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54：阿德里亚恩·德·弗里斯，《鲁道夫二世》，1609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爱国者
1603年3月，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享年70岁，她留给苏格兰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个稳定的国家。这里的精英们可能已经觉得他们和苏格兰是同一个民族。对战西班牙的成功使人们能够庆祝战争胜利和新的繁荣，并坚信上帝的恩典覆盖一切，而且他们是被选中的子民。这简直是最荒唐最危险的想法之一，直到今天一些宗教和国家还抱有这种想法，无论是因为胜利，或者是帝国权力达到顶峰，甚至是因为压迫——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测试”。然而人们宣称，英格兰逐渐萌发的民族情绪就是英国经济增长背后起作用的“精神”，这种说法令人生疑，就如同有些人认为，在中世纪早期的侵袭之前岛上就已经出现了“共同的英国民族情感”。
关于信仰、自由和王位的战争在英格兰和法国造就了许多有共同经历的团体。在“祖国”（patria）这个词出现之前，这些团体就已经滋养了爱国主义。祖国可以指城市、“家乡”，甚至包括整个国家或王国，它的利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和道德价值。法王亨利四世曾在高等法院面前为他的宽容政策辩解，他的这一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在自己的党派中结识了很多人，这些人不管是出于野心还是为了西班牙的利益，一直想发动战争，同时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想顺手牵羊，并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动机。“我们不应该区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我们都应该成为好的法国人。”他的结论如上。亨利的话表明，曾经那个王朝和爱国者的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欧洲逐渐变为一个各民族的欧洲。
欧洲大陆的人民用各自的特点互相辨认，渐渐出现了很多民族成见：“骄傲的西班牙人”“满嘴谎言的意大利人”“阴郁、爱酗酒的俄罗斯人”“德国猪”。作家试图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语经典，彼特拉克和其他意大利人的诗歌让其他人黯淡无光，他们想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从而与之抗衡。托马斯·伊利奥特把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经典著作译成英语：他承认想为自己的国家书写，因此用母语动笔。1532年，约翰·高尔（John Gower）和乔叟的宏伟著作得以编辑出版，最终可能要归功于出版商的考量，但也表明，人们开始反思本土文学传统。在该世纪中叶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塞涅卡的悲剧被译成英文。在法国，克莱芒·马罗出版了《玫瑰传奇》的现代版本，并重新发行弗朗索瓦·维庸的诗歌。此外，米歇尔·德·龙萨（Michel de Ronsard，1524—1585）是马罗诗歌的崇拜者，以他为首的七星诗社致力于让法语诗歌达到古典诗歌和意大利诗歌的水准。法国人才刚刚开始想凝聚民族文化，内战就打响了，所以他们非常反对国家分崩离析。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举措。葡萄牙第一位考古学家是多明我会修士安德烈·德·雷森德（André de Resende，约1500—1573），他为祖国发掘悠久的历史，并拼出几块身份的碎片。路易·德·贾梅士（Luís de Cam?es，约1524—1580）的《葡国魂》成为民族史诗，类似葡萄牙的《埃涅阿斯纪》：为瓦斯科·达·伽马和其他伟大船长探索世界的航行谱写了一曲赞歌。“波兰的贺拉斯”扬·科哈诺夫斯基（Jan Kochanowski，1530—1584）是龙萨的笔友，也熟知意大利典籍，他模仿薄伽丘风格创作了一些诗歌和故事，但用的是波兰语。在荷兰，与其对应的人物是亨德里克·斯皮赫尔（Hendrick Spieghel，1549—1612），他认为自己是母语的捍卫者。直到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才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学者圈子，他们致力于推广德语——他们也反对三十年战争对祖国的分裂和破坏。
