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
这一年，作为发现大庆油田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松辽盆地石油地质普查全面开始。
虽然不能与当年毛泽东在东北、华北等地摆开同蒋介石反动军队进行“大决战”的架势相比，但作为关系到新中国大工业革命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全国性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其规模、其意义，在身为这一艰巨任务的总工程师黄汲清看来，或许差不了多少。
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结束，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和华北、松辽地区的普查任务，已被批准确定和实施。这之后，黄汲清他们的“普委”开始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队伍的布置，技术力量的分配，一份又一份项目“设计任务书”，都需要细致的过问和敲定。黄汲清忙得连几百米近的家有时都一连几天无暇回去。那时，他身边除了刘敏和年近花甲的谢家荣外，便是清一色年轻人。他们呵以几天儿夜连轴转，谁都不会发一句牢骚。每逢此时，惟一得到奖赏的足敲一次“黄总”的竹杠。那时黄汲清拿的是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多块，町以抵十个大学生的钱，年轻人觉得不敲他亏得很。黄汲清乐了，说请客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必须上“四川馆子”，上水煮牛肉！开始，几位东北籍的年轻人还真被黄汲清的这一招给“治”了。那四川菜，尤其是水煮牛肉里辣子叉多又辣，好几个人败下阵。哈哈哈……看你们还敲不敲我的竹杠了，黄汲清瞧着弟子们的狼狈相，开怀犬笑。若千年后，他的弟子全都练就一口“辣劲”：一两碗水煮牛肉根本不在话下。弟子齐呼：这样下去，先生可要吃币消了!黄汲清摆摆手，笑道：没得事投得事，你们能沾卜“辣瘾”，我高兴。搞地质的人，终年爬山涉水，风餐露宿，辣椒是既可食又防寒的好东西，你们能常吃它，证明就可以多上野外，多为国家找矿找油嘛！弟子们听后大悟：好你个先生，原来请客是为了操练我们哪！
那是一段充满欢快和热情的时光。
黄汲清去世时，距他91周岁生日差8天。人生七十占来稀，像大师这样高龄的人，尽管在生活条件卜分优越的现代社会，电是不多见的。不少对寿星健康原因的调查证明，心胸开朗和舒畅与人的寿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汲清活着的时候，自言一生中有三段时间活得最恨意。第～段是他从大学校门走出后在丁文江、翁文灏手下当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到1935年他留洋回国前的七八年。这一阶段，是他学业成就后在事业上学术上迅速崛起的青春闪光期。第二段是打重庆解放到他亲自组织领导大庆油田等一批国家重要油田和矿产地发现与开采的六七年，这是黄汲清一生中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第三段起至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开创的“科学的春天”，一直到黄拔清去世前的十四五年间。三个阶段加起来大约三十年时间，如此好时光，对一般人来说或许不算少了，但对大师这样高寿的人来说，似乎并不算多。他的一生中，压抑与痛苦的时光远多于他舒畅与活泛的日子。
美好的时光总是难忘的，黄汲清感慨最多的正是组织与领导大庆油田前后的那段时光。论时间，正好是他一生的中间部位。那是他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本世纪的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人类的大事。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展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决战。广大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次选择。此时此刻的黄汲清正在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科学考察与学术交流的途中。他是1948年夏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继后，为了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他赴瑞典、丹麦、瑞士，最后到达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在美国的近达半年时间内，他几乎走遍了德克萨斯、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几个重要含油区，并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十几所著名大学和美国联邦及州的地质调查机构进行了学术交漉，由于在本土的儿年实践，加之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论，此时的黄汲清已经由著名地质大师变成为“石油通”了。他渴望自己也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找到苏联巴库和美国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大油田！
