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私下里都在说会有一场进攻战。我们比正常情况下提早了两天上前线。在路上，我们经过了一所被炮火击毁的学校。在它的纵墙旁，竖起了一堵由崭新的、明亮的、还没有抛光的棺材组成的两层高墙——至少有一百口棺材。
“为了进攻战，准备得还挺充分。”默勒有些惊讶。
“是给我们准备的。”德特林嗫嚅道。
“别瞎说!”卡特呵斥了他。
“能有口棺材就乐吧。”恰登讥笑，“像你这样的人形靶，他们也就用帐篷布一裹就完事了，小心点吧!”
其他人也在开玩笑，还是些不那么愉快的玩笑。不然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棺材确实是为我们准备的呀。部队也就在这方面算是组织得不错。
到处都是炮弹沸腾的声音。我们在第一晚试着确定自己的方位，找准方向。由于太安静了，我们甚至能听到敌方前线后面运输车辆的声音，持续不断，一直到天亮。卡特说，他们不是在把什么东西运走，而是运来了队伍，士兵、弹药、大炮。
我们立马听出来，英军的火力加强了。农场右侧至少增加了四个中队的20.5厘米口径的火炮，杨树墩儿后面架起了迫击炮。此外，还有大量装着触发式雷管的法国小型炮弹。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在掩体藏了两个小时之后，我方的炮兵把炮打到了这里的战壕。这已经是四个星期以来的第三次了。
如果这是因为瞄准失误，那么大家不会说什么的。但这其实是因为炮筒磨损太严重了。射出的火炮都偏离到了我们这儿，射击经常这样不精准。这个晚上，我们有四个人因此受伤。
前线就是个笼子。人们在里面焦急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我们在由弹道抛物线形成的网格下躺着，在一切都不确定的压力下活着。偶发之事在我们头上悬而未决。炮弹来时，我就弯下腰，这是我能做的全部事情了。至于这枚炮弹会落在哪里，我既无法准确得知，也无法施加影响。把我们变得冷漠的正是这样纯属偶然的意外事件。几个月前，我坐在一处掩体内打牌。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去找另一处掩体内的熟人。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掩体已经消失不见，它被严重的炮击摧毁了。我又走回熟人那边的掩体，结果正好赶上帮忙把它挖出来。原来它在此期间被掩埋了。
我被击中也好，能存活下来也罢，都同样纯属偶然。在牢固的掩体里我也有可能被炮弹碾碎，在空旷的平地里经历十个小时的炮击我也有可能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每个士兵都是因为成百上千的意外活下来的，而每个士兵都相信并且信任这样的意外。
我们得对自己的面包多加留心。自从战壕不再那么井井有条开始，老鼠在最近一段时间也繁殖增多了。德特林宣称，这是即将到来的紧张氛围最明确的先兆。
这里的老鼠尤其令人生厌，因为它们特别大，是被称作尸鼠的那一种。它们长着可怕的、恶毒的、没有皮毛的脸。人们看到它们光秃秃的长尾巴都会觉得恶心。
这群老鼠似乎相当饥饿，它们几乎把每个人的面包都啃了一口。克罗普把面包用帐篷布紧紧地裹起来，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头底下。然而这样一来，他却没法儿睡觉了，因为老鼠为了接近面包在他的脸上跑来跑去的。德特林以为自己够聪明了。他把一根细铁丝固定在天花板上，然后把面包系在了上面。然而当他晚上打开手电筒的时候，他看到那根细铁丝在**来**去，面包上赫然爬着一只肥老鼠。最后，我们做了一个了结。我们仔细地把被老鼠啃过的那部分面包切下来。因为我们绝不能把整块面包都扔掉，不然我们明天就没吃的了。
我们把切下来的面包堆在了地面中央。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铲子，然后躺下做好打老鼠的准备。德特林、克罗普和卡特则准备好了手电筒。
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第一阵拖着脚爬行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现在应该是有很多只脚了。这时，手电筒突然亮起，每个人都朝那堆黑黑的、发出吱吱声的东西打去。战绩丰硕。我们把老鼠的残骸铲出了壕沟，然后又开始伏击。我们又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击打。后来这群动物意识到了什么或者闻到了血腥味，它们不来了。不过地上残留的面包还是在第二天被它们拖走了。隔壁那段壕沟里的老鼠袭击了两只大猫和一只狗，把它们咬死，啃得稀烂。
第二天有伊丹奶酪[1]吃。每个人都分到了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块。这既是好事，因为伊丹奶酪很好吃，但也是坏事，因为这种黏稠的红球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是严重困境的先兆。我们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因为还发放了烈酒。我们暂时喝了一点，但事实上却没什么心情。白天我们比赛射杀老鼠，到处闲逛。子弹和手榴弹的储备越来越多。我们亲自检查了刺刀，因为有一些刺刀做得像是锯子一样。如果就这样碰上了对面的敌军，那么这个人肯定要被害死了。我们不断地在隔壁壕沟发现拿着这种锯齿边步枪的人，他们不是鼻子被削掉了，就是眼睛被挖出来了。然后人们用锯木屑堵上了他们的嘴和鼻子，把他们闷死了。