爱国情怀在意大利也正式萌发。乔尔乔·瓦萨里的《杰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描写》（又名《艺苑名人传》）于1550年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是艺术史上的一座纪念碑。这本传记的字里行间都在诉说意大利，更算是托斯卡纳自我意识的展现。这是个有天赋的民族，想象力闪亮、创造力无限，为世界开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时代，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作者深表自豪。佛兰德斯画家卡雷尔·范曼德（Karel van Mander，1548—1606）也以同样方式来描绘尼德兰的杰出大师。从扬·凡·艾克和胡伯特·凡·艾克两兄弟的传记开始，范曼德在1604年出版的《画家之书》中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他的许多同胞都在起居室里挂上刚刚抗争而来的新国家的地图。正如所论证的那样，这也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16世纪，一种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划界方式逐渐流行起来：用精细的线条来界定国家边境，定义国家的区域和形状。权利和特权相互交融，构成一块地区。故土的救星和英雄的古老族谱继续被书写，但信仰、王位和自由的战斗带来新的英雄。法国的亨利四世、英国的德雷克、威尼斯的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迪诺（Marcantonio Bragadino），以及为了保卫塞浦路斯而被土耳其人活活剥皮的人，这些英雄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人们在著名的教堂里安葬他们，或为他们竖立纪念碑。例如，尼德兰人将威廉·范·奥兰治安葬在代尔夫特的“新教堂”，用一首“威廉之歌”称颂他“忠于祖国直到死亡”，后来这首歌成为荷兰国歌。布拉加迪诺的墓位于威尼斯的圣乔瓦尼·保罗堂，亨利四世在圣丹尼斯安息。不是所有的伟人都在死后回归故土。人们在巴拿马附近某片海域为德雷克举行海葬，路易·德·贾梅士一生喜好冒险，后死于瘟疫，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一处乱坟岗。
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
瑞典的民族英雄是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Wasa，1496—1560），他在短暂的战争后瓦解了卡尔马联盟，让他的国家摆脱了丹麦的统治。古斯塔夫死后虽然纷争不断，但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铁、铜、木材、沥青和焦油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材料让瑞典得以保持海上实力。出口到荷兰和英格兰的货物所带来的利润填补了新王朝的金库，外国企业家——尼德兰人、德国人和瓦隆人——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资本和信贷。
在内部，瓦萨王朝与教士、市民和农民合作，对贵族利益非常不利。相比较来说，瑞典的阶层之间有很高的流动性，国家也主动扩展教育体系，瑞典因此成为欧洲“先驱国家”的一员。跟所有邻居一样，它也想寻找古老的身份。别的地方追寻的身份有特洛伊人、条顿人或巴塔维亚人，瑞典认定的是曾经统治半个欧洲的哥特人。15世纪中叶，他们被发现是瑞典人的祖先。在这个午夜王国，对考古学的兴趣出现得比较晚。直到三十年战争期间，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Ⅱ. Adolf）才意识到这一点，并在随后任命魔法师、神秘主义者和符文研究员约翰内斯·布罗伊斯（Johannes Bureus，1568—1652）为“王家古董商”，让他掌管所有的符文和废墟。事实证明，布罗伊斯是一位略显神秘的哥特主义的宣传员，他为瑞典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掩护。瑞典的主要目标是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成为“波罗的海之主”（dominium maris Baltici）。在汉萨同盟失去实力后，它的障碍是丹麦和俄罗斯，以及波兰。
自1587年以来，波兰王冠一直在瓦萨家族之手，新上任的是齐格蒙特三世（Sigismund Ⅲ，1587—1632年在位）。雅盖隆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在1572年去世，1573—1574年瓦卢瓦王朝的亨利也来横插一脚，后来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公斯特凡·巴托里（Stephan Báthory，1576—1586年在位）当选为国王。他执掌了十年的王权之后，国王之位才轮到齐格蒙特三世。波罗的海的争霸让王朝纷争越来越激烈，但齐格蒙特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一直牢牢把持瑞典。教派斗争让局势更加紧张，因为出身波兰的瓦萨王朝与其瑞典分支不同，他们听命于罗马。
波兰-立陶宛仍然是一个大国。鉴于邻国俄罗斯的威胁，波兰-立陶宛贵族在雅盖隆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已经聚集起来，让这个古老的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真正的联盟”。这个王国规模庞大，在巴托里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成就，但也仅是将将掩盖这个贵族共和国内部的弱点。现在首都设在华沙，1526年一直在马佐夫舍统治波兰的皮亚斯特王朝绝嗣，华沙和整个波兰才并入共主邦联。