1949年6月，黄汲清满怀壮志地由旧金山飞达香港，准备回国。可是，就在他下榻香港的一家饭店时，一位在台湾工作的旧友匆匆找上门来，并当面向他转交了一封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函。傅斯年是黄渡清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曾是一度崇拜的人物之一，傅与丁文江、胡适都是好友，黄汲清作为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傅自然对黄也格外看重。此次，傅斯年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出面邀请黄汲清到台湾大学主持地质系工作的。傅的电文中语气之恳切动情，真让黄汲清激动了一番。可黄汲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弹丸之地台湾呢！包括傅先生他自己在内？往内地一打电话，黄汲清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在大撤退，把大陆各界名流拉纳到台湾是蒋介石大撤退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不去！搞地质的，就得爬大山，跑大川，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有啥地质可搞呀！”黄汲清把博的电函一扔，毫不含糊地对旧友这样说。那时的香港乱得一团糟，而蒋介石的特务到处都是。黄圾清怕出意外，决定立即抽身回国。
回哪儿去呢？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是他出国前的从职单位，理当回那儿，可听说南京已被共产党解放，地质调查所也被收管。作为曾在旧政府中任过职的知名人士，当时黄汲清心里顾虑很大，毕竟他对共产党不r解。尤其令他担忧的他那位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恩师翁文灏，听说还被共产党列入“重要战犯”之一而逃之天天了。外界的传闻当时也很多，尤其是蒋介石派特务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放的谣言就更乡。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凡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官、委过“号”的，不是杀头就得坐牢。黄汲清心想，自己官也当过（地质调查所所长）、“号”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可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管他那个，老子搞地质搞科学是一生变不了的事，任杀任砍听天由命吧。当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妻子和三个孩子。有人告诉他，在南京混乱时，他的家人搬到了重庆北碚住。黄汲清再也没有犹豫了，在大陆的人们潮水般向南奔命时，他一手挎一个皮包，顶着硝烟与尘埃，回到了山城。北碚是个距重庆十几里外的小镇，抗战时黄汲清曾作为所长带着中央地质调查所全班人马在此安营扎寨过几年。此时的小镇已是一片凄凉萧条。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坐镇山城还想在此作最后的挣扎。黄汲清记得，那天他正担心在人慌马乱一片狼藉之中的家人会不会走失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傻笑着。“儿子？儿子——！”黄汲清喜出望外，他放下皮包，张开双臂上前抱住大儿子浩生。
全家团聚在战乱的硝烟之中。那时的黄汲清什么都不想，只要一家五口人平安无事就阿弥陀佛。可偏偏有人要找他麻烦。一天，有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上哪儿？”黄汲清问。“南边。或者台湾。”“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惟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
“这回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
黄汲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家人的心却吊到了嗓门口。夜色朦胧时，吉普车又回来了。黄汲清跳下车，拉着妻子和孩子就往厘里走，情不白禁地连声说道：“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怎么回事？”妻子问。
“我见到了共产党！”黄汲清滔滔不绝道，“他们都是好人，完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有几个当官的叫——对，一个叫刘岱峰，还有段君毅、万里、李文彩什么的，他们对我特别客气，对我以前当过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都知道。说让我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找来一起为新中国服务，后天还要让我见一位重要人物……噢，我穿什么衣服去见合适呀？好像共产党干部都没有穿西服的，对，你想法给我买一套中山装。”
妻子乐了：“行，看你高兴的。”
“怎么不高兴？谁让我搞科学、搞地质，我就高兴！”黄汲清一本正经地说。他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里，流露出固有的天真。
后来会见他的那位“首要人物”便是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两位同龄的四川老乡，一见如故。“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用枪杆子赶跑了蒋介石国民党，可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再靠枪杆子是不行喽，得靠工人、农民和黄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了!”邓小平带着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道。“中央令我和刘伯承同志一方面率领部队解放蒋匪残留的地方，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尽快恢复和建设好大西南。搞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就离不开地质工作。咱们四川老家和云贵康（旧省份西康——笔者注），可是块宝地，有很多矿产资源吧？所以我今天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请黄先生出山配合政府领导和组织好西南地区地地质工作。你看这工作应该怎么做？”
