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重庆，草木葱翠，天气晴朗，真是一派大好时光。有些人为此感觉到特别高兴，有些人为此感觉到特别担忧。因为天气晴朗，目标清晰，也便于敌机的轰炸。果然，敌人空袭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就在这个时候，周炳押着三辆卡车到延安去。从皖南事变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还十分嚣张，重庆跟延安的交通中断了好些时候。这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恢复交通后第一次派遣车队到延安去。为了恢复这一条交通路线，重庆办事处做了巨大的努力。周炳事先就明确知道，这不可能不是一次倒霉的旅行。
这个车队一共有十三个人，四个女的——那就是冯大姐、李英、小张、小杨。还有七个男的——那就是周炳、蒋贵、秦山、王德忠、赵老头、申升、丁元。此外，还有两个小孩儿，那男孩子叫小鱼，女孩子叫小华，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除了人员以外，这三部卡车还装了一大批军用物资。这个车队的车队长是冯大姐，兼临时支部的书记，副队长是周炳，兼临时支部的副书记。蒋贵是司机班长，其他两个司机是秦山和王德忠。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他都是干部和家属。这冯大姐本来的名字叫做冯运新，因为她做人和气，爱接近人，大家都叫她冯大姐，把她的本来名字都忘记了。周炳跟她原来也并不相识，可是一见面以后，就像老朋友一样相处。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周炳老觉着她跟广州那个游击小组的副组长黄群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她看起来比黄群还要稳重一点儿。
车队咆哮着，呜、呜、呜地迈着沉着的步伐，缓缓地从红岩嘴出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站在一棵大树下面，向大家挥手送别。大家为自己有幸在重庆跟延安刚刚恢复通车的时候，就有机会回到老家，感到非常兴奋；可是在送别的同志面前，又觉着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完，未兔有点遗憾。谁也没想到，车队刚刚离开重庆市区，到了市郊浮图关检査站的时候，就被留难住了。检査站的站长首先要跟前去交涉的周炳要护照看，周炳把护照给他看了以后，他又说这护照上面没有写明有效期，因此，整张护照不能生效，车队也不能放行。周炳回到车队，跟冯大姐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以后，又向检査站的站长据理交涉，说护照上既然没有写明期限，就证明是长期有效，至少是到本年底有效。站长不能同意，说按普通的习惯，即使承认护照有效，也只能以十天为限，并且必须在护照上面注明十天有效这些字样。周炳又回去跟车队的全体同志商量，大家认为，承认护照多长时间有效，这无关重要，反正他们一定要往前走。至于把有效期间写在护照上面，他们不能同意，要周炳再去交涉。这样一来一往，几经交涉，检查站的站长一会儿说他很难接受周炳的意见，一会儿又推说要请示重庆的什么什么机关。他打了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这样子，磨磨蹭蹭地搞了大半天工夫。最后总算勉强让他们通行，不过时间已经耽搁到太阳快要落山了。他们决定晚上开车，继续向前奔。
没想到，车子半夜到了内江县检査站，第二天他们又不肯放行。这回是由李英出面交涉。他们对李英说，这个车子上所载的军用物资跟护照后面所附的清单是否符合，要一件一件地核对检査。全队的人集中起来一商量，都觉着这样检査法——既要卸车，又要打开包裹，一件一件地过细核对，至少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他们大家共同决定，坚决拒绝逐件检查。检査站见他们不答应，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不肯放行。这样，又相持了三天三夜，才算勉强让他们通过李英一向在蒋管区做统战工作，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了，长得身材高大，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风度。经过这次交涉以后，大家都把她叫做统战部长。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车队晓行夜宿，到了广元县的检查站，又受到他们的留难。这回，他们看了护照，看了物资的清单，都没有说话。看到人员名单的时候，却提出了问题。名单上填着赵老头年龄三十九岁，可是，检查站的人认为赵老头至少有五十岁，头发胡子都白了。大家公推李英同志再去办交涉，李英说，她自己是个女的，去交涉男人的年龄问题，不大方便，主张赵老头自己去交涉。司机班长蒋贵自告奋勇跟赵老头一起到检査站去和他们理论。赵老头原来的名字叫做赵国开，年纪并不很老，只是因为身材矮小，又留着八字胡子，穿着一件长袍，看起来像个老头。蒋贵是个广东的华侨，身材高大，威武雄壮，露出一副不是好惹的神气。这两个人一文一武，配对儿前去交涉，可以使检查站的人觉着不好对付。检査站坚持赵老头年龄不符，蒋贵跟赵老头坚持年龄一点不假，这样子，双方都坚持着，没有办法解决。检査站每天对他们盘问一次，双方就争论一次，最后，检査站就推说要向重庆请示，这样子，一直拖了七天的时间，才把他们放行了。