有几个新兵还拿着这种刺刀。我们把它弄走，给他们换上了别的。
不过，刺刀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现在流行冲锋的时候只带着手榴弹和铲子向前跑。磨得锋利的铲子是种更轻便、用途更多的武器。人们不仅可以用它撞击敌人下巴以下的部位，主要还可以用它进行击打，力道更足。尤其当击中肩膀与脖颈之间的地方时，用铲子可以轻易地一直割到胸口。而刺刀在刺杀之后往往容易卡住，必须得用力地踩在对方肚子上才能拔出来。而就在这段时间，自己说不定也挨了一刀了。而且刺刀时不时地还会断。
夜间，敌方释放了毒气。我们等候着进攻的到来，戴着面具躺好，准备第一个人影出现的时候就把面具摘下来。
天边开始泛灰，破晓了。什么都没发生。阵地那头只有令人头昏脑涨的车轮滚动声。队伍，队伍；卡车，卡车，那边在集合些什么？我们的炮兵一直在向那边开火，但是对面集合的声音没有断过，没有停下。我们脸色疲惫，互相没有正视。
“要和索姆河战役[2]的情况一样了，那时我们遭受了七天七夜的炮火猛攻。”卡特忧郁地说道。自从我们到了这里，卡特就没开过玩笑了。这是个糟糕的信号，因为卡特是个前线老手，有着敏锐的嗅觉。只有恰登为今晚的好伙食和朗姆酒感到开心。他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就这样安心地撤回，什么也不会发生。看起来似乎是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晚上我坐在坑里放哨，头顶上的火箭炮和照明弹升上去，又降下来。我十分谨慎，绷紧了弦，心脏怦怦地跳。我时不时地看向手表的荧光表盘。指针似乎不愿向前走。睡意渐浓，我的眼皮直打架。我动了动靴子里的脚趾以保持清醒。直到我被换下来也没有发生什么——只有对方阵地的车轮在滚动。我们渐渐安下心来，经常打打斯卡特纸牌或者冒歇尔纸牌[3]。或许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吧。
白天的时候，天上挂满了系留气球。这意味着，敌军在这里进攻时也将派上坦克和步兵专用飞机。不过比起这个，我们对谣传的新型喷火器更感兴趣。
我们在半夜里醒来了。大地在颤，密集的火炮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我们弯起身子躲在角落里。我们听到了各式口径的炮弹发出的击打声。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东西，过一会儿就要确定一下东西是否都在。掩体在震，夜晚已经变成了一片咆哮与火光。在转瞬即逝的光亮中，我们看到了彼此，带着惨白的脸色和紧咬的嘴唇摇着头。大家都感受着，这些密集的炮弹是如何把战壕的护墙掀起来的，它们是如何把斜坡上的泥土都炸开，把最上面的水泥板都摧毁了。炮弹落在战壕里的时候，我们听到更沉闷、更快速的着弹声，好似怒吼的猛兽在用前爪拍击。到了早晨，一些新兵已经脸色铁青地在吐了。他们还太缺乏历练。
慢慢地，灰色的光线像毛毛雨一样令人反感地洒进坑道，让炮弹着地的火光变得更加惨白。天亮了。现在，炮兵的火力中还掺杂了会爆炸的地雷。这真是最疯狂的击打了。它们所到之处，必定变成大型坟场。
换岗的人走出了战壕，值班的人踉跄着进来，身上全是灰，浑身打着战儿。一个沉默地躺倒在角落里开始吃东西；另一个来自预备役，已经开始在那儿啜泣。他因为炸弹爆炸产生的气压飞出防卫墙两次，什么也没捞着，只得了神经性休克。
新兵们都看向他。这种情绪很容易传染，我们必须警惕。已经有些人的嘴唇开始哆嗦了。还好马上就到白天了。或许上午就会进行进攻。
火力没有减弱。还有炮弹落在了我们的后方。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飞溅的泥块、铁片。一片宽宽的区域都被扫射了。敌方没有进攻，但是炮弹的轰炸还在继续。我们的耳朵都要渐渐聋了。现在几乎没有人开口说话。
就算说了，也没人能听见。
我们的战壕几乎消失了，许多地方只剩下半米高的围挡。它被枪眼、弹坑和小土堆打穿了。一枚炮弹直接在我们的坑道前面爆炸了，立马天昏地暗。飞溅的泥土把坑道都填平了，我们必须把自己刨出去。一个小时之后，坑道的入口恢复了。我们现在镇定了一些，因为大家都有活儿要干。
我们的连长爬了进来，告诉我们已经有两个掩体被炸没了。新兵们一看见他便平静了许多。连长说，今晚会尽力把食物送来。
这听起来令人宽慰。除了恰登，还没人想到这一方面。现在外面又有什么在迫近了。新兵们在想，如果食物还能送来，说明情况还没那么糟。我们没有打扰他们。其实我们知道，食物与弹药同等重要，所以才必须被送过来。
然而，运送食物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第二个小分队出发后也不得不折回。最后卡特上阵，可是就连他也不得不一无所获地空着手回来。没人能穿过如此密集的火炮，再细的狗尾巴都不行。
我们把腰带系得更紧了一些，每一小口面包都用了平时三倍的时长进行咀嚼。不过，就算这样也不够吃。我们要饿死了。我把面包边边保存了起来。软和的部分先被我吃了，边边还在粮食袋里，偶尔啃上一小口。
晚上更难熬了。我们不能睡觉，只得呆呆地睁大眼睛盯着前面，半梦半醒地打会儿盹。恰登很遗憾我们把被老鼠咬过的面包浪费在了围捕老鼠身上。我们应该好好地留存着，这样大家现在都有的吃了。水也缺，但还不是特别严重。
快要到早晨但天还没亮的时候发生了一阵**。
一群逃窜的老鼠从入口处冲了进来，奔跑着爬上墙。混乱中大家打开手电筒才看清。每个人都尖叫着，咒骂着去打老鼠。这么多个小时的愤怒与绝望得到了发泄。大家的脸都扭曲了，挥舞着臂膀。老鼠们发出尖锐的叫声。我们打得停不下来，甚至有士兵还打到了人。我们的掩体仍旧毫发无损简直是个奇迹。这是目前少数几个还存在的深坑道之一。