整个欧洲都被宗教战争折磨，而波兰-立陶宛直到巴托里统治前都是一个宽容之岛，是“没有火刑架的土地”。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路德和加尔文教派、穆斯林鞑靼人、犹太人、再洗礼宗、胡斯派的波西米亚兄弟和苏西尼派——他们拒绝天主教三位一体的教义——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不干扰。在瓦卢瓦的亨利当选之前，贵族联盟制定了章程，他们从法国局势中吸取经验并让亨利承诺，在签署章程后必须维护宗教事务的和平。这是为了保持国家统一。瓦萨王朝统治时期，这片“异教徒的沼泽”干涸。一个天主教东正教联合教会成立——它遵从斯拉夫仪式，但承认教皇的统治地位——导致东正教内部出现裂隙，正好让罗马外交使团省了不少力。波兰发展成为旧信仰的堡垒，反对信仰新教的瑞典、推广东正教的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强势的波兰王室总理大臣扬·扎莫伊斯基（Jan Zamoyski，1542—1605）试图抵制宽容思想的侵蚀，却只是徒劳。他曾担任帕多瓦大学的校长，也是波兰文艺复兴的赞助人之一。一位意大利建筑师在扎莫希奇为他竖立了纪念碑，这是一座类似萨比奥内塔的理想城市。
人称“恐怖伊凡”的沙皇伊凡四世（Iwan Ⅳ，1547—1584年在位）远在莫斯科，也是波罗的海权力游戏的一个参与者。他的外交政策最初针对的是南部和东部陷入动乱的鞑靼国家，成功征服了喀山汗国。鞑靼强大汗国的后续继任者，甚至包括西伯利亚的汗国，都不想冒险作战，而更愿意俯首称臣。1556年，阿斯特拉罕1被吞并，几年后，南面的切尔克斯汗国也归顺伊凡。
扩张势头正劲。16世纪初，瓦西里三世统治初期，莫斯科统治了约43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现在有540万平方千米——自然是地广人稀。扩张政策的动机很复杂。莫斯科控制了广大的经济区域，东正教会希望增加基督徒的数量。伊凡最初的成功也鼓励他前往西方试试自己的战争运气，他的目的地是立窝尼亚，这里曾经是条顿骑士团的领地。这里的港口城市利润丰厚，还可以开辟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里海的贸易路线。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反击沙皇，这次的扩张运动很快就陷入停滞状态。
失败、歉收和瘟疫都让人们开始祈祷。但伊凡到处设下圈套，用恐怖来稳固统治。真真假假的叛徒都被处决，即使是来自高等贵族圈子的人。沙皇宣布王国的一半土地都是他的“边远特辖区”（oprichnina），并剥夺这些地区封建贵族的财产。沙皇身边有1500个骑兵担任近身侍卫，又被称为特辖军。狗的头盖骨从他们的马缰绳上垂下来，干树枝束缠绕着他们的鞭子，就像古罗马刀斧手的统治标志——这是俄罗斯文艺复兴的一个奇特时期。被划定为特辖区的地方整片整片被烧毁，平民在屠杀和驱逐中丧生。最后，沙皇下令洗劫诺夫哥罗德。2000多人受到折磨，他们被钉上柱子、被剥皮或肢解，以此威慑所有敌人。伊凡命令他手下身着黑衣的特辖军像修道院院长一样在修道院城堡中举行几个小时的弥撒，甚至要遵守僧侣的规则，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只有当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放火焚烧莫斯科时，伊凡才仓皇逃走。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支持，鞑靼人的进犯几乎不可能。沙皇阻挡了死神的镰刀，并开始对国内的恐怖分子实施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在1572年夏天，俄罗斯军队在奥卡河南部的莫洛迪击败了鞑靼人，莫斯科终于有了喘息之机。所幸古老的精英阶层已被消灭，特辖区强化了沙皇的力量。立窝尼亚战争于1583年结束，但沙皇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不过他在亚洲取得了骄人的成功。帖木儿的毁灭性的战争已经为沙皇奠定了基础。除了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外，这个“跛子”摧毁了中亚的重要商业城市，沉重打击了汗国的经济命脉。
在“整个宇宙的正统基督教之主”沙皇的领导下，俄罗斯国家向斯拉夫之外的世界扩张，征服说其他语言、崇拜陌生神祇的民族，越进了帝国的门槛。对于欧亚大陆的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不是说沙皇可能确立了宏伟的计划，而是说他抓住机遇，权力使人渴望更大的权力。沙皇成为蒙古世界统治者的真正继承人。他的帝国继续向外延伸，走向乌拉尔以东的草原和森林，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然资源和森林果实。最热门的商品是毛皮，这是东方的真金。
