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尚节重义传统的熏陶和明末清初的时代风云共同造就了祁彪佳独特的人格禀赋，使其在为政、为学、为官、为人中都鲜明地凸现出自己的个性。祁彪佳一生孤介刚正，屡次上疏直陈时弊，从来不曾苟且偷安。在崇祯朝政治混乱、党争频仍之时，冒着生命危险上疏纠劾奸党，挽救清流人士，济世有为、体物恤民、以气节为生命之重，富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为朋友他敢于伸张正义，两肋插刀；对贪官恶霸敢于严厉镇压，不循私情；对父母克尽孝道，敬重有加；对妻子情深意重，琴瑟和谐，是一个儒家人格相对完美的乡绅和官员。
祁彪佳（1602—1645年）出生于世代簪缨之族，为藏书家江西布政司参事祁承爜之子。彪佳自幼寝馈书卷中，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帝王名。7岁，乡人抱之上树，命以“猢狲上树”作对，彪佳应声答以“飞虎在天”。彪佳善画山水，深得倪瓒、黄庭坚等大家神髓。在花卉竹石上，随意点染，亦有梅花盫（吴镇）的风趣。祁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绝人，18岁乡试中举。20岁那年（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次年授福建兴化推官，“初到任，吏民轻其年少。及治事，惩猾吏，禁豪右，绝苞苴，剖决精明，皆大畏服。”也就是说彪佳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开始担任推官时，大家还有些轻视他，担心他太年轻，办案经验不足，然而在治理诉讼事务中却能够惩戒贪滑的官员，抑制豪强，杜绝种种弊端，办事精明，于是吏民都很敬畏佩服他。
崇祯四年（1631年）彪佳升任右佥都御史，上《合筹天下全局疏》，提出以巩固山海关、宁远一线以策应登海为两大要点。具体分析了中州、陕西、山西农民起义军以及江右、湖北、广东等地的山寇，浙江、福建、东南沿海的海贼，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的土贼四大势力，以及如何控制驾驭的办法，而其归纳其要点在节制行伍以节约粮饷，实行卫所制度以养兵。又反复陈述民间有十四大疾苦朝廷必须关注：一是里甲苛政以欺压民众；二是虚报粮产以邀功骗赏；三是冒领兵饷中饱私囊；四是到处搜赃以肥己私；五是假借皇帝名义，横征暴敛；六是绕过各级管理部门，直接提取款项；七是司法不公，贪赃枉法；八是地方官一窝蜂进京贿赂京官，京官一窝蜂涌入地方借口检查工作实为敲诈索贿，名为窝访；九是私设税收以害民；十是私铸银钱以乱币制；十一是借口解运货物滥征民夫；十二是设立养马专业户，盘剥百姓，十三是招人私晒，贩卖海盐；十四是难民问题。崇祯帝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下发到相关司道研究解决的办法。
崇祯六年，祁彪佳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按苏、松诸府，所至延问父老，察访民情。豪右兼并，百姓皆得控陈，一时权贵为之侧目。吴中无赖假天罡党欺凌百姓，彪佳捕为首者4人，立杖杀之，余众股栗。首辅周延儒家在宜兴，子弟家人恃势横行乡里，触发民愤，乡民焚烧其居宅，挖掘其祖坟。彪佳既捕捉犯法者加以惩治，但是对于周延儒家人欺压百姓的违法行为也绝不宽纵庇护，坚决查处，绳之以法，毫不徇情。周延儒对其恨之入骨，回道考核时，竟被降俸，佳彪遂以侍养老母为名，告退返归绍兴家中，一直到母亲去世。[1]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彪佳再次被朝廷召用出任河南道御史，又一次走上仕途。他在战事连连，道路堵塞，天寒地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便服束装踏上充满艰险泥泞的赴任道路，为的是躲避沿途农民军的盘查，他的弟弟祁熊彪有这样一段记述：