聆听了邓小平的一番话，黄汲清福受鼓舞，说：“应该先把机构搭起来。川、滇、黔、康原来都右地质调查所，是否可以考虑在这基础上组成西南地质调查所。”
“可以。”邓小平当即拍板，并说：“黄先生可马上着手与这些省份的地质人员联系。需要政府出面的随时找我无妨。”
1950年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黄汲清被选为委员。事隔不到两个月，西南地质调查所又宣布成立。黄圾清任所长，另两位地质学家乐森碍、常隆庆任副所长。成立郝日，邓小平亲自设宴招待黄汲靖等三人。席后，邓小平单独留下黄汲清。那时重庆市刚刚成立，这个昔日的“战时首都”，是大西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邓小平对该市的工业发展十分关注。当他听黄汲清介绍说重庆附近不少煤、铁矿和天然气资源因缺乏钻探设备而一时影响开发时，便立即下达调来六台金刚石钻机。
“国家大规模建设需要人才，黄先生是知名人士，在国外也一定有不少地质界专家朋友，是否有人愿意回国呀？”邓小平问道。
黄汲清想了一想，说：“有。”他告诉邓小平，有个名叫赵景德的青年专家，是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富，愿回国参加建设。
“那就你去请他回来，一切旅费我们负责。你写个报告，我批！”邓小平非常干脆。
遵照邓小甲的意见，黄汲清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不几日，邓小平当即批准3000美元拨款作为黄汲清寄给赵景德回国的旅费。遗憾的是，赵收到旅费正准备回国时，美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境，因此赵不得成行。然而，通过这件事，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人那种平易近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给黄汲清留下了深刻印象。无疑，这一切都给了黄汲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之后的三四年里，黄汲清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带领西南地质调查所的科技人员，踏遍了西南云、贵、州及西康一些地区的山山水水，出色完成了中粱山煤田、綦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和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气油田等重要矿产地的发现与勘探工作，为西南各省的大工业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如中粱山煤田，几十年来一直是重庆市的主要能源供给地。
1954年，黄汲清奉命北调，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工作，从而开始了他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建树卓越功勋的光辉篇章。
黄汲清不曾想到自然凭他的性格与为人也不会想到，松辽普查这样一个已经大会补充研究、部委会集体同意的重要项目，竟然被人不当那么回事地搁在～边晾起来。
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是1955年2月II日闭幕的，形成文件式的会议报告是3月份才印制出来。可至今令人是个谜的是，在这份正式报告中所开列的普杏项目中依然没有松辽平原。黄汲清当时不知道这些，他是在这年4月底5月初与谢家荣、刘毅等“普委”成员准备对所下达布置任务的地方去检查时，才发觉东北地质局的胡科处长一直不见回音，不由着急起来。电话一问，东北局根本没有行动。黄汲清火了，他找到“普委”地质科技术员苏云山，说立即以“普委”的名义，草拟一份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然后直接给东北局送去。后来苏云山在黄的授意下，很快将任务书拟出，再经黄汲清修改后正式打印出来。黄在此份任务书上特别指出：“普查队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以便发现基岩露头……”5月13日，“昔委”办公室负责人李舞将“任务书”呈刘毅阋示。5月22日，黄汲清等“普委”人马离开北京，到西北检查工作。6月l1日，在家处理日常事务的李奔正式向东北局签发了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松迂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
几十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些细节确实令人费解。当时黄汲清向东北局发火、生气，其实是冤枉了东北局，原因是东北局在接到部里发的那份《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的石油普查任务。上级没有下达松辽找油的任务，东北局怎么可以随便拉上队伍出去呢！五十年代时期，地质队实行的是半军事化，不接到上面命令，擅自行动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再说，计划经济时，上面不给项目，下面也没有钱去干呀！
黄汲清是在大庆油田已经发现了二十多年后才在档案室查到当年的那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谁起草的？为什么又把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项目给抹掉了？其目的是什么？《报告》在正式形成之前是否向部长们报告了？或者是向更高一层的领导人报告了？据档案室的当事人说，黄汲清在翻阅这份沉睡了几十年的《报告》时，连说了几个“怎么搞的”，因为上面的一连争疑问，他始终弄不明白。
我想，倘若李四光、何长工、许杰还有刘毅这些领导还在世的话，黄汲清肯定要拄着拐杖去问个究竟。可惜，这些人都已——先逝了。虽然大庆油田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但作为科学家，黄汲清对这份《报告》以及在《报告》上决定删去“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那一位领导（哪怕是国家主席）．他也绝不原谅！
