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里的窝里斗，大部分在大臣们彬彬有礼的面纱之下，暗潮汹涌不露声色围绕着皇帝脸色进行着。除了皇帝有了明确的政治倾向后，才开始明火执仗起来。因为帝国在朝堂上议事，在一般情况下是实施“言者无罪”的开明政策的，尤其是对于台谏的言官更是有着“风闻言事”的特殊优惠政策，以鼓励广开言路，在弹劾大臣劣迹方面有着较大的言论自由，也算着一种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大臣权力的制约。
然而，诚如孔夫子所言，在政治清明的有道之世当大官是一种荣耀，而在无道之世有道德的人是应该退隐而独善其身的，这说明了知识分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者则独善其身”不为名利地位所左右洁身自好的价值理念。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一是暴政恶政当头绝不助纣为虐；二是在王朝即将倾覆在大墙倒塌之际，不至于危及自身，显示了儒家精明的自我保全之策。而鼎移祚变前夕，朝廷纲常的内部松动，导致了党争的激烈，进一步加速了帝国覆灭的速度。
崇祯十年以前，朝中权臣温体仁一党同复社的斗争尚未在明面上爆发。双方表面上看相安无事，但暗中的较劲一直未停止过。表面的风平浪静，深水的暗潮汹涌，各自都是潜流中的游鱼，必然在适当的时候掀起新一波的滔天巨浪。温体仁一党是在朝堂上恶虎，虎视眈眈地瞄准着复社文人的一举一动，伺机反扑撕咬。老温常常与蔡亦琛、薛国观密谋如何找茬整垮复社，加害复社人士。
张溥虽然闲居在家，也是狼眼环视四周，通过各地的复社关系搜集温体仁家族种种在家乡违法乱纪的事实。尤其是一些家在浙江吴兴一带的弟子来到太仓，给他讲述温氏子弟横暴乡里，招权纳货的行径，他听后，常常和朋友们当成笑话谈起，以揭穿温氏表面上廉洁奉法的虚伪嘴脸。而他们的笑谈往往又流传开去，让温体仁得知，这样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1]崇祯九年（1636年）一系列看似意外事件的发生，终于使得温体仁等人认为已经找到对于复社下手的机会。这一年二月，淮安卫武举人陈启新越级向朝廷上书言事，正逢崇祯皇帝欲想广开言路，于是陈启新破格擢拔，拜为吏科给事中。陈的骤然高升，引起人们的羡慕，不少轻浮燥进之徒竞相效仿以图幸进。
温体仁趁此机会，将原常熟县小吏陈履谦、张汉儒召至京城，秘密授意让他们告发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科臣瞿式耜居乡贪肆不法。攻讦二臣：
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贿赂操江南死生之柄。三党九族，无不诈之人；与贩通番，无不为之事。甚至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止应门生故旧列于要津，鸣冤无地；患干豪奴满于道路，泄愤何从。[2]
也就是说，这两个老王八蛋，在家乡横行霸道，根据自己喜欢和讨厌把控人才升迁和罢黜的权力，以贿赂多少操纵江南人民的生死之权柄。这两个家伙亲戚党羽，没有一个不是奸诈之徒，他们和商贩相勾结，以贸易为名里通外国；甚至侵吞国库银两，危及国家安全；将自己的学生和亲友安排在重要岗位，使得老百姓无处申冤；他们的心腹和恶奴布满道路，人们连发泄愤怒的地方都没有。
上书言辞夸张刻毒，将钱、瞿二人描写得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这位刁民陈履谦与人争夺田产，曾经求助于钱、瞿两位大佬说情，遭到拒绝，因而怀恨在心，遂唆使张汉儒出面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出面告发。钱、瞿与复社关系密切，温体仁最恨东林党大佬钱谦益，他想一箭双雕，先置钱、瞿于法，然后再兴复社之狱。