征服西伯利亚的先锋来自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他们垄断盐业，家产日丰，成为一个大商人家族。伊凡四世授予他们贸易特权，为此他们雇用了一支私人军队，以500名哥萨克人为核心。在1582年的一次速战速决中，他们击败了西伯利亚汗国。后来西伯利亚反击，一开始节节胜利，甚至杀死了领导雇佣军的哥萨克酋长埃尔马克（Ermak）。俄罗斯人不得不撤退。但莫斯科现在主动出击，派出增援部队。占领这片广大区域的关键是在此地修建基地据点，并用木栅栏围起来，这样遇险时可以提供保护。草原仍然是双方苦苦争夺的重点。在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后，俄罗斯人来到这里定居，把最肥沃的土壤据为己有。克里米亚鞑靼人目前仍处于不败之地。他们在奥斯曼人的保护之下，沙皇没有与他们继续较量。双方都想要通过亚速和卡法（今天的费奥多西亚）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
伊凡留下的是一个贫穷分裂的国家。许多农民被驱赶离乡，整个村庄都荒芜一片，国家缺乏税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又非常粗暴，那就是采取土地约束的方法，把人口和土地相绑定：原本非常自由的农民阶层又向农奴制迈进一大步，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沙皇死后，王位空悬。先前易怒的伊凡在一次争吵中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只有他那智力有缺陷且膝下无子的儿子费奥多尔（Fedor）尚在人世，后者于1598年去世。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咽气，全俄缙绅会议（Zemskij Sobor）接受大主教的建议，宣布沙皇之位由省级贵族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w，1598—1605年在位）继任，他曾在费奥多尔一世手下担任摄政王。
新任沙皇对普希金戏剧和穆索尔斯基（Mussorgski）歌剧的热爱比他的政策更出名。同时，戈东诺夫的举措一开始并未遇挫。他击退了鞑靼人，并收回部分被瑞典占领的地区。但他遇到了一个久负盛名的巨大敌人：小冰期。伊凡四世就已经受其所困。它连续摧毁了两年的收成，数千人死亡，叛乱也随之而来。这场斗争是为了面包，也是为了反对农奴制。戈东诺夫生前，帝国就陷入“混乱时期”。虚假的沙皇也一一登场，瑞典和波兰又趁火打劫。1610年，波兰军队占领了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历史上，这是外国势力第一次渗透到俄罗斯权力的核心。但现在危机把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聚拢在一起。教会忙着赐福，希望他们能战胜虎视眈眈的外国力量和天主教的入侵，解救莫斯科。缙绅会议又到了做决定的时候。1613年，他们选择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 Ⅰ）成为新任沙皇，他是大地主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他的大主教父亲曾被波兰人逮捕和拘禁。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崛起成为霸权国家。丹麦不得不放弃在波罗的海的全部野心，而尚能在大国角逐中扮演一个角色的瑞典，则苦苦支撑到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俄罗斯在“混乱时期”暴露了自身弱点，使得波兰还可以欢庆几场最后的胜利，但这跟它自己的实力无关。波兰这个曾经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现在沦为沙皇国的附庸。在华沙，人们唯一可以期盼的沙皇的对手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战火不熄，维斯瓦河上就能保持和平。
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世界的主人，身居所有王侯和国王之上，这种想法长期以来一直只是幻想。在莫斯科，这种想法是一种异国情调。1488年，皇帝腓特烈三世为了感谢莫斯科大公共同抗击奥斯曼帝国，向他许诺一顶王冠，大公粗暴地拒绝了这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说他和他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是神赐的统治者，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们任何的任命。直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1564—1576年在位）掌权期间，维也纳和俄国贵族之间才重新出现比较密切的交流。1576年，伊凡四世向雷根斯堡帝国议会派出使团，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出现在皇帝和帝国面前。他们带着大量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作为礼物他们奉上了满满“一屋子”的貂皮——每包40件——打包成箱。配备了500匹马的骑兵队表明，那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俄国人在雷根斯堡觐见了这位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中不那么亲近天主教的皇帝。“另一个”马克西米利安明确表露出对路德学说的偏好。