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两度上书邓小平;黄汲清一石掷海,激起千层漪澜。科学大会上,群英座序.一纸定终音……

黄汲清并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从江西“五七”干校的喂猪场回来。他戏言要“感谢”林彪,因为如“林副统帅”不死,他的那把老骨头就可能埋在峡江土地了。

1972年春,当了四年“猪倌”的著名科学大师黄汲清回到北京。他与老伴在子女们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时,大师眯着双眼,嘴里不住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爸爸,您老活着回来是幸事,就别再念叨以前了。啊,身体第一……”子女们一边抹着泪一边在旁边不停地劝说。

“嗯?我没事,我是在唱歌呢!”大师猛地驻足,一把将老伴拉到身边,“不信问你们妈。”

“真的呀?”子女们喜出望外。

老伴陈传骏苦笑地点点头。

“来,我们一起唱。”这回大师的发音很清楚——锤子右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越大山,爬峻岭,打完了石头唱个歌儿听。大家同打又同唱,响不尽的锤声和歌声。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了少年好光阴…

“妈妈你怎么也会唱呀?”女儿洁生简直开心坏了,接着母亲直问。

母亲长叹一声,脸上泛出一丝久违的微笑:“三十年了,那时你爸常哼这首自编的歌,来哄你弟呢!”

是啊,整整三十年了。大师举目当下追地狼藉的“大字报”、“红海洋”,回首年轻时代的往事,心头不由凄怆起来。那个时候,就知道“科学救国”,啥政治不政治的。只要锤子一拿,行装一背,就投入到大自然里了。1942年8月的一天,黄汲清和地质调查所的同事李陶,曾鼎乾,登上素称“天府名岳”的华蓥山考察。晚卜他们住在老乡家,一大早啃几个熟红薯,喝一碗汤就往山上走。登至1500米的山峰时,正值中午。三人拿出饭盒野餐起来,这时,耳边忽闻一阵又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原来,是半山腰一群躬耕的农民在唱山歌,那歌声深深地吸引了易冲动的黄汲清。“伙计们,我回去编一首顺口溜,明儿个也像老乡们‘样唱出来怎么样?”李、曾一听黄汲清的话,拍手叫好。当晚,黄汲清便在昏暗的桐油灯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资料后,就左吟一句右哼一句把这首自命为“青年地质学家”的山歌给编了出来,后来,二人牮在床头,模仿着四川山歌小调,你一声我一腔地唱开了。黄汲清的这首“杰作”后来还真在年轻地质队员里流行了一时。

大自然是浪漫的,然而现实却是十分的晦涩。

黄汲清回到北京的第一个窘境是,他连最起码的一个栖身地都几乎设有,1969年离京时,他家尚有四间房子。可此次回京,只给安排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心屋。看来虽然“猪倌”不当了,但还是属于“牛鬼蛇神”一类。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并为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破无情地撤消了。

那段时间里,黄汲清一直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忧郁之中。他逝得自己真正的老了,快死了。当年的恩师们都死r,当年一起跋山涉水周游世界的地质调查所的好友们也死的死,老的老,没几个中用了。白己是研究地球科学的,而现在虽然“猪倌”不当了。可依然要职务没职务,要工作没工作,要助手没助手……唉,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啊,我也七十了,该去天堂见章、丁、翁还有李先生了。不算少了,比起谢家荣几位好友,自己还不是白拣了这七八年嘛!