这一年三月，太仓人陆文声上书讦告复社领袖之一的张采。陆本身是街头小混混属于奸诈小人一流，曾经花钱买了一个监生的身份，为复社士人所不齿，又企图以行贿钻进复社，理所当然被拒绝，后来又受到了张采的叱骂殴打，一直怀恨在心。当他知道温体仁当国时，就悄悄进京状告张采。陆文声与张汉儒住在同一旅社，由张连夜介绍先去见了兵科给事中薛国观，薛先将疏稿面呈兵部侍郎蔡亦琛，由蔡转呈首辅温体仁。温体仁对于张采不甚熟悉，两人素无夙怨，便说：“谁是张采？不过一乡下学究罢了，不值得奏明圣上。现在朝廷急于要办的是张溥，如果能一并弹劾张溥，就定会和陈启新一样授给予上告者官职。”蔡将此话转告给陆。陆于是改为参疏庶吉士张溥、前任临川知县张采两人创立复社以乱天下。他的上书中罗列了张溥、张采的罪状有十多条，上纲上线几乎为乱国集团。
陆文声疏奏指控：风俗之弊，皆源于士子，太仓庶吉士张溥、前临川县知县张采，倡复社以来乱天下。根据陆世仪《复社纪事卷四》记载，陆文声和张采原来都是太仓贡士周文潜的学生，张采先中进士，陆文声后成贡生，两人对于乡中建设和弊政经常提出建议，乡里晋坤“独信受先（张采），言听计从”。这时张采准备举报乡里一姓陶恶人。陆文声在张采书房偷偷看到举报信后向陶告密，姓陶的小子来找张采自我辩解。张采为人脾气暴躁，知道是陆所为，抓住陆文声暴打一顿。陆受辱不过遂去京城告发张采。他找到的是太仓同乡太常寺少卿王时敏，由王引荐去见了温体仁。温体仁抓住这两件事，利用崇祯皇帝对复社心存疑虑的心理，蓄意夸大案情，根据这些扑风捉影的诬陷，假借崇祯皇帝的名义拟旨抓捕钱谦益、瞿式耜，将他们投入刑部大狱，严令彻底究查复社。
朝廷对于复社的严厉态度召来一些落井下石者。崇祯十年二月，原苏州通判周之夔，因与张溥、张采有夙怨，揣摩附会首辅之意图，入京伏阙上《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牟、朋党诬旨疏》，疏中说：
溥、釆自夸社集之日，维舟六七里、阻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尽号常侍、天王；同己者虽盗跖亦曰声气，异己者虽曾、闵亦曰逆邪。下至娼优隶卒、无赖杂流，尽收为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进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岁科、一番举劾，照溥、釆操权饱壑；孤寒饮泣，恶已彰闻，犹为壅蔽。臣恐东南半壁，从此不可治矣！其它婪场弊、窝盗贼、诈乡民，有证据之赃已累巨万。
疏中最后恳求皇上：
伏望皇上立奋干纲，大破党局，提张溥、张釆与臣面鞫得实，乞斩溥、釆以谢朝廷，并斩臣以谢朋党！
周之夔摆出一副为国锄奸视死如归的架势，誓与乱国朋党复社决一死战。他还用黄纸大字书写吴伟业、黄道周、陈子龙、夏允彝的姓名，诬告这几人奉二张之命，用数万金贿赂、交结东厂。不久，又有无名氏托名徐怀丹，作复社十大罪檄文，谓“复社之主为张溥、佐为张采，下乱群情，上摇国是，祸变日深”。檄文中罗织二张“举其十罪，开诉四方”：一曰僭拟天王；二曰妄称先圣；三曰煽聚朋党；四曰妨贤树权；五曰招集匪人；六曰伤风败俗；七曰谤讪横议；八曰污坏品行；九曰窃位失节；十曰召寇致灾。
这位自称嘉定徐怀丹者起草的檄文，洋洋数千言，以四六骈文体，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慷慨陈词，一副忠君报国嘴脸，八方漫漶传播，颇能蛊惑人心，然而其中罗列的罪名大都捕风捉影，罗织扩张。最后这位徐丹怀呼吁：