“要是大庆晚发现五年、十年，国家建设会放慢多少？！”黄汲清在临终时，还忿忿不平地对前来探望的弟子这样念叨。
我和我们今天的共和国感到庆幸的是，经黄汲清大师亲自授意并制定的那份向东北地质局发起的“关于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任务书”，给历史弥补了一个几乎铸成大错特错的机会。
1955年8月底，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的两个月，终于开始向松辽乎原行动r。并且成立了，个由5名年轻人组成的踏勘小分队。小分队的队长叫韩景行．28岁，他的队友比他还小一截。对东北局迟迟不动和让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带队，黄汲清当初pjfW后很是有气。大师对工作从来不含糊，这是他一生的作风。自然他不会原谅东北局的这种拖拉和“不慎重”行为。不过关于后一点，大师倒是错了。因为那个资历浅显的技术负责人韩景行虽年轻，但后来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
1955年9月8日。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哈达湾码头。
“你们一一谁搞过石油？”一位身材高大（足有一米八三）、满脸胡荐的青年汉了．，在临卜船时，向前来撤到的四位络腮处“没长毛”的小伙子问道。
小伙子们你瞅我，我瞅你，然后一起笑道：“嘿嘿，可能只有你队长老人家喽！”
“扯蛋！”被叫作队长的青年汉子，脸一虎，像是对人说又似对自己院，“准都没干过，还找个什么球油！”
“呀，队长你老也没搞过石油呀？”小伙于们顿觉惊慌，继尔义哄笑起来，“这倒好，咱们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喽！哈哈哈……”
“住口!”队长真火了。只见他从地质包里取出一捆书，一本
夺地分给了大家，然后纵身跃上了船：“带上书，上船！”他回头向自己的“属下”，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小伙子们捧书看，嗬，尽是《右油地质学》、《沉积岩石学》什么的“太棒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木船载着五位年轻人‘起伏地顺着松花江水游向远方……
这就是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队先行者：地质部东北地质局石油踏勘小分队。他们的名字是：韩景行（队长）、束庆成、王胜、陈夺善、赵梢洪。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时，这几位新中国最大油田的普青勘探先行者们，并没育意识到历史将有一天会把他们的名字永恒地记载下来。他们只是根据黄汲清的“设计任务书”和卜级的要求，沿松花江河床进行地质观测，以推断松辽平原地下是否有成油储油的条件。“啥叫有油，啥叫没有油，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当回忆起往日那段不平凡的野外战斗经历时，如今都已银丝满头的这几位老地质队员自我解嘲道。
小分队在水上整整走了半个来月，后来到了吉林北部的陶赖昭，便弃船登岸，继续沿沈一哈铁路向辽西方向挺进，最后于当年12月底在阜新盆地结束了此次长达三个月之久的踏勘。我在这里仅用了几十个字便把韩景行他们迈向松辽大地的伟大壮举草草了结了，其实这三个月中小分队所经历的一幕幕艰辛险阻，倘若全部记录下来恐得花上好几万字才成。还是为读者省点时间吧。
韩景行一行回到长春驻地时，一个个已经疲乏不堪。
“你们都别先回家！”小赵突然伸开双手拦住同伙们，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在陶赖昭时，队长许过愿等完戚任务后，他请我们吃红烧肉、大肥肠，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同伴们顿时活跃起来，拉住韩景行就往大街边上的一家饭店走。
“大伙慢、慢点吃！”饭店内，韩景行看着自己的兵恨不得一口就把大碗红烧肉、大肥肠吞下肚子的情景，泪水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整整三个多月了，五个人没尝过一口油腥味儿的东西。想到这，他掏钱叉让饭店掌柜上了两碗肉。随后，韩景行招呼同伙一声慢点吃，便独自儿站起身，走迸了附近的一家邮局，向邮局工作人员递上一个发往北京“普委”黄汲清、李奔收的大信封
像是通好了气。正值韩景行的踏勘小分队在长春再一次进饭庙大啖红烧肉和肥肠时，北京以湘昧著称的曲园饭店中也进行着一次石油地质工作者的聚餐。做东的是黄汲清、谢家荣、刘毅和吕华等四位“普委”头儿。这几人也是刚从大西北检查石油普查工作归来，在野外奔波了整一个夏天。那时地质队出野外的津贴很高。所以黄汲清等一回北京，“普委”一帮年轻人串通一气要敲善请客的黄汲清竹杠。刘毅主动出面挡驾，说这次我们几个出野外的人口袋里都余下一些钱，别让黄先生一人请。年轻人一听更高兴了，哗啦一犬帮人，还把当时任中科院地质所所长的侯德封和尹赞勋两位著名老地质学家一起请了来。
正当新老地质学家们觥筹交错之际，李奔兴冲冲地挟着一个大信封走了进来。“诸位，喜讯喜讯！韩景行他们在松辽一带大有收获！”
“真的！”黄汲清一听，抢过信封便看起来。“太好了，太好丁！我早说松辽有希望嘛！”
谢家荣、刘毅等人也坐不住了，纷纷埋首传阅起韩景行寄来的松辽踏勘报告。
“韩景行的报告中说，他们采集的泥页岩中的荧光反应和泥页岩中浓重的油昧，这说明松辽盆地的含油性是无疑了！”谢家荣说道。
“我建议让他们送些含油泥页岩样品到京作进一步研究。真像韩景行所说的，那整个松辽平原就是一个有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夫构造的盆地！”黄圾清神采匕扬地接过话。
“李奔，你立即向东北局发报！”刘毅也来r情绪。
“刚才大家议论，说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却投人大量人力物力；丽东部地区工业稠密，却没有相应的石油工业与之配套。老夫认为，如果松辽能断定有大油田，那么国家的石油战略应当东移。”侯德封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争先说道。
“我赞同侯先生的意见！”高嗓门的尹费勋大步跑到刘毅面前，说：“书记同志，应当把今犬的意见向部里、向中央反映。”
“对对，应该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