大师绝望了,麻木了。一天清晨,他没有跟谁打招呼,独自拄着拐杖走向玉渊潭湖——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评述文章,题目是《独立自主,高歇猛进——评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马路旁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有什么昕的,每天都是假大空!大师过去一向有听新闻的习惯,可今天他不想听,没用,听了也没用。他加快了步子,想力图摆脱追到耳边的喇叭声。可是见鬼,他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了——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嗯?说找石油的事呢!昕昕,听昕他们怎么说的。大师的双脚一下停住了。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晰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却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像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听听,又是万能的地质力学!大师对天长叹: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哪!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发现丁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扣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设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叉下马。但是,石油普查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银有意义。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r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穹’。今天,我们生括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高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查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大庆油田发现了,大港油田发现了,胜利油田发现了,一个叉一个的新油田发现了。……”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又在说谎话!说得无边无际了!大师愤怒地用拐杖在水泥地上猛地戳击。不行,我得把大庆、还有大港、胜利等等油田的发现真相给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不然,这事就会沉怨千古了!刘毅被整死了!谢家荣自杀了!当年“普委”的负责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再不把真相说出来,还有谁说得清楚呀!我不能死!我不能这样让全国人民、让子孙万代,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蒙在鼓里听谎话。我要说,即使有一口气也要把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给说个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历史,这是一代找油人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历史。我不说就是有罪,就对不起像谢家荣等许多已经死去的科学家和同事好友们!

大师愤然折回身,步子变得异常有力。他要活下去,直到可以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把大庆油田的事说个明白为止!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一声春雷平地起的粉碎“四人帮”的十月。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拨乱反正,科学和知识得到尊重的春天。

“爸爸,告诉你一十好消息:小平同志终于出来了!”

“是吗?拿来我看看!快!”

黄汲清从儿子手中抢过报纸,他看着看着,热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泄而不止……多少年的委屈,多少年的积忧,此刻一齐涌上心头。

这一夜,大师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他干脆爬r起来,他推开窗户,遥望明月当空的天际,心潮澎湃。他想了很多很多,星啊,国家遭受了那么多年的浩劫,百业待兴。可是中华要振兴,科技和知识最重要,而十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威下,科技界、知识界的一家独言,假大空现象太严重了;党的“双百”方针得不到恢复,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了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廊拨乱反正。

黄汲清想着想着,忍不住铺开一叠稿纸,向他尊敬和熟悉的老上绒邓小平敞开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心扉……

小儿了黄渝氆告诉我,他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邓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艺术界)一定要执行“嫂再”方针这个批示尽管没有给黄本人传达,但后来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界出现的万下新景象,特别是之后不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足多少与黄汲清的这封信有着荚系的。

值得…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丰任打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即后改为地质部、孙任部长)的亲自过脚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在}‘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昀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请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之一)发出一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它的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邛副主席:方毅同志:

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谢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囤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峡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下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夺;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反映给您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垂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神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合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干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1955、1956、1957年三年的工作,初步证实松辽平原存在有利干含油的地质构造。1958年4月17日在松辽平原达里巴村的南17井钻出油砂。之后在三十余口井见到油气显示,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不久前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掷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井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扬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如果要谈功劳和贡献的话,那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普委会”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我个人只是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

“**”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以后几年这种错误报导就多次出现)。考虑到这是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加以报导的,为坚持科学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我当时曾向有关科学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了我的意见,但那时正值“四人帮”横行,我的反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打倒“四人帮”,人民大解放,科技大解放。去年9月1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上级要求上报建国以束的重要科学成果。我考虑到我国石油工作的发展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办工业、办科学的一个典型,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是为中国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的极好事例,因此我把我在1957年做的学术报告《对我国合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等材料上报给地质总局的科学大会筹备小组。对于我国寻找石油的真实经过也向地质总局的负责同志及有关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当面汇报。

但是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就有少数领导同志不执行。百索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甚至弄虚作假,不顾事实地胡乱吹嘘。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撅的日子里还算情青可厚,那么在“四人帮”己被粉碎一年多的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是犯罪。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IO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孑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到底拿得出什么样的证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限,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坦是怍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利。每当我重温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当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夯就不客推辞。因此今天我决心给您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怍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量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事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辩明是非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耶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季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敬爱t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寺的旗帜非常明确的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黄汲清

1978年1月11日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手中。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黄汲清于1月II日把信写好后,当“让小儿子渝生抄清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叉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15日方毅圈阅后,转望“邓办”。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请一下。

邵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汁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哩、康世恩二位副总理。

余秋里叉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国家地质总局头上。孙大光对此极为重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凋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

三个月之后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组完成的一份《关日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阃题的调查报告》,以国家地质总局名义,呈送给邓小平及有荚领导。