他不赞成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巴塞洛缪之夜发生的事让他胆战心惊。但他娶了一位西班牙公主——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也同意他的儿子们在马德里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他是音乐爱好者和书籍收藏家，也对科学感兴趣。他似乎是一个优雅可亲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对僵化的宫廷礼节的喜爱。他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信仰，他一生都将其藏得很深。王朝的——这意味着天主教的——团结高于他的私人宗教信仰，这毫无疑问。
马克西米利安看到了自己所受的制约，也对自己身为主持人的角色了然于心。他的举动一直考虑到奥格斯堡的宗教和平，非常明显地顾及帝国宪法的平衡。这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诫命。西班牙模式的严格宗教政策在德国是行不通的。如果必须进行战争并需要筹集资金，那么皇帝需要让议会进行投票；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迫使他无视贵族的抗议，逼迫他们交出自己的世袭土地作为妥协。1568年，帝国用数额巨大的贡品买来埃迪尔内[45]的和平，在此之后的25年里，帝国总算可以放下绷紧的神经，并赢得时机扩建防御工事，以确保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之间的军事边界。然而在德意志内部，宗派和权力政治的紧张局势已经危及和平。在宗教自由摇摇欲坠的瓦楞下，新教仍然一点点站稳脚跟，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赢得人心。据巴伐利亚称，人们驱逐非信徒来净化天主教的领土。在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加尔文主义者——不受宗教和平的庇护，所以没有合法权利——与路德宗相互竞争。教派的关系网络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边界，这是非常危险的。冲突可能会迅速演化成国际事件，外国军队入侵帝国领土，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使这种担忧成真。
和平的意愿仍然占上风。施文迪的拉撒路（Lazarus von Schwendi，1522—1583）在反击土耳其人时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在1574年写过一本备忘录，支持皇帝保守的政策。这本备忘录深刻解释了宗教改革的历史正当性。施文迪和他的主子一样，终生信仰天主教，他认为改革的起因是教皇那僵化又无力改革的统治。正如法国和尼德兰的局面所示，暴力之路毫无希望。如果一阵风在德意志重燃余烬，那么外国和奥斯曼绝不会错失入侵的良机。这个王国很可能葬身于它们的“咽喉和双手”。所以，施文迪建议与西班牙和教皇保持距离，他们总是喜欢火上浇油。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很不幸这个建议没有受到重视。
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德意志的紧张局势也有所加剧。1582年，选帝侯和科隆大主教瓦尔德堡的格布哈特·特鲁赫泽斯（Gebhard Truchse? von Waldburg，1547—1601）违反宗教和平约定皈依了新教，但又不愿放弃头衔，原因是他打算娶一个出身贵族的女牧师。天主教教会勃然大怒，并用武器作答。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军事力量驱赶了这位多情的教会贵族，帮助一位维特尔斯巴赫的王子获得科隆权杖。只有奥兰治支持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大主教。莱茵河畔的冲突拉响警报，很快就成为尼德兰独立战争的第二战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复杂纠葛。
在“科隆骚乱”期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己也失去了共同的时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 ）接受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建议，开始推行新历法。它将取代恺撒时代制定的“儒略”历，后者明显地偏离太阳年。1500多年来堆积了太多的小偏差，比如，满月要比日历上的时间早很多天出现。现在有了天文观测数据，可以进行更精确的调整。最重要的措施是，有10天被删除了。具体来说，1582年10月4日之后就是10月15日。这样，春分日重新回到了3月21日，人们终于可以在正确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时间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了。这项举措意义重大，其动机纯粹是技术性的。但它的缺点是，这是教皇的命令：确定正确的时间本质上是一个权力覆盖面大小的问题。在一些城市，如里加和奥格斯堡，实行新历法时发生了骚乱。新教地区仍旧遵循儒略历，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一直保留到18世纪中叶，而一些东正教教会甚至至今未改。
