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思是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他要比包瑞德上校他们更多地关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倾向。
在一个静静的夏夜里，毛泽东主席邀请谢伟思到他的窑洞里摆谈了整整一夜。谢伟思从毛泽东那双闪动着智慧和决心的目光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民族的灵魂。毛泽东不断地抽着谢伟思带去赠给他的美国香烟，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讲述他们的党、人民和他自己以及他的战友们，这些史诗般壮丽的历史，谢伟思听得津津有味，他发现自己与毛泽东之间共同的语言太多了，这在谢伟思来说既十分惊讶又感到万分欣喜。
谢伟思从毛泽东的讲话里感受到，这个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列强们侵略的民族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深厚而宽广的民族独立的内容，他们的革命决不会为了摆脱一些外国列强的压迫而去接受另一些外国集团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政策与苏联共产党根据他们的民族利益制定的外交政策是不一致的，这种根本的分歧，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与美国政府在抗日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或许会有更长远的合作。
在中国，蒋介石已经不可能解决腐败的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已经失望。能够担负起与美国建立长期盟友的关系的中国，实质上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知道美国政府不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干涉他们党的内部事务，这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去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所不能发现的，谢伟思对中国社会客观的认识使他能够公正地看待和理解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一致的。
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在谢伟思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对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对党的影响的一次思想清洗。
如果美国政府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可以减少中国发生内战的可能。可以减少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影响，这正符合罗斯福总统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而有秩序的亚洲的设想。
谢伟思从毛泽东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绚丽的朝霞正预示着延安无比远大的前途。
从军事上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包瑞德上校，一天到晚风尘仆仆地去参观八路军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忙着与中共高级军事将领们会谈，他对八路军的一切都感兴趣。在重庆临走时，中缅印战区美军总情报处长狄克伊上校就向他的使命提出了若干要求。
包瑞德上校发现八路军战术技能相当不错，射击和劈杀技术不错，虽然他对彭德怀将军所说的由于弹药奇缺，每个八路军必须用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以上的敌人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仍佩服八路军的射击技术。八路军的战士吃苦耐劳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包瑞德发现在美国军队里特别反感的政治工作在八路军中却十分有效，军队里有党的组织，居然还有与长官同样有权力的政治委员，这些在美国军队里是不可思议的。
包瑞德看到八路军还在使用的老式来复枪，还在练习白刃劈杀技术，这些与现代战争的距离太远了。美军观察组便组织了好几次使用美式武器和爆破器材的表演，向八路军传授这方面的技术。包瑞德相信，如果用美国武器来武装八路军，他们的战斗力是会大大提高的，包瑞德将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史迪威，让他尽快实现武装八路军的计划。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能看到十天前的日本本国出版的报纸，这是在重庆无法办到的，他们从报纸的内容上分析得到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资料。
延安争取改造过来的150名日军俘虏也是观察组成员们最关心的，他们在重庆想见到近期的日军俘虏很难，国民党关押在巴县的日军俘虏大多已经不能提供近期的情报资料了，而且他们在国民党的监禁条件下形成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而在延安的日本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组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一个反战组织，平时他们也穿着八路军的制服，他们十分热心为这些美国人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特别是后来能说日语的大块头的美国外交官埃默森到了延安以后，他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的来往就更多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往往稍加整理，都能成为很重要的情报。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克罗姆林少校与多姆克上尉及雷米尼赫军士很快建立起了气象站，这些重要的北方气象资料为美国空军提供了重要的气象情报。
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与共产党的军事领袖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进行了军事会谈，认真听取他们对军事形势的分析，了解他们的战斗经历。他们对领导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的林彪怀有特别的好感，甚至把这位三十多岁的林彪当成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来崇敬。
他们对陈毅领导的华东抗日解放区很感兴趣，甚至准备跳伞深入到那里去，因为山东解放区距日本本土更近，如果在那里开辟机场去轰炸日本本土就要更容易得多，另外美国军队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在山东沿海登陆。
为了了解八路军的情况，观察组成员还被护送到敌占区去了解情况，亲自去领略游击战的内容。
谢伟思和戴维斯都是在中国西南的成都出生、长大的，他们道地的四川话是很有“麻辣味”的，如果不看他们的相貌，只听他们用成都官话谈论，谁也不会相信是两个美国人。
朱德、陈毅、聂荣臻、吴玉章这些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们都是四川人，他们的四川话在包瑞德听来感到太粗俗，很难弄明白一些语助词的含义，可是在谢伟思听来，就像是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一样，这常常勾起他对自己童年岁月的追忆。
谢伟思的父亲是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而陈毅就曾在这所学校里念书，那时陈毅常常在学校里带领学生闹出一些事来，给外国老师们难堪。陈毅拍着谢伟思的肩头，称他是“我老师的儿子”，这在中国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师兄师弟间的关系了。
当第一辆美式吉普车专门从重庆运到延安时，包瑞德亲自驾驶着去接毛泽东、周恩来，请他们登车兜风。当时的延安只有一辆唯一的卡车做交通工具，没有重庆那样的大轿车，能坐这样的吉普车在延安也是件新鲜事。
当毛泽东跨下车来的时候，对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也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以后我们也自己生产飞机、生产汽车。”
包瑞德上校在毛泽东主席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感觉到了这个党的力量，他有些相信了：中国的未来是操在他们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