一个下士爬了进来，手上拿着面包。还是有三个人成功地在夜里穿过了火线，取回了一些口粮。他们说，火力一直延伸到炮兵阵地，强度没有丝毫减弱。对面从哪里搞来了这么多大炮还是个谜。
我们必须等，必须等。中午的时候发生了我先前就预料到的事，一个新兵发作了。我已经观察他很长时间了，他的牙齿不安地来回摩擦，拳头握紧又放开。这种仓皇的、暴突的眼睛我们见得多了。过去的几个小时，他只是表面上平静了下来。其实他的内心已经坍塌，如同一棵腐烂的树。
现在他站了起来，不惹眼地慢慢穿过坑道，稍做停顿，然后向出口移动。我爬了过去，问道：“你想去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回答道，想要从我身边过去。
“再等会儿吧，火力已经弱下来了。”
他仔细侧耳听了一下，眼里清亮了片刻，但接着又像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蒙上了一层浑浊。他沉默了，试图把我挤开。“等一下，同志!”我喊道。卡特留意到了。正当这个新兵把我推开时，卡特抓紧了他。我们一起把他扣住了。
他立刻开始咆哮起来：“放开我，让我出去，我要从这里出去!”
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只顾乱打乱踢，嘴里都是口水，喷出一些话来，都是些被吞了一半、没有意义的话。这是掩体恐惧症发作了。他感觉要在这里窒息了，只感到唯一的本能：从这里出去。如果人们放他出去的话，他就会没有掩护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不是第一例了。
由于他太疯狂，眼睛直翻，我们这样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打醒他，这样他才能恢复理智。我们毫不留情地快速揍了他一顿，成功地让他暂时又安静地坐了下来。在此过程中，其他人的脸都白了。希望这能震慑住他们。这样猛烈的炮火对这群可怜的小家伙来说太过了。他们从新兵营直接来到了如此棘手的险境。这里可是能让老兵也长出白头发的地方啊。
经过这个事件之后，这里污浊的空气更让我们感觉烦躁了。我们好似坐在自己的坟墓里，只等着被埋起来。突然一阵骇人的巨响和火光，我们的掩体被击中了，每个缝隙都在咯吱咯吱响。幸好只是轻微击中，水泥板抵御住了。一阵可怕的金属当啷声，墙也在晃，枪支、钢盔、地面、泥土和灰尘都飞起来了。硫黄浓烟灌了进来。如果我们不是在牢固的地下避弹所，而是在最近新建的那种简易掩体里，那么估计现在已经没人活着了。
不过炮击带来的后果还是很严重。先前那个新兵又在狂吼了，还有两个加入了他。其中一个跑出去了，我们奋力去抓另外两个。我追着其中一个想要逃走的人，在想是不是应该朝他腿上开一枪。这时，外面有什么东西发出尖锐的声音过来了。我赶紧卧倒。等我再站起来的时候，壕沟的墙上已是滚烫的碎片、肉块和制服破布。我爬了回来。
第一个新兵好像真的疯了。人们一放开他，他就像山羊一样用头抵着墙撞。我们必须在晚上试着把他送到阵地后方去。他暂时先被我们绑了起来，不过绑得并不太紧，进攻来袭的时候可以被立即解开。
卡特提议打牌——不然还能做什么呢？或许打牌能让人更放松。然而，这也没什么帮助。我们仔细倾听着每一处离我们较近的着弹点，因此忘记了吃牌或者跟牌。我们不得不放弃打牌。我们像是坐在一只四面都在遭受击打的锅炉里。
又过去一晚。我们现在已经紧张到麻木了。这致命的压力，像是一把锋利的刀要把我们的脊髓刮出来。腿不想站起来了，手在颤抖，身体就是一层薄薄的皮肤，盖在被艰难压抑着的疯狂上面，盖在即将喷发的无止境的咆哮上面。我们已经没有血肉和肌肉了。出于对难以预料的一些事情的恐惧，我们也不再敢看彼此的脸。我们紧紧地抿住嘴唇——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也许我们能挺住。
突然，近处的炮击停止了。整个炮火还在继续，但是往后撤了一点。我们的战壕安全了。我们拿起手榴弹，把它们扔到地下掩体的前面，然后跳了出去。敌军密集的炮火已经停止，因为我们后方的掩护炮火起作用了。
敌军开始了进攻。
没人会想到，这片被炸翻了的荒地里还会有人。现在从四周的壕沟里都探出了钢盔。离我们五十米远的地方，一挺机关枪已经架好了，接着便立刻嗒嗒地发射起来。
铁丝网已经被摧毁。但不管怎样，它们还是能拦住一些东西。我们看见敌方的冲锋部队过来了。我们的炮兵开始射击。机关枪嗒嗒地响，步枪砰砰地响。对面的敌军试图冲过来。海埃和克罗普开始扔手榴弹。他们尽可能快速地扔，其他人把引线扯掉后直接递给他俩。海埃能扔六十米远，克罗普可以扔五十米——这已经验证过了，并且很重要。从对面冲过来的敌军在离我们还有三十米远之前其实干不了什么事。
我们看清了那些扭曲的脸和平平的头盔，是些法国人。他们到达了残余的铁丝网那里，已经遭受了明显的伤亡。一小批被我们旁边的机关枪放倒了。接着我方的弹药装填遇到了障碍，他们逼得更近了些。我看见其中的一个掉进了装有铁刺的障碍工事里。他的头抬得高高的，身体沉了下去，手还举着，仿佛在祈祷似的。接着，他的整个身体都落进了工事，只有被射穿的手连着一小段手臂还挂在铁丝网上。
就在我们准备返回的瞬间，三个脑袋从前面的地里冒了出来，其中一只钢盔下是深色的山羊胡子和两只定定地看向我的眼睛。我抬起手，但却无法把手榴弹扔向这双奇特的眼睛。在这个疯狂的瞬间，整个战场像马戏团一样绕着我疾驰而过。唯独这两只眼睛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眼睛上面出现了一只脑袋。一个手，一个动作，然后我的手榴弹就飞了过去，掉了进去。
我们往回跑，把装了铁刺的障碍栅栏拽进战壕，然后让拉了引线的手榴弹在身后响起，以便我们安全地撤回。隔壁阵地的机关枪一直在开火。
