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51：扬·史蒂芬·冯·卡尔喀，《维萨里解剖女性尸体》，木刻画封面：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的构造》，巴塞尔，1543年
医学起航
印刷术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医学知识成为常识。我们再次以迪奥斯科里德斯的经典之作为例，它在科尔多瓦的图书馆中不见天日已有700多年，直到人文主义者胡安·派斯·德·卡斯特罗（Juan Paéz de Castro，1510—1570）将它唤醒。这位追寻失落书籍的“猎手”让医生安德烈斯·德·拉古纳（Andres de Laguna，1499—1559）摸到了“远古希腊的手稿”。后者是手稿一直期盼的真正读者。因为德·拉古纳是一个皈依者，不仅是植物学家和药剂师，还是语言学家。他将这本书译成卡斯蒂利亚白话，并添加了关于新发现的亚洲和美洲植物的知识。1570年，这本书付梓。在西班牙，迪奥斯科里德斯也终于走下拉丁语的象牙塔，并走到那些只会说“粗俗卡斯蒂利亚语”的医生中间。这本流传历史极其复杂的草药学书籍也提供了一个例证，让我们看到人文主义的精英文化如何使更广泛的阶层也发挥作用——以及印刷术这个新媒介如何传播民间医学的秘密。这项工作和它的从业人员——草药妇人、“聪慧的女人”、会处理伤口的人，以及外科医生和助产士——经常比学院派医药的艺术更有效果，但只有“民众”才明白学习这些的重要性。
医疗康复的基本规则仍旧来自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文化，但文艺复兴在亚里士多德派认为的凡人身体中植入一个柏拉图式的不朽灵魂，就像在贝壳中放入一颗珍珠。一直以来，最重要的权威都是盖伦，他的“体液病理学”可能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创造了一种心理唯物主义。它假设人体与月球之下的世界中的所有物质一样，由空气、火、土和水四种元素组成。在人体内它们对应四种**：空气对应血液，火对应黄胆汁，土对应黑胆汁，水对应黏液。这些体液具有某些特性，即冷、热、干和湿。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相互混合，从而创造出不同的气质。称一个快乐的人是“乐天派”（Sanguiniker），这就是体液病理学的遗留，该术语指促进生命、引发活力的血液有些过量。
根据盖伦学说，健康是体液混合物的和谐，疾病则表明平衡失调。所有医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恢复平衡，例如通过放血，这是治疗武器库中的必杀技。当久病不愈的身体排出体液，不管是血液、脓液、汗液或呕吐物，都表明自然在努力自愈，医生只是从旁协助。排泄物必须仔细检查，尤其是尿液。“小便检查法”是典型的医学行为，以至当艺术家想要在作品中表现医生时，通常会在他们的手中放置一个尿液玻璃瓶作为识别的标志。
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相信，体液的混合比例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使是一个可怕的景象都可能会导致平衡失调，比如一个丑陋的孩子的诞生。专业人士相信，气候、饮食还有星星的力量都可能让混合物震**，让身心失去平衡。因此，占星学知识不仅对医生有用，而且是必要的。随着梅毒的传播，人们把它归咎于行星交会的灾祸：人们怀疑邪恶的火星和土星交织成蝎子的形状，这是**的统治，并共同击败了良善的木星。解毒剂是跟水星能挂上钩的汞，它能使一些症状消失（但用处不如害处大）。
根据微观身体与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每个器官及其生产出的东西各有其神圣的教父教母。例如，肝脏中产生的血液应该属于空气，属于天秤座、水瓶座及双子座。此外，身体中的体液都与木星息息相关，木星是锡的伙伴。阴暗的土星被看作天才和忧郁之星，艺术家和发明家之星，在神话中土星代表的农神是吃掉自己孩子的食人族。它是忧郁和创造力之父。它从高高的天体上把体液稀释或者积聚体液，并确保脾脏会让黑色胆汁沸腾，这样会带来忧郁的感觉。在这一邪恶事业中，其盟友是地球，它的金属是铅，它的首选季节是灰色的秋天。魔法师和医生都必须考虑这些情况。
这两类人在各个层面上都能够干预“伟大的存在之链”，以恢复人们的健康。治疗必须在合适的时间进行。他们可以动员行星的权力和事物的隐藏力量，以此激活草药、宝石、金属或护身符的效果。效果最好的是哪一种，尚不明确。盖伦已经明智地提出建议，认为预防胜于治疗。他提倡人们生活要有节制、要洗澡、要做运动，也要听音乐或欣赏宜人的色彩。阿尔贝蒂认为，有一次他的发烧就是这样治愈的。