渡河，抵沭阳。知紫禁城戒严，士民商贾无一亲行者，先生北向号泣：君父有难，生死以之，吾计决也。戎服介马，携干粮，历经艰苦，入都门，都中人咸谓先生从天而降耶。
他上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请留刘念台和金正枢。据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谱》记载：
崇祯十五年壬午，先是先生赴召时，总宪（左都御史正二品）刘念台先生、副宪（左副都御史从二品）张二无先生、佥宪（佥都御史正四品）金正枢，皆正人表率。先生喜澄清有机，至都，刘、金二公以直谏遣，先生即上疏请留清望直臣，表率群僚。上怒甚，则诸臣回奏，先生复上释圣怒，以开言路疏，终不可挽。张公又多病，先生处势孤，而自任益力。
这是指祁彪佳被召到北京准备出任河南道御史时，当时朝中主管监察的几位掌管都察院大员都是清流士大夫的代表，刘念台、金正枢因为直言进谏而遭遣归，祁彪佳刚上任就上疏请留，不仅没有奏效，反而触怒了崇祯帝。此时的形势对祁彪佳已十分不利，但祁彪佳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保持缄默，而是在左副都御史张二无身体不好，一人处于孤掌难鸣的情况下“自任益力”，这表明了他强烈的道德勇气和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精神。
除此之外，最能显示祁彪佳刚烈正直的处世态度的事例是他疏纠吴昌时。崇祯十三年到十六年（1640―1643年）年间，正是周廷儒再度把持朝政的时期，祁彪佳因为巡按苏、松查处宜兴民乱得罪了周延儒。而吴昌时却与周廷儒的关系非同一般。周廷儒的再次为相，得到了东林党及其复社人士的大力支持，吴昌时就是自命清流的复社元老，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好朋友。《明史》中记载，张溥通过吴昌时游说周廷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也就是说周延儒的再任首辅是某种官场权钱交易的结果，吏治的腐败已经延伸到了自命清流的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内部。吴昌时成为搭建周廷儒与东林、复社人士的桥梁。
吴昌时原来是礼部仪制司主事，由于帮助周廷儒结交内侍，使其再度成为首辅，因此而获得首辅的宠信。老周准备将吴昌时由礼部调往掌握干部推荐任免大权的吏部。周暗示吏部尚书郑三俊具体办理调动事宜，郑三俊征询老乡徐石麒意见，徐答“君子也”。于是郑三俊就向皇上推荐吴昌时出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其实“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2]
徐石麒是害怕吴昌时心机太深，故意夸奖他的。吴倚仗周延儒的权势，实际行使文选司郎中（司长）的责权。吴昌时虽然是复社元老，但为官之时，却敛财纳贿，贪得无厌，把持朝权，手段阴毒，朝中官员对他十分愤恨，但因惧怕当权的周廷儒，无人敢弹劾吴昌时。皆因为吴昌时是首辅周廷儒的朋党。
朝廷官员常常通过吴昌时来贿买首辅，获取重要的官位。按照旧例：向朝廷推荐官员，必须经过吏部尚书拟文向上报送。“昌时以私意，竟推六员”实际架空了组织部长，直接通过内阁首辅向皇上推荐”。但是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有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就是都察院掌管官员考察的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小祁是一位油盐不进认死理讲原则的人，没有都察院的考评意见，吏部的推荐是不符合官场程序的，难以在皇上面前通得过。老吴就得在私下里做小祁的工作。
崇祯十六年（1643年），吏部吴昌时依附周首辅经营着文选司。崇祯帝命令将一些地方官员调入京城大理寺和都察院任职，六部任职的官员调到地方担任总督、巡抚等职务。掌管吏部文选司的吴昌时认为是一次捞钱沽权、扩大势力范围、培植亲信的好机会。借此机会他可以笼慑人心结党营私。台省旧例外转者应是二人，他私下顿增至八人。也就是说，吴昌时借手中的权柄，以笼络私人，排斥异己，有意识多报人选。“时举朝方慑首辅，并慑昌时。”