我们变成了危险的兽类。我们不是在斗争，而是在自我防卫，以免被毁灭。我们不是在把手榴弹抛向人类。我们在那个瞬间知道的所有事就是，死亡正从那里张着手、戴着钢盔追赶我们而来。三天以来，我们第一次看清它的脸；三天以来，我们第一次可以为了保护自己而反抗它。我们愤怒得发狂。我们不再是无力地躺在那里，等着上断头台。我们终于可以为了拯救自己，为了报复而进行毁灭、杀戮。
我们在每处角落、每一个铁丝架后面蹲着，在溜走之前朝前来的人脚下扔去一把炸弹。手榴弹炸开的气流有力地撞击着我们的胳膊和大腿。我们像猫一样缩着身体跑开。气流没过了我们，承托着我们。在我看来，它把我们变得残忍，变成拦路抢劫的强盗、变成杀人犯、变成魔鬼。这种气流把我们的力量增强，化作恐惧、愤怒和求生欲，为我们寻求救护并赢得了生存。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和对面的人一起冲过来，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把手榴弹扔向他的胸口!
前面的战壕已经被放弃了。那还是战壕吗？它们已经被射穿、粉碎，只剩下依靠走道连接在一起的零星土块、洞眼和一窝窝的弹坑，别的什么也不剩了。不过对面的伤亡更是成堆。他们必定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抗。
马上就到中午了。太阳炙热地蒸烤着，汗水蜇得眼睛疼。我们用袖子把汗擦干，有时袖子上还沾有血。第一条保存得比较完好的壕沟出现了。里面已经有人，做好了反冲锋的准备。我们加入了。我方的炮兵正全力开火，阻断了敌军的推进。
我们后方的敌军停滞了，他们无法向前。他们的进攻被我方的炮兵连扯断了。我们伺机而动。炮火朝前了一百米，我们便又突击向前。在我旁边，一个列兵的脑袋被削去了。他又走了几步，然后血从他的脖子里像喷泉一样射出来。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混战，看来对方已经折回了。我们又到达了之前残余的战壕，然后继续向前走。
噢，天哪，又要掉头回去!好不容易到达了保护性的预留阵地，我们真想爬进去躲起来，但是我们必须转身，再次冲进可怖的前方。如果这一刻的我们不是机器人的话，那么我们会躺着不动，筋疲力尽，没有意志。但我们还是被裹挟着向前，没有意志，只是变得极其疯狂和愤怒。我们想要杀人，因为现在在那里的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枪口和手榴弹正对准着我们。如果我们不干掉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干掉我们。
这片褐色的大地，这片累累裂痕、被炸翻了的褐色的大地，在阳光下油腻腻地微微闪光，我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知疲倦地、昏昏沉沉地如同机器人一般重复着折返，前进，折返，前进。我们的喘息像羽毛在搔弄，嘴唇干裂，脑袋比通宵酗酒之后还要混乱——我们就这样踉踉跄跄地向前跑。这样一幅画面磨人又急切地往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灵魂里钻：褐色的大地、油腻腻的日光、地上躺着抽搐的士兵和死去的士兵。当我们从他们身上跨过时，他们好像尖叫着，要抓我们的腿似的。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所有事物的感知。当别的什么东西进入我们狩猎的视线时，我们连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我们是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某种戏法，某种危险的魔法让我们还能继续奔跑和杀人。
一个年轻的法国兵掉队了。他马上就要被我们追上了。他举起双手，但是一只手里还握着手枪——我们不知道，他是想开枪还是想投降——一支铁锹击中了他的脸。另一个法国兵看到了，试图接着逃跑，但是一柄刺刀哧地插进了他的后背。他跳了起来，跳得很高，双臂张开，哀号的嘴巴也张得很大。他跌跌撞撞地跑走了，背上的刺刀一晃一晃的。第三个法国兵扔掉了手里的步枪，蹲下身子，用手捂住了眼睛。我们让他和其他几个被俘的士兵留了下来，好把伤员抬走。
我们在继续追击的过程中突然进入了敌方阵地。
我们在那些逃窜的敌军后面追得如此之紧，以至我们和他们几乎是同时到达了这里。这样我们的伤亡就比较少。一架机关枪在扫射，不过立马就被一颗手榴弹解决了。然而，就这短短的几秒钟，我们还是有五个人腹部中了弹。卡特用枪托把其中一个没有受伤的机枪手的脸打得稀烂。其他几个在把手榴弹扔出来之前就被我们刺死了。然后我们把他们用来冷却机关枪的水一饮而尽。
到处都是钢丝钳绞断铁丝网发出的咔嚓声，搭在障碍物上的木板被我们踩得直扑腾。我们穿过狭窄的入口，跳进了战壕。海埃把铁锹插进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法国兵的脖颈，并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我们在一处防卫墙后面蹲着等了几秒钟，然后我们前面笔直的一段战壕就被夷平了。第二颗手榴弹也被斜着扔过了墙角，为我们打开了道路。在经过的时候，我们把团成小球的炸药扔进了地下掩体。大地在震，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冒烟了，有人在呻吟。我们被黏糊糊的肉块绊倒，被瘫软的身体绊倒。我一脚摔进某个被炸开的肚子里，上面有一顶整洁崭新的军官帽。