我从地矿部档案室查阅了这份文件。上面的签发人不是孙夫光。

这份出自“石油组”的《调查报告》,用黄汲清自己的话说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内容”,也就是说是有针对地对黄给邓小平的信进行了反驳。

我看后的感觉是.不管当时的地质总局领导还是石油组的人,对办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佩其指导思想至少在情绪上多少是与黄的信有~定程度的对立。譬如,黄给邓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及了“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这顶大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质总局的领导人看来。因此,《调查报告》对黄的这一类问题上的看法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说了“在地质部门的石油地质工作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尊重各派学术观点,发扬技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吸取各家之长,指导实际工作。基层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归”一类的话。其实,黄汲清向邓的信中指出的地质系统在学术上的那种不正常现象,是指的“文革”以来的状况,这是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一些问题。1969年,周恩来接见地质部的代表时问北京地质学院的张振国,说你们教的是哪一套东西?张回答说:是黄汲清那一套。周问,黄扳清是哪一套?张回答说:是苏联那一套。周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教李四光同志“那。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对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创造性的”(周原话——笔者注),作为中国的地质教育机构,应该好好学习和继承。周在这里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并没有说不能教黄汲清的“那。套”,但下面的人听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之后,她学界使出现了全面否定黄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这种风气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文革”开始后,黄汲清的“那一套”便当作了“苏联那一套”。“文革”时批修正主义为核心,黄汲清是“苏联那一套”,这等于宣布了他的学术及他政治上的死刑。显然这已不是所谓的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了。其实,黄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继承传统的地质理论外,更多的是他把这种优秀的传统地质理论,运用到了中国的地学实际情况的科学产物。据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国乃至国际地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视为“经典”之作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对此,另一名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有过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尹在八十多高龄时曾感慨说:“每每想起1945年黄汲清‘拿来’当时西方构造地质的精神,处处融合国内材料的杰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来宝物用于中国,有发展,有创见;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后尘,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创见”(见尹回忆录《往事漫忆》第126页)。任何一门科学学说,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发扬才创立的。如果黄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为继承了外国的优秀东西而要被讨伐,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货全盘否定,那么继承外国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又该怎样处理呢?

“文革”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地学系统的非“百家争鸣”局两不是没有,而是非常严重,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

《调查报告》的另一个突出点是,尽可能地说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于找石油、与大庆油田发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李与黄作为不同的学术观点,所担任的不同职务,因而在其中所起着不同的作用。对黄的评价也是贬多于褒。有一点还算客观,耶就是这个报告里也明确指出1r在我国的石油普查工作中,黄汲清是有贡献的。不过,李四光的这面“旗帜”冠然不能倒!

实事求是地讲,能在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尚未结束,十几年来“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还相当严重的年代,国家地质总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已是比较进步的了。然而,它并没有完成邓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地学界的“左”和“神”的影响仍很严重。