盖伦的建议，即气质学说，以及作者自身的经历都为丰富的咨询资料提供了关键词。这样的“健康指导”为身体提供了关于“死亡的艺术”（ars moriendi）的指引，这是灵魂需要的。通过翻译，这些书越来越普及。斯福尔扎的医生贝内德托·雷瓜达蒂（Benedetto Reguardati，约1398—1469）书写的《关于保护健康的非常有用的论文》是意大利最早的此类白话文著作，早在1481年就已印刷出版。在英国，是托马斯·伊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的《健康城堡》及其丰富的有关如何保持长寿的建议。在德国，则是医生和植物学家莱昂哈特·福克斯的插图版草药学书籍（附图22）。
医学知识和学说不再被局限于拥有图书馆的医院里，在大学中也能找到。“现代的”——有学识的——医药工作者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因为意识到阶级感又渴望交流，受过学术训练的医生们联合起来建立行会一样的学院。例如，1518年伦敦成立了“王家医师学院”，由医生和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林纳克尔发起。外科医生和处理伤口的医生组成的新型医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他们要处理血液、化脓性肌肉和黏液。医生用纤细的手指握着尿杯，面露谙熟于心的表情，从黄水的颜色和质地中得出结论，可能说的是拉丁语。解剖时他优雅地站在一边，肮脏的工作由帮工完成，这意味着他有很多书本知识，但几乎没有临床实践经验。
生命精神，整体医学：费尔内尔，帕拉塞尔苏斯
费尔内尔是一位有能力的解剖学家，同时也是热情洋溢的数学家。1542年他出版了《生理学》一书——他发明了这个术语——从此踏进了一片新领域。他是第一个描述椎管、心脏泵血机制和心内膜炎临床表现的人。另外，他推测，“精神”（spiritus）是在体内起效——这是最精细的材料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是温暖所在，是一切生命的创造者，甚至拥有神性。费尔内尔相信，肝脏中的“自然精神”在静脉中游走，而“生命精神”从心脏通过动脉输送全身，负责感知和运动的精神通过神经从大脑和脊髓向下传递。而身体和灵魂的黏合剂，费尔内尔推测是一种油性的“基础体液”，它应该既油腻又透气，而且不可见。它如果耗尽，死亡就会乘虚而入。
费尔内尔的想法甚至影响了17世纪的医生。不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盖伦也为他的生理学提供了基础。为了解释生命的奥秘，盖伦的医学除了“灵魂”之外，还借用了斯多葛发明的概念“气息”（pneuma）：一种精妙的、鼓舞人心的气息。盖伦还创造了理性模型来解释疾病。与当时东方的治疗师不同，他没有借助神学模式，而是寻求自然原因。盖伦也将其授予像费尔内尔这样的追问者。法国人费尔内尔和其他人都想要通过摸索，用“自然”来解释身体功能和生命。通过那些与神性相关的崇高物质，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可以把思想转化为运动并促进遥远的天体在人体内发挥效用。
与古代医学坚决决裂的第一人绝对是一个烈性子：特奥夫拉斯图斯·博姆巴斯茨（Theophrastus Bombastus，1493/1494—1541），也就是那位传奇的帕拉塞尔苏斯。他声称自己在意大利学习过，也许是在费拉拉。他的性格让他一直游**，有时还要逃亡，任何地方他都没有久待。1527年，他计划在巴塞尔大学前面焚烧阿维森纳的医疗著作，这也意味着把盖伦派的医学思想扔进圣约翰的火焰中。为此，他自己的书也被反对者付之一炬。这位医生虽然出身于施瓦本贵族，他可不是理性主义者。他的医学深深植根于时代的整体思维，在柏拉图式和诺斯替教义中。他试图把这些书籍翻译成笨拙的德语。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那么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作为“星星的学生”不应该有知识盲点。帕拉塞尔苏斯把“创世记”视为一个巨大的炼金术工坊，他认为物质世界不过是从上层天体清澈水域中产生的天空的灰烬。他想要参透世界，像读书一样读懂它。他也认为人类是一个微观宇宙，人类有一个肉体和一个星躯（Sternenleib），后者是灵魂的介质。他相信，人的个性、人的成长、人的性别都是由“灵力”（archeus）决定的——在进入世界之前，一切都在这种生命精神中。帕拉塞尔苏斯认为它的力量就是疾病的成因，疾病不再是盖伦所说的体液混合物的失衡。例如，痛苦可能是毒药、恒星或不健康的环境造成的，并且——根据广泛流传的观念——还有道德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上帝的惩罚。根据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罪恶的想法将变成挥发性的物质，飘升到其所属的行星：忌妒去土星，谎言去火星。根据这一思维模式，它们在那里唤醒疾病的种子，然后行星感染空气，最后引发瘟疫。
