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觉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华北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民众抗日怒潮席卷中国大地。1936年秋，在重庆山城，漆鲁鱼等同志组成了“重庆救国会”，发动学生、职业青年、妇女、文化各界群众开展救亡运动。“学联”（即学生救国联合会），是救国会在一些学校中组成的秘密团体。也正是这年秋季，我考入巴县中学就读并于期末加入了巴中学联。当时，全校学生四百余人，学联成员约计十余人。黄天翔（原名李春堤，中央教育部离休老干部），李思源（原名张金声，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是巴中学联早期的成员和领导骨干。
“七七”事变前，学联成员秘密学习革命理论，在进步同学中传播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发展革命力量，参加各校学联组织的、由漆鲁鱼同志讲授革命理论和党的知识的秘密集会。同时研讨国内和本地区的革命形势。1939年冬，各校学联参加发动的募捐援助绥东抗敌将士，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
“七七”事变发生，出现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各校学联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团结广大同学，推动学生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巴中成立了为学联成员和进步同学掌握的学生抗战后援会。办墙报，组织歌咏队，读书会，利用假节日在市内和郊区场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记得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是由各校学联共同租了数艘大木船，到当时比较繁华的水陆码头磁器口演街头剧，作街头宣传演讲，写标语、发传单、教唱救亡歌曲。二三百热血青年赤子之心，激发了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
1938年，党在学联组织的基础上，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当时一些延安出版的革命书刊，在商业场街口新华日报营业部可以买到。我们秘密学习了作为党课教育的《论政党》。一本《党员须知》的油印小册子，也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1938年9月，我被接收入党。先前巴中学联成员，有的人如李春堤、周国仪已赴延安；李思源因接受组织安排的革命工作已离校；张正祥（原名张成勋，原四川省重庆电技校副校长）毕业离校升学，在其他学校入党。我在巴中入党时，还有另外两位党员，一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成世模（已故），一位是与我同时入党的陈予人（现在本市，离休中学教师），他们两位都是在这年暑期离校。1938年秋季，校内就只有我一个党员了。党的关系是新市区派人与我单线联系。这段时间，根据组织安排，我参加了救国会领导、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主办的自强读书会的活动。
1938年冬，因避空袭，学校迁往巴县鱼洞溪。我在鱼洞溪度过在校的最后一年。我的组织关系先后转到南岸特支巴县工作委员会。上级指示，仍以学联名义先在校内发展学联成员，作为党的培养对象。下乡后，分两批发展了七八位学联成员，同时继续在学联和进步同学中开展读书活动和农村抗日宣传工作。其间，我参加了一次各校学联党员负责人的秘密会议，是在保安路中国书店楼上开的。鉴于外地不少大专学校纷纷迁渝，这次会议酝酿组织公开中国学联，后因形势开始变化，取消了这个考虑。
在学联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进展也是很快的。1939年春，巴县工委决定成立巴中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这个时期，先后发展的党员有苏世济（已故）、李太儒（1948年被捕后叛党）、蒋锡友（后赴延安）、李科誉、周正平（原在北京商业学院，已故）、李忠禄（市广播电台离休老干部）、万章宪、胡甫臣（原工人日报副主编）、李永祜等。我离校时还有两三位培养对象，后来入党的有何古操（市税务局离休老干部）、刘秉钧。1939年秋，巴中支部由上级评为模范支部。
这段时间，上级组织安排我单线联系迁往鱼洞溪的美专校和土桥乡的个别党员。
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到1939年上半年，总的说来是处于革命**的形势。但那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免遭到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1938年夏，吴玉章同志来渝，仍属秘密组织的救国会，以其他公开群众团体的名义请吴老演讲，就有一群复兴社特务混入会场捣乱。为保护吴老安全，演讲未能终场，群情激愤，高唱救亡歌曲散会。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当日情景，历历在目。
我在校时，巴中设有三青团组织。校长吴人初，从政客走上反革命道路。他曾通过与我父兄有往来的语文教师，以“默退”对我的家长进行威胁。学校迁下乡后，校长曾汉良找我谈话，力图制止校内进步活动。这是当时较好形势下的插曲。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忆及当年那些峥嵘岁月，我们这一代人，当时最年轻的，现已年过花甲，一些已年近古稀的同学和战友多数都还健在。我最亲密的同学周正平在粉碎“四人帮”前夕去世了，我深深地怀念他。还有两位已不在人世的少年伙伴，以他们感人至深的英勇行为，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一位是周国仪同志，当年他是我家的邻居，1936年暑期，我们同在漆鲁鱼等同志以商务日报名义主办的文学讲习班学习革命道理。入校后，他介绍我加入巴中学联，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敌后政权的工作中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一位是由我介绍加入巴中学联，又由我介绍入党的苏世济同志。他于1939年夏离校后，回到四川老家仁寿县。他先是在那里做农村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解放战争时期，接受组织安排去成都上大学，是成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此后遵照组织的指示，又回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打了几个漂亮的仗，保存了一支队伍的实力，直至仁寿解放。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了。当我写到这里，他们的音容笑貌虽然是青年时代的记忆，但仍清晰地在我脑中盘旋。这两位同志，应是我们巴中的骄傲，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1987年6月15日
1937年巴县中学乡村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