75岁高龄的黄汲清于1978年再度当选第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又一次成为中国地学界领袖人物。如果说四十年前,年仅35岁的黄汲清被地学界推举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华的话,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当他再度当选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则是对他从“反右”到“文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历史的反正。像黄汲清这样在相隔近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两度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科学界绝无仅有。同年,他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0月份,他代表中国地学界赴纽约出席美国联邦地调局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同国内外地学界同事的交流与接触中,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受“左”的影响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树起来的科学事业上的“神话”与“旗帜”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中国的科技事业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进。于是,这年II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的激励下,在全国科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围绕“双百”方针和大庆油田发现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放了一颗震动当时整个科技界的“原子弹”——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想讲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双百”方针的问题,因为下面发言很多,不愿意多占同志们的宝贵时间,想集中时间讲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闸题。是百家争鸣的问题。我是学地质并摘地质工作的,我们地质部门从前叫做地质部啦,现在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在学术方面一向有两种不同的学派,一个是以前部长,已故的李四光同志为代表,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澉;另一派是我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派。之所以群两个学派,主要是由于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国地质的书,翻译成俄文。我写了一本《中国的大地构造》一本书,也翻译成俄文,这在苏联专家中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大地构造学派,理论基础也不过是欧洲的,美国的地槽学说的基础,没有什么新的基础。不过,1945年特别在解放以后,总结了中国的和国外的大地构造特点、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多旋回构造运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学派也叫做“多旋回”学派。去年《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质力学中的新内容,增加了力学分析范围概况,提出了断块构造这个概念。中国矿业学院的陈国达教授,又把苏联早先提出的地台活化学说发展一步,提出了地洼说这个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于我们中科院的尹赞勋同志首先给我们介绍外国的所谓板块学说,于是乎板块学说在我们国家流行起来啦。所以,我们地质界出现了四个、五个、至少三个不同的学派,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出现不同学派,正是毛主席百家争鸣的基础。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认为他的地质力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应该进一步碍到发展,在他很多的讲话里也都谈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学上是进步的、在学术上成就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把他作为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后,特别是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州做《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这篇文章把地质力学吹捧得天花乱坠。从那以后,许多报刊杂志就不断的对地质力学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吓人的高度,好像这个学派、这个学说可蹦解决地质矿藏上的重大问题;似乎很多问题都解决啦。就这样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比方简单说一个例子: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地质队写报告的时候,都必须用地质力学观点来写,否则,就不予验收。还让各大区地质研究所都成立一个地质力学研究室,并在各省开办了地质力学讲习班、训练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行政命令压制不同学派。例如有一个地质学的老专家,他多年摘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且也列入了计划,所里领导支持他,派了六个年轻干部和他一起工作,这是个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动,这六个人就给送走啦,解散啦,就不摘板块构造啦,他本人的项目就给取消了。我自己在“**”运动以前主持一个大地构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个人员参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后,研究室就取消啦,擞消啦。人员分到其它地方去啦,有一部分合并到地质力学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啦!会场上一片哄笑声。

我在1974年,提出一个研究题目,叫做“中国东部的构造岩浆情况的研究”,着眼在找铁矿、铜矿。题目1974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下来,最近才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学派的争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看,说地质力学是土生土长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最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学派是洋框框、洋教条,或者是唯心主义的。更有甚者,有的人在某些场合宣称,推行不推行地质力学,不是学术问题,是立场问题。这种把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做法,已经搞丁相当的时间了。

据我了解,下面基层的地质干部,地质部门有好几万,引起了很多的反响。但是,因为他们年轻,对地质力学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大胆地做这些事情,明目张胆地违背“双百”方针,原因是有的人认为地质力学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矿产的问题、抗矿问题实际问题,认为许多矿产是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就是说,地质力学这个学说已经完全在实践中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地质力学已经检验过了,不成问题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说,地质力学的理论对中国找石油起了作用,大庆油田、大港油田找到了,都是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找到的,这就是地质力学最突出的优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

黄撅清端起茶杯,喝水。会场一片寂静。因而他在放下茶杯时的声音从麦克风中传出后显得特别大。

我对这个问题从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后,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是秘密进行的,不敢也不能公开进行。松辽平原就是大庆了,华北平原,就是后来的大港、胜利油田,它的石油普查工作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在1955年春天布置下来的,那时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是已故的谢家荣先生同我本人,如果松辽平原的大庆、华北平原的大港、胜利油田的普查布置是地质力学理论方法市置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技术负责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呢?所以发表的文章念了以后,我就很奇怪了,+吃一惊,所以就进行了调查。四年的调查内容很多,在这里不能一样一一样地说了,要说一个钟头也说不完,只把主要的吃点说一说。第一蠃,我曾经到地质部资料馆(全国的地质矿产资料集中在资料馆)查阐石油普查的报告、案卷。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这些年终报告、总结报告,我都把它详细地阅读了一遍,其中哪个报告也没有提到一句地质力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地质力学有它特殊的名词,华夏系啊、新华夏系啊、东西复杂结构带啊、全线构造啊、山字形等等,外国是没有的。如果他们采用了地质力学的理论,怎么一句话都没有提呢?再看,对松辽平原进行了很多的物探、地球物理探矿吧,像航空磁测、重力啊,还有地质剖面等等的报告,我也看了,也没有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方法和运用的问题,这是一点。第二,华北平原、大港油田加上胜利油田吧,它的普查报告我也是一年一年的都看了都阅读了.1955、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报告,我同样详细阅读了,也找不到一句提到地质力学的理论或者方法,同样华北平原的物探资料、航空磁测、重力,我也大部分都阅读了,也没有一个报告提出地质力学是他们主持工作的基础,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过去作石油普查以后,在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大队的技术负责人(名字叫韩景行,工程师,这个人现在新乡工作),我曾经当面问他:你搞的那点普查,你曾经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没有啊?他说,没有。还有第四点,我也问过华北大队的石油普查的技术负责人(叫孙万全,此人现在南京),问他主持普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等等?他说,没有。从刚才举的人证物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完仝无关!这恐怕是铁的事实!会场上,有人热烈鼓掌。