呜呼！牛、李兴而唐不振，蜀、洛甬而宋以衰；朋党之祸，自古有之。实因族类太别，则好恶恒僻；志气既乖，则争斗必纷。积轻成重，羽可覆舟；上误君父，下悖物情。况以越州踰郡之众、诸教杂流之技、诬罔骄狠之习、险诈谄鄙之谋，相率推戴！此狂妄之溥、釆闭贤路、绝公道、布爪牙、恣贪诡，靡人不有、靡凶不为。虽社稷灵长之福万代无穷，亦岂堪此辈朘削乎！是真当痛哭流涕而急以上闻者也。某等草昧疏贱，忠愤自矢。伏读制书严切，仰望锄奸诛叛、激浊扬清不得更容逆党，永长乱源。如其有此，则君子之道终消，治理殆不可复。非志士裂冠毁冕之日，即忠臣忘生厉节之秋；当不惮君门万里，要斧锧而鸣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讨。至于吞婪武断、耗弊乡曲，又通行之恶，非贼国之源；无重爰书，何堪毫举哉！
此文实在使人联想到明末党争的不择手段，罔顾事实一心想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残酷，使人联想到这篇文章出笼的背景有着朝廷中内阁总理大臣温体仁的阴影。声讨的调门越来越高，复社的罪名越来越重。这些上书者于复社各怀私怨，但对于温氏一党来说，无疑捷报频传，只差最后一击即可大获全胜。然而，百密一疏，戏演得太过分就显得虚假了。面对生死之争，复社唯有背水一战，复社人士上下同心，朝野协力，运用可能的机会疏参温相无有虚日。
加上这一年的科考复社再次奏捷，显示了复社的实力：“丁丑殿试，状元为刘同升、榜眼为陈之遴、探花为赵士春，皆复社中人也。”这可是皇上亲手选拔的人才呢。榜眼陈之遴的儿子后来成了吴梅生的二女婿。他们成了儿女亲家。
复社毕竟树大根深，在官场上下均有庞大的网络，实力依然不可低估。而老温平时专横跋扈树敌不少，在“穷就复社”的圣旨下达后，遭到了下属的变相抵制，或者故意拖着不办。下达江南提学倪元珙主办，老倪推给兵备参议冯元飏，老冯又推给了太仓知州周连仲，迁延日久，一直没有下文。老温有以皇帝名义下旨切责老倪，老倪干脆上书为复社辩解，评功摆好，反将了朝廷一军。据计六奇《明史北略》载：
元珙回奏，极言文声之妄，称：“东吴精进之学，复社为最著，大都诚心质行。讲易谈经，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贤良，无惭名教。大都陆文声有憾于娄东，故借复社为名耳。”
也就是说，这位苏、松提学大人，竭力反驳陆文声的胡言乱语，称赞复社实在是我东吴大地最为优秀、最著名的学术团体。这些社团精英对帝国忠诚，言行讲究品性道德，讲述《易经》，谈论《四书》，互相琢磨，共同砥砺，文章讲究先有正气，追求圣贤良好品格，实在是无愧于儒学名教。至于陆文声这个家伙原来在太仓就干了不少坏事，名声很不好，只是借诬告复社来来牟取个人利益而已。太仓知州周中琏干脆上书倪元珙说复社张采、张溥“无罪可指，（陆）文声被罪潜逃，母服未终，匿丧谒选，今又借端诬陷，罪不可宥。”知州这道上书，不仅说二张无罪，而且指陆文声是个潜逃的大逆不道之徒，母亲去世隐匿不报，丁忧服丧未满，又去参加科考，如今又去借故诬陷，实在罪不可恕。
倪元珙综合这些下属的回告，写成自己的奏疏回告朝廷，实际是彻底将攻击复社的那些上疏檄文拧了个，意思很明白朝廷受了太仓一个小混混的蒙蔽，将一个原本十分优秀的知识分子社团诬陷为反帝国集团，实在太过荒谬。话虽然未说得那么明白，但是微言大义十分清楚，他是为这个精英集团在辩诬。这使得温体仁和皇上都很下不了台，但是倪元珙和他的堂弟倪元璐也是当时的翰林院右庶子，皇帝的侍讲学士，都是越东名臣，朝廷有名的直臣循吏，在朝野均有很高的声望。而且这两人都是当年阉党的死对头，力主为东林伸冤的大臣。
倪元珙为复社的直言亢告，虽使皇上很不舒服，但是温体仁连发两大案的动机也使得崇祯皇帝产生了怀疑。为了面子崇祯就谴责倪元珙为复社掩饰，将其由江南提学御史苏松学政降为光禄寺录事，但是不久就升为光禄寺少卿，等于变相又升了官。倪元珙去职贬官，老温责成继任者张凤翮查究复社之事，张凤翮照样拖延不报，温体仁等人无计可施，因此复社的查处暂时搁浅。
[1] 见《吴梅村全集·中·复社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02页。
[2] 见计六奇著：《明季北略·卷十三》，中华书局，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