他们继续晓行夜宿，历尽艰辛，到了陕西同官县的检査站，看看前面延安已经不远了。
车子一停下来，周炳就对有旅行经验，来往过延安重庆的冯大姐问道：“这里离延安不远了么？”冯大姐笑笑地说：“从地图上看，这儿离延安是不远了。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咱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比走十倍、二十倍的路程还要多的时间，谁知道呢？这样吧，看这个站过得去、过不去吧！”正说着，检査站长——一个胖子缓缓地走过来了。他问冯大姐要护照，要物资清单，要人员名单。他站在车子下面看了一会儿，就叫车子开在大路的尽量靠边的地方停着，等他回去研究再说。冯大姐跟周炳两个人首先注意到了，这回的检査站跟以前的检査站——气氛有一点儿不同。这回的检査站门口前面架起了一挺机关枪，正对着他们的车队，机关枪后面还有一些国民党士兵跟一些下级军官在那里走来走去。照这样子看，情况将会特别严重。后来，李英、蒋贵、赵老头这几个人也慢慢地注意到这儿的不同平常的情况了，不过大家都没有做声，只是静悄悄地等那胖子站长来回话。过了差不多有两个钟头，那胖子站长才重新跑出来了。他走到冯大姐的身边，告诉她说，第一，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因为护照上面没有注明有效期间，所以一般地说，只在十天内有效。第二，对于他们在车上装载的物资，必须卸下车来，一件一件地査对。第三，他还说，他发现这个人员名单跟他们车上的人员有些不符。总之，又把过去纠缠过的问题一桩一件重新端了出来。蒋贵站在那胖子的对面，瓮声瓮气地问道：“又有什么不符？”那胖子笑了一笑说：“问题也不大，不符还是不符。你们看，你们名单上填这个男孩子小鱼是十岁，那个女孩子小华是八岁，照我们看起来，这个小鱼最多只有八岁，而那个小华至少也有十岁，这就不符合了。”胖子走了以后，冯大姐召集周炳、李英、蒋贵、赵老头五个支委一起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可以跟胖子据理交涉：护照过期，是因为在内江耽搁了三天，在广元耽搁了七天，是国民党方面的责任，不是他们本身的责任；其次，照前面各站的做法，对于所有运送的物资，不能够拆开检査，必须照样放行；又其次，小鱼跟小华的年岁问题毫无根据，只是因为小鱼长得矮小，小华长得高大，这跟他们的年岁毫无关系，小鱼当真是十岁，而小华当真是八岁。并且一致决定，这回情况跟以前都不同，要周炳穿上军装，扣好风纪扣，用正式军人的身份去跟检査站办交涉。胖子站长听完了周炳的申述以后，就对周炳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权放你们过去。只好请你们往后撤，把整个车队开回重庆去吧。”车队长冯大姐知道今天又走不成了，就叫周炳在检査站对面的一间小客栈里租了两个大房间，一个住男同志，一个住女同志，另外派人值夜看守车辆，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晚上，等到明天早上再继续北上。大家记得国民党在浮图关、内江、广元这些地方都曾经对他们留难过，这一次在同官也不过是一种同样的留难，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也就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周炳避开众人，悄悄地对冯大姐说：“大姐，我看这回事情有点不一样，咱们还是小心提防才是。”冯大姐点头赞成道：“不错，你想得不错，不过你先别声张出去，免得大家惊慌，咱两个人好好地考虑考虑，看怎么对付就是了。”那天晚上，周炳和一个中年干部申升在车队周围值班放哨。站完一班以后，周炳回到屋里，翻来复去，完全睡不着觉，一直睁着眼睛等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车队长冯大姐就召集全体干部商议对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周炳提出自己的意见道：“第一点，我认为国民党只是一种虚声恫吓，未必敢加害咱们。它企图把咱们吓退。咱们要是回头了，它就得逞了。此外，它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拒绝检査，更不能卸车，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坚持要达到保护物资的目的。第三点，我看应该赶快打电报报告重庆，请示怎么办。”大家都同意周炳的看法，队长就决定照这样办。周炳看见大家都同意自己的想法，心里面也十分高兴，觉着信心百倍，一定能克服困难，胜利地到达延安。可是，检査站非常顽固，坚持阻挠，一点不肯放松，这样子，双方就坚持了整整三天。