马克西米利安的继任者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年在位）和他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与之相去甚远。这位皇帝是土星的婴儿：忧郁又羞涩，当然也很情绪化——有时快活，有时暴躁，同时又有高智商，这对于抑郁没有什么帮助，对于统治也只有阻碍作用，但他绝不是官僚主义者。从1583年开始他就住在布拉格高耸的城堡中，一辈子没有移居他处。他的身边有很多信奉异端的人——路德教徒、加尔文主义者，也有一个温和派的胡斯教徒和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也有不怕惹怒罗马教皇的使节。他还让耶稣会士远离布拉格大学。面对复杂的现实，他逃进自己的奇迹房间，一个塞满宝藏、艺术品和奇特玩意儿的博物馆。数百名炼金术士、占星家和魔法师，既有骗子也有伟大的学者，将他团团围住。鲁道夫与拉比犹大·勒夫（Judah L?w）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传说中他创造了泥人哥连。
当时，布拉格聚集了文艺复兴晚期一切崇高、古怪和技艺高超的艺术。皇帝特别偏爱珍贵的钟表，也许是因为它们精确的自动生活正好是混乱的世界局势的反面。他在世袭土地上反对顽固的社会阶层，想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且试图恢复旧信仰，虽然没有过度的热情。他对神圣帝国的复杂事务一直不感兴趣。1593年，土耳其战争重燃炮火，匈牙利贵族利用这个机会想争取独立。人们称之为“漫长的战争”：13年中，堡垒和城市被占领，然后又被再次夺走。皇帝小胜几场，就用宏伟的艺术品来夸耀。在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的东部政策远远延伸，他再次把目光投向莫斯科，说不定他们可以结为同盟对抗奥斯曼帝国。甚至波斯使团也到布拉格觐见。
17世纪初，庄严朴特遭遇内乱，萨非王朝又想执行扩张政策，因此来与鲁道夫商谈。哈布斯堡资金匮乏已经尽人皆知，皇帝也想赶快结束战争。当时遭遇了税收压力，流民失所，瘟疫蔓延，匈牙利、摩拉维亚和奥地利都出现骚乱。反叛的地区宣布拥有自治权，也催促着皇帝与庄严朴特和谈。1606年，双方在吉托瓦托洛克附近的一个多瑙河小岛上签订和平条约，和平将持续75年之久。要不是平息了东方战火，哈布斯堡几乎无法继续在中欧推行强权政策。如果伊斯法罕没有间接提供武器援助，那么德国天主教徒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吉托瓦托洛克和约虽然颇具成效，但从此皇帝不再行使其意志，他躲进城堡中的梦想世界无法自拔，越来越不负责任。他的兄弟们默默地架空他的权力。由于没有合法的后嗣——鲁道夫还是个单身汉——叛变者中最年长的马蒂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在位）继任了皇位。鲁道夫二世于1612年在城堡中去世，除了一个空洞的头衔和欧洲最美丽的艺术藏品之外别无他物。帝国权威的衰落发生在微妙的形势中，这些事件都在把德国推向战争。
支持强硬对抗的人对这里的基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人们对宗教和平的阐释持有争议，违法行为也在增加，帝国司法最终瘫痪。1608年，帝国议会在没有通过决议的情况下解散了。没有了可供讨论的论坛和裁决机构，冲突无法得到平息。结果就是，宗教党派无视帝国宪法而组成联盟，新教联合体和天主教同盟都纷纷涌现。维也纳枢机主教克莱施徒劳无功地想通过均衡政策缓和局势，当时皇家宫廷又迁到维也纳，他在宫廷担任首席政治家。1618年，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起义——跟法国一样要求宗教自决和政治特权——终结了一切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1619年，波西米亚人推举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iedrich Ⅴ）称帝，然而这顶皇冠他只戴了一个冬天。胜利者对思想进行严格控制，没收反叛者的财产，让这片地区天主教化。由于新教王侯和西班牙干涉这次事件，哈布斯堡的欧洲对手也都纷纷插手，德国陷入一场混战，持续了30年之久。
神话史：意大利
哥伦布的美洲之旅和好望角周围航线的开发给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变化，人们最早在里亚托感受到了这一点，这里是欧洲最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之一。早在1499年，贵族吉罗拉莫·普利欧利（Girolamo Priuli）就曾记述，葡萄牙派出船只去寻找“哥伦布统治”的香料岛，他们可能已经到达“印度的褚洛褚特和雅登”。他敏锐地评价道：“如果是真的，这个消息对我的影响似乎很大。”然而，胡椒价格直到16世纪末才开始下跌。葡萄牙无法压制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贸易，航线的开发再次受到重视。在绝望中，威尼斯人设想了一个梦幻般的计划，即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挖掘水道，一条超前的苏伊士运河。该项目从未得到认真实施。