战斗中断了。敌人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太长时间，于是便在我方炮火的掩护下撤回了自己的阵地。我们在离开前还匆匆忙忙地冲进了最近的一个敌军地下掩体，准备拿些罐头走。我们几乎都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要是些罐装腌牛肉和黄油。我们完好地撤回了，对面暂时没有发动下一轮进攻。我们躺了一个多小时，在有人开口说话前，一直喘着气休息。我们如此精疲力竭，以至我们虽然很饿，却没去想那些罐头。直到现在，我们才渐渐地又有了人样。
对面的腌牛肉在整个前线都很出名，甚至有时是我方突袭进攻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的供给整体来说很差。我们总是感到肚子饿。
我们一共抢了五个罐头。对面的那些人吃得真是有营养，对比起我们这群饿鬼的萝卜酱简直奢侈。那边的肉就随处放着，只要自取就行。海埃还意外发现了一块薄薄的法式白面包，把它像铁铲一样塞在了腰带后面。面包的边角上沾了一点血，不过切下来就好了。
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吃真是幸运。我们需要体力。现在，食物和牢固的地下掩体一样珍贵，因此我们对它十分渴求，食物可是可以救我们的命啊!
恰登还缴获了两个装着白兰地的军用水壶。我们挨个儿喝完了它。
傍晚的赐福开始了。夜晚降临，雾气从弹坑里升起来，看上去好似这些坑坑洼洼被鬼魅般的秘密填满了。白色的烟雾恐慌地向四周蔓延开，过了一会儿才奓着胆子漫过了围墙。随后，一条长长的带状物便将弹坑与弹坑连了起来。
夜里很凉。我在岗哨上凝神地盯着暗处。我感到脆弱，每次进攻过后都会如此。因此我感到难以与自己的思绪独处。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思绪，而是突然击中了我的弱点的回忆，让我的心境变得古怪。
伞式照明弹越升越高——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某个夏日的傍晚，我站在大教堂的十字形回廊里看向小小的回廊花园中央开满玫瑰的灌木丛，大教堂的牧师们就安葬在那里，周围竖立着展现《玫瑰经》[4]内容的石像。没有人在这里——巨大的静谧包围了这块盛开的四方形，阳光暖洋洋地洒在灰色的石块上。我把手放了上去，感受到了这份温暖。绿色的教堂钟楼越过石板瓦屋顶的右角伸向傍晚暗淡、柔和的蓝天。在环绕的十字回廊闪光的小柱子之间是教堂特有的、沉静的昏暗。我站在那里，想到二十岁的我将会经历一些让人搞不懂的、与女人相关的事情。
这幅画面离我惊人地近，触碰到了我。紧接着，它在照明弹的火光中溶解了。我抓起枪，摆好姿势。枪管湿了，我用手牢牢地握住它，用手指擦去了水汽。
在我们城市后面的草坪之间，某条小溪边曾经有一排拔地而起的老杨树，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虽然只有一排，它们还是被称作杨树大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那里，它对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我们整天都待在那里，倾听树叶发出的微弱沙沙声。我们坐在杨树下的溪边，把脚垂进清亮的急流。溪水的纯净芬芳和清风在杨树间奏响的曲调占据了我们的幻想。我们是这样热爱它。过去那些时光的画面再次消失之前，它仍旧能令我心跳加速。
奇怪，所有泛起来的回忆都有两种特质。它们总是极其宁静，这正是它们最有力的地方。即使它们在现实中并非真的如此，它们却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它们是无声的幽灵，通过眼神和手势在与我交流，一言不发，沉默不语——而它们的沉默却让人震颤，迫使我抓紧袖子和步枪，以免自己消逝在这样的分解和**当中。面对这些事物背后的静谧力量，我的身体想要完全舒展，慢慢融化。
它们是如此宁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宁静。因为在前线是没有宁静可言的。前线的魔力覆盖范围如此之广，以至我们从未脱离过它。就算身在后方的仓库和休息营，火炮的嗡嗡声和沉闷的接连爆炸声也始终在耳边挥散不去。我们还从未到过远得足够让我们听不见它们的地方。尤其在过去的这几天，声音已经让人难以忍受。
正是这样的静谧让从前的这些画面没有激起太多的渴望，而更多的是悲伤——一种巨大的、无措的忧郁。这样的画面曾经存在，但是它们将不再回来了。它们消失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过去的世界。在练兵场上，它们曾激发了我们狂野的反叛欲，那时它们还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它们，它们也属于我们，即使那时的我们已经与它们分开。当我们在朝霞与黑色的树影之间列队前往荒野操练时，它们就在我们的军歌声中浮现出来。它们是一种强烈的回忆，藏在我们心中，又迸发出我们的身体。
但是在这里，在战壕里，我们失去了回忆。回忆不再会从我们内心浮现——我们已经死去。回忆远远地站在天边。它是幻象，是骚扰我们的神秘反光。我们害怕又无望地爱着它。回忆是强烈的，我们的渴望是强烈的——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无法得到它。如同期待成为将军一样，这样的回忆也同样只是徒劳。
即使人们把它、把我们少年的风景再还给我们，我们也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们曾经赋予我们的温柔的、神秘的力量无法再生。我们将会待在这样的风景里，在里面游**。我们会回忆，会爱它，会被它的目光感动。然而，当我们沉思着看着死去战友的照片，一切似乎还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这是他的容貌，这是他的脸。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在我们的回忆里变成了具有欺骗性的生活。但是，这不是他本人啊。