曲园饭店的师傅们见这边一浪高过一浪的说话声，以为有人喝酒过了量，慌忙来人劝阻。于是叉引来一片欢笑声。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们确实应该多喝一杯。”黄汲清举起酒杯，对在座的人说，“我提议：为我们‘普委’制定的松辽普查计划没有落空，为韩景行他们的踏勘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巴库’，干杯！”
“于杯——！”地质学家们具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他们一杯又一杯地痛饮起来。那流进心田的是甜滋滋、清爽爽的又夹着几分香浓浓的甘露……
“喂，你是地质部‘普委’吗？请问黄汲清总工程师在吗？”
1956年元旦刚过，止在办公室忙事的黄汲清突然接到“国办”的电话，要他到中南海一趟，并告知陈云副总理有要事找他。
第二天上午，黄汲清如期赴约。
“呵，你就是二十年前组织发现玉门油田的黄汲清同志？好好，我们的石油专家！”陈云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给黄倒茶让坐。
黄汲清当时有些诚惶诫恐，因为他跟这位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是第一次单独见面，为什么对方肘自己的过去这么了解，他有些不明白。
陈云见黄汲清一脸狐疑，笑了：“我不仅知道你在解放前当过赫赫有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还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你在西南地区找到了好几个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大矿哩！这一点，小平同志可是常夸你哟！”
原来如此，黄汲清的心头豁然明朗。
“毛主席在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要求我们用三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争取在十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化强国。”主人开始了正题。他的目光盯着黄汲清，却又像在问自己：“可人们都说t中国贫油’．但石油又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怎么个建设法呀？我这个管工业管经济的副总理又怎么个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交待呢？”
上中南海前，黄汲清并不知道陈云找他要谈些什么。当他听到这位国家领导人如此焦虑的话后，作为一名地质和石油战线的技术负责人，黄汲清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副总理同志，我向你检讨，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不不，我今天找你来谈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中国石油发展方面，你和地质部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不应检讨，而且应当表扬，尤其听说你对圈划出的几个大盆地生油前景很有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陈云叉亲切地说。片刻，他向黄汲清凑近了‘下身子，说：“你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经济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今天请你来我想听听你对中国石油的前景到底抱什么态度。你是专家，我相信你的话。”
黄汲清本来就是急性子，当他I要开口时，却被陈云的最后一句话给噎住了。心想：不错，论中国石油的状况，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可正因为我的话会对国家领导人决策产生影响，所以更要慎重。如果我是个投机政客，此时此刻的机会多好！何妨拍拍胸膛这样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的石油资源丰富得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为，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人油田。”可我是名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这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那样会祸国殃民呀！
陈云见黄汲清沉默不言，以为对方不愿将不乐观的石油前景直言相告，便说：“其实我和中央眼下最关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希望我们在作出某个重大战略布局前，对中国石油的未来前景心中有数。因为石油太重要，没有它其它事办不成。还是一句老话：一种是有丰富的石油，那当然很好；一种是真的贫油，那我们不得不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透过陈云副总理的这番话，黄汲清心里清楚，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石油的前景是何等的关注。其实，就在黄汲清来到副总理的办公室时，何长工此时正在“**书屋”，为同一问题被毛泽东考得冷汗一身。
“陈副总理，我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你。”黄汲清站了起来。
“坐下，坐下说。”陈云忙招招手。
黄汲清坐下。“据我对中国石油的二十多年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甘肃玉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及四川威远气田的勘探开发，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石油的自给自足前景应当充满信心。尤其是去年一年来对几个大盆地的普查勘探情况来看，石油远景是很大的，我和同事对这一点比较乐观。顺便提前告诉副总理一个可能是吉兆的好消息。”