16世纪上半叶，可能只有路德笔耕不辍的勤奋度超过了帕拉塞尔苏斯。对于后者本人而言，很多作品没有出版是他的大幸。虽然一些与帕拉塞尔苏斯立场相同的人很支持那个维滕贝格人的想法，但帕拉塞尔苏斯本人在宗教领域却是非正统的。他轻蔑地称茨温利、教皇和再洗礼派为“沆瀣一气”。他居然敢臆想上帝是一个女性形象，这样才能造出三位一体的第二号人物，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他上火刑架。他晚年主张平和的基督徒生活，撰文反对战争和死刑，并请求公平分配劳动收入。在他迷宫般的著作中，还有一个多次出现的要求也极具现代感，即相信经验和实验。他是第一个描述职业病的人，以及痛苦，他认为痛苦是由于“酒石”造成的，酒石指的是血管和器官的沉积物。他提倡伤口的抗菌治疗，发明治疗手段、草药疗法和水疗并开展外科手术。后来他又一次胆大妄为，提出生产人造人的配方，然后人造人反过来再创造出巨人和侏儒这样的野人。在他看来，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不是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四个元素，而是另外三种与星座相关的物质：油腻可燃的硫黄，烟雾状可挥发的汞，最后是结晶盐。帕拉塞尔苏斯认为，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物质，人们需要炼金术的药物，通过析出可以获得。因此，他被视为医学化学和现代药学的创始人。
这个备受尊敬和饱受争议的人是多么矛盾——他的同胞托马斯·埃拉斯图斯（Thomas Erastus）说他是一头野兽，一头哼哼叫的小猪——我们要了解一下他对精神疾病的态度。他认为精神疾病不是由撒旦引起的，而是有自然原因，好言相劝、禁食和祈祷都应当有所帮助。这听起来很合理，但他另一项建议就不怎么样，他觉得如果治疗失败就应该把疯人烧死，这样魔鬼就没有机会得到他们的灵魂。相似物，同时也是标志——心形东西治愈心脏疾病，蒺藜和刺可以缓解胸部刺痛——被帕拉塞尔苏斯的因果关系所取代。他的世界观让他可以提出深奥的推想，同时也为理性科学开辟了道路，希望寻找一种自治式自然的统治。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的医学让系统性实验发生逆转，就像接下来伽利略对物理学的颠覆。帕拉塞尔苏斯尚在庆祝他时而不透明时而发光的宇宙医学时，专家的时代已经到来。
解剖学革命：维萨里
这些专家中最重要的一团火焰是费尔内尔的得意门生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在大部头著作《人体的构造》的木刻画封面上，维萨里就把自己刻画成与相信盖伦的书本医生不同的另一种替代形象（插图51）。他被一群观众团团围住，正在向他们解释一个死去的女人的子宫——他自己也很引人注目。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经验主义者，虽然他是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和教授，但他却亲手解剖而不是让别人动手。在人们探究宏观宇宙的同时，也进入了微观世界的内部，即人体内部。当时还没有显微镜，因此，维萨里和他最重要的前辈之一的贝朗加里奥·达·卡皮（Berengario da Carpi，约1470—1530）观点一致。看不见的东西——那些太小的事物——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他的推理之外。他的巨著逐渐偏离帕拉塞尔苏斯风格的整体医学，开始客观描述身体和器官的功能。700多页的文字都在反思一个高度专业的专家的经验，他描述、测量，并且不再寻求精神和灵魂，至少不是首要任务。维萨里的书以清晰的排版和先进的图形技术而备受瞩目，作者因此也成为皇帝查理五世的私人医生。多亏了一本摘录，它对实践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被看作教学和手术的指南。《人体的构造》把解剖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维萨里之前和之后。