我们与记忆当中曾经的自己失去了联系。不是因为意识到回忆的美丽和感染力，我们才被其吸引，而是因为这种共有感，这种对万物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各种事件的感同身受。它将我们与其他一切分隔，让我们觉得父母的世界总是有一些难以理解——因为我们总是温情脉脉地沉醉于它，献身于它。连最细小的事物也能把我们引向通往无尽世界的道路。可能这只是少年时代的特权吧——那时的我们还没有什么范畴的概念，以为哪里都不是尽头。我们渴望着鲜血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我们变为一体。
如今，我们如同游客一般在年少时的风景里游**。我们被现实驱逐了。我们像商人一样懂得优劣，像屠夫一样知道什么是必需品。我们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们变得冷漠得可怕。我们还能回到那里。不过，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我们像孩子一样孤独，像老人一样老练。我们粗鲁、悲伤、肤浅——我想，我们迷失了。
我的双手冰凉，浑身皮肤发抖，而今晚的夜算是温暖的。只是雾气有些凉爽，这阴森森的雾气悄悄地靠近我们前面躺着的死者，把他们最后一丝躲藏起来的生命吸干。明天，他们将变得惨白、铁青，血液也将凝固、变黑。
伞式照明弹还在往上升，把冷峻的光投向这片已经石化的土地，上面满是坑洼和冷冷的亮光，如同月球表面。皮肤下面的血液把恐惧和不安带进了我的思想。它们变得虚弱，开始颤抖，它们想要温暖和生命力。没有安慰与幻想的帮助，它们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它们在**裸的绝望画面前迷惘了。
我听到了饭盒的摩擦声，立马强烈地渴望起热腾腾的食物，食物对我有好处，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努力地强迫自己安心等着，直到被替换下来。
我走进地下掩体，找到了一杯薏米。厨师在煮它们的时候加了不少荤油，味道不错。我慢慢地吃着。不过我还是有些沉闷，虽然其他人已经因为炮火的停止而心情晴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个钟头是那样难以理解又理所当然。进攻和反进攻交替进行。在战壕间的战斗场地上，死人的尸体渐渐地堆成了小山。大多数离得不太远的伤员我们都能带回来。而有的伤员则不得不躺在地上很长时间，我们听到他们慢慢死去。
有一个伤员我们徒劳地找了整整两天。他肯定是趴在地上不能转动身子，不然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只有当人紧紧地贴着地面叫喊时，他的方位才会这么难判断。
他必定受到了极不妙的枪伤。这种伤口尚不足以令身体损伤到让人失去部分知觉的地步，但也不是轻微到抱着还能治愈的意念就能忍得住疼痛的程度。卡特觉得，这个伤兵要不骨盆被击碎了，要不脊柱中弹了。胸口没有受伤，不然他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用来叫喊。而如果是受了别的伤，他应该可以活动，我们就能瞧见他了。
他的声音慢慢变得嘶哑。喊叫的声调如此凄厉，听上去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似的。第一晚我们有三个人出去找了。当他们以为找准了方向，爬过去时，传来的下一声叫喊又和他们之前听到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
我们一直找到天色拂晓，徒劳而返。
白天，我们用望远镜一寸一寸地搜索了这片地带，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第二天，这个伤兵的声音变小了。人们听得出来，他的唇和嘴已经干巴巴的了。
我们的连长许诺，找到这位伤员的士兵可以优先休假，并额外延长假期三天。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动力。不过就算没有这样的承诺，我们还是会尽己所能地去找。因为叫声太瘆人了。卡特和克罗普甚至在下午又去前面找了一次，阿尔贝特的耳垂还被打掉了一个。不过还是白费力气，他们也没有找到他。
这几天夜里很平静，大家开始收集起炮弹的铜弹带以及法军照明弹的丝绸小伞。至于弹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其实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收集人只是声称它们很珍贵。有的人收罗得太多，以至回去的时候被压得走路都摇摇晃晃。
海埃至少说出了一个理由。他想把它们寄给妻子作为长袜松紧带的替代品。对此，弗里斯兰人自然爆发出一阵难以遏制的笑声，他们笑得直拍膝头。真好笑，天哪，海埃，他可真精明。尤其恰登笑得难以自控。他用手拿着最大的一个弹带，一次又一次地把腿穿过去，为了让大家看看弹带还余多少空间。
“海埃，老天，你老婆的腿得，得……”他想得更远了，“你老婆的双腿和屁股得像，像一只大象吧。”
他还不满足。“我想和她玩一次打屁股的游戏[5]，我的老天……”
海埃神采飞扬，因为自己的妻子得到了如此多的认可。他自满又简洁地说道：“她可棒了!”