“快说，我听听。”
“不久前，我们向东北松辽平原派去了一个小分队，发现有一片……”黄汲清见副总理如此认真，于是从头到尾将松辽盆地的普查与踏勘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好，你们抓得对，松辽这块一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直到弄个彻底明白为止。”难得有笑脸的陈云此时此刻也满脸灿然。
受到鼓励的黄汲清也像一个打开了的话匣，说：“我还有个建议。目前国家向西北投入的石油工业力量很大，而国家真正作为工业资源消耗98%以上的却在经跻较发达的东部。如果我们加大对东部石油勘探的投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几个大油田。那时，东部就可以形成工业基地与资源基地比翼双飞的局面。”
陈云高兴地抓住黄汲清的手：“你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不久，党中央就石油工业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东移”的部署。我们今天在许多有关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史书和文件中，都可以看到“战略东移”这四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字眼。其实，作为促成石油工业“战略东移”的当事人，黄汲清本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这样容易使人产生为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我们放弃r西北等其它地方的工作；或者让人产生在发现大庆油田之前，国家对其它地方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是否忽视或放松等误会。实际上，所谓的“战略东移”，是因为根据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东部石油普查勘探在人力物力上的倾斜而已。即便在数十万人参与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时刻，西北、西南、华北、江汉等地方的石油与天然气普查勘探工作直没有停止或削弱过。
然而，自1958年起，以松辽平原为主要战场的我国石油工业确实开始轰轰烈烈起来。这是
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宏大战役。其投入、其规模，较之玉门、克拉玛依油田以及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大得多！
摄先开进松i平原的两支“正规部队”依然是地质部的。
此刻的韩景行已不再是只有几个兵的小分队长了。他的小分队而久便被命名为中央地质部东北局157地质队，后来又因为各路人马集结而来，一下扩大到一千二百多人，再度改名为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第二支队伍却是根据黄汲清、谢家荣的主张而成立的。“石油普查离不开物探。”所谓物探其垒称即是地球物理勘探。它属高科技领域，跨多学科。它的手段有重力、磁力、电法和人工地震，如今又多了航磁、航测和卫星遥感等。加强物探工作，可以避免打许多冤枉井。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在海上等复杂地区打一口石油井，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个亿。因此，物探在石油勘探工作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此，根据黄汲清等人的建议，地质部从西北调来两支当时最好的物探骨干队伍，它们是中匈技术合作队和205物探队，加上由四川东征到松辽的403物探队和原已在松辽的112物探队，合并组成了地质部长春物探队。
1958年，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宣告成立。此外，中科院的研究人员也成群结队地北上松辽，将科学的触角伸向这片荒蛮之地。
至此，中国石油地质的各路将士们开始了在这块26万平方公里冻土上的全面决战。
有人戏称这一阵势是“三国”（地质部、石油部、中科院）“四方”（普查、物探、勘探、科研）时代。
然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的口号都是共同的：“三年攻下松辽！”
这是个诱人的口号。
可惜我没有听到，母亲在那时才让我呱呱落地。但我的父辈们却对这样的口号充满r**。这种对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未来充满憧憬与幸福的**，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才会有。
“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
中南海。1957年5月17日晚。新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阀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半业生。这些毕业生中有不少行将奔赴松辽石油勘探战场。
“我打个比喻吧！”国家主席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习惯地踱起步束，“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农……都有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上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副部长的跛腿就足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了，你们怕吗？怕吃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那雷鸣般的掌声，持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站了起来。
