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一万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放弃了狩猎采集者游牧的生活方式，定居下来成了农民。这是我们物种的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农业把我们直接引向了文明，因而也引向了现代世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做出了这一改变？这个问题令科学家们一直感到困惑。有研究显示，狩猎采集者生活得相当好。他们有充分的休闲时光，而且食谱也很健康和多样。而另一方面，成为一名农夫却意味着艰苦繁重的工作，食谱也很单一，这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的问题。换句话说，农业看起来并没有令大多数人提高生活水平。所以说，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接纳农业的呢？

明显的答案是食物。农业会给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提供稳定的谷物来源，谷物可以轻易地长期储存，之后再用来烤制面包。这种安全感显然比找不到任何食物的持续威胁要更好。然而，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答案，是啤酒。毕竟，谷物可以用来烤制面包，也可以酿制啤酒。也许我们的祖先被酒精的魅力吸引，于是开始种植作物，期望成为酿酒者而不是面包师。

这个猜测就被称为“啤酒先于面包假说”。当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被提出时，学者们把它当成一个小玩笑。这个想法似乎太蠢，不必认真对待。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它却在稳步地提升地位，以至于人们已经不能再把它当成幽默段子了。许多研究者现在认为，啤酒创造了文明是一件很有可能的事。

1953年，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在伊拉克的一处考古遗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种植谷物的证据，随后该假说首次被提出。布雷德伍德在《科学美国人》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变化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更易于在那片地区种植谷物。因此，他得出结论，生产面包肯定是他们放弃狩猎，选择在农业村庄定居下来的决定背后的驱动力。但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学家乔纳森·索尔很快就对他的这一假设提出了异议。索尔问道：“若制作啤酒才是种植谷物的目的呢？”

布雷德伍德值得赞扬的一点是，他并没有对索尔的观点置之不理。事实上，他承认自己颇受这一观点的吸引，而且他同意这些证据并没有明确地更支持其中哪个假说。他发现了残余的谷物，以及种植和收割它们所用的工具，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人们用谷物来做什么。因此，布雷德伍德决定将问题交给来自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一个专家小组。他向他们提问：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采用农业生产，更像是为了制作面包还是啤酒呢？他们的回应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的一期刊物中。

索尔得到了第一个论证的机会。他主张就我们的祖先拥有的工具来看，种植和收获谷物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极为耗费时间的过程。他问道，他们会费那么大力气只为了面包吗？显然啤酒比面包更值得费工夫。他还指出，考古学家不断地在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发现小麦和大麦的组合。这在他看来更像是啤酒的配方而不是面包。

然而，大多数专家都持怀疑态度。丹麦的考古学家汉斯·赫贝克开玩笑说：“这有点像提出早期人类驯化奶牛是为了用它们产的奶做酒类饮料一样。”植物学家保罗·曼格斯多夫更加怀疑并发问：“如果人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培育作物来制作啤酒，那他们吃什么呢？还是说他们一直只是在喝酒吗？”他轻蔑地问道，“我们是该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由一群营养不良的人建立的，而这群人永久地生活在一种半醉的状态下吗？”

普遍的结论是：在啤酒和面包之前，可能先出现了某种粥或糊，因为粥可以简单地通过向谷物里倒水做成。最终我们的祖先会了解到，通过烹饪这种粥，他们可以将其转变成面包。因此，专家们断定：啤酒的酿制应该在这之后才出现。

这似乎平息了争论。在讨论会之后，啤酒先于面包假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学者们继续认定，转向农业是古代人类清醒的抉择。

在三十年里，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名研究者：所罗门·卡茨和玛丽·福格特重提了啤酒的观点。他们指出：“在这几十年间，考古学证据已经弱化了面包在先假说的说服力。”许多研究发现，在最初种植谷物之后的数千年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仍继续食用多样的植物。这揭示了，采取农业生产的决定受到的是文化渴望的驱动，而非人类对食物的生物需求的驱动。这些早期的社会在用谷物做一些他们想要的而不是必要的东西。这听起来更像是啤酒而不是面包。

同时，从人类营养学领域出现的证据，支持啤酒在先假说。有研究显示：发酵是一种释放谷物营养成分的极佳方法。它通过添加赖氨酸、提高B族维生素含量，以及使关键的矿物质能更容易地被吸收，而将谷物从相对营养较低的食物转变成了营养较高的食物。新石器时代的啤酒可能还富含热量及可溶性纤维—完全不像如今超市里卖的味淡、过滤后的拉格啤酒。另外，酒精成分可能杀灭了细菌，使它比粥喝起来更安全。因为它在发酵过程中生成了抗生素四环素，因此甚至可能具有药用价值。总的来说，饮酒者比起那些决定不喝酒的人，可能享受到了显著的演化优势。而这甚至还没有将啤酒提供的愉悦的醉酒感纳入考量。

鉴于这些新发现，卡茨和福格特主张，想象发酵法的发现促使早期人类开始有目的地种植谷物，也就很说得通了。

在21世纪，有许多证据给啤酒先于面包假说提供更多的支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帕特里克·麦戈文曾经使用生物分子分析方法来检查古代陶器碎片上面的残留物。这使他得以确定陶罐里曾经储存了什么。很显然，通常储存的都是发酵的饮品。他得以确定，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附近，可追溯到五千五百年前的戈丁特佩考古遗迹发现的一个陶罐里面，装的是大麦制成的啤酒。

而且，西蒙弗雷泽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布莱恩·海登还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主张，我们不应低估或轻视我们的祖先有多喜欢聚会的事实。聚会在当时和现在一样，它将社群联结在一起，满足非常基本的社交需要。这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会是很有利的事情。而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聚会有啤酒通常比没有要更好。

海登指出，夸富宴[91]，或精心策划的宴会，在许多部落族群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他想象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可能会经常举办宴会，以此向他们的邻居炫耀财富和权力。他把这称为“竞争性设宴”。在这一背景下，啤酒可能被看作价值很高的食物，对宴会的贡献很大。它也会成为某种出于社会原因，我们的祖先非常愿意生产的东西。另一方面，面包却并不会提供类似的文化回报。

所有这些支持啤酒先于面包假说的论证为它赢得了地位，尽管还没到取得学术正统地位的程度。支持它的证据仍然是间接的。但是对面包在先的证据亦如此。我们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很可能我们的祖先是先成为酿酒者后做的面包师。卡茨和福格特对该理论做了如下总结：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你吃饭时可以配粥、面包或者啤酒。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