。周炳也好像把刚才的事情全都忘记了，也只顾低着头，吃得很欢，时不时还对胡杏微笑着说道：“你们这萝卜种得真好，非常好吃。我在招待所那边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萝卜。”又逗趣地对胡杏说，晋察冀那边经常都能吃上窝窝头，他每吃一次，就要想起她来。他再三发誓地对胡杏表明，他确实是想给她带一个窝窝头回来，让她尝尝的，可是偏偏在临走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胡杏妩媚地娇嗔道：“做哥哥的有好吃的东西都不给妹妹带点回来，还说呢。行了、行了，别说了。”周炳笑着，没再说话。他只顾用左手拿起铁勺子，把那些黄米干饭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着，到快要吃完的时候，胡杏忽然放下勺子，用膝盖在炕席上爬行着，一直绕过炕几，走到周炳的旁边。
她一手抱着周炳那只残废了的右臂，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声音又激越，又悲切，她那压抑了很久的感情，一下子全部喷射出来。周炳突然碰上这种情况，不知如何应付。他扑郎一声撂下勺子，用左手轻轻拍着胡杏的背脢，安慰她道：“别这样，别这样，小杏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胡杏不听，还是一个劲儿地嚎啕大哭，把她的眼泪全抹在周炳棉衣的袖管上。周炳劝了半天，她还没有收声，就强做欢笑，好言相慰道：“妹妹，你看，这我不是好好地出去，又好好地回来了么？这有什么好哭的呢？”胡杏一面哭，一面问他道：
“你不觉着难过么？”周炳回答道：“我不难过。”胡杏又问道：“你不觉着失望么？”周炳仍然用一样的口气回答道：“不，我不失望。”胡杏第三次问道：
“你不觉着愤怒么？你不觉着痛恨么？你不觉着冤屈么？”周炳仍然平静地回答道：“不，我不觉着愤怒，我不觉着痛恨，我不觉着冤屈。古往今来，人要革命，人要打仗——有什么法子呢？能不死人么？能不伤人么？不说别的，我两个最亲的哥哥，我两位最心爱的姑娘，不都死去了么？我这一点轻伤算得了什么！我只是觉着没有把事情办好，十分可惜。”
胡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瞪大着那双浅棕色的，含泪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望着周炳，心里非常疑惑。她不明白周炳为什么会露出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呜咽着，抽着气，用手拾掇一下子炕头的衣服，又整理一下子炕头的书籍，借以掩盖自己内心的痛苦。周炳伸手进自己的棉袄衣兜里，想掏出手帕来给胡杏擦眼泪，却无意中碰着了一个布团。他兴致勃勃地对胡杏说：
“你别难过，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胡杏擦了擦眼泪，望着周炳。只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团布，他把那团布平铺在炕几上，又用手把它按得平平展展的，笑着说道：“你再也猜不着，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原来，那是一个用旧青布衣服做成的挂包，挂包上面还绣着一朵白兰花，正是胡杏在周炳临出发的线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个纪念品。胡杏一看，果然活动起来了，说：“哥，你怎么把这些没相干的东西还一直带在身边呢？”周炳说：“怎么没有相干？这意义可大呢。你先别急，让我把这段故事告诉你。就是那天在降龙峪跟日本鬼子干了一仗，我的胳膊受了伤。日本鬼子退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身上也中了一颗子弹。好在这颗子弹正打中挂包上面那朵白兰花，挂包里面恰好又装了一个漱口缸子。子弹没有穿过来，因此，我腹部也就没有受伤。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就算完成了任务了。”胡杏不以为然地笑道：“唔，看你说得那么玄。”周炳说：“欸，我一点没有夸张，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惟一可惜的是，我后来拿起挂包一看，真心疼。那颗子弹打的洞正好在白兰花上，把那朵花打碎了，四分五裂了。你看，”他指着炕几上那个挂包给胡杏看，说：“多可惜——绣得这么好，简直跟一朵鲜花完全一样，看起来还有水分，闻起来还有香味儿呢！可是，就连这么一朵花，也叫敌人给摧残了！敌人总是那么凶狠残暴，要把咱们中国最美好的东西摧残掉，毁坏掉！”胡杏从炕几上拿起那个挂包，看看上面穿过的子弹洞，又看看那朵零落凋残的白兰花，默默无言地重新把它放在炕几上，半天没有说话。为了叫胡杏高兴，周炳加重语气说道：
“这个挂包，这朵白兰花救了我的命，这样说来，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人还在，哪怕受一点损失，那又算得什么呢？”
胡杏破涕为笑道：“哥，你就是会哄人。”说完以后，她又再一次把那个挂包拿起来，拥来覆去地看着，说她可以很快就把这个挂包补好，重新把那朵白兰花绣上去。周炳不同意，他说，就原样子留下这个挂包，做一个纪念品也好。将来回到广州，也可以给陶华、马明那班弟兄们看一看，作为跟日本鬼子打过仗的一个见证。最后，他元神壮旺地说：
“小杏子，别难过，别替我担心。我虽然老了，三十多岁了，又残废了，但是我的心情格外年轻，记忆格外鲜明。在革命队伍中，有一只胳膊能打枪、能抓笔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