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出嫁之礼隆重，百官称贺，确让高宗兴奋一番。但婚礼上的几日应酬，也让他为之劳累。因此，婚礼过后，高宗又病倒了。武后亲自侍奉药物汤水。
武后陪着高宗，高宗精神稍好一点，就同他慢慢地聊天，对高宗的提议，她也尽量去做，满足丈夫的一切要求。
没想到，高宗突发奇想，让武后找大臣们商量，他要去遍封五岳，先封嵩山。
武则天温婉地劝他，说他的身体不允许，等病好了再去。但他就是不同意，即使身体如何不允许，他也要去嵩山。
武则天又把他的想法找大臣商量，大臣们感到愕然。还没等群臣上书反对，一个人义无反顾地抢先跳了出来。监察御史“里行”——所谓里行，是指还未曾正式任命的官员，相当于实习生——李善感上书劝谏：“陛下曾经封了泰山，祈求太平，各种祥瑞频现，功绩不比三皇五帝差。但是这几年来，天灾频繁，五谷不生，饿殍遍地，四夷入侵，兵祸连年。陛下应该慎言慎行以避天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劳师动众，失天下之人望？臣既然担当了国家的口舌，不能不以此为忧。”
这是一道十分严厉、尖锐的奏折。在封建制度下，这样的奏折是少见的。奏折揭示了现实的灾害，并把灾害的发生归于朝廷的征战和劳役，直说天下都感到失望，让皇帝闭门思过，觉得遭到灾难的谴责。
《资治通鉴》说，自从褚遂良、韩瑗死后，众人都不敢犯颜直谏。这种尖锐的谏言，据说朝中已有二十年听不到了。群臣颇感振奋，谓之“凤鸣朝阳”。高宗虽然没听劝谏，但也没有惩罚他。
奏折说的严重灾害确实是存在的。上奏折时，正是暴雨连月，东都城外的洛水溢出，城内外的人家被冲陷千余家。而且当时连年灾害，全国普遍受灾，水、旱、虫、疫十分严重，病饿而死的人倒在路边、街头无人过问。那两年的史书记载，日蚀、彗星、地震现象频频发生，更让人心慌乱，四处不宁。
本来武则天担心李治的身体，就不赞同这时封禅嵩山，所以借坡下驴，把御史李善感的奏折拿来读给高宗听了。无奈高宗怀着病态心理，坚持要去。武后看着被病情折磨得不像样子的丈夫，轻轻抚摸着高宗的手，心里暗下决心：宁愿让大臣们再骂她一次，也要实现高宗的最后愿望。
于是，武则天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开始了嵩山封禅的筹备工作。她命令有司，在嵩山南麓建奉天宫，并命百官作嵩山封禅的准备。
永淳二年（683年），高宗正式启程，他封太子显的次子重福为唐昌王——这个重福大约只有一周岁左右——留守京师，让刘仁轨做他的副手，召太子至东都洛阳。自己到奉天宫疗养。
十月里正是秋高气爽，天子圣驾仿照多年前封禅泰山时的仪式和行列，浩浩****地离开洛阳宫。到了奉天宫，高宗的病情恶化，头痛欲裂，几近失明，只得下诏将封禅大典推延至明年正月。
武后急召御医秦鸣鹤、正文仲前来诊视。
秦鸣鹤看了后认为，高宗的病症是“风上逆”，请求给他刺头出血，或者可以治好。《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这两本史书是这样描写的，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秦鸣鹤吓得要死，只顾叩头求饶。高宗的脑筋倒还清醒，也许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心态吧，说：“御医议病，不可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但刺之。”
有了最高指示，秦鸣鹤才小心翼翼地在高宗的百会、脑户二穴上各扎了几针。
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高宗说：“吾目明矣！”
武则天大喜过望，再三向秦鸣鹤拜谢道：“天赐我师！”然后赏给了秦鸣鹤一百匹彩缎。
但没过多久，高宗还是进入了病危状态。在奉天宫躺了二十多天，眼看再待下去，皇帝就要死在外头了（这在历代都是大忌），于是到十一月下旬，车驾匆忙返回东都。
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北风呼啸之中人心浮动，当车驾返回洛阳时，百官都知道高宗的大限到了，踏着冰雪在洛阳宫前的街市上聚集或奔走，汇集在天津桥南拜迎。
为了祈祷天子染疾之体早日康复，就是民间所谓的“冲喜”，在武则天建议下，下诏永淳二年改为弘道元年，并大赦天下。诏书还特别肯定了武后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虽然诏书是以李治的名义写的，但应该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则天的意图。
更加令人躁动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消息——高宗不顾自己的病情，要亲临洛阳宫的正门则天门，向洛阳百姓宣读大赦天下的诏书。唐高宗要是死后能够知道他老婆当了女皇帝，说不定会很开心的，因老婆而伟大也没什么不好的，每时每刻都要彰显自己作为男人的独裁，才是小男人的所作所为。
考虑到高宗的身体，大家当然都会反对，可老小孩高宗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包括武后，最后只好由他。
但是他被扶出宫门后就哈腰喘息，直不起身子，不能够骑马，登城楼那就更不可能了。只好召集则天门前的百姓，到殿前听敕。听着他那沙哑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也不知道老百姓听懂没。
宣读完毕，他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么？”侍臣答道：“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高宗叹道：“苍生虽喜，吾命危笃！”稍后又说，“天地神祇若能延长我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