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在前言中，首先表明了此书的写作目的和理想的读者对象。
如她所说，写作目的——“此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读者对象——“我希望有志于完善理论、改进疗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能从本书中获益”。
应该说，这看起来有点像废话，专业书籍不就是为了促进专业发展吗？难道还有专业者阻碍专业发展的吗？但了解霍妮的生平后，我们就知道，还真有。至少对霍妮来说，是有的。
让我们来了解霍妮当时面对的精神分析气候。
精神分析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精神分析不断开除自己革命同志的历史。这种排斥异己的风格，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在职业发展初期，遭遇了一些排挤和打压，尤其是他及其早期同事大多是犹太人，受到了较为强烈的种族歧视。其二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性格偏执，自己亲手开除了很多同行。这种党同伐异风格遗传到了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协会中，霍妮本人，就因被打压而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辞职。
霍妮从职业生涯初期，就开始不断地与弗洛伊德辩论，所以看霍妮、荣格等人的书，都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弗洛伊德，要不然，就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断地在反驳弗洛伊德。而《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是她开始建立自己的系统，不再纠结于弗洛伊德的标志。
其次，霍妮被排斥，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大概也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她从小就和母亲结成同盟。霍妮反抗父亲，反抗丈夫，和多位男友的关系中也多有愤懑，她有一种“反骨”。
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后，霍妮和朋友们另起炉灶，建立起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协会和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等机构，宣传自己的思想，培养自己的分析师。
所以，本书特别强调发展和改进等理念，这是为了防止学生和读者们被“保皇派”精神分析师们带偏。霍妮说：“如果我们故步自封，那么我们的理论必然沦为枯燥乏味的教条。”
在前言中，霍妮还特别强调了自助，“只要我们不懈努力，就能走完漫漫心路，解开自己内心冲突的心结”。她还说：“我相信，任何一本书，只要不局限于纯技术问题或者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就会有益于寻求自知、为自我成长不懈奋斗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专业著作，都被当作自助读物在阅读。我推测，她是故意把专业著作写得“平易近人”的。
最后，霍妮的传记《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中[1]，也谈到了霍妮被开除的另一个的原因：她和学生、下属、病人有着性方面的关系，违背了行业伦理。而这也是精神分析历史上有趣的一点，或许，反对弗洛伊德性欲决定论的人，却往往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性欲的强大驱动力。
[1] 见Bernard Paris, 1994, Karen Horney: A Psychoanlyst’s Search for Self-development，中文版书名为《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方永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Horney”这个姓氏根据《世界人名翻译辞典》等翻译规范被译为“霍尔奈”，但后来也有人译为“霍尼”“霍妮”，其中“霍妮”最为人所熟知。——伴读作者注（本书伴读部分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伴读作者本人注。）
前言
此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是我对患者、对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经验总结出的成果。虽然本书这一理论的发展已历时数年，但直到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支持下筹备一系列讲座时，我的想法才最终成形。这些讲座里，第一场围绕这一主题的技术方面展开讨论，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的问题”（1943）。第二系列的讲座涵盖本书指出的问题，于1944年以“人格整合”为题举行。从中节选的几个主题——“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僻的心理机制”以及“施虐倾向的含义”——我在医学院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都进行了宣讲。
我希望有志于完善理论、改进疗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能从本书中获益。我也希望，精神分析工作者们不但会把本书呈现的想法应用于患者，还会应用于自身。精神分析学的进步离不开艰苦努力，必然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困难。如果我们故步自封，那么我们的理论必然沦为枯燥乏味的教条。
然而，我相信，任何一本书，只要不局限于纯技术问题或者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就会有益于寻求自知、为自我成长不懈奋斗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复杂的文化里，受困于本书所描述的冲突中，需要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有赖于专家妙手回春，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就能走完漫漫心路，解开自己内心冲突的心结。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与我通力合作，让我对神经症有了更准确的理解。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仁，他们对此的兴趣和理解鼓励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我不但要感谢同行中的前辈，也要感谢同行中的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研究所接受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探讨成果丰硕，给人启发。
在精神分析学界之外，我想特别感谢三个人，他们以各自的方法支持我推进工作。阿尔文·约翰逊博士，在弗洛伊德传统分析学派是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唯一公认的流派时，是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学院陈述观点的机会。我更要感谢克拉拉·迈耶尔，她是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与自由艺术系主任。多年来，她个人对我的研究始终兴致勃勃，鼓励我将分析工作的任何新发现拿出来探讨。还有我的出版商，W. W. 诺顿先生，他提出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让我的书得到诸多完善。最后，我还要对米奈特·库恩表示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理清观点、组织材料，让我受益匪浅。
卡伦·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