“不！礼物一定是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彝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枝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枝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那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当年那些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地质工作者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的一个题词、一枝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地质事业。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在工作中或壮烈地牺牲了，或默默地病死了，而更多的是那些至今仍在戈壁、沙漠、荒原上默默从事找矿的科学工作。当我问起他们是否因年轻时的一时冲动去当地质队员而后悔终生时，竟没有一个人是点头的。他们直坦地告诉我，搞地质的现在看起来确实比不上其它行业与工种吃香，可在五六十年代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和荣耀的职业，尽管许多人跑了几十年山、几十年水，今天仍然四簿为家，但他们对当初的选择丝毫没有悔意。
这种崇高的职业精神，我想绝非仅靠领袖的一句话、一件礼物所能产生力量源泉的。那么，它到底出自何源呢？答案无疑应当从共和国那蒸蒸日上的一座座矿山与油田垒起的丰碑上去寻找！
是那山谷的凤，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蓝
……当松辽平原的石油会战刚刚拉开惟幕，许多大学生和军队的青年官兵是唱着这首歌，或者是被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歇所感染而来到北国大地，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地质战士。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现实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远投有歌词中形容的那样浪漫。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乏味与枯燥。干普查的每天刨冰趟水，爬坡走丘；打钻的，每天一身水一身泥，不论冬天与夏天；搞物探的，就像纤夫一样从小离开长长的线圈……没有家，也不可能有家，然而成千成万个家却在不断地往这儿涌来。普杳小分队夜宿大车店，老乡告知早已客满。费尽口舌，店主才很不情愿地腾出自睡的一条小炕。组长李恒让拿出钢卷尺一量，人均0.8米。“有占在先，每人躺下后不得弯腰曲腿，否则开除睡籍！”如此“军纪”，队员们方得-宿安眠。当时的钻工服与当地劳改犯人的凶服出自同一服装厂的同一产品，惟一区别处在于前者胸前印有“安全生产”，而后者胸前印的是“弃旧图新”字样
日久天长，宁迹褪去，钻工服便与囚犯服无异。为此，那些外,出办事的钻工常常被当作“逃犯”而拘留讯问。好在也有“因涡得福”者。某日，一位钻工在火车上被当作“逃犯”抓到餐车受审，当乘瞽从证件上得知对方是石油勘探工人后，顿时肃然起敬，并立即又是饭来又是茶，更有几位标致的服务员左右顾盼，好让旁人羡慕哟！
“一切为了找油！”一个简洁的口号，凝集了千军万马的信念。多少人盼油盼出了笑话，找袖找错了“门户”。
副井队长梁宏图一日下夜班归来时，估摸着自家的方位上炕，他脱完衣服上炕后细听鼻息声感到十分陌生。坏了，上错炕了!他慌忙跳下炕，在黑暗中来回摸了半宿却不知所措，直到自家的儿子被尿憋醒大哭，梁宏图方才循声上了自家的炕。
北京地质学院女毕业生王晓君是拖着身孕来到松辽的，她没想到自己的食欲异常增大，而这里的副食品却奇缺。饿哟！无奈，她几次趁夜晚摸进老乡的马棚，从马嘴边抢得几块豆饼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女大学生双手贴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自嘲不已：未来的“小地质”，你可是偷吃豆饼长大的啊！
这个“小地质”出世的那天，正是松辽石油勘探迎来第一个曙光之日：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旗大力巴村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油砂被送到大队部时，技术负责人韩景行高兴得落下了喜泪。他立刻向北京和当地的前郭旗报告了消息。前郭旗旗委书记得到喜讯，其欢欣之情并不亚于地质队员，当场派人向韩景行他们送去两头肥猪，以示慰劳。“宰！”肥猪运回大队，马上开宰。当晚，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整个队部喝得人仰马翻，醉成一团。
懂行的人都知道，油砂的发现是油田发现的前奏曲。这一曲要是一响，后来的戏就热闹了。
果不其然。进入第二季度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又有几口浅井见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此井位于吉林怀德县境内的王家窝棚，从井深三百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一千多米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着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二十余层达六十米之厚！
“好兆头！”正在北京的黄汲清得知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告知长春物探大队技术负责人：“南17孔、南14孔等均见油砂，预示橙辽有望出现大面积生油层。务请抓紧物探工作，以迅速探明生存层分布状况……”
百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