相比之下，丝绸小伞更加容易利用。依据胸围大小，三四顶小伞就可以制成一件女士衬衫。克罗普和我需要用它当手帕。其他人则把它们都寄回了家。如果那些女人看到我们是冒着怎样的风险弄来这些薄薄的布片，她们肯定会惊恐万分。当恰登沉着万分地试图敲掉一颗哑弹上的弹带时，卡特惊了他一下。换作别人，这玩意儿早就爆炸了。而恰登还是一如既往地走运。
两只蝴蝶在我们壕沟前面嬉戏了一整个上午，是黄翅蝶，它们黄色的翅膀上有红色的斑点。它们是怎么流落到这里的，广袤的周围都不见一株植物和花朵。它们落在一颗头骨的牙齿上休息。和它们一样没有烦恼的是早就习惯了战争的鸟儿们。某天早晨，云雀都在两边前线阵地之间飞来飞去。一年前，我们甚至还观察到了孵蛋的鸟儿，它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啊。
战斗机招我们喜爱，侦察机像瘟疫一样惹人厌，因为它们会把炮火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它们出现几分钟后，霰弹和榴弹就炸开了。为此我们一天失去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是卫生员。有两个被炸得稀烂，恰登觉得都可以用勺子把他们从壕沟壁上刮下来，放进饭盒安葬了。另外一个的下腹连同腿全部被炸飞了。他就这样上半身靠着壕沟死去了，脸色像柠檬一样黄，络腮胡子间的香烟还发着微光。香烟一直燃着，直到烧到嘴唇处才刺的一声灭了。我们暂时把死掉的人放进了一个大弹坑里。到现在，已经堆了三层了。
突然，炮弹开始再次隆隆作响。我们很快又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陷入紧张的呆望。
进攻，反进攻；冲锋，反冲锋——这只是几个词，但它们具体包含了什么呀!我们失去了很多人，大部分是新兵。我们阵地又被塞进了增援，是全新军团中的一个，几乎全是刚招募来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没接受过训练，在进入战场前只是理论上会操作一些东西。他们虽然知道手榴弹是什么，但却没听说过掩蔽物，关键是他们也判断不出来。地上至少得隆起半米高的土坡，他们才看得到。
虽然增援是必要的，但比起新兵能起到的帮助，他们几乎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他们在这片严酷的进攻区域束手无策，像苍蝇一样接连牺牲。如今的阵地战需要知识和经验，人们必须了解这种地带，必须用耳朵听出炮弹的发射、呼啸和后果，必须提前判断，它们从哪里射出，如何散开，人们如何抵御。
而这支年轻的增援分队显然对这一切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们会被擦伤，因为他们几乎分不清霰弹和榴弹的区别。他们被扫射，因为他们担惊受怕地只顾倾听那些不危险的、只会远远落在后方的大口径炮弹发出的呼啸声，而忽略了低矮处喷溅的小型鬼东西发出的尖锐、微弱的嗡嗡声。他们不是四散逃开，而是像羊群一样挤成一团。就连伤员也像兔子一样被飞机射死了。
萝卜似的面孔苍白没有血色，双手可怜地紧紧握成拳，这群可怜的小狗那可悲的勇敢啊!虽然吓得连大声哭喊都不敢，胸口、肚子、手臂和大腿被炸伤了也只是轻轻呜咽着叫妈妈，而且被发现了就立刻止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向前冲，去进攻，这群可怜的、听话的小狗啊!
他们死灰般、长着绒毛的、骨头分明的脸上与夭折孩子那骇人的呆滞表情一模一样。
一个老兵能干掉五到十个新兵，一场出其不意的毒气进攻能干倒一群。他们还无法预判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我们发现一处地下掩体里全是蓝色的脸和黑色的嘴唇。还有一处弹坑里的年轻人过早摘掉了面具。他们不知道，毒气在低处聚集的时间最长。当他们看到地面上的人不戴面具了，就把自己的也脱了下来。这时他们吸进的毒气量已经足以烧坏自己的肺，这下他们没救了，只能咯血、窒息直到死去。
在一处壕沟里，我突然瞧见希默尔施托斯就在对面。我们躲在同一处地下掩体里。大家都屏息躺在一起，等待着进攻的号角。
虽然我很激动，但在冲出掩体的时候，脑中还是快速闪过一个念头：我没看到希默尔施托斯。我又快速冲回地下掩体，发现他正躺在一个角落里，身上只有一处枪弹造成的轻微擦伤，却在那里假装是个伤员。他的脸像是被痛打了一顿。他在害怕。他还是个战场新手，但是一想到年轻的增援士兵在外面拼杀，他却在这里，我就怒不可遏。
“出去!”我对着他吼。
他一动不动，嘴唇哆嗦着，小胡子在颤。
“出去!”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把腿缩了回去，身子紧紧地靠在墙上，像只野狗一样露出牙齿。
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他拉起来。他开始嗷嗷地哭叫。我控制不住自己了，双手卡住他的脖子，像摇沙袋一样晃着他，他的脑袋被我摇得**来**去。我冲着他的脸高喊道：“你这个无赖，你给我出去!你这个野狗，骗子，你还想躲？”他呆住了。我甩着他的脑袋撞到墙上，“你这个畜生!”我一脚踢在他的肋骨上，“你这头猪!”我把他推了出去，脑袋冲前。
一小拨我们的人正好经过。少尉也在里面。他看到了我们，喊道：“向前，向前，跟上，跟上!”这句话起到了我的拳头没达成的作用。希默尔施托斯听到了上级的话，惊醒似的看了看四周，然后跟了上去。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跳出战壕。他又变回了练兵场上那个果敢的希默尔施托斯。他甚至追上了少尉，远远地跑在前面。
连珠炮火，拦阻射击，掩护炮火，地雷，毒气，坦克，机关枪，手榴弹——只是些词语，只是些词语，但它们涵盖了这个世界的残酷!