与传说相反，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没有完全否决对人类尸体的解剖。一开始在萨勒诺，人们只是解剖猪，但蒙迪诺·德·鲁兹（Mondino de' Luzzi，1275—1326）已经在博洛尼亚解剖人体，也未受阻挠。在维萨里之前他写出了最重要的解剖著作，而且熟知阿拉伯医学。就像天文学家们希望破译夜空中的上帝之语，对许多解剖学家来说，切割人体就如同追寻上帝和他的奇迹。令人惊讶的是，身体的“精神”构造并未阻止欧洲医生——不像印度的阿育吠陀医生——对身体进行切割。
到了15世纪，对尸体开膛破肚的现象越来越多，作为医学圣地的帕多瓦在15世纪末甚至开设“解剖剧院”。就像圆形剧场一样，在大厅中间一张凸起的桌子上摆放着尸体。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家，也把手伸向解剖刀。虽然列奥纳多受到科学好奇心的驱使，但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雕塑家和画家对人体结构的专业兴趣却是最大驱动力。获得研究对象并非易事，尤其是尸体要尽可能新鲜。维萨里四处搜罗被处以绞刑的人和自杀者，他们本来也不会被妥善安葬。在帕多瓦，他的学生从墓地偷走一个僧侣的情妇的尸体，并削去她的头皮，这样即使偷盗的秘密泄露，她的情人也认不出这个死者。
当哥伦布远航世界以及哥白尼反对地球上一切传统时，维萨里开始探索目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身体大陆。他想亲自钻研，而不仅仅盲目相信前人之言。维萨里在他伟大著作的前言中主要针对的是查理五世，他批评当时人们对盖伦等早期作家的奴隶般的依赖。盖伦经常自相矛盾，并且他的所有知识都不是来源于人体解剖，而是从猴子身上得来的。维萨里的目的并不是颠覆整个已有体系，他帮助古代的解剖学实践进行复兴，并肯定它们对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性。
维萨里的解剖工作，和哥白尼的“革命”同样发生于1543年，它直观地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技术成果对医学进步有重要意义。除了列奥纳多当时尚未发表的图纸之外，艺术从未给某一科学对象贡献这样大的精确度。作为对详细文字的补充，还有约200张木刻画，可能是由提香的学生扬·史蒂芬·冯·卡尔喀（Jan Stephan von Kalkar）创作完成。它们展现出解剖刀揭示的世界：骨骼、肌肉、血管和器官。有一些图上的骷髅被摆放成多愁善感者的典型姿势：肘部弯曲抬起，其他图上是剥掉皮肤的肌肉男性，但却是兴奋欣喜的姿势。有一些看起来几乎像是超现实主义艺术。
尽管维萨里的工作极具开创性，但新医学仍然任重道远，甚至与他同时代的弗拉卡斯托罗都仍然遵循盖伦范式。弗拉卡斯托罗的书和费尔内尔的著作一样，只是在细节上指向未来。他反对古代观点，以往人们认为地缝中飘出的蒸气导致疾病暴发，弗拉卡斯托罗提出一个聪明的理论，说传染是因为“小颗粒”，他把这些命名为“seminaria”，即病菌。但是他一如既往地认为人悬置在一个宇宙中，穿透一切的世界灵魂让宇宙生机勃勃，并且这个宇宙由星星统治。弗拉卡斯托罗写过关于梅毒的说教诗——用一首形式完整的诗歌描写一种可怕疾病的所有症状，让说教诗的技巧得以完善——他把可怕的感染理论与占星猜想相提并论：后者认为1348年的瘟疫是火热的火星和黑暗的土星带来的。
在盖伦派的医学领域，人们也试图“拯救现象”，例如“奇迹网络”（Rete Mirabile）的命运。盖伦在解剖动物时发现了这一“奇迹网络”——浑身遍布精细分布的血管脉络，他认为它的作用应该是为大脑提供赋予生命的气息。维萨里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人类缺乏这种网络的人，这是他指责盖伦犯下的二百个错误之一。之后，雅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1478—1555）也成为权威的捍卫者。这位巴黎的解剖学家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不可能没有认识到维萨里的观察是正确的。他的出路是，推测人类在退化堕落。古代的人兴许更完美，因为那时候人体内还有这种“奇迹网络”！杜布瓦可能想到了古代雕塑家用大理石雕刻的理想躯体。他这种观点不是一人之见，1485年出现了一段独特的插曲。在罗马附近的阿皮亚古道发掘出一具奥古斯都时期的女性尸体，因为用香料保存，这具尸体完好无损。人们把古尸运到元老院城堡大厦，民众争相朝圣并为之惊叹：终于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古人！编年史家评论说，这具女尸是如此美丽，令人无法名状、无以言表。在面对备受推崇的黄金时代的人时，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唯一的感受就是壮丽，别无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