在韩景行他们的英雄普查大队正组织一支支小分队向松辽盆地周边进行大规模的“摸边”普查时，地质部长春物探大趴的科技人员开始走向前台，并很快为松辽平原的石油分布与储存情况做出了准确的科学定论：松辽盆地是一个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基底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五千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
至此，松辽有油已成定论。下一步就是如何打出油了！
茫茫松辽大地，何处一钻出油？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布孔打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孔布在何处，钻怎么个打法，学问却大着呢！它首先需要来自地质普查的野外资料，包括钻探所取得的解释地质情况的岩心实物，以及电法、地震、化探等一系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经过研究分析，得出最终的布孔打钻方案，这就是地质科学在找矿工作中所占有的先期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了这一步，就不町能有矿山有油田的发现，谁否定了这一步谁就否定了科学的存在。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里，这种不该忘却与否定的事太多太多了。要不然眼下我国百万地质大军的生存环境就不至于恶化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地步！辛勤的地质队员在荒山野地里发FX-矿山和油田后，便把采摘丰收果实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当别人通过挖矿、采油，换来了富裕，建起了家园时，我们的地质队员却又从旧日的荒凉迈向新的蔬凉。几十年过去了，地质大军们猛然发现，在祖国大地几乎没有荒凉可供他们再去奋斗之时，他们那带着斑斑伤痕的躯体连同终身的职业信念，一起被时代所淡忘，成了一群无人关顾的“历史老人院”。
然而在那时，在大庆油田发现的前前后后之时，他们丝毫不会有今天这样难占的感叹。那时他们的心中只有革命的**与干劲——为了石油，可以去拼，可以去死；可以去悲，可以去歌；可以几天不吃一口饭，可以一夜喝掉t瓶老白干！
这就是当年。这就是“王铁人”的年代。这就是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大庆精神”。
当松辽石油勘探又一次处在关键时刻，历史的担子也又一次落在了黄汲清等一批科学工作者身上。
在这节骨眼上，黄汲清再一次显示了大师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
“物探，还是物探！”前线派人向他索求灵丹妙方时，大师毫不含糊地指出：“要把最过硬的物探队伍调上去，重力、磁力、电法、人工地震等都得用上。”
就学科而言，黄汲清的专长是大地构造学。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X光把人体的各个部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大地构造理论的作用，目的在于把我们无法触视的几万年几亿年几十亿年的地层构造情况摸个明白，回过头来再确定哪个地方生油，哪个地方生金，哪个地方生铜……大地构造学是地质学中最基础也是最深奥的理论。而黄汲清是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创始人与奠基人，他运用大地构造学这架“x光”，不仅为中国找到和指出了诸多地下宝藏，同时为生物、考古、自然、环境、农业等领域，征服和改造我们依赖生存的地球，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三十年代以来，为了开拓和发展中国的石油事业，黄汲清将自己的“x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
洋人曾断中国贫油。然而1959年，冒出了个大庆油田。接着，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长庆油田、四川盆地的天然气田等等竟相问世，全面开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钻井平台座座耸立，“黑色金子”滚滚涌流。“贫油论”不攻自破。在这场石油工业翻身仗中，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今年91岁高龄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院士，是位特等功臣……人们一定还记得．1957年，黄汲清晨示出一幅《中国舍油气远景分区图》，他分别在图上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四川盆地、江汉盆地、塔里木盆地等处画了几个圈，论断：“应该在这些地方找油。”话音刚落，从第二年起，便捷报频传……
该文的笔者称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千米地底下的情况，能辨别几十亿年的地层变化。当助手把这份报道拿到病榻前捧给他看时，大师淡淡一笑，说：“我这个人哪，第一不迷信，第一二不固守，第二靠实践。”
黄汲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不迷信、不同守、靠实践”九个字，精辟地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学术作风。我以为，他之所以在七十年来谩长的科学生涯中能不断进取，成为一代科学宗师，是与这种学风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
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家务的妻子，像每一个节假日一样，等到把饭菜摆上桌后，便再到书房里轻轻叫起埋头看书或工作的丈夫。
黄汲清在家里是百分之百的“大老爷”：不干家努，不管钱财，不问儿女事。这天他坐上桌，却不像以往那样端起饭碗就吃，他一没动筷，二没动碗，嘴里突然冒出句话：“对，该请他
妻子一愣，哟，今天老爷子发什么善心了，连忙转身叫出正在复习功课、明年准备考大学的大儿子：“浩生，快吃饭，体爸等你呢！”
大儿子浩生受宠若惊，心想爸爸可从来没这样关心过自己呀。他“哎”了一声，兴冲冲地在桌边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