地质力学有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说李四光同志在1954年春天在北京作过大报告,报告里面指出,松辽平原、华北平原要进行石油普查、勘探,我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他所指的是什么呢?那是1954年二三月份吧,李四光同志应当时石油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塔拉非木克(音译)的邀请,在石油部作了一个地质报告。会议的主持人,是现在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苏联专家与李四光同志座谈对中国石油勘探的看法。的确,他作了一个报告,好像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因为他要有翻译嘛。这个报告是在石油部作的,当时地质部门的技术人员没有去,我自己那个时候还在重庆工怍,还没到北京来。这个报告发表在石油部1954年出版的《石油地质》一书中,这可以查。这本书我看过了,他那个书,一万多字的报告啊,最后一章,不到三百字,两百字吧。谈到找石油的问题。我看了多少遍,也看不出李四光同志怎么样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方法指出找石油的问题,没有。、不过有人说,他的报告虽然是发表了,但是是很筒略的了,当初的报告是很长的,还有速记做记录,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了。这个事隋恐怕是石油部的同志最了解情况,就是到底李四光同志除发表在《石油地质》的文章之外啊,还有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地质部门,特别是我不知道,或者石油部的同志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石油部的同志吧,这个事情可以进一步查明,是不是地质力学在石油部,在找油、探油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我不敢说了,应当由石油部酌同志来说。

叉一次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科协代主席周培元的鼓掌尤为引入注目。黄汲清直了直身子,继续发言:

现在我在这儿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两个意见吧。第一,今后是不是不要在报纸或杂志上面吹嘘地质力学的理论发现了中国东部的大油田,不要再这么吹嘘了。第二,今后,地质力学这是一个学派了,应该让它发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其他的学派、理论是要和地质力学一样,同样有机会发展,这样提要求是合理的。

我剐才谈的问题,不光是地质界的问题,也不光是“双百”方针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地质科学如何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的问题,广大地质工作人员如何把自己的才力和潜力完全发挥出来,更好地为地质工作服务的问题,带动整个科技界的“双百”方针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是个重大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决不是一个两个人的斗争问题。

我诚恳的希望,全国科协能够组织一个调查小组,把我上面讲的问题,切实调查一下,认真的调查一番,搞个水落石出,是比较合适的,恐怕还是必要的。我今天的发言,自己认为胆子是相当大了,恐怕错误是很多的,请同志们批评

黄扳清离开讲台时,全场的擎声持续了几十秒。不过,也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有鼓掌。他们是谁,黄汲清清楚,代表们也清楚。

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有些烦我引用大师的原文、原话太多丁。不过我认为没有加进任何色素的“原汁原料”,比我用文学语寿来叙述要好得多。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是不应浚去着意雕琢和加工的。十五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黄设清的这个发言,似乎并不觉得有“火药昧”,然后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8年、1979年时,他在科技界尤其是在地学界所产生的反响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

正面的反应是:中国的科技界、知识界要彻底打破“左”的思潮的干扰与束缚,就得像黄汲清这样敢于站出来说真话。

另一方面的反应是:毛泽东的遗体未凉,“大右派”又开始反攻了!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理论,是毛泽东在世时充分肯定的,否定李四光和反地质力学,就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