在地中海东部，“最尊贵的”人（威尼斯共和国全称“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发现自己深陷在抵御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泥沼中。乌斯克[46]海盗让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出现大批难民，他们大多在大国之间扎根定居。勒班陀大捷那一年，塞浦路斯失陷，克里特岛在下个世纪也将在绵长战火中沦丧。荷兰人和英国人挤进土耳其人的贸易团伙，德国销售市场随着三十年战争而崩溃。威尼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成为过眼云烟，就像以城市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商业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汉萨同盟的衰落与威尼斯-黎凡特贸易的崩溃同样意义重大。从此，以往那些从里亚托运抵东方的精美但昂贵的羊毛裙被尼德兰和英格兰的廉价产品所取代。许多人不再投资高风险的贸易，更倾向于把资金转移到地产投资。随着人口增加，在威尼托和伦巴第，种植谷物都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几乎没有一颗谷物能够从奥斯曼帝国及其饥饿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抵达意大利北部，它们都被用来填补粮食空缺，并尽可能从中获益。
在四国同盟的旧日势力范围中，里亚托河畔的共和国是唯一一个还留有贸易空间的同盟成员。它成功地反抗了罗马教皇。原本神职人员拥有自己的管辖权，在一场影响深远的争端中，威尼斯从罗马教廷手中夺走了这一特权并制止教会财产的进一步扩张。保罗五世（Paul Ⅴ，1605—1621年在位）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并下达禁令。作为回击，威尼斯人对出版教皇法令的人处以死刑，并驱逐耶稣会士和其他教团信徒，最后罗马不得不屈服。中世纪的教皇主权臣服于新时代的国家主权。然而，当时在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上镶嵌马赛克的工匠还是拼出足足两米高的《圣经》经文，昭示着教皇的绝对地位：“你是彼得”——拉丁语的单词也意味着“磐石”——“我想在这磐石上建立教会；我会给你天国的钥匙。”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是，保罗在1606年将卡诺莎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为圣徒。不久之后，苏亚雷斯和其他西班牙学者便证实，在教会中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从来都不是宗教理事会，而是教皇。
罗马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10万。教皇是统治他们的牧羊人，而围绕教皇的官僚机构已经杂乱无章。教皇权力一如既往受限于旧阶层的影响力，他们拥有特权、封建财产和关系网。贸易对教皇国的首都来说无足轻重，各种行业也影响甚微。罗马的运行仍然靠现金流，它们从周边地区的庞大地产流入贵族的珍宝箱，还有朝圣者、谋求职位者和游客随身携带的芬尼——但最重要的是从欧洲一半地区搜刮而来的杜卡特金币，它们在教廷的财政库房和枢机主教的账房里堆积成山。虽然特伦托宗教会议废除了一些弊端，但旧的裙带关系仍屹立不倒，在1600年前后不比宗教理事会的权力小。切萨雷·波吉亚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要在这个政治体系牢固的半岛上再建立自己的国家，就连最强大的雇佣军首领都不敢想。不过，教皇国仍旧得以扩张：16世纪末得到了费拉拉，因为埃斯特家族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1631年吞并了乌尔比诺，因为德拉·罗韦雷家族绝嗣。
佛罗伦萨尚能宣示主权。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被暗杀是美第奇家族的最低谷，但这个家族与欧洲一半的贵族攀亲，此时其权势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阿诺河另一边的皮蒂宫已经扩展到如今的庞大规模，科西莫的妻子托莱多的埃莉奥诺拉（Eleonora von Toledo）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庭院。从那时起，人们把城市中心的旧政府所在地称为“旧宫”。像威尼斯人和伦巴第人一样，佛罗伦萨人也返回乡间，依靠地租生活，橄榄树、葡萄酒和谷物是他们的收益来源。技术创新也停滞不前。