我们的脸上结了一层痂，我们的思想已成荒漠，我们累得要死——敌方开始进攻的时候，得用拳头把有些人揍醒，这样他们才能清醒过来，跟上我们。——眼睛发炎了，双手撕裂了，膝盖在流血，手肘也皮开肉绽。
我们在难得平静的有限时间里指导他们。“那里，看到那个摇摇晃晃的头儿没有？那是个被点燃了引线的地雷。它过来了。躺着别动，它到对面去了。但如果它这样过来，就要跑走!地雷是可以躲开的。”
我们教他们竖起耳朵，仔细辨认难以听出来的、小型爆炸物的险恶嗡嗡声。他们得从大口径炮弹的轰炸声中听出这些蚊子叫。我们告诉他们，这些小东西比那些人们早就能听到的大型炮弹危险多了。我们向他们演示如何躲藏可以不让飞机发现；如果被敌方突袭，如何伪装成死人；如何拉掉手榴弹的引线可以保证它在击中目标半秒前爆炸。我们教导他们，碰到带有触发式雷管的炮弹时要火速跳入弹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一捆手榴弹就能从侧面攻占一条壕沟；我们解释了我方与敌方手榴弹引线燃烧时间的区别；我们告诫他们要留意毒气弹的声响，向他们展示了可以救命的小技巧。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听话，但是到了战场，他们还是往往会因为激动不安而犯错。
海埃·韦斯特许斯被扛走了。他的背被炸开，肺部伴随着每次呼吸都要从伤口里跳出来。我拍了拍他的手。“完了，保罗。”他呻吟了一声，痛得咬住了自己的胳膊。
我们见过缺了脑袋的士兵活了下来，见过少了两只脚的士兵在跑。他们拖着破碎的身体残肢，磕磕绊绊地找到最近的掩体。一个列兵拖着被炸碎的膝盖在身后，靠手爬了两公里；另一个来到包扎处，手里紧紧握着自己的肠子。我们见过没有嘴、没有下巴、没有脸的人。我们找到过一个为了防止流血而亡而用牙齿紧紧咬住胳膊动脉两个小时的士兵。太阳升起，夜晚来临，炮声轰隆，生命走到了尽头。
然而，我们躺着的这一小块皱巴巴的土地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优势，我们只失去了小几百米的阵地。不过，每一米都意味着一位牺牲的士兵。
换防了。卡车将我们拉走。我们沉闷地站着，听到“当心，电线!”的叫声时就蹲下身子。我们当初来这里的时候还是夏天，树木青葱，而现在它们已经是秋天的模样了。夜晚灰蒙蒙的，很潮湿。卡车停下，我们爬了下来，混乱的一小堆人群，就剩下了这么些人。边上暗处站着的一些人在叫团、连的番号。每叫一声，就有一小群人离开，贫瘠稀薄的一小群脏兮兮、没有生气的士兵，极其少的一小群人，而余下的人员数量也同样少得可怜。
我们听到我们连的番号被叫了一次又一次。连长叫了很长时间，可战地医院和弹坑里的人听不见啊。
再一次：“二连的人到这里来!”
然后声音弱了一些：“没有二连的人了吗？”连长沉默了，用更小的声音问道，“这就是全部的人了？”然后他命令道，“报数!”
灰蒙蒙的早晨。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是夏天，那时有一百五十个兵。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冷了，秋天到了，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大家的声音疲惫地起伏着：“一——二——三——四——”数到三十二的时候没有声音了。很长的一段沉默，然后有人问道：“还有人吗？”这个声音等了一会儿，接着轻声地说，“集合。”还是停顿了一下，却不得不说下去，“二连。”吃力地，“二连——便步走!”
一小队人，短短的一小队人摸索地走进了清晨，三十二个人。
[1] 一种味淡色黄的荷兰奶酪，被压缩成球状，外面常涂有红蜡。伊丹是荷兰西部的城镇名称。
[2] 索姆河战役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英法两国为突破德军防御并将其击退到法德边境，于1916年7月1日到11月18日期间在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区域展开战斗。双方共伤亡130万人，是一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
[3] 流行于德国和旧奥匈帝国的赌博游戏。
[4] 天主教徒用于敬礼圣母马利亚的经文。
[5] 一种古老的集体游戏。一个玩家闭上眼睛或者蒙眼坐着，被另一个玩家打屁股。蒙眼玩家必须猜出是哪个玩家打了他，如果猜错就要继续挨打，直到猜出来为止。被猜中的玩家成为下一个蒙眼的人。