在这样的情势下，祁彪佳却毅然顶着周、吴二人的嚣张气焰而上。在其日记中记载：“三月十六日，吴来之（昌时字来之）至，以会推南大司农少司马（南方诸省总督、巡抚）新设江督（两江总督）、沅抚（湖南巡抚）、楚抚（湖北巡抚）、秦抚（陕西巡抚）五缺来商予，又与力争衙门之外转，请以身当之，其言甚厉。”
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谱》也记载：祁彪佳对吴昌时说，皇上的意思是为了锻炼人才，并非简单将官员外放。我们首次实行这样轮换，请你先进行试点，可破除重中央各部，轻视外面各省的陈旧积见，但是推行之，宜循序渐进，不宜贸然实施，恐让朝中听起来比较突然，有伤国体。吴昌时当时听了，也表示同意。并答应了祁彪佳的要求。
不过吴昌时在祁彪佳面前的表态，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我行我素。祁彪佳日记记载：“三月二十四日，见太宰（指首辅周延儒）书，允许科道陆续推升，以为来之（吴昌时）调停。后知予衙门已推至六员也，不知其反复变换，适吴来之至，予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权，其惟惟谢罪耳。”祁彪佳不顾周延儒来书调停，不仅当面斥责吴昌时的立威招权，而且接连上疏弹劾吴昌时，“因连疏明职掌，并言昌时奸邪”。当时朝中同僚都深为祁彪佳忧虑，认为他这样做是“取祸之道”。“时举朝方慑首辅，并慑昌时，多为先生危者，先生不顾也。”也就是说，举朝官员均害怕周延儒，也怕吴昌时，见到祁彪佳当庭痛斥吴昌时，皆害怕得吐着舌头远远避开。此时祁彪佳刚刚上疏留任掌院刘公，正为皇帝所猜忌，现在又得罪周延儒的私党，他所处的环境愈加险恶了。但是也就在此时，皇帝对吴昌时的做法开始产生了怀疑。
祁彪佳的处世立场没有因为极大的危险和压力而有任何改变，他不曾有丝毫退缩。正如刘念台对他的评价：“于邪正之关，颇能扼定，有功世道不浅。”“次年参预考察官吏大计，一秉至公，无敢以一钱一简至其门，舆论大服。”也就是说在参与对于干部的考察中，相关人员摄于祁彪佳的公正清廉没有人敢于送钱送物上门贿赂他，官场舆论对他十分服气。这正是对祁彪佳刚正人格的真实写照。然而，这种一尘不染的监察官员，对于早已是贪腐蔓延朋比为奸的官场是不待见的，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坦**之君子遭到戚戚之小人的排斥在朝纲紊乱的政治昏暗时期几乎是常态，不管是自我标榜的清流，亦或是被目为阉党的邪恶之辈都不能摆脱体制的囚笼而洁身自好。洁身自好的君子不见容于日益腐败堕落的体制。相比之下，体制却更像是孕育绿藻的池塘，池塘遍布绿藻，那池死水中仅存的一丝鲜活空气将被帝王的专横和奸邪的嚣张而屏蔽，那些猥琐卑鄙的吴昌时之流反而显得如鱼得水，滋润地活得潇洒自如。那池死水终将被腐草和烂泥充塞，在腐臭中干涸覆灭。涸泽之中鱼龙皆死，这就是历史的选择，非人力可以回天，即使如同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这样的孤臣孽子，因为整个帝国均被贪腐所绑架，岂人力可拉回已向悬崖迅速滑落的战车，他们只能和帝国一起殉葬，完成自己刚烈人格的塑造。
祁彪佳的性格明显是不见容于京城官场的，那就打发他去留都，不久祁彪佳就被改任南京畿道。估计是在朝中工作不顺利，心情不舒畅，祁彪佳在升官之后，却高兴不起来，他请辞官职，皇帝不允许，只好勉强去南京就任。他借赴履新职之机会，顺道返乡，回家去探亲。这一探亲见到老婆孩子和即将竣工的园林，他就不想再回到浑浊龌龊的官场去了。这时大明帝国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1] 见《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列传一百六十三·祁彪佳》，线装书局，第1483页。
[2] 见计六奇著：《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