佛罗伦萨不再需要大型战争。大公科西莫在一生中只进行过唯一一场比较重要的战役：1554年8月2日基亚纳河谷的马西亚诺战役。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美第奇战胜了锡耶纳人和法国人的同盟，开启了前往锡耶纳的道路。经过一年的围攻，宿敌投降。法国失去了最重要的意大利堡垒。乔尔乔·瓦萨里在“五百人大厅”中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壁画以示庆祝，这里可谓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的万神殿。1569年，庇护五世将科西莫的国家擢升为大公国。几年前，美第奇刚刚为他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Francesco Ⅰ. de' Medici）买下与皇帝斐迪南的一门婚事，待字闺中的是皇帝的小女儿胡安娜。
当时所有佛罗伦萨的荣耀都要归于全能的西班牙盟友的恩典，这个托斯卡纳地区的公国一直航行在西班牙的航道中，后来科西莫一世的继任者也未偏离。腓力在半岛上的权力如铅一般沉重。西班牙统治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托斯卡纳海岸和厄尔巴岛上的堡垒防范着土耳其人、海盗和本地居民的进攻。萨伏依因为阿尔卑斯山通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得不听命于马德里，而热那亚在海上英雄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领导下也加入了西班牙。《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让热那亚共和国得到了科西嘉；1566年，它将爱琴海的殖民地希俄斯输给了奥斯曼帝国。装备精良的萨伏依军队是动乱的根源，其领导者是雄心勃勃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Karl Emanuel Ⅰ，1562—1630）。埃马努埃莱一世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摇摆不定收效甚微。他企图在政变中夺取异端化的日内瓦，也宣告失败。1628—1631年曼图亚爆发了继承人战争，这只是哈布斯堡与波旁在欧洲中心的漫长角力的一个次要战场，并未让萨伏依在蒙特费拉托得到很多利润。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国家如同西班牙一样，没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动力。这个霸权国家将意大利视为货币来源——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热那亚——而且是一道防御墙：南部和西部地区抵御奥斯曼帝国，北部地区则与法国对峙。梅佐乔诺（Mezzogiorno）[47]在中世纪全盛时期曾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现在却持续衰落。西班牙为了在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吉利海峡进行战斗，从西西里岛调动大批船只，并且不得不放弃驻军。结果，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海盗频繁侵扰沿海地区。在其内部，较强大的阶层只能自助。在这里和大陆上，土匪用暴力掠夺，腐败的国家用其声称的权力抢夺，贵族用其所坚信自己拥有的权力豪夺。贵族有些时候甚至利用强盗团伙，用他们的武力自卫并恐吓自己国家的农民。底层民众在田地间劳作，寄生的贵族阶级才能在城市中过上奢侈的生活。这里的人口也在增长，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后导致大批移民的到来。然而，残酷的瘟疫一直让人口与资源维持新的平衡，比如1575年的墨西拿、1624年的巴勒莫。
西西里岛的议会只不过是总督的傀儡。城市代表由主管当局选出，他们和教会一样，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力，而教会也在王权监管之下。教皇的采邑权力在西西里岛上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例如，马德里决定由谁来担任主教并控制宗教裁判所，只有耶稣会学院和萨勒诺、那不勒斯的古老大学可以推行高等教育。1547年爆发了一次起义，学院被怀疑是革命的滋生地，总督彼得罗·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Pedro álvarez de Toledo）下令关闭学院。在乡间，街道和桥梁年久失修，只有首府得到城市化的系统修葺。在那些遥远的、国家难以保护民众的地方，人们逃入家中并藏匿在熟人中间。社会形势僵化，时间在意大利南部仿佛也停止了。为了打造桅杆和甲板，树木被滥伐滥采，而无处不在的山羊把土地啃噬一空，侵蚀土壤。河流任意改道，在夏天渗入尘土飞扬的土地，春天洪水泛滥；湿地越来越多，疟疾也随之而来。作家卡洛·李维（Carlo Levi）曾被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到巴西利卡塔[48]的一个村庄，他在小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中描述了一个亘古未变的农民世界：“我认为，人们应该写这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如果有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没有随时间发展的地区的历史：永恒和不变的唯一历史，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