到了第三天下午，国民党有一个官员要约周炳面谈。周炳听说指名要自己去，也就毫不畏惧，穿着整齐的军服，依约前往。传达的杂差把他带进一个大办公室里。周炳往里一看，只见有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官员坐在里面，当中一个国字脸儿的大块头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二十年前跟自己那牺牲了的哥哥周榕结拜金兰的李民魁。周炳欸的一声惊叫起来，站立不动。李民魁叫众人退下，说来客是自己的熟人，自己要跟他单独面谈，于是众人纷纷走出去了。李民魁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请他坐下，然后对他说道：
“记得云髻山上，一别三年，你如今也完全变成一个政治人物了。还得心应手么？这个……我看过你们那个花名册。我猜想只有你一个人是真名真姓，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冒充的假名字。我说得还有点儿谱吧？只有你，你真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正所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样好，这样好，这很难得。”周炳一听见这种褒奖自己，贬低别的同志的，充满挑拨离间味道的鬼话，登时气得浑身发抖，一步冲到李民魁的跟前，对他瞪大眼睛望着，好像要举手揍他的样子。后来，周炳回心一想，他这次前来是要交涉车队通过的问题，如果把这个小子惩罚一顿，那么车队的事情就要弄糟了。于是他压着自己满腔的怒气，坐在椅子上，举起茶杯，放到唇边，似饮非饮地，装模作样地呷着……李民魁打对面坐下以后，并不谈正事，一个劲儿地寒暄。周炳早就不耐烦了，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笑着问他道：“李大哥，你如今高升什么官儿了？”李民魁抬起虚泡的脸孔，狡诈地笑着，回答道：
“唉，真不值一提了。你看我，都四十岁的年纪了，头发早就白了，可是混来混去，还不过是陕西省省党部的一个代理书记长，真没有出息。说老实话，这种差事儿，真不是人干的，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一点权力也没有，只是顶着一块空招牌，做庙里的木头菩萨罢了。你呢，老弟？你混得好么？”
周炳作古正经地回答道：“我没有混，我是在做工作。目前，我是一个中尉副官，不像你做那么大的官儿。你现在是国民党一个省的领班儿人物了，可我，连一个小小的中尉，自己也觉着干不了，交给自己的任务很难完成。像这回押着车队去延安，就出了不少的漏子，一直走到今天，还没有到达。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国家。”李民魁没有理他这个岔儿，却一味地谈着别的事情。他不胜感慨地说道：
“我的大女儿，我的为淑，她确实是一个沉静的好姑娘。她如今身体好么？你经常看见她么？……你也不用隐瞒了，你说直话吧……我知道她在延安，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虽然那么大，她能够跑到哪里去呢？她一直没有露面，也没有给我写信，可是我知道……确确实实地知道她在延安。她身体好么？你告诉我吧。我想，她自己是不会跑到延安去的，这多半是受了你的撺掇……你撺掇她到延安去的。不是么？”
周炳郑重其事地否认道：“不，没有这回事儿。她不会受任何人撺掇，任何人也没有撺掇她。她要抗战，她要进步，她愿意到什么地方去，是根据她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谁也不能影响她，谁也不能勉强她，不错，她如今是在延安，我见过她好几回，她身体可好了，她可开心了，我敢说，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愉快。”“李民魁耷拉着脑袋，十个指头连接起来，捧着自己的心，不胜惋惜地说道：“那敢情好，那敢情好。她能健康愉快，我就放心了。我是怕她受人愚弄，受人欺骗。”
周炳厉声指斥他道：“你这就不对了。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愚弄别人，欺骗别人，这是一个你没有见过的社会，也是一个你不能想象的社会。”