不过,后来好在“两个凡是”的风刮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原则,使黄汲清幸运地摆脱r来自各方的重重联力和抨击。

1981年,新时期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既是对“文草”十几年来的拨乱反正,又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振兴民族、实现四化的保证这一划时代的高度。会议之后,国家科委作出了向建国以来科技领域的重夫发明、发现成果进行表彰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科技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科技人员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成粜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检阅。

为了做好此次牵涉猫大、非同凡响的表彰活动,组织者根据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一定要使表彰有实质性,即谁搞的就是谁的,不能搞像以往那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之类无头无脑,与发明人、发现人不着边际的结果。

这是新中国历史卜最大的一次评比。功名在此一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有份,谁都不要亏了谁,畦都别想压谁。中央最高领导层对此次“大评比”,一再这样强调。

说说容易,可具体操作起来就难大了。要不然科委也不会让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钱三强很快发现,这项工作并不比他与同事搞导弹、原子弹轻松多少。

大庆油田的发现就让他挠头。

根据科委发出的通知精神,凡是参与发现、发明成果的人都可以申报。这一申报就搅成了一锅粥。为啥?因为地球科学不像其他搞原子弹、氢弹等发明创造人,张三李四千的一清二楚。地球科学常常是一种理论,一种预见,一种从一块标本、一张图纸再转化为学术报告的“玄学”。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惟一可依据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提出找油的理论,一种是在实地工作的。第二种人好确定,像韩景行那样。而第一种人就太复杂了,过去几十年一直说的是李四光用他的地质力学找到了大庆油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辜呢?

钱三强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在关于谁是第一个或者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地质科学上起到关键与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他收到的“申请”报告就有几f盼。这中间自然有昕惯了的“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也有谢家荣、翁文波等大名和许多过去或现在都不曾听说过的人名。

黄汲清开始并没有申报,后来听说这种情况后,他觉得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发现大庆油田的早期地质普查勘探工作主要组织者,非常有必要站出来把事情澄清。于是他在同事们的鼓励下,向科委呈上了自己的申请报告。

地质力学对发现大庆油田到底有没有关系?钱三强亲自上门征求黄汲清的意见。

黄汲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无关。他拿出几年来为调查清这件事而与李奔、吕华等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谈话与书信材料,结论仍然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为了慎重起见,科委相继召集各方有关人士,先后进行了四五次座谈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小尽的精神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到最后,支持黄汲清的意见占了多数。

紧接着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了: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上到底有投有功劳?有人说:既然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油田无关,那么他就不该列名上榜!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黄汲清身七。这是因为,一是黄汲清是坚持认为地质力学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的代表者。其二黄汲清是惟一还健在的当时决策对松址平原布置普查任务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三是他是地学界蛀高权威人士。他的意觅无疑起决定因素。

钱三强再次上门走访黄汲清,同时也请他到评审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黄汲清终于发言了,他的发言大出人们所料:过去我在不同场合,都不止~次说到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与发现大庆油田无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历史事实。但今天我们评议的是哪一位科学家对某一项发明、发现成果上作出的贡献。如果论贡献,李四光同志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又作为当时主持地质部工作的领导者,他对发现和开发大庆油田上的贡献,是卓著和巨大的。我们谁都不能而且也是无法抹杀的!

“鼓掌,鼓掌啊!”钱三强激动地站起来对大家说,然后他走到黄汲清面前,紧紧地握住大师的手不放:“谢谢!谢谢您。”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结局。这是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结局。

很快,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这一项目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进行了排名。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单排序,这是党、人民和历史给予在本世纪中国科技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大庆油田中那些作出贡献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的科学家的名字,他们是:

李四光、黄汲请、谢家荣、韩曩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地质矿产部)、张文昭、扬继良、钟其权、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石油工业部l、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中国科学院)。

1982年7月,国家科委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黄汲清大师作为这个项目的“一等奖”获得者代表,走上主席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光闪耀的证书还育每人50元奖金。

是啊,这场中国科技史上最大、旷持时间最长的争议总算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都该结束了!

是的,过去的该结束了!明天,还有新的油田,新的伟大事业在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