李民魁站立起来，在办公室里转了一个圈儿，然后走到周炳的面前，喀喀地笑着，说道：“不错，你有这个权利，你实在是占着这个便宜。因为，你所说的那个社会，你看见过，我没有看见过；而我生活着的这个社会，我很熟悉，你也很熟悉。所以，对于你所谓的那个社会，你不管怎么吹，我都没有法子驳倒你，不是么？”说到这里，双方就沉默起来。大约经过了十来分钟，李民魁走到办公室门口，叫了一个人进来，在那个人的耳朵边悄悄地吩咐了一些什么话。而另外有一个官员又从外面走进来，在李民魁的耳朵边悄悄地说了一些什么话。所有这些——周炳只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却没有听见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李民魁回到自己的座位以后，掏出一包香烟来，请周炳抽烟。周炳连连摆着手拒绝了。李民魁自己拿起一根香烟，放在嘴唇上夹着，擦了一根洋火，独自抽起烟来。周炳见他只顾抽烟，也不说话……一直抽了差不多有半根烟，还不谈正经事儿，心里不免十分着急。可是，他一面着急，一面却不动声色，非常耐心地等待着，看看这个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到底要玩弄一些什么花招。周围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那么大一座办公室里空****地，没有一个人。后来，忽然哧的一声，一根火柴划着了，李民魁又重新点燃一根香烟。按李民魁原来的打算，他本想把周炳一压再压，压得周炳喘不过气，就会暴跳如雷地动起怒来，那个时候，自己就可以慢吞吞地教训他几句。可是事情并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子发展，周炳只是一个劲儿坐着不做声。李民魁觉着没有办法了，就慢悠悠地拖着一把油喉说道：
“阿炳，十年前你救我一命，我一直还没有很好地报答你，我真是于心不安。现在，我要好好地报答你了。”
周炳也摹仿着他的声调，使用着油喉，慢吞吞地说道：“李大哥，求求你吧，开开恩吧。请你不要再报答了，我实在吃不消了。你不是已经报答过两次了么？”
李民魁装出惊讶的神气，说道：“怎么，报答过两次了？哪有这样的事儿！我心里面惦着还没有报答你，总欠着你一笔债呢。”
周炳端端正正地站立起来，对李民魁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拖着甚至更长的调门说道：“怎么不是两次？你真是贵人健忘。一次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一次在云髻山的山顶上，难道你全忘了么？”
李民魁狡诈地大笑起来。周炳分明感觉到，他还是过去那个劲儿，笑起来——那声音就跟哭起来一样。等他笑得——或者说哭得够了，他才搭讪地为自己辩解道：“老弟，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别再提了。反正，我总不过是为了你好。可这回不同了，这回我真是要好好地报答你一下。”
周炳用眼睛盯着对方，似笑非笑地说道：“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求你别再报答了。你报答过两次，已经太多了，太多了……”
李民魁也不管这许多，勉强把周炳按下座位里，自己在对面坐着相陪。两个人坐定以后，他才重新装出一副正经的模样，说道：“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有私交，更加因为我一心图报答，所以我才给你通风报信。你也许一点儿也不知道，对，你当然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我来告诉你吧。在你的前面，实在是充满了危险，不单是车队、物资有危险，就是你们的生命也有危险。这不是我随便诌出来哄你的，吓唬你的，完全不是这样。幸亏你在同官地面碰上了我，要不然，你到了宜君，到了洛川，那个时候，我就爱莫能助了。”
周炳义愤填膺地说道：“李大哥，听你的口气，是不是国民党要用机关枪把我们通通杀死呢？”
李民魁大声说道：“死？岂止是死！”
周炳觉着顶有意思，就说：“按那么说，还有比死更大的灾难么？”
李民魁拍着手说：“欸，谁知道呢？反正，我告诉你，你最好是把你们那个车队领回重庆去，你要知道，前面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你们是完全通不过去的了。”
周炳站起来，做出将要告别的样子，神色自若地说道：“李大哥，我实不相瞒跟你讲，我们这个车队无论怎么样不会往回走，我们一定要到达目的地。如果说要开枪的话，那么，你这里门口摆着现成的机关枪，根本用不着到宜君和洛川去。”李民魁也站立起来，摊开两手说：“那不关我的事儿。你看，办党务的人就是这样，专门做丑人，专门讨人嫌，所以我说，这种差事不是人干的周炳将心比心地对李民魁说：“我倒要劝你一句，你应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千万不要走相反的道路。否则，人民是不会宽恕你的——我这是肺腑之言。我是把十句话压缩成一句话对你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再会！”说完以后，周炳点点头，就大踏步地走了。李民魁望着他的后影眨眼摇头，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